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中国农业的化肥减量化逻辑：理论与证据》基于“技术—规模—分工—治理”的分析线索，结合分工理论和合约理论等，运用实证与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农业经营目标和要素禀赋情境下，农户化肥减量的行为逻辑、决定机理与治理路径，进而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阐明化肥减量的政策含义及其策略选择。
精彩书评
揭示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以迂回交易方式实现农业减量化乃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策略及其内在机理。
目录
第1章绪论1
1.1问题提出1
1.2事实判断：小农减量的行为逻辑8
1.3本书研究目的、分析框架与创新22
第一篇减量的技术逻辑
第2章农户分化、要素匹配与技术策略29
2.1农户经营目标分化与减量技术偏好29
2.2小农的减量化：逻辑转换及其市场化路径33
第3章农户分化、目标转换与化肥减量技术选择38
3.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38
3.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41
3.3结果与讨论48
第二篇减量的规模逻辑
第4章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减量化53
4.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53
4.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59
4.3结果与讨论68
第5章农地交易方式与农业减量化69
5.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69
5.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72
5.3结果与讨论86
第三篇减量的分工逻辑
第6章分工与农业减量化91
6.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91
6.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93
6.3结果与讨论104
第7章规模经济抑或分工经济105
7.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105
7.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109
7.3结果与讨论120
第四篇减量的治理逻辑
第8章农地流转合约对农户化肥施用的影响125
8.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125
8.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127
8.3结果与讨论133
第9章农业减量化的困境及其合约治理135
9.1双重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135
9.2资本合约与产品合约的匹配137
9.3农业减量化的合约匹配及其治理逻辑139
第10章合约治理实践：来自绿能公司的证据144
10.1减量的外部性与庇古传统144
10.2绿能公司的农地与服务规模经营149
10.3两类规模经营的减量效果与成本收益比较152
10.4绿能公司的减量化启示154
第五篇减量政策
第11章微观政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与化肥减量161
11.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161
11.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166
11.3结果与讨论178
第12章中观政策：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化肥减量179
12.1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设179
12.2模型、变量与计量结果分析186
12.3结果与讨论198
第13章宏观政策：中国农业减量化与高质量发展200
13.1重新认识农业的重要性200
13.2农业减量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规定202
13.3农业减量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转换204
13.4农业减量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208
参考文献212
后记226
精彩书摘
第1章绪论
1.1问题提出
1.1.1化学品用量的时序和空间特征
化肥的施用对提升作物产量、维护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何秀丽和刘文新，2014）。在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在20.79%～56.81%（房丽萍和孟军，2013；王祖力和肖海峰，2008）。同样令人瞩目的是，1978～2015年，中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由884.00万吨激增至6022.60万吨，年均增长率达5.32%。化肥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32%。中国已成为化肥用量*高的国家之一，化肥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欧美发达国家的2倍（李红莉等，2010；张凯等，2019）。同时，化肥利用率相对低下，例如，氮肥在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中的利用率仅为27.3%、38.2%和31.0%，相较于世界平均利用率低出20%～30%（闫湘等，2017）。
（2）空间维度：第一，化肥用量的贡献率表现出区域异质性，1980～2018年平均贡献率由高到低顺次为华东（31.61%）、华中（19.91%）、西南（11.38%）、华北（10.88%）、华南（9.52%）、东北（9.21%）和西北（7.49%）；第二，化肥用量的增长率也呈现出区域异质性，相较于华北、东北和华南片区，华中和西北片区的增长相对迅速；第三，化肥消费重心出现转移，以1996年为基期，华中片区的贡献率持续上升，而华东片区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华中片区的河南于2001年超越华东片区的山东，高居全国化肥用量榜首；第四，着力推进减量化的2015～2018年，化肥施用的区域空间格局未发生显著改变。
本书致力于回答：为何化肥用量居高不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化肥施用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激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减少化肥用量的策略是什么？
1.1.2化学品减量的政策与误区
1.既有减量政策的技术依托
由于农业减量化依赖于技术的进步，2016～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23.97亿元设立“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开展“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为减量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张凯等，2019）。那么，如何有效推广这些既以成熟的减量技术？历年出台的多个《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所采纳的技术类型来制定不同额度的补贴，而补贴额度的高低则体现了对应减量技术策略的优先序，这是典型的技术导向设计（金书秦等，2015）。以技术为导向的减量策略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弱化毒性成分，二是提升吸收效率，三是降低施用损耗。
综上可以发现，技术导向的减量化策略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技术或工具的改进，以达到其弱化毒性成分、提升吸收效率或者降低施用损耗的目标。鲜见技术导向的减量研究探讨如何将改进的技术或工具在农户中进行推广，从而造成技术的适用对象不明确，相应的政府扶植政策也呈现普惠性，略显无的放矢。事实上，对于技术受众农户而言，不同的技术或工具隐含着不同的采纳门槛或者说要素匹配要求，也隐含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普惠制的政策激励并不能形成广泛的行为激励与目标相容。类似于2017年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等减量政策，仍过于强调目标导向与政府导向（庇古传统），忽视了农户的行为特征及其响应逻辑。例如，种粮大省黑龙江在2016～2017年使用测土配方肥、缓释肥、生物肥等新型肥料及水肥一体化的面积为91.7万亩，占其耕地面积（2.39亿亩）的比例不足4‰（刘伟林，2017b）。因此，在减量技术研发取得坚实进展的情形下，农业减量化重心应转向技术-需求匹配，即探索如何根据地域自然环境特征与决策主体特征，靶向精准实施减量技术推广。
2.既有减量政策的激励思路
鉴于减量行为的显著外部性特征，既有政策导向集中表达为两个方面的激励。一是遵循庇古传统，强化政府的职能，以期通过测土配方肥补贴等政策手段，来改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减量行为响应；二是遵循科斯定理，试图通过产权明晰（农地的确权颁证）来促进农地流转交易，以期诱导农业的规模经济性，从而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量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