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疫情控制方面有两大法宝，即中医与生态农业，这两大法宝今后需要加强。只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保障农业生态系统健康，提高人体免疫力，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粮食的数量安全，忽视质量安全，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纷纷撂荒，数量安全方面对进口依赖度大。目前，我国生态农业目前发展较为缓慢，亟待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
(一)农田生态退化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实现了“十三连增”，我国用占世界耕地面积不到1/10的土地生产出了世界1/4的粮食。然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方式依然较为粗放，实现粮食连年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耕地资源，环境压力很大，过大的承载也给土地带来超强负担。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坚持“高投入、高产出”模式，耕地高强度、超负荷利用，耕地质量呈现出‘三大’‘三低’态势。‘三大’指中低产田比例大、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大、污染耕地面积大;‘三低’指的是有机质含量低(多地耕地有机质不足1%)、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把全国耕地按质量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一至十等。其中，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4.9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7.3%;四至六等的耕地面积为8.1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4.8%;评价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为5.10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7.9%。我国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70%，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西北地区耕地盐渍化、沙化问题也很突出;全国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达到19.4%，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西北等地农膜残留较多。
我国很多地方，庄稼生产几乎全靠化肥“当家”。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每公顷225千克，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每公顷面积平均施用量超过400千克，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土壤pH下降了0.3-0.8。我国化肥使用量一度高达5900万吨/年。一方面是化肥使用量大，另一方面是化肥的利用率低，肥料没被农业植物吸收，很大部分(60-90%)变成了污染。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大量动物肥料，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肥料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
(二)国外种业大举进驻中国
全球种子市场总价值量约500多亿美元，其中60%是商业种，约300多亿美元。自留种比例不断下降，目前已低至40%，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围绕着种子这块巨大的肥肉，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中科技、资本与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在种子产业中占据的份额最大。全球70%以上的商业种集中在20多个国家，美国排在第一位，占19%。世界种子贸易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最高，其次是荷兰、法国。而作为农业大国的我国，种子贸易仅排在第19位。
全球著名的十大种子公司，孟山都(Momsanto，美国)、杜邦(Dupout,美国)、先正达(Syngenta，瑞士)、利马格兰(Limagrain)、利马格兰(Limagrain，法国)、圣尼斯(Seminis，墨西哥)、埃德瓦塔(Advanta、荷兰)、道化工(Dow，美国)、KWSAG(德国)、Delta&PineLand(美国)、Aventis公司(德国)，除墨西哥之外，都分布在发达国家，美国就占四席。
由于作物种子被美国为主的商业公司垄断，其他国家的商业资本只好对蔬菜和花卉种子加大了种子“殖民”力度，其中欧洲与以色列瓜分了全球蔬菜种子市场。荷兰是全球最大的花卉出口国(占国际花卉市场的40-50%)，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该国埃德瓦塔(Advanta)主要种子业务是油菜、向日葵;瑞克斯旺种苗公司是全球著名的蔬菜种子企业，在蔬菜经营方面位于世界第五位，其在中国山东寿光推广的“布列塔”茄子被吹嘘为“茄子树”;另外还有“萨菲罗”菜椒，“塔兰多”五彩椒等产品已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安莎种子公司是以甘蓝(圆白菜)、胡萝卜、洋葱起家的老牌荷兰蔬菜种子企业，其在甘蓝育种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其他国家对种子市场的大概布局如下：法国利马格兰农业合作组织，是世界最大的蔬菜种子公司;圣尼斯(Seminis)是墨西哥最大的种子公司，主要种子业务为瓜果和蔬菜;法国安内特(Aventis)公司为世界第四大蔬菜种子公司;以色列海泽拉公司以小番茄种子见长，该公司在中国的主打产品为“夏日阳光”小番茄，创造了中国种子价格的最高记录，单价几乎超过了黄金(单价为220元/克，黄金价格为280/克);日本泷井种苗公司收购土耳其RitoSeed蔬菜育种公司后，在全球蔬菜种子市场也分得一杯羹;丹麦JensenSeeds是全球杂交菠菜领域的领先企业。
种子强国中不乏当年“八国联军”的影子。由于我国对种子入侵不加防范，作为全球最大农业国的中国，变成了发达国家“种子殖民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杜邦、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公司就开始悄无声息地布局和抢占中国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聘请技术人员、建立研发中心，布置品种试验，参股本土市场的优势种子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等等。目前，在我国注册的外资种子企业已超过了70家。国外大公司凭借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迅速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继美国成功打败了中国的大豆和棉花种业后，玉米和水稻种子也岌岌可危。
(三)农业生物入侵
2020年3月16日，天津海关所属新港海关在一批美国进境的78.93吨燕麦种子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豚草，在燕麦种子中检出这种有害生物在全国口岸尚属首次。豚草生命力极强，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此次进境繁殖材料批次量大，有害生物豚草易于随贸易而传播及扩散，一旦和其他粮食种子一同播种，极有可能抢占生长空间，造成粮食减产，严重情况甚至会导致绝收。后经严密排查，该海关又先后截获红火蚁、新菠萝灰粉蚧、菜豆象、中对长小蠹等有害生物，严防植物疫情传入。
从2019年1月入侵到2019年10月，草地贪夜蛾入侵了中国除东北三省以及西北青海和新疆外的26个省区的1538个县，其中22个省发现幼虫，查实发生面积1500多万亩，实际为害面积246万亩。草地贪夜蛾自2018年12月侵入我国后，对于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除了玉米，还有可能危及小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基于2018年对12个非洲国家的估算，草地贪夜蛾对玉米造成的年损失多达1770万吨，足够养活上千万人口。草地贪夜蛾作为一个入侵害虫，已经完成了从入侵-定植到暴发前的两个重要过程，今后几年将呈重发态势，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草地贪夜蛾幼虫可取食76科350多种植物。
农业生物入侵不是近年来发生的事情。早在2011年6月，浙江舟山口岸就从一船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中，检测出糙果苋、长芒苋、西部苋、苍耳属、假高粱、三裂叶豚草、豚草、刺蒺藜草7种检疫性杂草，其中糙果苋为首次检出。糙果苋等异株苋种类杂草植株中含亚硝酸盐，其茎叶被食用后对牲畜和人类有毒害作用，且危害热带、亚热带地区几乎所有重要作物，与作物争夺生长空间和资源，导致作物严重减产。这些杂草具有很强的抵抗除草剂能力的杂草，很难被草甘膦等除草剂杀死，被学术界称为“超级杂草”。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主要依靠化学除草剂以更便捷地控制杂草，其中被用得最为普遍的是草甘膦，它是当前广泛应用的除草剂“农达”中的活性成分，也是多种转基因抗除草剂经济作物施用的化学剂。然而，抛弃传统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能力超强的化学除草剂很快就会让自然环境陷入困境：杂草将不可避免地进化出能应付各种化学物质的抗性。事实上，在美国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外的48个州的空地上或路边，随处可见三裂叶豚草。对野苋、豚草以及其他恶性杂草，当前美国主要的经济作物杂草防控技术束手无策，这些杂草一旦在我国农田泛滥成灾，将后患无穷。
(四)植物病害加剧
(五)食物链污染
为生产和加工食物需要，或为了商品自身需求，或为了满足消费者对食物品相感官等的不当需要，人类发明的无机或有机化学物质，包括饲料添加剂、农药、化肥、地膜、除草剂、食品添加剂、兽药、重金属等。人类到底发明或使用了多少化学物质估计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的。根据我们初步统计，我国有50626种化学物质或商品，是取得合法身份允许使用在农业生产的不同环节的。
农药的大量使用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并没有控制住“害虫”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灭杀“害虫”这条错误路线，而是越走越远了，当年西方犯的这个错误现在在我国重演。常见的农药包括溴酸钾、硝基呋喃代谢物、敌敌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锡、杀螟硫磷……
倒退四十年，我国接触的农药种类只有六六六、敌敌畏区区几种，且很少在食物链中使用。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标使用的农药就高达3650项!其中鲜食农产品高达2495项，这些农药可能在日常食物中会遇到。
在食物中，已发生了农药残留的“鸡尾酒”现象。2015年，某环保组织分别在上海、广州三地抽样检测发现，北京40%的样品含有5种以上农药残留，其中油麦菜、番茄、黄瓜混合农残严重;广州市河汉区棠下农贸市场出售的红豇豆检出氧乐果超标64倍，克百威超标26倍。超市中某些精品菜含腐霉利1.1ppm;毒死蜱2.2ppm;某便民市场菜市场韭菜腐霉利高达21.2ppm;即使某绿控基地产的韭菜也检出腐霉利4.7ppm。抽检的数据显示，国内消费的蔬菜比出口的蔬菜含有更高的农药残留，且出现明显的农药“鸡尾酒”现象。如在45个样品中，共有40个样品检测出50种农药残留，北京某某玛超市一颗草莓上竟含有13种农药残留，总量早就超过了1ppm。
目前，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面积达1.8亿公顷次。半个世纪以来，使用的六六六农药就达400万吨、DDT50多万吨，受污染的农田1330万公顷。农田耕作层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别为0.72ppm和0.42ppm;土壤中累积的DDT总量约为8万吨。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就实现了“十三连增”。可稍有些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农业的特点是四年之内“一丰一歉两平”。果树生产尚有大小年之分，粮食生产受天气变化的影响更大，连续增产的基础理论是不存在的。不论遭遇旱灾还是涝灾，且各地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粮食连年增产的可能不是没有，但空间很小。
如果增产了就不需要大量进口。2019年，我国累计进口谷物和谷物粉1785.1万吨，进口大豆8851.1万吨，合计10609.2万吨，进口的粮食总量突破了10%警戒线。
由于国外粮食价格低廉，到岸价不到国产粮食的一半，在市场上很有优势。廉价进口压低了国内粮食价格，农民纷纷撂荒进城去打工，种地由留守的妇女和老人来完成。据调查，中国种地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且很多劳动力为女性。农民种地如果计算劳动力的话是赔本的买卖。老人和妇女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种出来满足自己吃——“够自己吃就行”。再过十年，我国粮食数量安全是不能继续依靠老人和妇女来满足的。与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多，以及进口粮食压力越来越大同步进行的是，中国种地农民的平均年龄也是增大的。家庭农场、大户经营模式都不错，但适应的范围仅限于大平原。那些偏僻山区的耕地，我们不能放弃其食物生产功能。
造成我国粮食数量安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粮食的质量安全引起的。进口的粮食以转基因大豆为主，适合做饲料与工业原料。国外粮食生产很难做到精耕细作，农药残留与转基因成分残留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粮食卖低价可以，但不能拉低国内优质粮食价格，农民种地赔钱是不会有人干的。最近几十年，我们盲目学美国，搞的是工业化与化学化的农业，最近还有人希望借助生物技术化，即搞懒人农业，让少量的人来种地，满足大量城市人口的需求，这样做是更危险的。因为农业效益低，农民只好采取减少人工的办法，尽量使农活简单起来，不得不借助于农药、化肥、地膜乃至转基因技术。
由于用地不养地，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化肥污染，耕地板结、酸化、塑膜化。在北方有些土地pH值已经达到了4～5，而正常土壤是7～8，土壤有机质更下降到1%以下。耕作了几千年的耕地，由于近三四十年持续发展工业化农业，地力不断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城市消费者那里，由于农药、化肥残留增加，不健康的食物带来的是人体健康风险增大。。
用转基因技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这是主流农业技术专家信奉的最高宗旨，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该项技术开发。但据有关资料，并从美国、巴西、阿根廷发展转基因农业的结局来看，转基因技术面临的三个问题似乎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一不增产，二不环保，三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问题。
当年遭受“苏联解体、苏东巨变”影响的不仅有朝鲜，还有加勒比海北部岛国古巴。但令人意外的是，古巴的农业并没有像朝鲜那样彻底崩溃。相反，它在经历了第一波打击之后及时调整政策，终于化险为夷，顺利实现了由现代化石油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的转型，该国通过发展有机农业摆脱了粮食危机。自1991年以来，古巴已建立了280个在不同地区及省市层面设立的虫害生物防治中心，用半工业或手工生产生物控制和预防虫害的材料，被认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层控制害虫的革命。
古巴生态农业的发展，得到了农民、多个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支持，已成功地找到替代短缺的燃料、肥料和农药的方法，正如畜力牵引替代拖拉机和燃料使用;轮作，多种作物间作等丰富作物种植的多样化;绿肥，堆肥，蚯蚓养殖，豆科作物种植，生物肥料如菌根、根瘤菌和生物质等快速地增加土壤肥力;种子保护和生物防控替代化学农药。到1999年，古巴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历史性水平。
与朝鲜墨守现状不同，古巴人应对上述农业危机的思路很清晰，那就是果断放弃“石油农业”，广泛动员民众，迅速恢复传统生态农业。过去20年间，“在有机肥获取、土壤保持、作物与禽畜管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古巴实现了生态农业的顺利转型，从而扭转了粮食短缺的被动局面。以上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充分说明，严重依赖石油化工的现代农业是不可持续的，而建立在生态循环原理基础上的生态农业才具有抵抗各种风险的强大能力。
在中国山东弘毅生态农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发展了一种产量与经济效益共赢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他们首先用有机肥取代化肥。将作物秸秆加工成饲料养殖肉牛，再将腐熟牛粪作为肥料还田。其中秸秆饲料的加工与储备是关键，该农场自主研发了大型遮雨式分室青贮池，每年加工“微储鲜秸草”1500吨。这种循环的生态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每种产品的副产物，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改善土壤，还增加了土壤生物多样性，并且提高了作物产量。有机果园的蚯蚓数量是普通果园的将近20倍;冬小麦和夏玉米在8年内产量提高了65%;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多赢。
他们利用物理+生物方法取代杀虫剂，即通过脉冲式杀虫灯、鸡、野生鸟类、天敌昆虫、人工除草控制越冬害虫。杂草控制，以人工+机械除草取代除草剂。聘请经验丰富的农民承包除草工作，在果园杂草控制方面，采取“以草治草”策略，种植一些高覆盖且有固氮固碳功能的本地草本植物，形成单优种群，占据杂草生态位。另外，停用地膜、人工合成激素、转基因种子，生产优质安全产品，进行线上线下销售，增加经济效益，平均每公顷效益是普通农田的3~5倍。
这种生态农业模式解决了现代农业带来的环境、人类健康等问题，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如果按照这种模式，中国需要2亿亩耕地即可满足人类的主粮需求。然而，此种模式的推广，还需要政府的推动。
从理论上、技术上，以及市场销售上，我国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人类告别百年农药化肥将从中国开始。在疫情新形势下，我国粮食的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都是重中之重。我们建议，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引领人类走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道路，既满足粮食安全，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带动全民大健康工程实施。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国家用于扶贫、农业补贴、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土地治理等的资金向高效生态农业倾斜。在全国大力推广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发挥国家涉农、涉环保、涉健康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促进精准扶贫，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研究、技术和教育部门，研发更多生态农耕技术和方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农民培训学校，通讯技术等，加强技术的传播;完善生态产品的贸易、补贴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知识产权机制，对开发新技术的农民的研究成果进行保护;同时加强对禁用非生态技术的管理等。
第二，扶持优质“零农残”产品销售，向符合要求的销售平台提供必要的资助。生态名优农产品的网络销售，进一步释放了城市居民的购买力，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巨大推动力。如果1亿个城市家庭每年消费3万元的生态优质农产品，即可带动1亿个农村家庭从事生态农业。围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加工与生态农产品的销售，会增加就业机会，引导农二代、大学生二代进入生态农业领域，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
第三，建立高效生态农业实验示范区。选择有良好条件的县或市，大范围推广高效生态农业技术。如果农民积极参与，利用相对较少的土地，同样可以保障国家粮食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促进农业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食物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必须对各地搞的所谓现代农业产业园、反季节设施等做法进行反思，对用国家政策资金搞形象工程的做法必须尽快禁止。
第四，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优质食品生产对生态环境有严格的要求，水、土、空气都不能污染，从源头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人工合成激素，通过市场作用倒逼工厂少生产有害化学物质，帮助国家保护生态环境。高效生态农业其实是一种环保产业，更是最大的公益产业。生态农业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耕地固碳，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第五，跟踪示范区人群健康指标，获得第一手健康大数据。从源头遏制重大疾病年轻化趋势，为今后实施全民健康工程寻找合理的途径。病从口入，疾病与农产品质量关系密切。在试验示范区内，生态农业减少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对食物和环境的污染，从源头保证了食品安全，实现从“吃饱”向“吃好求健康”的突破，提高全民免疫力，科学应对新冠病毒及其可能变异的病毒，为中华民族崛起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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