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当英格兰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美国梦”已开始悄然萌芽。这块地方会给来自全世界每一个人均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人们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崛起中的大国，这一过程，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也被称为“中国梦”。
海南热也是一个梦——从头开始、大把机会、人人平等(至少表面上是)。
海南之热大抵分为几个时期：建省前的开发、建省、1990年代初期的热潮、2010年国务院对海南新定位出台前后。
每个时期，都有诸多怀揣梦想的人在远赴海岛。很多人在白纸一样的海南获得成功，然后有的人折戟沉沙，有的人全身而退。商业的种子和野心，也被他们带到远方。
有人说，此次对海南的定位，本是顺理成章：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海南发展不管曾经怎样蹉跎，但旅游胜地的地位是无可改变的，这些年，每个长假，海南都会大热。
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博鳌论坛已经举办9年，推力也来自民间。
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全省处于热带，比邻的台湾热带水果早年就已大卖。
……
那些混沌的梦想，曾经虚幻杂色，但也都是现在“顺理成章”的开端。
他们离开过海南，现在都回来了。他们的梦想也与海南梦一同，逐渐清晰。
海南印象
中国周刊朱学东
一个喧嚣的春节结束了，广州飞往海口的机票骤然降到50元。
每当北方冷风袭来、雪花飘起的时候，内地富裕起来了的人们，如南徙的候鸟，络绎于途，前往海南，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海岛。
这个时候，人们并不会去想，历史上的海南，却是孤悬海外的瘴疠之地，是罪臣贬官的流放之所。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如今再读到唐朝宰相杨炎被贬崖州司马时留下的诗句，也许只会相视一笑，心生感慨。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莫不如是。
·1·
“我要去海南了!欢迎你们毕业以后也来天涯海角!”
回过头来看历史，有时真的很有意思。
1988年夏天，人民大学我的一位学长，这样豪情万丈地跟我们说，他毕业选择了去海南某省级机关工作。
如今上海新“地王”，上海证大的老板戴志康，也是那个时候从人民大学毕业，选择去了海南，做证券，后来在海南创立了海南富岛基金。
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歌唱家李双江重新演绎了革命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从此，这首歌，成为海南岛的一张名片。
新年过后不久，海南建省。
今天来看，春晚名曲翻唱、海南建省、大学生毕业选择，这三者之间，隐隐然有了必然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海南几次重大事件，似乎都与传唱甚广的歌曲联在了一起。
1984年，同样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沈小岑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风靡大江南北。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南人都忙着进口汽车。媒体报道说，1984年一年海南进口了89000多辆。后来导致时任海南行政区主要党政负责人分别受到严厉处分。
20多年之后，我在广州工作，还时常听广州各界人士为雷宇(时任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抱屈。
1990年代初，我在北京印刷学院教过的一位海南籍学生，毕业分配回海南某印刷厂，一年后因公出差北京时，也趾高气扬地说：“要地么要地找我。”
当时我尚在象牙塔中，对海南之事懵懂无知，只觉学生的说法，荒诞无稽，可笑之至。直到后来，才知道，可笑的是自己。
2007年下半年，我参加人民大学70年校庆，巧遇那位大学学长，如今他依然在省级机关任职，风采不改当年。当我提到去过海南两次时，他一面责怪我不跟他联系，一面依然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学东，欢迎再来海南看看，大不一样了!”
·2·
3月5日、6日，北京天桥剧场，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此公演。
这是一部烙在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吴琼花、洪常青和南霸天，还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那首激昂向上的歌。
我知道海南岛，就是通过电影《红色娘子军》。
虽然海南曾是蛮荒瘴疠之地，却也出了不少人物，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布业始祖黄道婆，就是在海南学艺的。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也是海南人。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深刻影响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祖籍就在海南文昌。
海南建省以来的次热潮，“淹死”了不少精英，但却也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页，尤其称得上是房地产的“黄埔军校”。如今在中国房地产界、证券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与当年的海南的房地产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仑、潘石屹、张宝全、任志强、曾伟(北京棕榈泉)、易小迪(阳光100)等，都曾经在1990年代初的海南做过房地产，如今冯、潘、张等，再度在海南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而鼎晖的王功权，那个时候，也是和他们一起在海南做地产。新希望的刘永好，当时也曾在海南注册过公司。
收购沃尔沃，上演“蛇吞象”的吉利老板李书福，1992年也曾杀向海南房地产，不过却折戟沉沙了。他不像冯仑潘石屹等，愿意谈当年海南往事。
当然，这些如今声势煊赫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当初的胜利者，后来走了背运。
2009年11月底，昔日吉林“首富”、股市隐形大鳄、泛亚系实际控制人范日旭，在长春市中院，被控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6宗罪。范日旭1980年代末就在海南打拼，由此发家。
昔年证券市场著名庄股思达高科，它的庄家吴旭，在海南靠房地产发家，1990年代早期，便是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与前海南首富冼笃信等，曾被推选为1993年青年企业家，199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在证券市场上。
当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赫赫有名的《传世藏书》投资者、诚成文化老板刘波，如今已经远遁海外销声匿迹。海南建省之后，也在海南打拼，据说也是在房地产上挣的钱。
当然，海南热中出产的不仅仅是那些商界大鳄，还有韩少功和《天涯》这样的文人和刊物。虽然在那波热潮中，并非主流，但他却赢得了我的尊敬。
那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虽然惨烈，却有说不完的故事可回忆。
·3·
海南的传奇再次上演了。
不过，如今的海南已经大不一样了。
年前我参加海南凤凰岛在北京的推介会，当时，我惊诧于眼前看到的景象，疑惑，这奢华影像描述的，到底是迪拜，还是海南
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有人说，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迪拜。如今社会上演绎的，都是到海南置地买房子的故事。
虽然媒体上有提到19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的教训，但前往海南者，却依然勇者无惧。没有人在意那一次几乎全军皆墨的悲剧。
那一场热潮之后，媒体报道说，海南留下的烂尾楼总数有600余栋，直到2006年底，好不容易才处置了80%的半拉子工程。而很多曾经风光一时的人，如今还在靠开出租车为生。我也不知道那位海南籍学生，如今是否还在海南，在做什么了。
但如今烂尾楼，也咸鱼翻生了。
时代真的变了。
候上地理课，老师讲到海南岛时，曾提到过海南有十八怪，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三怪：“三只蚊子一盘菜，大姑娘不系裤腰带，老太太爬树比猴快”。后来去海南时，我还跟海南的朋友开玩笑。
如今随着挖掘机的推进，这些大概也都已不见踪影了。
好在白沙、碧水、蓝天、椰树还在。虽然人和高楼大厦更多了。
国际旅游岛的味道真的越来越浓了。
潘石屹留在海之南的记忆
2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蛇头”的带领下爬过二线关铁丝网到深圳打工，再一路向南加入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挑过砖头，做过砖厂工人，从海南赚取桶金，日后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就是潘石屹。
潘石屹
潘石屹是当年无数闯海人的一个代表。经过疯狂的海南锻造出的“潘石屹们”，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袖。
从1980年代初海南开发起，到1988年建省，再到1990年代初期以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为标志的轮疯狂的结束，无数怀揣着梦想的淘金者，踏上“海之南”这块热血沸腾的土地。
于是，有人功成名就，有人败走麦城。一幕幕悲喜剧，潮起潮又落。
20多年过去了，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的推出，海南大潮再起，那些渐渐消散的风云故事，又在我们的面前清晰起来。
潘石屹在海南砖厂的日子
喜欢写博客、玩微博、每天都像明星一样的SOHO中国老板潘石屹，这一次又成了风光无限的人物——当“国际旅游岛”的概念瞬间引爆海南的房地产行情后，有媒体惊讶地发现，潘石屹已经捷足先登，在博鳌开发一个叫“蓝色海岸”的高端别墅项目。
媒体看到的只是潘石屹的笑容。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蓝色海岸”其实是砸在潘石屹手上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投资。
早在2001年9月1日，潘石屹在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SOHO中国在博鳌镇获得1000亩土地，用于建造高档休闲别墅。尽管一期工程赶在首届博鳌论坛开幕前完成，但销售和出租情况并不理想，致使二期工程停滞。此后有媒体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报道潘石屹开发的这个项目：“蓝色海岸折戟博鳌”、“地产大鳄潘石屹梦断博鳌蓝色海岸……”
面对媒体，潘石屹自己承认，投资“蓝色海岸”项目在商业上不成功。“每一个人都有不理智的时候。”
但运气总在不远处等着潘石屹，突如其来的“国际旅游岛”规划，让“蓝色海岸”等来了春天，使得这个搁浅了将近十年的地产项目一夜间“咸鱼翻生”。
在商业投资上异常谨慎的潘石屹，难道仅仅是因为不理智而投资了“蓝色海岸”项目吗就在不久前，潘石屹还说：“我对海南有一种直觉上的喜爱。”
海南情结或许是他将商业触角伸向那里的原因之一。
22年前，破落的海口街头，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中，就有一个叫潘石屹的年轻人。时年25岁的潘石屹，像无数的闯海人一样，在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凭着一腔激情，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潘石屹本来在原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他抛弃了这个铁饭碗。1987年7月底，潘石屹和四川绵阳人李勇，在“蛇头”帮助下，花了50元，爬过深圳二线关铁丝网，进入深圳。
当年与潘石屹一起爬过铁丝网的李勇还记得，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潘石屹拿着报纸，抑制不住满脸的激动之情：“报纸上说海南建省了，成了我国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起闯海南吧!”
1988年5月底，潘石屹与李勇加入了闯海人的行列。他们每个人的财产，是在深圳打工攒下的1000来块钱。
初夏时节的海南，已是炎炎烈日。但更热的不是天气，是码头上一船接着一船的内地闯海人，像一个偏远地区小县城的海口，大小旅馆住满了求职者，甚至直接露宿于公园和街头。
相比深圳的求职经历，经济极其落后、人满为患的海口，想找到一份工作绝非易事。为了谋生，那些两手空空的闯海人，顾不上身段和面子，只要能挣钱，什么职业都有人干。
岛上有一份被认为很大胆的《海南开发报》，曾经一纸风行，也因此让很多人以卖报为生，渡过了生存难关。当年的闯海人郑重后来回忆说，他们先在海口卖报，接着又跨海到北岸的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码头，那里有大量等待过海的内地淘金者，卖一份报纸能赚到5毛钱。
郑重说，卖报一个月，赚了一万多块钱。有了钱，他们就可以去干更多的事情。
潘石屹和李勇在海口奔波了三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来到一个砖厂打工。这又是一份重体力活，挖土、推车、和泥巴，完全依靠人工将黄粘土做成砖坯，再将其堆起来，送进砖窑烧制，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干了20多天，潘石屹发现这个当地农民开的砖厂管理手段落后，效率低下。于是，他大胆向老板提出建议，由他来管理这个砖厂。潘石屹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老板感觉他的一番话说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潘石屹摇身一变成了砖厂厂长。
刀口舔血似的原始积累
潘石屹、冯仑，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在闯海的路上邂逅，青春、爱情、事业，悲欢离合，成为他们心中20年无法消散的故事。
当年的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属于“粤西板块”，当地落后的经济和老百姓的贫困，几近于西部的偏远地区。作为海南岛城市的海口，没有路灯，没有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车，商店门口放着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吵得人难以入睡。到1988年建省时，全省财政收入不过三亿元左右。
面对“建设中国经济特区”这一诱人的口号，各路资金开始进入岛内，很快将脏乱不堪的海口市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大工地，打桩机昼夜不停的巨大轰鸣声，像街头露宿者的“摇篮曲”，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此时的潘石屹，与李勇还在海口市秀英镇的一家砖厂。他将砖厂管理得井然有序，效率比以前高出很多，深得老板的信任，月工资也由最初的二三百元涨到了1000元。
做了一年多的管理者，潘石屹以每月8000元的租金承包了砖厂。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砖厂生意红火，每月能有二三万元的纯利润。
但好景不长，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当地户籍人口很少，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大大超出了市场的正常消化能力，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热急剧降温。潘石屹承包的砖厂难以为继，苦撑数月后关门大吉。
当潘石屹遣散工人，离开砖厂时，赚到的钱基本赔光了。
1990年8月25日，潘石屹与相处三年的李勇在倒闭的砖厂分手，消失在人海茫茫的海口街头。
就在潘石屹艰难谋生的同一个时期，冯仑完成了对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组建，并且担任常务副所长，而所长则由迟福林担任。演变至今，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冯仑现在见到院长迟福林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老板”。
研究所无意中成了闯荡海南的知识分子的“聚义厅”——王功权、易小迪、刘军、王启富，这时的冯仑还不认识潘石屹。六人后来被江湖上称为“万通六兄弟”。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国有单位工作。
王功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趁妻子生孩子的机会偷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口的大巴上认识了刚从成都一家国有企业辞职的刘军。两人一见如故，相约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
王功权很顺利地进入一家国有房地产公司，当上了总经理。他想到了大巴上的约定，设法找到刘军，将其招到公司工作，而王启富那时就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研究生毕业的易小迪，被冯仑从中央党校拉到了海口，进入研究所工作。接着，王启富跳槽，也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冯仑顺理成章地认识了王功权。
1989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所解散，王功权也被迫离开房地产公司。
当时的五个人，除了易小迪留在海口，开了一个小印刷厂谋生外，其余四人则回到北京，投奔当年的风云人物牟其中的南德公司。
砖厂倒闭、重新加入失业大军的潘石屹，认识了易小迪。易小迪信佛，对佛学颇有兴致，于是，他在打理印刷厂的同时，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潘石屹被封为研究会秘书长。
一群闯海者陷入事业的低谷，此时，他们尚未完成原始积累，谁也无法设想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由于多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建省不过两年的海南逐渐沉寂下来。
1992年初，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二次南巡，他的一系列涉及姓“资”姓“社”问题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冲击波。
栖身牟其中屋檐下的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四兄弟先后于1991年下半年离开南德，再次回到海口。1991年9月3日，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成立。王功权被推举为“头领”，潘石屹也被找回来担任财务经理，其他四人亦各司其责。日后名扬江湖的“万通六兄弟”次大团圆。
这个挂着农业招牌的公司，被他们自己戏称为“皮包公司”。正是从这个“皮包公司”开始，六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到1993年完成产权改革，变身为万通公司的时候，总资产已经超过了一亿元。
海南疯狂了，低谷时离开的各路人马，带着资金二次登岛。那些曾经让很多人纠缠不清的姓“资”姓“社”问题，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
于是，有人惊讶地发现，在海口市望海楼门前的天桥上，那些常年聚集在桥上算命打卦、坑蒙拐骗的各色人群，突然鸟兽散——在全民炒房、一份批文复印件转手就能发大财的时代，谁还干这种骗几个小钱的勾当!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一时热浪滚滚，打个地基就能卖楼花，后来发展到卖红线图，一块地同时有一二十家公司在炒卖，被形容为“击鼓传花”，每个人都相信，这个“花”不会落在自己手中。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披露，建省之初的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50元，1991年为1400元，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每平方米7500元。
正是在这种近乎刀口舔血的疯狂游戏中，“万通六兄弟”掘到了桶金，进而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一种逐渐逼近的不安和恐惧，让这几个读书人始终保持着清醒。
事实上，楼市的疯狂并不是只有海南，连广西北海这样的小城市，也在急剧升温。形势正在变得恶劣起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央将出手遏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万通六兄弟”决定撤退。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潘石屹“5斤桔子换取规划局内部消息”，从而判明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进而决定撤出的说法。但关键因素或许还是冯仑来自北京的政策层面的消息。
王功权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很多企业没有撤出来，而我能够撤出来一是冯仑的信息很充分，二是得益于我自己。开会讨论的时候，我非常坚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不执行就撤谁的职务!”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发表讲话，宣布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决定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而“万通六兄弟”在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前逃出，成功地将主战场转移到北京。
留下了什么
从海南“胜利大逃亡”之后的故事，便是尽人皆知的“万通六兄弟”各自另立门户，其中，冯仑继承了万通，易小迪现在是北京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功权是鼎辉投资公司总裁、合伙人，潘石屹作为SOHO中国董事局主席，与妻子张欣数度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启富和刘军也都在商业领域卓有成就。
海南成就了一大批像“万通六兄弟”这样充满智慧、敢于挑战传统的市场经济领袖，很多闯海者成为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易小迪说：“那是一个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有人在那里成功，有人在那里堕落;海南是个试验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尝试……”
作为金融秩序混乱的祭品，实际上已经让楼市拖垮的海南发展银行被中央勒令关闭。
这位学者说，泡沫破裂后，不仅资金撤出海南，造成当地经济的空壳现象，而且大量的人才被迫离开海南，这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损失难以估量。
多年来，对海南轮发展失败的成因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南的发展模式，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省，应该说当时并没有充分论证，使得海南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可行的方向。
夏锋说，关于海南发展模式的问题，到底要把什么产业作为主要定位，且不说建省初期，即使到2007年还在争论不休。一种观点主张要像广东那样，坚持工业立省，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这么多年一直在主张工业立省。但有人反对，认为海南没有广东的优势，恰恰相反，当地的优势是旅游资源，如果破坏了资源，就等于丧失了优势。
据夏锋介绍，早在2000年，中改院就提出以第三产业作为未来海南发展方向的建议，并且上报给了中央;2005年，在海南省第五届党代会期间，中改院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但各方意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较为集中的意见认为，虽然经过20年的发展，但海南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如果仅仅依靠第三产业，很难赶上发达地区，海南不能饿着肚子发展旅游业。
不过，在中央批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规划后，建省22年，海南的主要发展方向终于被确定下来。同时，这20多年的发展，虽然由于19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使得海南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但今天的海南，与20多年前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这构成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基础。
冼笃信：一个富豪的20年轮回
冼笃信，这个海南土生土长的商人，经历了海南的时代，他由此成为来自岛内的个福布斯富豪;他见证了海南最坏的时代，在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几乎倾家荡产;十年卧薪尝胆，冼笃信终于熬过了黑夜。
冼笃信
前几天一直下雨的海口终于露出阳光，潮湿的海风轻轻吹来，龙眼树发出“沙沙”的响声。
“到这里26米，足够了吧”拉着卷尺的工作人员问他。
“再长一些，到那块石头后面，好，就是那里。”这一头的冼笃信看着卷尺上的数字说，“我就不喜欢住小房子。”
此刻，冼笃信正在海口市区南部龙桥镇的一个小山包上测量尺寸。他要在这里盖一座贵宾楼。将来，如果天气好的话，站在楼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口。他说，很喜欢俯视的感觉。
这座贵宾楼，是他正在做的海口羊山休闲公园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占地8000多亩、耗资数十亿元的项目从去年初已经开始，冼笃信几乎每天都要来走走看看。
“这就是我人生的下半场。我还可以重来。”指着远处成片的荔枝树和龙眼树，这个33岁就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三的海南首富目光坚定，言语间充满豪情。尽管他的头顶已经微秃，尽管他今年已经49岁。
喝上海南发展头啖汤
冼笃信的商人生涯其实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他倒卖过木材，做过粉条生意，贩卖过沉香，既有赚到2000块钱的小成功，也有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他将自己定义为“从小就不安分的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
冼笃信从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成了厂长，在别人的眼里自然“很威风”，但他自己却不满足。
一个不满足的表现是，他甚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从一个“私营厂长”成为“国营厂长”，理由是“国营厂长有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邓小平次南巡。中央随即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地理位置特殊的海南被列入开放的重点。
冼笃信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在南平的塑料厂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看到这个消息时，“心里一阵狂跳”。
并不是冼笃信才有这样的感受。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不过，他很清楚，开放对于这个孤悬海外的海岛意味着什么。雷宇做出的决定是“进口13000辆汽车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够了”。
闸门一开，全岛顿时陷入疯狂。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能赚到上万元，这对于原来“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的海南人来说，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就这样，那个让冼笃信辗转反侧了一夜的“机会”，被一种交通工具——汽车，表现得淋漓尽致。
冼笃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冼笃信立即从南平赶回琼山，组建了琼山南联商贸总公司。
“只要你有朋友，就能够拿到批文，就能够搞到车，你根本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他们要不到车，我能要到，我有朋友。”冼笃信还记得，辆车就是托海口的朋友搞到的，他赚了12000元。
销路不用愁，愁的是资金。“批文是批给大公司的，然后交定金从大公司订，那个时候资金很缺的，有资金才能办成事。”
此时的冼笃信已经拥有了一个关系网，他利用自己的农场，在海口设了一个办事处，经常去北京、上海采购货物，倒卖汽车的启动资金都是从内地的朋友那里转过来的。
“大家都相信我，我的朋友也多，一下子有差不多200万的资金打到我的户头上，我负责搞批文、搞汽车，内地的朋友负责销售。”
据冼笃信回忆，的一次他一下子拿到22辆车。他把车开到酒店门口，在马路上排成一行，整个琼山县城都轰动了。
“整个海南的桶金是雷宇做的，我的桶金，也得益于他。”在若干年后的广西，冼笃信曾怀着崇敬的心情与已经退休的雷宇进行了一番对话。谈及往事，雷宇告诉冼笃信：被降职、被处分，他都不后悔，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当初走得再稳一些就好了”。
冼笃信也认为“走得远了一些”，但他认为雷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为地方发展尽了全力，出事之后全部包揽了责任。因为那个时候雷宇还是海南行政区的公署主任，并不是党委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书记能不知道所以说，雷宇在海南人的心目中，是了不起的人物。”
1984年9月，这场的汽车狂潮终被国务院叫停。中央工作组找到冼笃信，因为海南一个区检察院的处长出了事，处长说冼笃信给了他两万一，工作组让冼笃信认账。
“我说没有，两万一是很大的数字啊，再说他们(检察院)还欠我十几万的车钱呢!”冼笃信选择离开海南，一是出去看看，二是出去躲躲，“当时抓了好多人”。
对于1984年，冼笃信总结说，“我认识到了国家政策的重要性，不管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岛。”
海南建省造就的富豪
在离开海南的三年中，冼笃信开着自己的三菱小轿车，辗转于云南、河南和湖南等地，从贩卖猴子到走私手表，从烟草生意到倒卖肥料，“什么都做，有钱赚就做”。
1987年下半年的一天，冼笃信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海南建省的消息，他的心情仿佛回到三年前获悉海南成为开放区时的那个大雨之夜。
当年底，冼笃信重回海南。与上次从南平杀回琼山不同，这一次冼笃信并不是一个人。
冼笃信从云南某卷烟厂挖来一个总工程师，并将他的全家接到海南，解决了户口问题。
有了技术人才的支持，冼笃信先后开办了电镀厂、医用香精厂和一个进出口公司。后来，冼笃信注册成立了最终成就他“海南首富”地位的腾龙商贸公司。
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政府挂牌，中国的省级经济特区诞生。
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开发落后的海南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除了招商引资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盘活政府手中的土地。“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
正是在那时候，冼笃信次听到了“房地产开发”这个新名词。
冼笃信的公司位于省军区二所内，隔壁是一家来自汕头的国有公司。在一次聊天中，冼笃信得知他们在三亚有一块地，要进行房地产开发。这个编号为“120”的工程，是三亚的个土地开发项目。
凭着商人的敏感，冼笃信相信“房地产开发”——这一陌生概念的背后，肯定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主动要求随汕头公司的人一起去三亚考察项目。考察的结果是，冼笃信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倒卖汽车更能赚钱的生意。他决意进军房地产业。事后证明，冼笃信赶上了海南地产“淘金潮”的头班车。
“120”工程位于三亚市西河西路，经过与汕头公司的谈判，冼笃信获得了与对方合作的权利，拥有25%的股份。但400万的项目定金差点把冼笃信拒之门外，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么多资金。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冼笃信的优势在于他的关系网，这是外地来海南的那些开发商所没有的条件。经过一番运作，冼笃信从一家金融机构属下的投资公司拿到了2000万元的贷款。
时值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刚刚起步的海南开发陷入低谷，又接连遭到三次强台风袭击，海南岛一片狼藉。
冼笃信最初只是拥有西河西路南段的开发权，在混乱局势下，与他一起开发路北段的汕头公司准备退出。但冼笃信非但没有听信朋友的劝阻停止开发，反而逆流而上，又花了600多万元将整个“120”项目全部吃掉。
冼笃信的这一做法几乎被所有的人视为“豪赌”，并且必败无疑。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这块地位于三亚市中心，一定能够赚大钱;第二，他为“120”项目投入的5000多万元资金，其中有2000万是贷款。权衡再三，他感觉值得冒险。
“当初的三亚市也害怕我跑掉，我一跑掉，三亚的个项目就黄了。”为此，时任三亚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江上舟亲自挂帅，担任工程指挥部部长，城建局局长担任副指挥长。
这样一来，冼笃信无疑将自己与政府绑在了一起，模糊不清的政商关系成为冼笃信的筹码。
然而，开工典礼上的两件事却让冼笃信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件是宣布开工以后，放了两挂大鞭炮，本来放完之后，应该各有一声巨响，但是其中一挂就是不响，等了十多，才终于响了。”
“第二件是鞭炮好不容易响了，但工地上一个巨大的牌楼又被一阵不大的风刮倒了。真是邪了门了!”
冼笃信没有想到，一个属于他和整个海南岛的疯狂的地产时代，就在这个“触霉头”的情景后上演了。
亲历疯狂的地产
海南岛没有让冼笃信等得太久。“120”项目开工后，从1990年开始，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呈现渐进式升温的态势。
1992年初，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效应，立即引爆了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各地的资金争相涌入这块仅有34万平方公里的岛屿。
冼笃信的好友、时任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驻海南办事处总经理的苏勇向记者回忆说，1989年，地价还只有三四十万元一亩，到了1992年，这一价格已经涨到200万元以上，1993年，每亩地已经涨到了500万元!
“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地皮这么值钱，你有一个公司，先拿到一块地，然后用地作抵押，再到银行贷款，甚至房子还没有建好，就能抛出去，根本不用你操心，就有买家找上门来。”冼笃信说。
这时，冼笃信当年被人认定的那场豪赌终于赢大了，他将“120”项目的土地出手，赚了十多倍。接下来，他用赚来的钱在海南四处买地，的时候，他手里握着约5000亩土地，当时总值超过10亿元。冼笃信成为当仁不让的海南首富。
1993年，冼笃信当选政协委员。他成为海南全省个除政府官员之外的政协委员。
1994年，《福布斯》首次对中国富豪进行排名，冼笃信以5亿元总资产进入前10名，位居希望集团刘永好、东方集团张宏伟之后。这个偏居海南岛的小个子男人，在33岁的时候一下子浮出水面，成为商界耀眼的明星。
“我的资产当时卖出10个亿没有问题，但刘永好起步不久，我不敢太张扬，觉得自己前面有人挡着，就很好了。”冼笃信说。
他没有将中国富豪的称呼看得太重。“我更看重政协委员，这是一种特殊的认可，说明民营企业可以走上政治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冼笃信发行了2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上面印着他的签名，由专门的印钞厂印制。“可以说我是中国个发行债券的私人企业，债券1000块钱一张，发行，一出来几天就卖完了。”
暴风骤雨
就在海南房地产市场热浪滔天时，1993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冼笃信，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银行资金吃紧，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有所准备”。冼笃信不以为然。
此时，有关中央将要进行宏观调控的风声也从各个渠道传出，少数敏感的人开始将手中的地产出手，包括冯仑、潘石屹、王石、任志强等人。他们成功逃顶的判断从何而来未有定论，但用冼笃信的话说，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还排不上号”。
马蔚华的话在三个月之后得到验证。6月底，中央突然下发文件，重拳出击混乱的房地产市场，在紧缩银根的同时，整顿金融秩序。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后来，冼笃信将这次宏观调控视为一面墙。“如果你奋力一跃，翻过去，或许就是一片坦途;而没有翻过去，可能就是破裂的泡沫将你淹没。”
在这个文件下发不久的一次海南商会座谈会上，马蔚华劝在座的人：“有地的赶快变现，尽早脱手，拿钱在手。”会后，马蔚华特意找到身为商会副会长的冼笃信，再次郑重告诉他：“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不同，会很严。”
可是，冼笃信仍没有听进去。他不仅没有将手中价值10多亿元的地皮出手，还拒绝了拿着几千万支票找上门来买地的客户。
这一时期，还有人动员冼笃信把公司上市，他也拒绝了。“我不缺钱，上市以后的管理又搞不懂，我干脆不上了。”
他再次选择了逆流而上，但接连失手。
冼笃信先是因为建高档酒店，被马来西亚人骗走400万美金，接着，又因为“政府的关系，抹不开面子”，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到五指山投资几千万元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
当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曾经找到冼笃信，邀请他去开发，并且答应他看重哪块地随便挑，好地段的价格也不过二三十万一亩。冼笃信为此组织了一个考察小组来京考察，但最终没有落子京城。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投资名不见经传的二级城市衡阳。
时隔多年，冼笃信依然记得当初衡阳旧城改造项目开业时的情景：“湖南政协主席来了，湖南省长来了，海南的政协副主席过去了，可以说，在衡阳的时候是轰动啊，我拿了三百万做奖金，刻了一个纯金的做礼物，发给大家，上面有公司的标志。”
至此，这个在海南开发前和建省之初，牢牢抓住机遇的企业家，却在大环境骤变时失去了方向。“昏了头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肯原谅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他说。
在宏观调控的冲击下，海南地产泡沫破裂，市场陷入大萧条。冼笃信的巨额财富几乎被蒸发殆尽，他成了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
冼笃信将自己当初的失误总结为三个方面：“的失误是没有把资产处理掉;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上市，那个时候上市一点问题没有;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地点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如果选择任何一个城市，凭借我的性格，中国的地产史肯定要改写。”
看重与政府的关系、义气用事、感情用事左右了冼笃信的投资判断，这种在其创业初期所倚重的商道，让他的判断发生了错误。
十年卧薪尝胆
如果你走在1995年海口和三亚的街道上，就会发现一道很独特的景观：各种各样的烂尾楼，有的只是钢筋水泥的空壳，有的甚至刚打好桩基。这其中，有些烂尾楼的主人就是冼笃信。
“一潭死水”。冼笃信如此形容进入泡沫时代的海南地产，“那个时候整个海南差不多有超过500亿的资金被套在地皮和房子上吧，很多人都没有跑掉，跳海的跳海，跳楼的跳楼”。
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倒卖汽车到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十多年的好光景，说到底是因为政策而起，而现在政策没有了，政府有心无力，只能靠自我，首先不能让自己倒下去。原来自己几乎全部把钱压在房地产上，太单一，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必须多找几条路。
冼笃信开始读各种各样的“起死回生”的故事。“我为项羽感到可惜，他完全有能力渡过乌江啊，渡过了乌江可以东山再起嘛!自杀算什么英雄”
冼笃信拒绝做项羽。他卖掉了自己的奔驰车，开始了新一轮搏杀。
一切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命运没有眷顾苦苦挣扎的冼笃信。就在防伪技术公司准备上市前夕，他的一个手下因私刻公章被查，连累整个公司被法院查封;而处于业务发展期的旅游网络公司，也因为冼的大哥被骗，为了替大哥还债，办公楼和办公设备被法院拍卖抵债了。
冼笃信再次陷于事业的低谷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春天来了。
1999年，为盘活海南烂尾楼，国务院出台了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加速了烂尾楼的重启进程，也让之前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有了市场。但此时许多烂尾楼的主人早已不见踪影。2000年，当时的三亚市政府使出了一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
他还在牵挂着湖南衡阳的房地产项目。之前这个“判断失误”的投资，此时却变成了冼笃信的“避风港”。
“那时候他到衡阳来，住小旅店，抱回一大箱方便面吃。”冼的一位衡阳好友向记者回忆说，“但是他精神状态很好，和发达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始终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对自己充满信心。”
在沉寂10年之后，海南房地产市场终于从2002年逐步回暖，海南经济开始稳步提速。冼笃信看到了希望。他逐步处理掉在衡阳的地产项目，收回五六千万元资金，重回海南。
2003年的大年初一，冼笃信家里来了三名客人。这三名客人都是他家乡的“父母官”：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区长，邀请他参与家乡建设。
在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后，冼笃信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单独做项目，都要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只有合作才会有制衡，相互制衡才能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正确。
2003年9月，冼笃信与区政府合作的海南龙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冼笃信出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在龙华公司的简介上，冼笃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有的失误都是我个人造成的，当初我和刘永好、张宏伟都是平起平坐，现在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我还停滞在原地，甚至往后走。”
“我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了，”冼笃信说，“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承认失败，对于我是一个好事情。”
200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他见到了当年从海南“逃生”的冯仑、潘石屹和任志强。冼笃信个发言：“今天坐在台上，他们三个是以成功者的身份回答问题，我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和你们对话。”台下一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一起为他鼓掌。
论坛结束，任志强找到冼笃信说：“冼老弟，没有关系，相信你一定会重新起来。”
2006年，冼笃信重新开上了奔驰。现在，为招待客人而订购的奥迪Q7和奔驰越野车也已在路上。只不过，这时的他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冼笃信了。
作为教训，他说现在不会因为政府的关系和面子去投资。“像原来五指山的投资，几千万扔进去，连个泡都没冒，现在不会了，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
他也学会了忍让。他与刘永好联手做了一个海口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元，办公楼都盖好了，但是市里找他谈话，让他让出这个项目。于是，他选择退出。
也正是这个流产的国家森林公园，让冼笃信错过了这一波海南地产热潮。
“我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参与三亚、海口等地的项目，说实话，损失的是我，我有朋友在这一波中已经赚了十亿八亿，但我不怨别人，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致命弱点是我的性格，我比较容易相信别人。我经不起求，心不狠，商人的心应该狠一些，该砍的时候应该砍，该拿的时候应该拿，该要的时候就要。”
说这番话的时候，冼笃信的脸上满是落寞。
对于这一轮因为国际旅游岛而兴起的地产热，冼笃信直言：“这次海南岛的热是真热，不是假热。不像上次那样，现在中国人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你看海南岛的房子的销售，内地的人居多，人一般都是买一两套，像我的合作伙伴，在海口买了十几套房，现在卖出去都能赚一倍多。这些房子真的能卖出去。”
其实，在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两年之前，刘永好曾经找到冼笃信，让他帮忙找一块靠海的大块地来开发。冼笃信曾经带刘永好和妻子去海口和三亚看了两块地，其中有一块1000多亩，那时候每亩才20万左右。
“但是刘永好没有下决心要，如果要了现在不得了。”冼笃信为朋友感到惋惜。
不过，当提起他的羊山休闲公园项目时，他开始兴奋起来。“我希望在三年后，现在这个村子有500人，每家每户都有农家乐开业。”
显然，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上一轮海南地产热中那个游走于“赌博”和“冒险”之间的冼笃信。
已经重新站在起跑线上的冼笃信，将2010年定义为他事业的起飞年。
20年，冼笃信经历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人生轮回。那些宝贵的积累，正是他再次登高的力量。
冼笃信自述：“我所认识的郑先平”
民间曾经有个说法，海南民间有四大天王，郑先平就是其中一个。
郑先平是一个脑瓜灵活的人，他也是琼山人，和我是老乡。原来，他是在粮食所上班的，公职人员，大家那个时候都很羡慕的。后来，他跑来给我开车，给我开了差不多一年的车。
有人说我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做起来的啊，我也是从一无所有做起来的啊，大家都需要朋友帮忙啊。他确实有能力，自己做得很好。
不过，在上一轮的房产泡沫中，他也没有跑掉，也赔得很惨。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一轮成功跑掉的，比如潘石屹，王石，冯仑啊，他们都不是海南人，他们都是外来人，来海南淘金的，像我、郑先平和张泰超，没有跑掉的都是本地人。不过，实话实说，那个时候，我和潘石屹、王石他们，没有打过交道，他们那时候还排不上号。
郑先平比较遗憾的事情，是错过了民生银行的入股。大约在1994年，民生银行刚建的时候，要拉一些人入股，郑先平本来打算入股几千万呢，但是后来放弃了。如果当时入股了，他会很了不起，就像我的朋友刘永好。现在，关于他的消息很少了。我们其实都一样，经历过辉煌，寂寞也耐得住。
冯仑：从学者到商人
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冯仑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对《中国周刊》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冯仑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也曾借调到过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体制内身份，随着他踏进南德的大门消解了。
观念上的转变是必然，简单地说，冯仑认为南德教会了他“生意是什么”。
到南德后，他份具体工作就是办企业内刊。最后他大事小事一把抓。有一段报道记录了他当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片段：“牟其中的母亲去世后，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忙着给牟母穿寿衣的冯仑说，学会了这个，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1991年，冯仑以装病的方式悄悄离开强人牟其中，他要走的是和牟其中不一样的道路，而海南成为他的归途，“这是当年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他笑道。
发家
如果说1988年的海南因为建省而热，1991年的海南则已经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大把的机会开始出现。
冯仑和前同事易小迪，从南德过来的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一起几个人东拼西凑了3万元，作注册公司的前期费用。新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3年，通过产权改革，此公司变革为万通集团公司，冯仑任董事长。)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半年后，潘石屹加入，后来，人们称他们为“万通六兄弟”。
创业过程是曲折的。为了求人办事，他们请对方唱歌、喝酒直到深夜。埋单的时候，冯仑傻眼了，一千多元的大单超出了他们几个人身上的现金总额。他赶紧让客人先走，同时让其中一个弟兄去外面借钱。“凌晨一点半，一个弟兄满大街借钱，而其他的人就留在歌厅当做抵押。”结完账，他们搀扶着走出歌厅的大门，冯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睡在了哪里。“好像是谁的朋友家，我们几个人在地上铺了张席子，睡在那里。”
听起来，注册农业高技术公司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不过，他们确确实实找银行贷款做了几个农业项目。
公司个农业项目是“种衣剂”。把玉米种子和化肥搅拌在一起，其中包含了一些抗虫害的农业技术。“种了试验田，产量比普通种子高，丰收了，还吃了。”
他还跑到广西万通(海南万通的全资子公司)，跟易小迪一起做香蕉苗的生意。“无土栽培技术弄的，一株卖几毛钱，”广西万通一度成为当地香蕉苗生产企业。
玉米种衣剂的项目最后赔了本，广西香蕉苗项目也没丰满他们的荷包。这是产业化的初期阶段，如果坚持下去，扩大生产未必不会赚钱。但是冯仑他们一合计，决定把农业项目都卖出去，因为同时做的房地产项目太赚钱了。
桶金的故事被他一句话带过去了，“你们媒体就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于媒体上流传的万通发家故事有一个这样的版本：他向北京的朋友借了500万元，借此向银行贷款了1300万元，买了几栋连体别墅，转手赚了一大笔。
1992年，三亚。有个朋友介绍来的人手持“蓝线图”指着一片地对他说，这块地你看如何冯仑看了看光秃秃的土地，看看湛蓝的天空，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当时冯仑认为，有蓝线图就很牛了，要是有一个规划部门核准的红线图，在边界上盖上红章的，那就更牛了。300万元的价格，冯仑买下来，转手立刻赚了一倍。
通过这样的方式，冯仑赚了很多，其间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次，冯仑大赚一笔后还朋友的钱。还完500万元，他对朋友谈起刚做的房地产生意。朋友问他，你买的那个楼是跟谁买的他说跟谁。朋友再问他，你是不是把楼卖给了某某他说是。朋友一拍大腿，“哎，我底下一个公司卖你的楼被我另一个公司买走，资金还是我借给你的，最可笑的是我们竟然都不知道。”
海南房产的泡沫也沸腾了周边的房地产市场。1992年，广西北海的地产价格也神奇地变化着。春节前，“六兄弟”中的一个说去到广西给大家“办点年货”，发点奖金。去的时候带着500万元，不到一个月，多揣了600万元回来。经过是这样的，在北海的酒店，他在三楼签买地合同，然后在六楼签了卖地合同，直到钱落入口袋，他们连那块地的真容都没来得及窥见。
当天夜里，在海南的大排档里六个人庆功。他们醉得一塌糊涂，光啤酒瓶就摆满一桌。走前，一个人拿个空瓶对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扫，“哐当”一声，满地的碎片留在他们身后。
不找靠山
若干年后，冯仑回忆海南泡沫带来的感觉，他直言“很High，快乐和陶醉。人对整个秩序感知混乱和角色错位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神经病和喝醉了酒的人”。
钱来得太容易，整个海南房地产有一种迷幻的气息。在一个娱乐场所，冯仑亲眼见到一个客人给一个歌者20万元的小费。
尾随钱而来的就是物质享受。“我们很奇怪，都不怎么花钱。”不过，冯仑和同伴也会去玩。他说，去娱乐场所，一个人去是好色，一群人去是消遣和应酬。“我们都是一群人去。而且一周也就一两次。还都是推不掉的应酬。”
一周有那么几天的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冯仑和伙伴会去单位对面的发廊，花十几元坐一个，那里有办公室没有的空调。
很多个夜晚，在海风里、椰子树下，长发飘飘、穿着大裤衩的他常做的事就是找一帮朋友侃大山，一边在大排档宵夜。
听起来，这不像是暴发户的生活。事实上，这也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炒房客。冯仑兄弟几个讨论的话题多是“阳春白雪”、“家国天下”。
直到现在，冯仑仍很能背诵出当时写的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熟悉吗用句时髦的话，这不正是现在的企业家们大谈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冯仑说，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做企业，以此推动社会的改革。这也就能理解海南泡沫让他们有种迷幻的快乐，但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
在生意上，冯仑还是个新人，他的生意经大多来自南德的两年经验，还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合伙人王功权，王当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当冯仑需要老师，需要典型教材，他习惯地翻开了《胡雪岩》。
他在做学者时，曾经翻过这本书，但也就是翻过而已。他欣赏的培根说过一句话，读史明智。要做好商人首先要了解大商人的起伏喜悲。在海南时期，他逐字逐句读这个人，和其他几个兄弟围坐在一起讨论胡雪岩，研究这个红顶商人的红与黑。讨论结果是，大家都认同一条，不找靠山。“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扳倒左宗棠首先要扳倒胡雪岩。”
冯仑说，靠山说不定哪天就变成了火山，“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
海南的泡沫经济烈火烹油之际，1992年底，冯仑来北京和朋友聊天时得知一个消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即将出台文件。那时，冯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后果，不过这坚定了他的一个想法，离开海南，“到更大的舞台上去折腾。”
1992年底，万通的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拥有1亿元的投资能力。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鸟枪换大炮，他们要选择的是，海南之外，到底赚什么钱。“当时万通的赚钱机会很多。”冯仑说。
他们决定移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993年，万通在北京阜成门地铁附近起势，盖出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这也是万通会避免海南18000家房产公司命运的原因，后者绝大多数留恋海南，死在海南泡沫破碎时。
“差那么一点点，”回过头来，冯仑心有余悸。
有关尊敬
此前在海南，冯仑并未感到恐惧。“就像小孩玩火不害怕一样。”
随着海南泡沫经济破碎，大批公司倒闭，有人自杀、有人坐牢、有人一贫如洗、有人流亡海外。那些当年名声显赫的海南公司，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辉煌岁月，像海市蜃楼，一瞬间都不见了。此后数年，海南的景观被外界戏谑为“天涯、海角、烂尾楼”。
冯仑说，我们跟大家一样是普通人，会受普通诱惑、犯普通错误，只是改正错误更自觉些。“好比大家都在飙车，前面的可能撞山上面去了。我‘啪’的一下拐弯避过去了，不是说我前面速度不快，我也飙，就是拐弯了。”
虽然及早“拐弯”，但海南经济泡沫破碎给万通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加上万通离开海南后进行的多元化投资战略，1995年万通负债高达到3亿元。那时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冯仑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负债少就是和那时候有关，再也不愿意那样了。”
今天，海南当初最出名的企业大多死去。用冯仑的话说，活下来的都是没什么名气的小公司，“像万通当时要倒着数的”。
冯仑说，这个发展过程就好像马拉松赛，相当长时期是跑给自己看，要耐得住寂寞。正因为有恒志，“守正出奇”，所以才能抵御很多诱惑，耐得住寂寞。“跟什么勾结一下，拿一块便宜的地。我们基本上不做。就是赚钱慢些，用时下流行话，哥拼的不是规模是寂寞。”
今年春节大年三十，冯仑和一个企业家朋友在三亚还在谈论这个事情。冯仑说，能否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已经关乎着改革能否继续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好好做，会得到政府、社会更多的支持，中国改革市场化的方向不会停止。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做出来的人大多是有钱的坏人，那么改革就很可能会倒退。这关系到个人、企业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民营企业如果不能做到受人尊敬，而只是有钱，这对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伤害。”
回到海南
2009年，离开海南快二十年，万通公司重新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占地2200亩，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三亚奥林匹克湾项目正在准备中。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商议，万通公司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地产的项目确定在海南安家。
人们不免要问这个过来人对海南此轮投资热潮的看法。“现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有一点，高价维持不了几个月，但这次投资热潮是有真实需求做支撑，不像上次泡沫时期人们买房是为了卖房。”在冯仑看来，这次投资是长期考察、理性思考的结果。“三亚是万通考虑做度假产品的落脚点，准备过程中也并不知道国际旅游岛的定位会被批准。”他也直言，现在做生意大家都理性，但“一理性就痛苦死了”，远不如当初海南泡沫一无所知时那么痛快。
去年他去海南考察项目时，站在同样的海边，眼前浮现的是1989年和易小迪他们开着车来到这里的画面。荒凉的土地、安静的沙滩、清澈的海浪。天气很热，他和易小迪看看四下渺无人烟，脱了衣服，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激起浪花一片。
现在，沙滩上人如流水，不远处一排排白色的度假酒店，毫无个性地矗立在那里，“单调极了”。他会指着大海，跟身边的人说起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故事，但也仅仅是谈资。他头脑中转动的是投资、产品竞争力等等。
那些单纯快乐的日子他再也回不去了。那时他只扮演自己，那个叫做冯仑的角色。“现在要扮演的角色很多，偶尔要装伟大、装成功。”
春节期间，冯仑给亲朋好友发去拜年短信，当时海南农业高技术公司的主管部门领导，回短信称他为“红色资本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队伍里的致富标兵”。
此话有根据，他五十一岁，是学者，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他是著名的地产商人，以“江湖”气质闻名，追求“绿贞操”，从公众的演讲台上到自传中都喜欢用段子来说事，尤其擅以女人作比喻。
二十年，从1992年在海南壮志凌云地写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到现在民营企业是否受尊敬关乎改革成败论;从他出自传总结民营企业的原罪，到分析民营企业的生长极限;从给企业建立“祠堂”，到要拍100集的反映民营企业发展史的电视剧。冯仑总是让人感觉不像一般的商人。
“嗨，我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他这样说自己，不过，他补充了一句，“现在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已经没有了。”
海南这个小岛，把他从学者或者官员彻底推向了企业家的角色。回首二十年，他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曾感到遗憾，因为两种角色不能比。“好比跑步的和唱歌的怎么比较”
但不管他如何身份，如何角色，他总似有若无的和海南的莽撞岁月联系在一起。
“听说一个很厉害的海南起家的某某得癌症去世了。”
“逃亡海外已久的信托公司某总回来了。”
不久前，冯仑和一帮企业家边吃饭边聊“八卦”。与餐者都曾在海南闯荡。北京CBD一半的楼都是由这帮闯海人盖的。他们叹息或者惊讶，相互感怀之后，那遥远的海南记忆又生动起来。
冯仑自述：信托公司老总教我们打牌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见面，就是见不到老板。
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海南泡沫后，几乎所有信托公司的老总都被抓起来了。有的在监狱里面病死了，有的逃跑了，有的至今还在监狱里。
他们是海南泡沫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群人。房地产泡沫沸腾时，他们是房地产的推手，风光无限。宏观政策一变，就全部做了这场泡沫的祭奠者。
一方面，虽然他们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是做探索、冒险的人。革命时期，会有谭嗣同那样血洒菜市口的先烈。在经济改革前所未有的实验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我们是绕过他们的尸体前行的，我很尊敬他们。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社会进步、社会转型的残酷一面，警示我们依法办企业，更好地控制自己，要“守正出奇”。
张宝全：文艺青年的海南涅槃
次去海南时，张宝全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没多久。在海南，他只待了半年，收获的不止是桶金。
2004年，他地重新回到海南，连续开发多个地产项目。好似未卜先知，海南在2010年重新大热时，张宝全已在这里布局成功。
张宝全
在今典花园的办公室，张宝全打开办公桌旁的大音响，背景音乐萦绕耳畔;他养着几只彩色的鸟儿，飞过涓涓流水旁的绿植，一派自然生机。窗外，楼宇相间，车来车往。
淘金
张宝全曾是一名文学青年，热爱文学，写小说，出版过报告文学《强兵强将》，中篇小说集《啊，哈雷》、《火祭》等作品。
1976年，19岁的张宝全入伍当兵。1984年，随军上老山前线任战地记者。四年后，他转业到北京，骑着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和朋友做起了生意。
其中，一笔石油生意，让张宝全和朋友赚了5万元钱，他分得1.5万元钱，在当上“万元户”就很牛的1980年代，这笔钱支持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读完了导演专业。
1992年毕业时，张宝全35岁，张宝全的老师谢飞，为筹拍《本命年》需70万的“巨额”资金，到处找钱。想当导演，对一个双手空空的年轻人来说，几乎不可能。
最初，张宝全想着要是能够挣到50万，然后，再回来当电影导演，拍电影。“我想，老师拍部电影需要70万，学生50万应该就够了吧!”为了挣到这50万，张宝全选择了“下海”经商。
当时，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掀起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深圳、海南进入创业热潮中，人人争当个体户，争相下海经商，一片繁荣景象。深圳、海口等城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在这股全民热潮中，张宝全南下站，先来到深圳。抬头四望，他发现深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机会。他看见周围的人都穿着皮鞋。看不到机会的他，选择离开。
转头，继续往南，来到海南。
海南让他感觉，身边有很多人还“光着脚”，也有人穿着“草鞋”。这让他很兴奋。站在海南的土地上，他觉得，似乎到处都是机会。
张宝全到海南不久，1992年10月4日，国务院批准，要在海南建立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批准设立了海口保税区。炒卖地皮之风一时兴起。
起初的生意经，非常简单——先找好买家，再利用银行的资金，找到上游的土地，转手卖出，风险很小。
张宝全说，那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他只听闻过冯仑的故事，像老潘(潘石屹)、王石等著名地产商还没有耳闻。
他注册的安泰公司刚创立时，公司配套极其简陋，从总经理到扫地的，就他一个人。全公司最昂贵的办公设备是一个286电脑。
张宝全普通话不好，也不会打字，他用这台电脑熬夜学拼音，自己打出来了公司里的份“红头文件”。
并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张宝全，牢记着经济学理论中讲的道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投资房地产生意时，他同时注意到大量的粮食和货物进出海南，便成立了一家海运公司，买了一些二手船，开展另外一项生意：海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教条式的道理帮了他，在他房地产生意遇到经营困境时，海运生意帮他分散了风险。
生动一课
1992年开始的经济热潮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到了1993年的下半年，已经出现极度过热的现象，信贷规模急剧膨胀，物价飞涨。
不过，目睹当年海南的经济过热现象，对张宝全来说，却非常重要。张宝全比喻说：“这就像在当年部队打仗一样，打仗，解决的是生死问题;海南，解决的是经营问题。其实，经营的本质就是规避风险。”
从海南“淘金”回来，凡事在做决定前，他常和公司员工讲，“先不要告诉我你能挣多少钱，先告诉我有多大风险。这些风险，能不能平掉它，如果能，我才信你。”
在张宝全那里，海南的经验，已变成他的一个潜意识。他说，其实，商人还有很多天生的东西去促进创业，这点和艺术家相似，也都很敏感，似乎能预感到要发生什么。
当年，为防止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失控，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采取紧缩政策，促使经济“软着陆”。
经济整顿一开始，海南房地产热浪就应声而落，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遗留下大量荒芜的闲置建设用地和销售不出的空置商品房，留下遍地的烂尾楼。
张宝全说：“如果不考虑清楚风险在哪里，就不要进去，进去，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张宝全因为当时并没有很多钱，投资也非常谨慎。挣到一点钱，就赶紧收手，赶紧跑。即使别人能给他几千亩地，他也没有底气去接。
这让他在金融政策调控前，幸运地从海南撤离出来。
从海南离开后，海南进入经济的潮。这次目睹倒卖地皮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以至于后来，做很多事情，都表现得很保守，不敢冒进。
“所以，为了上市而囤地打死他也不干。”不上市，靠什么他说：“我能算得清三年，算不清五年，不知道五年之后干什么!”
因为做艺术，张宝全自认为敏感度很超前。海南的见闻让他变得更加敏感和谨慎。
有时候，他更倾向于保守，即使在面临创新的时刻。他说，创新没有数据，也没有经验，创新是要对未来的趋势和现实的经验，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准确的判断。
当然，机遇也很重要。“如果现在再让我进入房地产业，就是给我两个脑袋，我也很难成功。”
保守和要有判断力，这是参与轮海南“淘金”后，张宝全获得的财富。
回海南盖房子
不过，这次张宝全去海南，不再是去炒地皮，他的思路发生了转变，他要在重点旅游城市，做酒店式开发，三亚是他选择的其中一个看好的旅游城市。
2004年，张宝全在三亚亚龙湾海岸线上开发了座五星级度假酒店，2005年投入运营，8个月后就实现盈利。
张宝全当时判断，会展中心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而中国还没有非常好的硬件设施来承载高级会展的需求。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在逐步回暖。2007年，张宝全从21家竞标单位中脱颖而出，又拿下三亚海棠湾的一块土地，开发中国座七星级酒店。
2008年初，张宝全听说三亚湾的一块用作五星级酒店开发的土地要出让，再次拿下，用来建造五星级“股权式”酒店——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客房总量超过5000间。
张宝全要建的“股权式”酒店模式，其核心思路是酒店每间客房具有独立产权，对外出售，再通过补充协议把业主的产权化为股权组合成一个大经营体，每位业主相当于酒店原始股东，享受长期分红，同时享受红树林酒店体系交换入住等多项股东权益。
在这个创意生成时，谁也没想到，张宝全“押宝”海南又押对了!
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要重点发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今后，海南还将承办更多的国际体育赛事，而三亚湾红树林酒店配建有可供国际体育赛事比赛的场馆，是目前三亚具有体育功能的配套建设的高档酒店，可以承办NBA篮球、国际网球、国际排球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投资三亚湾，是张宝全当时拿的最贵的一块土地。
张宝全说，当时，三亚湾这块地是海南拍卖的价，有400多亩。因为招标规定，这里只能做会展中心和酒店，它没有配套住宅，拍卖时，拍卖不掉。
得知这块地，张宝全果断地拿下。“从我知道，到我拿下，一个月不到。”张宝全想的是，投资会展中心和酒店，没有人要，他偏偏要这个，而且酒店开发用地比住宅开发用地价位低很多。
2008年底，张宝全将其他地方的土地统统放弃，包括北京的，专心做红树林股权式酒店连锁开发，经营酒店。
现在，张宝全率先抢占了海南五湾中的海棠湾、三亚湾、亚龙湾、清水湾，奠定了在海南发展的基础。
他相信自己的商业模式，也相信海南。
海南新一轮的投资热，会不会变成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或者是成为下一个迪拜
张宝全自述：好心的落水者
1992、1993年的时候，落水的人多了。我知道的，当时，挣了两三千万的人，95%都完蛋了。
为什么呢他们的钱不会闲在那里，都在地上。你想，他们能拿到两三千万，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和能力很强。我那个时候可怜巴巴的，正因为这样，你有压力，不敢随便拿地，甚至有几千亩地给你，你拿不了，你没有那个底气。
其中有一个人就很惨，他就是开始倒卖一块地挣了几百万，然后，又赚到了两三千万。赚钱以后，他就一回弄了几千亩地。当时，坐车都坐奔驰，我那个时候开一辆切诺基。我们的同事都坐公共汽车和摩托车，坐摩托车，一块钱，贵一点的三块钱，跑工商局啊。
然后，他的几千亩地，市场价格在看涨，他想给老家做点好事，老家就囤积点钱，割了一块地给人家。结果，没想到割完不久，“咣”掉下来了。县里的人找过来，又是公安又是检察院的找过来。县长也跑来，想到海南沾点光，好不容易贷了两千万，那个钱不得了了，结果，也跟着他掉进去了。一下掉进去，钱没有了。
这在那个县城是不得了的。结果，好心变坏事。那人给人家抓起来，挨了很多打。
邱阳：一个普通人的海南梦
和冯仑、潘石屹、张宝全一样，48岁的闯海人邱阳虽然是个普通人，也在海南成功过，失败过，离开过，又回来。
虽未大富大贵，但他追寻机会和自由的海南梦更为纯粹，现在，他也成为了真正的海南人。
邱阳
1979年，17岁的邱阳考入了贵州财经学院，他是全县所有文科生中一个“跨过独木桥”的人。
1983年的初夏，毕业前夕，邱阳从报纸上看到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闻，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驱使他和一个同学，给海南行政区写了一份信，“表达了我们想要为建设海南岛贡献力量的愿望和决心”。
不到半个月，海南行政区就正式给他们回了一个函：欢迎到海南岛来，共同建设开发海南岛。
可是，这份公函被学校发现了。
南方的诱惑
学校领导找到他们谈话，询问他们为什么想到海南岛。“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很新奇，想出去看看。”邱阳说这是当初的真实想法。
最后，学校领导的定论是，“你们是贵州省培养的人才，广东省来要人，我们是不会放的。你们不要存有这样的想法。”
邱阳次的海南梦破灭了。
毕业之后，21岁的邱阳被分配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党校。两年之后，工作能力突出的邱阳，已经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和校刊总编。
表现突出的邱阳引起了地区财政局的注意。财政局找到他，表示想把他调过去担任副局长，副处级干部。
23岁的邱阳将之视为“多好的一次机遇”。地区组织部找到党校，但是党校拒绝放人。
邱阳找到校长，希望学校能够放他一马。校长给他分析，“你在这里是骨干，就像大坝最主要的那块石头一样，让你走，我这个大坝怎么堵得住”
“你不能以这个理由留我一辈子。”邱阳说。
“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在这里发光发热，5年一个讲师，10年一个教授，多让人尊重啊!”校长为他描绘了在党校的美好前途。
谈话不欢而散。
“我没辙，财政局也没辙，学校不放我哪都去不了。那时候你一旦分配到一个单位，想要调动，比离婚要难上多少倍。”邱阳次当着父母之外的人流泪了。
就在这时，一份来自珠海人才中心的信不期而至。
“他们约我到贵阳见面，我没有去，我让我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的同事去了，结果人家没有看上他。”直到今天，邱阳也不知道珠海人才中心是怎么找到他的。
1985年下半年，邱阳一个人偷偷跑去珠海。没有边境证的他混进了城，找到人才中心。人才中心答应先安排他到市财办工作，等到设立银行后再安排去银行工作。
邱阳回到贵州征求恋人的意见。恋人说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走。最终，邱阳因为爱情留了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内地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想摆脱那种窒息的环境”。
“去海南，是儿子的一个梦”
1987年11月，邱阳从报纸上得知：海南要建立中国的经济特区了!
他的海南梦再一次汹涌起来。
这个时候，邱阳的月工资已从50块钱涨到了89块，离开意味着放弃安逸的工作环境和旁人羡慕的大学老师的身份。
“如果说四年前我想去海南，充其量是一种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那么这次我再动念头，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按照邱阳的判断，当时深圳、珠海的人才已经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自己已经失去了去深圳、去珠海的机会，不能再错过海南了。
下定决心的邱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在信中，邱阳写道：“爸，我想到海南去，我85年没有去珠海，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按理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贵州这个地方，我根本待不了，这种环境让我窒息。去海南，是儿子的一个梦。”
收到信后，父亲从老家赶到都匀市，给了他300块钱。转过年来的2月初，邱阳揣着这300块钱，和另外三个哥们踏上了“闯海”之路。
他们从都匀坐上火车，坐了一夜到达湛江。到湛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四个人花了10块钱，找了一个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他们又坐中巴赶到海安，然后从海安做轮渡，渡过琼州海峡。
同船的一个哥们，在拥挤的船上，这个人拿出自己的研究生文凭挥舞着，“就凭这个，找一个工作还不轻轻松松的!大把的机会等着我们呢!”船上的人都欢呼起来。
这是邱阳次乘轮渡，次见大海。邱阳兴奋到根本感觉不到出海的不适，其实，他是个晕船的人，此后每坐船必晕。
1988年2月6日下午，邱阳终于到达了海南。
高大的椰子树，洁白的沙滩，带着咸咸的味道的热带阳光，异域风光让邱阳陶醉不已。
与美丽的自然风光相比，邱阳觉得海口“人文环境不怎么样”。走在大街上，的楼仅有4层。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发电机，工作起来“嘟嘟”的声音很大，还到处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儿。
“不过，我觉得很好闻。”邱阳笑着说。
邱阳他们住到了军区第二招待所，海口当时主要的人才集中地。招待所三块钱一个房间，为了省钱，他们开始拼床住，为了避免晚上查房被发现，就用蚊帐挡住一个人。
邱阳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房间里摆了四张床，住了8个人，这其中还有两个女的。那天晚上查房，情况紧急，“一个哥们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三楼啊”。
万幸的是，“那哥们没事”，不过，邱阳隐约体会到了，“闯海不易”。
“九华仙丹”
“只要我能留下来，做什么都行。”邱阳说，这几乎是当时所有闯海人说的的一句话。
现实向这些怀揣梦想的闯海人展示了它的另一面。
南大桥底下的温泉宾馆开业，招两名门卫，结果前去应聘的大学生几乎将宾馆的门挤爆。“那时候的大学生还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一个门卫都去抢啊。”邱阳无限感慨。
“单位招人都招烦了。”邱阳去海口市财政局应聘，结果连门都进不去。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把简历放在上面就行了。邱阳没有把自己的简历放上去，“已经有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估计谁都不会看”。
更让邱阳感觉复杂的是，他偶然遇到了那个曾经在轮渡上挥舞自己研究生文凭的朋友，结果是“没有哪个单位要他，他的文凭太高了，海南当时根本没有单位能够容纳他”。
到了1988年的春节，和邱阳一起来的哥们选择了返回贵州——他们都没有找到工作。邱阳选择了留下，还和他们打赌。邱阳狠狠地赌自己一定会留在海南，“只要待5年，我就能挣到5万块钱。”
伙伴们没有一个相信他能够做到，纷纷摇头说不可能。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极其稀少的年代。
同伴的回乡让邱阳在海南的个除夕之夜“举目无亲”。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穿着一件皱不啦叽的西装，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的鞋底漏水，海南的冬天还是很冷的，水渗进鞋里面那种冷，那种寒意，让我至今难忘。”邱阳说。
暂时找不到工作，邱阳给人擦过皮鞋，卖过地图，后来在东湖的一个大排档谋得一个厨师的差事。不过没有报酬，只管午饭和晚饭两顿饭。
为了省钱，邱阳从军区二所搬了出来，寄住在一个在外贸局上班的老乡那里。此时，一个老乡找到他，生活拮据，向邱阳求助。邱阳给他支了一个招——“卖假药”。
“我让他去买两张红色的宣传纸，买一只毛笔和墨汁，然后又和他一起去了农资公司买了一点油菜籽，回来之后把油菜籽倒点墨汁，倒点方便面的调料，混在一起揉一揉，晒干了，黑亮黑亮的，很香。”
“两张宣传纸，其中一张我帮他写上‘九华仙丹’，剩下那张裁成小方块，一包十粒，每包5块，我告诉他，这吃不死人，但是能救你的命。”
他的这位老乡拿着“九华仙丹”到海口宾馆门口，结果一上午卖了30多块钱。
4月13日，海南正式建省。但是邱阳没有感到多大的喜悦。他的海南梦，还没有出现一丝曙光。
“我的手真的是抖的”
就在邱阳接近山穷水尽之时，他的海南梦出现了次转机。
5月的某一天，一位已经在海南省农机公司机械工业供销公司找到工作的朋友来找邱阳。在军区二所的大院里，朋友兴冲冲地大喊，“邱阳在哪赶快出来，我有好消息!”
原来，朋友所在的单位要招一个会计。虽然对于会计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有个机会就得去”。邱阳坐上一辆三轮车，马上赶去应聘。
面试他的是一个老会计。实际上，邱阳对于会计的实际操作几乎不懂。谈到最后，老会计拍了板，“不管怎么样，你是学这个的，就留下来吧。”
“就因为他一句话，我留了下来。”就这样，邱阳在来海南岛三个月之后，找到了份正式的工作。
“那个时候找到工作的人，是运气。”多年之后，邱阳与海口市副市长、同为闯海人的刘庆生谈及找工作的不易，刘庆生告诉他：据内部统计，当年十万人才下海南，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大约有3000人，少之又少。
“大家都想留下来，圆这一份海南梦。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份自由，摆脱那份窒息，海南很质朴，让我很放松。那时候来海南，我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我就是想挣脱我原来那个鸟笼，我要找的是一个未知。”邱阳说。
个季度发奖金，邱阳在签字领钱的时候，发现“1”后面竟然有三个“0”。他一度怀疑财务人员搞错了。
“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真的没有见过。”邱阳接过钱的时候，手是抖的。
领完奖金，邱阳马上找到朋友要了一张购物票：他买了一台冰箱，人生中个大件。
“最拿手的一道菜是黄焖海龟，那个时候海龟肉几乎可以公开摆卖，真是便宜啊，”邱阳回忆说，“好日子开始了”。
“带着游泳圈下海”
海南开始向邱阳展示它独特的美好。
1990年，为全面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海南省政府面向全省，举行了海南省“次非职务公务员考试”。那个时候，其他地方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试。
“我不来海南，哪会有这样的机会”邱阳报名参加。最终，他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进入海南省政府法制厅，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他分到了一套房子，房子所在的楼叫做“人才楼”。
很快，邱阳感受到了“公务员不自由”。
“周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很紧张，我看不惯，这满足不了我的性格。”不愿意染指这种关系的邱阳变得消沉。
1991年的海南房地产市场，已处于爆发的前夜，但是生活在政府环境中的邱阳却浑然不知，“的记忆是省政府大楼开始建了。”
就在这时，一个朋友在得知邱阳当时的状态后鼓动他，“你还在政府待着干什么，出来做房地产啊!”
那是邱阳次知道房地产。
巧合的是，当时他正要帮海南基本建设研究会为省开发建设总公司下面的一家企业做分析调查。去了企业，邱阳一下子觉得，“这边更适合我啊!”
邱阳做的个项目是受三亚市政府的委托，为“十路四桥”项目做整体策划。参加这个项目的经历，让邱阳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面对如此高效的工作，时任三亚市副市长的江上舟要给他们20万的嘉奖。出乎邱阳意料的是，项目负责人竟然拒绝了嘉奖，而是提出“希望市长能够帮我们公司在三亚拿地上给以照顾”。
三亚项目结束后，邱阳把关系陆续转到这家主营房地产开发的“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初，邱阳正式来到企业，因为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企，当时一个时髦的说法是“带着游泳圈下海”。
走出政府系统的邱阳真正见识了朋友口中的“房地产热”。“给人的感觉就是海南满天飘的都是钞票，只要你踮起脚尖就能抓到。”
1992年底，邱阳提前一年完成了自己来到海南后的个目标——5年挣到5万块钱。
他把这5万块钱全部寄给了父母，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邱阳说自己到海南基本稳定下来了，下一个目标是10年挣50万。
可父母的反馈让邱阳稍稍有一些吃惊。“我妈去银行取钱，已经取不出钱来了，最后分了四次才取出来。”
后来，邱阳才知道，“那时各地的资金都涌到海南来了，国家的金融形势已经一片混乱了”。
这时候，陆续拉邱阳跳槽的人和企业也纷至沓来，国企、股份制企业、私企，都有，开出的条件是一套房、一辆车、不低于10万的年薪。
一瞬间，邱阳恍然想起了当初劝说自己放弃梦想的党校校长。
100万与“破落地主”
1994年5月，邱阳最终选择从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离开。他厌倦了整天陪客人喝酒和公司内部的斗争。
邱阳离开公司的时候，有几个好哥们已经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神话。“他们好几个人都已经赚了几千万，看到我在公司确实没有挣到什么钱，就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炒房。”他说。
骄阳似火。邱阳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气。到了对方办公室，一个黑色的皮箱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邱阳上前打开，里面有十捆崭新的人民币，每捆十万，“泛着莹莹的蓝光”。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比次拿到1000块钱奖金的时候平静多了。”粗略点完之后，邱阳拎着皮箱下楼。
打开红色夏利两厢车，邱阳把皮箱扔到了后排，然后开车到附近的一个农行存钱。
营业员看到皮箱里面的人民币，非常吃惊，大声招呼保安赶紧把门关上。看着面前数钱的营业员，邱阳突然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完成了10年挣50万的目标，算是有钱人了，成了一个自由人”。
那天下午，他感到来海南6年后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甚至在银行的沙发上睡了一个。
一段新的人生开始了。邱阳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了。但就在此时，邱阳从北京的朋友处得知，国家要整顿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了。
邱阳决意与两个朋友去上海。“我们的目的地和潘石屹是一样的。”邱阳笑着说。
在上海外滩一个星级酒店的房间里，邱阳与朋友面对灯火辉煌的上海外滩，凭窗而站，每个人的手里端着一杯洋酒，满怀豪情。“我们树立的目标是10年之内，在外滩拥有我们的标志性建筑。”那一年，邱阳32岁。
后因种种原因，上海之行无果而终。1994年底，邱阳以一个闯海成功者的身份回到贵州，在贵阳买了一套房子。
回到贵州后，邱阳发现原来党校的部分学生已经成为了县长、县委书记。他成为县里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他先后办了粮食加工厂和面粉加工厂，均遭失败，将在海南赚的钱和回贵州后借的钱全部赔了进去。
生意上的失败让邱阳急火攻心，高烧不退，导致心脏病。同时，他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1998年，邱阳回到海口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们去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小岛，我们把它建起来的，今天修了哪条路，明天修了哪座桥，我们的大脑里历历在目，我们的青春，所有的最美好的年华都放在海南了，能不热爱吗”
“我一定要回海南，回海口。”邱阳在心底告诉自己。
邱阳先是将工厂变卖，多方筹集资金将借的钱还上。1998年冬天，他又来到北京阜外医院，进行心脏手术。
医生告诉他，手术的成功率只有30%。邱阳询问怎么样才能提高手术成功率，医生的回答是“在你手术的时候，你的心脏病得不停地犯”。
手术前一天晚上，邱阳在洗手间里将病号服换下，叫上陪护的弟弟，溜出了医院，在附近的一个饭馆，他叫了一瓶52度的二锅头，喝了六两。
第二天五点半，邱阳被推进手术室。手术过程中，他的心脏病果真在不停的犯。四个后，手术成功。
2000年，邱阳重回海南。此时的他，除了在贵阳和海口拥有的两套房子外，几乎身无分文，被朋友戏称为“破落地主”。
海南人
物是人非。
他没有联系在海口的任何一个朋友，静悄悄地回了海口。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邱阳发现烂尾楼遍地都是，这其中包括当年他在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做的海甸白金城和DC城。
邱阳去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做了一名客座研究员，协助院长迟福林，负责中国基础经济理论研究，每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
在研究院里，邱阳见到了上一轮海南房地产热潮中的风云人物，原海南港澳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黄向农。此时黄刚从美国回国，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长。
“满头白发，很苍老。”邱阳说在见到黄的那一刻，心里面很凉很凉，“以前的很多事重新翻起，因为1990年代那一波(泡沫)，让我们太受伤害了，那是一种疯狂。”
2001年，邱阳从研究院离开。回到家之后的他坚持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到西海岸去游泳，锻炼身体。
“我和我爱人都已经40多岁了，我们想要一个孩子。”2002年，爱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在家做了一年的“家庭主夫”，专心带孩子。
2003年，邱阳的儿子一岁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出来动一动了”。此时，正赶上海口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始处理烂尾楼。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邱阳将2003年海南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启动归因于国家的这一支持。
“烂尾楼太损形象了，靠海南自身是起不来的，自身没有造血功能”，但他认为国家给的钱远远不够，“6亿的资金能抹平原来上千亿的资金只能起一个杠杆作用。”
趁着市场重启，邱阳帮助一个老板做了两个项目，为其赚了几千万。
邱阳在海南房地产圈内的声名再起。一些老朋友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邱阳的报道，才知道他又回来了，但是他拒绝了所有的合作邀请。“我现在已经没有当初来海南时，闯一番天地的想法了，我只想做一点有益于海南发展的事，生活上也只想过得平平淡淡。”他说。
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停了下来，说“我可能站在本土人的立场看问题。我想成为一个阿凡达，好好保护海南这块美丽的潘多拉星球一样的环境，但我的能力太有限了”。
毫无疑问，这个23年前的“闯海人”，已经把自己视为一个彻底的海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