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是农业的迅速萎缩。农村农业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基建征用、城市扩张使得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利设施荒废、工厂废物任意排放、农业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地力下降、农作物减产;粮食种子被外资控制转基因泛滥成灾，长此以往中国不仅农作物种子被外资控制，粮食也会严重依赖进口，那时中国将受严重制于人!
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为标志，个体经济基本上占了主导地位。个体经济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个体经济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此外，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个体经济不仅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个体经济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时农民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仅退回资本主义，而且退回封建主义，倒退了2000年”。
人民公社的解体同时意味着农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变成单个个体参与到社会竞争中，面对权力倾轧、资本剥削完全失去了谈判的能力，成为被资产阶级和基层腐败官员鱼肉的对象。农村共同体的解体导致农村完全回复到无政府主义状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常年失修，农民各自为战，相互帮扶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农村社会风气骤然恶化。更主要的是，碎片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中国农业挡在现代农业大门之外，机械化、农业基础设施维护、精密化的农业田间管理均变作不可能。单位农业生产效率长期维持在很低水平，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市场模式下，个体农民面对资本组织的流通渠道，流通领域蚕食了绝大部分农业收益，造成了农民低价生产，城市消费者高价消费的局面。
农业相对收益连年下降、成本节节攀升，重挫农民积极性，农民外出务工普遍，农业劳动投入不足，田间管理缺失
我国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剩下的优质劳动力不多，特别是在山区、丘陵区等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人口迁移多、剩余劳动力基本殆尽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无限供给时代已经过去。农业劳动力供给大幅度减少，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充分市场化、经济效益较好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产业领域，如设施农业、果业生产，农业生产收入相当于农业领域的自我雇佣所得，显然，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忽视农业劳动力成本。并且，随着非农就业工资持续上涨，农业劳动力成本将处于持续上涨状态。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力非农收入逐渐高于农业收入，农业经营者在种地和打工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从而理性地弃种粮选买粮，造成新的土地撂荒。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减少劳动投入少、资本投入少的粮食作物生产，增加劳动投入多、资本投入多的经济作物生产、养殖业生产，它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此外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
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经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没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远不如1954年，但是却发生了特大洪灾，这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不无关系。近几年北方的连年旱灾更是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纷纷荒废的直接结果。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更是导致土壤板结，牲畜疾病频发。乱开发、乱占地更是使我国宝贵的耕地资源连年减少。
“包产到户”终结了中国古典农业“中耕保墒”体制，逆转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灌溉保水农业”方向，从而加大了农田蒸发。根据实验成果，仅黄淮海流域，因放弃“保水耕作”而加大的农田蒸发高达890亿m3;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主流的观点都认为造成“大水荒”的原因是：降水减少,气温增高;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业的耕作模式，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保墒”就是“经营水分”，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直到近些年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带，经常可以看见装载着稻谷收割机的卡车车队。这些便是“出租收割机队”。现在在农村地区，由于许多青壮年劳力前往城市打工，所以在农田收割的季节，农村地区经常会出现收割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些“出租收割机队”便是针对这种情况所出现的一种有偿服务项目。他们一般在大半年中转遍大半个中国，承接各种收割业务。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解决了青壮劳力前往都市打工的“后顾之忧”;政府对他们也非常支持，甚至称他们为“农村的救世主”。不过，似乎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出租收割机队”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农业机械化道路，由于机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是缺乏议价权的，它进一步摊薄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使农业生产越来越沦为一项副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但在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农民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状况。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化工污染成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类有机污染及镉、砷、铅、铬、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在对空气、水体造成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土壤中长期存在的“毒瘤”。业内人士指出，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社队工业改为了乡镇企业，事实上开启了社队工业私有化的大门，90年代的后期，通过一轮“股份合作制”为旗号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乡镇集体企业的私有化。社队工业和乡镇企业是有本质不同的，社队工业是集体所有，可以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而乡镇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只能让少数农民富裕起来，大多数农民只能日益贫困。1984年开始，掀起了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当农民工的浪潮，到2008年，农民工竟达1.5亿人，不少农村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城市的农民工极为贫困，失业严重。这一切表明，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经被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的道路取代。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进城打工农民工总量为2.7395亿人，城市繁荣发展光鲜外表的背面是农村凄凉衰败的景象。
工业发展占用大量的耕地，农民进城有使得农村大量耕地被抛荒，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征用耕地等诸多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年来耕地面积不断下降。我国目前的耕地状况不容乐观。耕地面积和土壤质量都呈下降趋势。仅2008年度，全国耕地面积就净减少了29.0万亩。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耕地总面积为18.2574亿亩。与1996年的19.51亿亩相比减少了1.25亿亩，减少的耕地约占国土面积的0.9%。2008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20.55亩/15人，较1996年的23.85亩/15人，减少3.3亩/15人。有些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全国有660多个县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5亩，低于联合国确定的最低标准0.8亩。持较悲观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到2020年我国很难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最悲观的结果是全国耕地面积有可能减少至14.55亿亩～15.75亿亩(《中国耕地资源及其粮食生产能力分析》)。
2011年5月9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中国种业第三次“最高规格”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落实此前国务院出台的首次明确了种业的国家战略地位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此前发生的事实是，在种业国际化背景下，外国种业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入中国种业市场，致使我国部分种业公司面临被挤出种业市场、市场份额被蚕食、自主品种被外国种子代替等困境，给我国种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及我国粮食安全，业内人士对此“心急如焚”。而如何保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做大做强中国的民族种业，牢牢掌控中国粮食的“命脉”，已然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话题。
外资种业公司在中国扩张的领头羊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杜邦集团旗下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先锋公司”)。2002年，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下称“登海先锋”);2003年，先锋公司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育种站，成立合营育种公司;2006年，先锋公司又与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种业—先锋海外有限公司(下称“敦煌先锋”)。
短短数年，先锋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先玉335’2010年的纯利近6亿元，如果加上各种套牌，它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上的纯利可能就达到整个市场的40%～60%。就是用百分之十几的种植面积，换取了近60%的利润，非常可怕。”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种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对此感到震惊。据了解，继“先玉335”后，先锋公司还推出了“先玉696”、“先玉508”等一系列单产量更高的品种，将大面积推向市场，预计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2009年，中国农业部批准了一种转基因水稻和两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粮转基因化的国家，尽管民众的反对声音非常强烈，但是转基因利益集团通过非法渠道扩散转基因种子，导致转基因水稻等在湖北等多个省份严重泛滥，中国出口欧盟的米制品频繁被查出非法转基因成分。转基因作物的泛滥严重威胁中国人民的餐桌安全，同时又严重加剧了种业被外资控制的危险，美国孟山都公司通过专利保护控制了全球90%的转基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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