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词汇系统中有大量以“地名+植物名”构成新植物名词的现象。这些名称在得名之初，仅为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产物，但是后来由于广泛传播，在其他地域也极为常见。其中蕴含的地名词具有指称地域生产的作用。
在植物类名称中除了“胡”“番”“西”“洋（羊）”“西洋”等可表示物产的生产地域外，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到：“国内某地的特产有时则以某地的简称开头。”这类物产的名称多见于我国植物类中药材名称。《本草纲目·卷三十五》巴豆：“[释名]巴菽、刚子、老阳子，[时珍曰]此物出巴蜀，而形如菽豆，故以名之。”巴豆，及其异名巴菽、巴椒、巴尗、巴戟皆因产自古巴蜀地区（今四川省、重庆市、黔北、鄂西等地）得名。同类的还有出自古蜀地域（今四川成都地区）的蜀椒、蜀葵等。又《植物名实图考·卷二十三》中收录的滇土瓜：“土瓜生于滇黔山中。”如此因生产地域为云南地区的还有滇紫参、滇连、滇白前、滇白芷、滇厚朴、滇钩吻、滇藁本及云莲、云珀、云竹黄等。在我国可见大量以“川”为首字的中药名，如川牛膝、川穹、川乌、川楝子、川连、川参、川断续、川羌活等，其出产地皆为或主要为四川。
以上“地名+植物名称”的词汇结构皆为地名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嵌入，是地名与植物名称凝固而成的名词形式。地名是人类词汇系统中的专名，也是构成其他名词词汇小类的元素。地名指称地域的功能，同时也映射到了植物原始产地之上。
利用地名与地域特产之间的联系来称说命名植物的现象表明：古人不仅知晓地名的指称作用，对地名的构词和明示地物出产等功能更是心领神会。早期以表示地域的“胡”“番”“西”等字入植物名称或是西方国家直接以地名命名表示植物等，使地名在具有指称功能的同时，也兼具了语言学、植物学和符号学上的重大意义。
二、地名与品牌
地名除了可作为构词元素用以构成新的语言符号之外，在现今社会中，地名的指称作用更是映射到了品牌文化之中。地名在品牌领域内的使用，是地名功能在语言学、符号学、品牌学上的扩展和延伸。
以地名作为品牌名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为借地名本身具有的美好地域特征寄寓于品牌的功能、服务之上，给消费者带去一种美好愉悦的情感体验，以此促进消费者情感认知、认同的形成。这类的品牌具有暗示产品质量和效用的功能，如：我国国内知名的乳制品品牌蒙牛，其品牌名称将内蒙古的简称“蒙”融入其中，让人不免产生有“风吹草低见牛羊”及其绿色品质的即视感；再如酒店业的著名品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市原名为中甸县，2007年更名为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其得名源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笔下的人间仙境“shangri-la”。“shangri-la”使得香格里拉品牌蕴生了关于世外桃源的无限神秘遐想……这类的以地名命名的品牌名称，有效地利用了地名具有的地域特征，给消费者带去了美好的情感体验与心理联想，以此达到向消费者进行推销的目的。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品牌名称，以地名命名的品牌，地域文化是其品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诠释品牌文化的核心部分。以地名作为品牌的符号元素，不仅向消费者传递了出产地或其地域美好特征的能指内容，更向消费者表明了其所代表的产品服务的符号所指。
三、地名与农产品地理标志
截至2016年9月我国为农业部登记保护并在《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网》上公告公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共计1969例，其命名方式皆为“地名+农产品”，如出自山西省的古县核桃、吉县苹果、隆化小米、沁州南瓜子，出自湖北省的潜江龙虾、武穴双低油菜、郧阳桑蚕茧、荆州大白刁、钟祥香菇，出自四川省的甘孜青稞、空山马铃薯、丹棱柑橙、黑竹沟藤椒等。
以地名对我国具有品牌意义的地域农产品进行命名，不仅有利于小型、分散的地域产业的集群化，更有利于发挥地域产品的独特优势，使其在地域品牌的基础上，有效传播产品信息,树立消费者信心。
与直接以地名命名品牌、地名即品牌不同的是，农产品地理品牌标志由地名和农产品名称两部分构成，并且二者的结合程度较为松散。地名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命名要素之一，主要借助了地名指称特定地域范围的功能和地名蕴含特定地域特征、人文历史内涵等力量，以此来形成地理标志在同类产品中的区别度，进而表现出其独特、优越与可靠。
从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得名字面上来看，“地名+农产品”的构成要素中往往包含农产品独特的感官特征，如山西省的芮城屯屯枣，因枣形状似农村的贮粮屯得名。河北省的丰南胭脂稻，因其色微红似胭脂得名。陕西省的陇西白条党参，因党参为白色且呈条状得名。安徽省的黄里笆斗杏，因形状似竹织盛器笆斗得名。内蒙古的风水梁獭兔，原产法国，为皮用型兔种，因其皮毛酷似水獭，故名。贵州省的赫章黑马羊，因其为长得像马的羊故名。青海省的互助八眉猪，因其额头有纵行“八”字皱纹，故名八眉猪。山东省的张庄牛心柿，因果形似牛心状。山东省的寿光羊角黄辣椒，因其形状似羊角得名。类似的还有：辽宁省的抚顺单片黑木耳、黑山褐壳鸡蛋，青海省的乐都紫皮大蒜等；云南省的石林甜柿、四川省的越西甜樱桃、黑龙江省的阿城黏玉米、辽宁省的岫岩滑子蘑等，其命名用字皆含感官特征的描写。除了以上涉及的外在感官特征或内在口感外，农产品地理标志名称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地名信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各级行政区域地名与一般区域性地名。
农产品地理品牌标志涉及的地名包含省、市、区、县、乡镇、村各级行政区域地名，如：
包含省级行政区域地名的有宁夏大米、四川泡菜、海南雪茄烟叶。这类以省级名称命名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最为少见，仅见以上3例。
包含市区级行政区域地名的有驿城石榴（山东省枣庄市驿城区）、福山大樱桃（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日照大竹蛏（山东省日照市）、日照西施舌、日照金乌贼、东港梭子蟹（辽宁省东港市）、福州橄榄（福建省福州市）、毕节可乐猪（贵州省毕节市）、钦州黄瓜皮（广西省钦州市）等。
包含县级行政区域地名的有灵丘荞麦（山西省灵丘县）、大宁西瓜（山西省大宁县）、孟津葡萄（河南省孟津县）、瓜州蜜瓜（甘肃省瓜州县）、裕民无刺红花（新疆自治区裕民县）、曲周小米（河北省曲周县）、东阿黑毛驴
（山东省东阿县）、顺昌海鲜菇（福建省顺昌县）等。
包含乡镇级行政区域地名的有：新村银杏（山东省郯城县新村乡）、坂里龙柚（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坂里乡）、洪井三皇小米（山西省黎城县洪井乡）、万昌大米（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柘山花生（山东省安丘市柘山镇）、清化姜（河南省博爱县清化镇）、和溪巴戟天（福建省南靖县和溪镇）、哈达铺当归（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他哈拉大米（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哈拉镇）等。
包含村级行政区域地名的有：涝河桥羊肉（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涝河桥村）、涌溪火青（安徽省泾县榔桥镇涌溪村）、姜格庄草莓（山东省青岛市河头店镇姜格庄村）、磨坪贡茶（湖北省南漳县李庙镇磨平寺村）、泗家水红头香椿（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泗家水村）等。
除了以上直接以各级行政区域名称命名的方式外，农产品地理标志还存在两种特殊的命名方式：并列式命名。这类农产品地理标志采取用两个地名复合命名的方式予以称说，两个地名在内在结构上皆为上下级囊括关系，如平阴玫瑰红苹果（主要分布在220国道平阴线玫瑰镇等四个乡镇）、洛宁上戈苹果（河南省洛宁县上戈镇）、龙口桑岛刺参（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桑岛）、寿光化龙胡萝卜（山东省寿光市化龙镇）、宽甸石柱人参（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石柱子村）、高密夏庄大金钩韭菜（山东省高密市夏庄镇）等。另外还存在一种以不具有行政区域地名地位的一般性区域地名命名的方法，如闽北花猪、黄河口蜜桃、漳河水库翘嘴鲌（湖北）、大伙房水库鲤鱼、大伙房水库鳙鱼（辽宁）、虎平岛海参（辽宁）、怀玉山马铃薯（江西）等。
2、所涉及地名具有集群化特征，呈面状分布方式。
由农业部公示的已获得地理标志的农产品，皆有其明确的生长种植地域。虽然地理标志在命名方式上，采取以市、区、县、乡镇、村等行政地名或山、河、水库等个体地名点进行命名的方式，但其仅作为涉及的地域范围典型概括，其涉及地域主要以两种方式描述：一为用乡镇、村等点状地名覆盖面状分布，二为用具体经纬度表示范围。如江苏省的兴化市大青虾，地理标志名称中的“兴化市”涉及兴化市区内的沙沟镇、垛田镇、缸顾乡、西鲍乡等35个乡镇，是由35个乡镇分布点组成的面状分布区域，其经纬度分布为东经119°43′—120°16′，北纬32°40′—33°13′。再如山东省的张庄牛心柿，其保护范围主要分布在邹城市张庄镇的大彦村、西董村、仙桥村、付庄村等40个行政村内，经纬度分布为东经117°10′20〞—117°21′30〞、北纬35°19′30〞—35°23′30〞的面状分布。农产品地理标志以地名为命名要素，并且其明确地域分布点、保护范围等皆离不开地名的使用。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人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或行业协会等服务型组织。根据国家农业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只要是处于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农产品生产者，皆可以向登记证书持有人提出申请，在产品包装上使用地名标志名称，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实则为某一面状范围内个体点状经营者的抱团生产与合作，这样有利于地域品牌的发展及区域内的品牌集群化，对于维护和提升地理标志的产权、产品品质等皆有重要的意义。
3、反映特定地域的自然特征。
获得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均生长在特色的地域范围之内。用以命名的地名不仅指其出产地，也涵盖其包括区域的自然环境。获得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其独特品质的形成不仅包括地理标志名称表层的种植环境，也涉及其地名名称之下的特殊种植要求。
表层的地域自然特征，即从地理标志的用字上可了解到的地域自然环境特征。这样的用例如：辽宁省的盘锦碱地柿子，因种植在盐碱地上得名。甘肃省的靖远旱沙西瓜，因种在沙石地得名。湖北省的钟祥泉水柑为大洪山山泉水培育得名。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宁硒沙瓜为在富含硒元素的沙石中长出得名。重庆市的武隆高山白菜、武隆高山甘蓝均为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得名。山东省的沾化洼地绵羊，因适合长期生存在低洼潮湿的环境得名。浙江省的余姚瀑布仙茗，因位于瀑布岭山腰，茶树常年沉浴在云雾缭绕中形成天然品质得名。云南的泸西高原梨，种植于山地高原地区得名。这些农产品生长所需的特定种养殖环境要求皆在农产品地理标识的字面有所体现。
如，四川省乐山市的马边绿茶，据史料记载，三国蜀汉时期，从金沙江畔的新市镇至马边原无通道，诸葛亮南征时率领兵将顺着金沙江而上，志在谋取大小两山和滇北地区，途经马边，“时正当六月炎天，其热如火”，蜀军众将士口渴难耐，忽见眼前有一泉水井，争相取饮而纷纷中毒、不能言语。蜀军一时束手无策，后在马边河两岸的深山幽谷及杂草丛生处寻得一簇野生的绿茶和草药服之，才令毒解。后在明朝中期，因用于佛家僧侣坐禅过久易困，需饮茶解困，马边绿茶开始大规模地人工种植，目前马边县内还保存着大量的僧侣茶楼遗址。马边绿茶具有解毒功效的历史故事以及马边绿茶备受僧侣们喜爱推崇、当今马边现存的大量僧侣茶楼遗址等事实，都在马边这一地域名称的基础上，为马边绿茶注入了厚重的历史元素，也增添了其品牌底蕴。
再如，湖北流传这么一句俗语：“黄州萝卜巴河藕，洪山菜薹孝感酒。”洪山菜薹因产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而得名。作为当地的地域品牌，距今已有1700余年的种植历史。洪山菜薹在唐代已是著名的蔬菜，历来为湖北向皇帝进贡的土特产，因此也被誉为“金殿御菜”。在古籍《名医别录》《齐民要术》《唐本草》《本草纲目》中皆有记载。关于洪山菜薹还留下了与三国孙权、清朝慈禧太后有关的历史佳话。三国时期孙权母亲吴国太独爱洪山菜薹，孙权为了孝敬母亲，每逢洪山菜薹上市，皆派人赴洪山取之，直至母亲去世。这段故事广为流传，洪山菜薹也因此得名“孝子菜”。又清末慈禧太后，爱食洪山菜薹，满朝官员皆想方设法夺取菜薹以取悦太后，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还试图将洪山地域的土壤运至北京以种出正宗的洪山菜薹，虽然结果是徒劳无功，但却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刮地皮”的故事。甚至在民间传说记叙洪山菜薹口感最佳之处的种植地为洪山山上洪山宝塔塔影的所及之地。
不管是马边绿茶、洪山菜薹，还是其他具有人文历史背景的地理标志金山翠芽、泗水西瓜、开封西瓜、文宫枇杷、秀洲槜李等，历史史实和民间传说皆使其披有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爱之信之、欲罢不能。地域物产与人文历史的结合，赋予了农产品地理标志悠久的历史底蕴，这些皆为地域品牌增加了众多的文化内涵，成为消费者津津乐道、乐于追寻的价值点和消费点。
一是，地域品牌名称应解释清楚全面。如，山西的交城骏枣，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盐池滩鸡、盐池滩羊肉等，其地理标志名称用词“骏”“滩”皆无资料考证，存在理据不明的问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官方文献中应尽量对其命名解释清楚，这样不仅不会打消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也更有利于其地域品牌文化的传播与扩散。
二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以地名为命名要素且为传递其地域自然特征和人文历史背景的重要载体，应对其地名来历、含义进行一定的挖掘，尤其是以少数民族地名命名的地理标志更应该对地名进行阐释，只有建立在文化了解上的地域认知才能真正拉动消费者的情感认同。这类需要挖掘的少数民族地名有如：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岗巴羊，其得名的地名“岗巴”为藏语记音，指雪山附近；黑龙江省的呼玛黑木耳，“呼玛”因呼玛河得名，“呼玛”在达斡尔语中，指高山峡谷急流；新疆自治区的巴音布鲁克蘑菇，地名“巴音布鲁克”为蒙古语“泉源丰富”的记音等。
四、小结
地名是指称个体地域的语言符号，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场所。在现今的词汇系统中，将地名用词的地域性，从指称个体地域扩大到人类各类名物的名称较为普遍，除了以上阐述的植物名称、品牌名称、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名称外，还有世界上对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域上的类别区分，如：对老虎的分类，巴里虎、爪哇虎、里海虎（又称新疆虎、波斯虎、西亚虎、中亚虎）、苏门答腊虎、东北虎、华南虎等。对狮子的分类，亚洲狮、非洲狮、刚果狮、肯尼亚狮、喀麦隆狮、德兰士瓦狮、开普狮、索马里狮、卡拉哈里狮等。
地名与其所在地域、物产皆相联系，地名是地域个体、地域物产的文化总和。地名用作品牌名称的构成要素，是其指称功能的扩大。因此，地名不仅具有语言学、地名学上的意义，同时也兼备品牌学上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