五位优秀提问奖获得者获得讲堂给予的2021年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右一与右四为特约颁奖者党支部书记林悦和方秀女
如何解决小生产与社会化之间矛盾?政府需要加强农业技术支持
中科院博士研究生郭子路:我父母这一代生于1960-1970年,主要以种地为生,现在还特别重视务农,令我非常不解。请问如何能够让我的父母不被土地所束缚?
石磊:种地本身存在两种目的,一种是以种地为乐趣,不再追求土地能够产生多少财富,我父母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种菜给你们吃,本身就很快乐。”这是一种成就感。每代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我们应当赋予他们选择的自由。
以种地为乐的人群只是小样本,大样本则是依靠土地生存增收的人,但土地却不那么可靠。这就涉及到所谓的“三农问题”,即农村发展、农业增收、农民致富三个方面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如果农村不发展,农业也不可能增收。目前为止,农作物可以通过良种化的改革,使用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等方式增收,但从长远考虑,代价很高,目前我国农地按“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的标准要求,绝大部分土地都必须修复,使土壤的微量元素达到起码的标准,况且这些以损害土壤自然肥力为代价的增收方法,效果已明显逐步递减。
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仅以家庭承包制实现的生产只是小生产,虽然可以解决生计,但永远无法致富。中国的农村农业目前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可以概括为土地承包制下的小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农村家庭是如何表现的?
一是农户必须面对市场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例如,去年秋季,苏北泗洪县的红薯收获后,就出现了三毛一斤也无法售出的情形,而在上海,三元一斤可能都买不到。因为小生产下的农户不知如何在市场上寻求有效的均衡价格,谁帮他们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谁知道他们有东西要运输?这就是农户面对市场所存在的不确定性。
二是农户存在严重的来自自然的不确定性。曾经发生过一个农村因冰雹受灾的案例,当时我看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只见一大片快要成熟的西瓜,被不期而遇的冰雹砸得一个不剩。又比如,农民不知道果树盛花期绝对不能使用速效化肥,结果“千树万树梨花落”。这是技术问题,那谁来教他们技术?对此,农村党政基层组织要纳入自己日常工作的重点,政府要为农户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支持专业化社会组织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加强农村自发组织的各种行之有效、农户乐意参与、运行制度规范的合作社。
宅基地政策解读: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但房屋灭失即收归国有
金融工作者王康洪:根据现行农村宅基地的政策,如果老人去世,子女可以继承宅基地上的房屋;如果这个房屋消失,那宅基地也就收归国有了,政府不允许翻建宅基地上的房屋。国家对于这些宅基地的政策走向是怎样的?
石磊:这是个带有广泛性的问题,对于农村居民,和生活在城市但具有乡村背景的人都会面临。在政策上需要做两点说明,一是一户一宅。如果这个家庭在其他地方建造了一个宅子,从理论上说,原来的宅基地就应该由国家收回。但在农村目前都没有收回,所以就造成了事实上的继续拥有。随之产生第二个问题是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如果家庭成员增加了,有了第二代、第三代,那么原有的宅基地当然还可以继续使用,即使老人不在了,他的后代也可以继续居住。基层政府如果对政策掌握不当,收回了土地,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我们要掌握这个政策的边界。第三,农村户口已转为城市户口,原有的土地就会收回。比如,上大学之后就成为了城市户口,政府就收回其土地,调整给其他人家或作为集体用地。当然,也存在没有调整的情况,比如浙江。浙江很多学生考到复旦之后,连户籍也不愿意更改,因为浙江有些农村很富有,或农地宅地有可能被政府征用,补偿费较高。当然学校是不允许的一个人两头都占。
上述内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继承权问题。我们继承的是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两者需要进行区分。因为包括宅基地在内的所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都不是农户的。至于土地上建筑的附着物,根据国家物权法和民法的规定,都是依法属于个人的。如果个人在异地另有住房,农村长期不住的房屋倒塌了,也没有重建,那也就不属于个人的了。也就是说,有房子在宅基地上面时,房子才是你家的。所以很多农民也很聪明,自己在外地打工,但经常修缮老家农村的房屋,虽然自己从来不住,屋里住的是麻雀和老鼠,但可证明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他的。这说明政策的边缘还有一些灰色地带。
浙江共同富裕的经验是什么?城乡融合+扩大农村发展
企业董事长张维汉:最近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在浙江实行共同富裕的通知,这也是经济理论上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这个话题?
石磊:客观地说,近些年浙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原本以为浙江是一个以非公经济为主的地方,容易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甚至是广泛的严重分化。然而事实是,国家第一个承认浙江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地区。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差别最小的就是浙江。
国家亮出浙江这样一个共同富裕的典型,目的是向全国展示两个重要信息。首先,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经验是什么?浙江原本的城乡差别其实非常大,是何种机制实现了城乡相对共同富裕?虽然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在生活、生产方式和家庭人均收入方面的差别仍然存在,但这些差别已经不足以表明浙江在制度层面上存在城乡收入水平严重失衡的问题,它仍然符合共同富裕的定义。国家希望全国能够借鉴浙江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过去,我们提出“城乡一体化”,其实非常抽象,一体化最重要的是融合。若城市与乡村不能融合,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为了追逐更多的货币收入纷纷流向了城市,流向了东部,流向了东部城市的工商服务业,进而出现城乡二元分化和两极化的情形,这不是我们共产党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它违背了共同富裕和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其次,浙江除了城乡融合之外,也重视广大农村自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很多家庭既有农业种植,又有工商服务企业,有多种就业和增收机会。事实上,浙江农户的人均可耕地显著少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少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浙江有许多山区,尤其是温州雁荡山地区,土地少得可怜。古代温州在永嘉时期为何采取单嗣继承制?就是因为土地少,只有长子享有财产继承权,其他子女只能做生意维持生活。所以,温州人骨子里就喜欢做生意是有历史原因的,是有自然基础的。
在可耕地稀缺情况下,只好大量发展经济作物,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用产业链和市场把城乡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基层加强政府对农民的技术支持、公共服务与指导,企业大量吸收各地农村转移过来的劳动力,降低市场成本和交易、物流成本。这就是浙江相对共同富裕的原因,有的经验可以推向全国。
概括起来,浙江的共同富裕,一靠要素向实体经济集中,二靠城乡融合,三靠市场有效,四靠政府放管服相结合,五靠勤奋创新。
政府如何让农民种地挣钱?基层政府要提供专业化公共服务
外企员工徐元君:我来自浙江农村,从我个人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农村的现代化其实做得并不好。农业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我认为与农副产品的价格始终偏低,是有很大关联的。但当农产品价格提升之后,就会导致城市中的人群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农产品价格要一直压着。不知道这个逻辑思路对不对?
石磊:“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从未来世界农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农业现代化”应该包括: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生态化、智能化。你的问题可以结合这个标准去思考,五个因素中总有至少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连浙江这样的水土气候条件更好的地区也为何农业发展滞缓,农产品销售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不高,有的地区非常低,真正富裕起来的都不是传统生产方式下的农户。
一般认为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低制约农民增收,其实我国农产品售价显著高于国际市场,所以主要还是效率问题。影响效率的因素可以从上述现代化的五个元素得到完整的解释。全国各地农村农业自然人文条件差异大,自然禀赋条件的贫富是导致地区收入差别的自然基础。
一定时期人们对粮食及粮食转化物(肉与蛋奶)和替代物(蔬果)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而供给有可能因自然市场周期——自然市场条件优越,供给大幅增加,导致价格下跌,因为农产品不具有长期可储存性;相反自然市场条件不利则供给下降,导致价格上升。农民面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往往会集体做出同样的预期和行动——同时增大投入增大产量或同时减少投入减少产量,我们产业经济学称之为集体行动导致“合成谬误”。多年来的所谓“粮周期”和“猪周期”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两个周期之间的关联特征与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也有关系。
农产品不确定的供给,面临的是常态化的农产品需求,而且随着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对主粮(碳水化合物)的需求是逐步下降的,因而现代化水平相对更低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更加不稳定。
农产品供求失衡是常态,包括地区之间和季度之间和不同年份之间。那么有没有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呢?有,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物流、批发、零食环节的经营者,他们在地区之间寻找更高的价格,在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谋取显著的差价。这没什么不正当,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商言商,关键就看每个人能做什么。通过这种市场的办法可以让很多人获得就业机会,从中获益。问题是种植环节始终低收益,产供销循环体系终会断裂,生产者集体退出。源之不存,流从何来?“饭”之不存,“碗”有何用?这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严肃的话题。国家强调农业现代化,中央把农业农村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基本原因就在这里。
(未完待续)(整编:金梦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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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主讲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提升,且激发读者更多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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