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发展，在不断完善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框架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诺斯以交易成本和产权概念为切入点，逐渐发展起一个力图通盘考虑制度、组织与个人经济行为的理论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组织形态经历了多次变革。从中探索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总结经验，并为当下与未来制定经济政策奠定坚实的认知基础。具体到农业经济的研究，将农村基本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农民经营农业的方式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耦合在一起，可以激发学者不断贡献新知识。时至今日，探究农村经济制度安排、农民经营形态与组织方式以及农业各生产领域的发展水平与潜力，依然是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思考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向。
我们的研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考证反映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的档案资料，从中抽象出真实可信的经济制度、农户经营方式和农业经济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考证安徽省无为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档案，尤其是其中细致的典型调查材料，来分析对具体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制度和人群行为的因素，从而将那些计量工具所无法关照到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中的能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阐释得更加清楚。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例如地方志中记载的粮食产量，在不少情况下与真实的数据有很大差距，因此不能贸然使用，而必须借助未公开发表的原始档案材料进行修正。在计量经济史研究逐渐升温的今天，许多研究对历史上留存或后人编纂的数据缺乏考证地直接采用，这样做有相当大的风险。
运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土地改革这一制度变迁对于农业生产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造成了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第二，无为县粮食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水稻单产——明显低于长三角地区，但却是余粮输出地，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土地改革对于无为县的农业生产产生了促进作用，它促进农业生产能力提高的关键机制是什么？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后农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还是别的原因？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为县的粮食生产能力
无为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南邻长江，地势以平原为主，丘陵次之。农业以圩田种植水稻为主，另有部分旱地种植小麦、大麦、蚕豌豆、棉花等。在民国时期，无为县已经是重要的稻米产地以及商品米、稻输出地，这是自明清以来皖中开始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输出商品粮的大趋势的延续，但无为县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如棉花的种植则不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普遍。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无为县水稻种植面积、总产和单产的数据，1931年出版的《无为县小志》和1993年出版的《无为县志》都有零散记载。但鉴于新中国成立前不同地区亩制、重量和容积单位比较混乱，以及当时统计数据质量不稳定，我们需要利用无为县县级档案所记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据和其他文字材料，并与其他历史材料进行比对，确定一个可靠的水稻种植面积、总产与单产数据集，以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前到土地改革结束以后无为县粮食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
（一）耕地面积与水稻种植面积
1951年无为县土地改革全部结束，将之前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改为较单纯的自耕农所有制。同时清查黑田，将之前混乱的习惯亩改为市亩，丈量土地，为土地所有者颁发土地证。据此判断，当时确定的耕地面积应该比较准确。如果能将其考证清楚，则可以作为判断1951年之前和之后耕地面积与作物播种面积是否准确的一个基线。
《无为县志》在“粮食征购”一节记载了1951年无为县的耕地面积：“是年，对全县土地进行丈量核实，将原有1394899亩（老亩）土地折算成1884389市亩”。这一数字与无为县粮食局1952年9月28日“秋征工作计划（草案）”原始档案记载的数字一致，因此可以作为1951年无为县较可靠的耕地面积数据。
我们可以从1951年耕地面积出发来推断当年作物播种面积的记述是否合理。《无为县志》所载1951年无为县粮食、棉花和油料三大类作物的总种植面积约为200.8万市亩。既然总耕地面积为188.4万市亩，考虑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复种，可以认为该种植面积合理。根据县志记载的1949年水稻种植面积943941市亩、1950年1168191市亩、1951年1286856市亩，我们认为同一书所载的1919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105万亩也应可靠，亩的单位应已换算为市亩。按照前述《无为县志》所载139.5万老亩折合188.4万市亩，可以计算得到1老亩平均折合1.35市亩。1931年出版的《无为县小志》记载该年全县种植水稻仅706980亩，面积过低，这可能是因为该书编纂者使用老亩而非市亩做单位。将这一数字折算成新亩，可算出1931年水稻种植面积为954423市亩。与1949—1951年数据相比较，这一数字比较合理。
（二）水稻总产量和单位产量
粮食局档案中明确记载1951年水稻产量为49855万斤，且注明其统计的水稻包含了籼稻和糯稻这两类当地最大宗的稻米品种。还载有1951年稻谷在无为县最大的两个稻米集散地无城、襄安的上市量为6582万斤，同年实际秋征公粮67822930斤。由此计算商品稻和公粮合计约占水稻总产量的27%。从中国农业经济史上看，水稻产出的27%作为剩余从农民家庭流出，是一个合理的数据。这样多重视角的交叉核实使我们倾向于认为粮食局档案中的1951年水稻总产量接近真实产量。
无为县委秋征档案记载1952年水稻（含早、中、晚稻）总产量为74995万斤。粮食局档案记载1953年水稻总产量为66983.8万斤。而1931年版《无为县小志》和1993年版《无为县志》中所记载的1931年和1919年产量分别为300万石和315万石，按照1石稻谷折合稻谷108斤，可算得产量分别为32400万斤和34020万斤。
至此，我们可以将1919至1953年无为县的水稻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单产（等于总产量除以种植面积）归纳成表1。
考虑到无为县的土地改革在1948年即已经在解放区开展，到1951年在全县范围内全部完成，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们认为这一土地制度的变革并未破坏当地的粮食生产水平，反而是对其有相当大的促进。如果说水稻总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这可能是长期战乱结束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恢复性增长，那么水稻单产的增加则表明，土地改革并未对微观经营单位的生产力水平造成损害。有关土改破坏农村生产力的论断，根据上述分析，至少在无为县是不成立的。
（三）以较低农民消费水平支撑的余粮输出
无为县的农民通过小麦和杂粮种植对水稻生产进行补充，支撑了较高的商品稻米输出与公粮上缴。小麦和杂粮的产量要低于水稻，而且其生产方式往往较为粗放，如1993年版《无为县志》所说的“有收则收，遇涝即沤”。无为县能够向外输出稻米，并不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从而提高单位土地产量，而是依靠在传统技术水平下尽量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上种植、搭配各种粮食作物。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圩田，用来种植水稻；而其他类型的土地则尽可能地种植杂粮和小麦，以增加粮食产出。无为县的农业生产不仅远非现代化的农业，而且其以水稻单产为衡量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要低于当时中国农业的先进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区。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的加速，像无为县这样的余粮输出区所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而其农业生产力基础却并不乐观。工业化与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之间的深刻矛盾是理解20世纪50年代农业政策及农业发展波动的一个重要线索。
三、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
前面所列的无为县水稻单产数据表明，土地改革并没有对无为县微观经营单位的生产力水平造成损害，但其总体水平相较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低。当地的粮食生产能力为何低下？土地改革对于农民家庭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需要转向微观层面的农户经营材料才可以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方面最细致的材料是1951年土改委员会的《白马乡调查》。白马乡是无为县在启动土地改革时选定的四个典型试验点之一，并将其作为圩田区水稻生产乡的代表。以《白马乡调查》为主，辅以其他土改与互助合作档案，基本上能够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为县小农经营的微观面貌。
（一）水利系统维护对圩田生产的重要性
白马乡位于河汊密集的平原地带。该平原地带由10个圩田组成，又叫十连圩。白马乡管辖其中的4个圩。全乡共有7个行政村，48个自然村，1212户，6171人。农民居住较为分散，没有集中在一个大村庄，而是在各条圩堤上居住。一个自然村一般就沿着圩堤展开。
白马乡的耕地有11214.91亩，属于圩田。而这些圩田的产出能力是不同的。当地将圩田分为上站、中站和下站。上站（占26%）为好田，可与水稻轮作麦类和油菜。中站（39%）则只能收一季水稻，但稳产，除了破圩这样的严重灾害外，能做到旱涝保收。下站（35%）不仅无法轮作，土质也比上站和中站为差，又因其地势较低，很容易被水淹，因此农民对下站的施肥和耕作均不热心。调查报告记载，上站年均亩产500斤，中站400斤，下站则只可收300斤，全乡平均单产则为350~400斤。全乡平均单产则为350~400斤。上一节考证1951全县水稻单产每亩387斤，与这里白马乡的平均产量相符。
（二）不同阶级的土地占有和收益差距悬殊
白马乡的土地租佃活动相当活跃。全乡发生租佃关系的田地达6233.31亩，占全乡耕地面积的55%。关于地租额，1951年4月16日土改委员会的报告记载，白马乡典型地租为每亩2担（200斤），相当于1951年全县水稻亩产量的51.7%。换言之，租入土地的农民需将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
白马乡按照不同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和耕种使用状况如表2所示。地主阶层人均占有10~22亩，富农在6亩左右，中农2亩左右，而贫农仅占0.1~0.7亩。阶级区别明显地体现为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据《白马乡调查》载，当地若要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至少需要1.5~2亩田。如果是产出较差的下站田，甚至2~4亩田都无法维持生活。由此，如果仅依靠自有土地，整个中农群体（占总人口37%）就都是生活在生存线附近的，而庞大的贫农群体（占总人口61%）则生活在难以为继的生存线以下。
贫农群体不得不借助活跃的土地租赁关系而维持生存。通过租入土地，贫农人均土地使用量增加到1.5亩左右。尤其是那些主要靠租入土地生存的佃贫农（占总人口的25%），其自有土地仅为0.1亩，通过租入土地能够达到人均耕种1.4亩。以承担大约占总产出一半的地租为代价，贫农群体得以延续了自己的生存。甚至一些土地很少的农民，能够通过租入土地上升为中农，形成了所谓的佃中农群体（占13.5%）。还有1户成为佃富农。以自耕为主的中农也通过租入土地扩大了自己的耕作面积（从人均2亩增加到2.3亩）。地主和富农则通过租出土地，获得了地租收益。这一土地租佃的过程，客观上维持了农民的家庭生活。
（三）地主富农并未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从表3可以看出，占总人口60%的贫农群体与地主、富农和中农相比，明显缺乏耕牛和犁、耙，这无疑将导致他们无法更好地耕作土地。缺乏耕牛便只能用人力耕田，其力量弱于耕牛，再加之缺乏犁，无法进行深耕，由此将导致土地产出不高。
表3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农在耕牛和犁、耙的投入上与地主和富农差别不大。这说明，地主和富农的农业资本投入水平并不比中农高。中农和地主、富农的差别，在于其占有的土地面积要比后二者为小，而不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地主、富农经济实际上不过是规模稍大的中农经济，而非生产技术的根本性提高。这一经验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有的历史学家基于土改见闻或回忆所得出的土改破坏了地主和富农的先进生产技术的论断。对于土改效果的负面判断，无疑高估了全国范围内地主、富农生产水平的先进性。
（四）肥料投入与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为匮乏
四、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小农经济
在本节中，我们将看到，较为低下的粮食生产能力在随后的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了一定的提高。对无为县档案资料的解析将清晰地展现出这一改变得以发生的原因和其内在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土地改革这一制度变迁，一方面消除了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基本上形成了普遍的自耕农经营，另一方面则实现了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有接近一半的农村居民从土地的极度稀缺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和土改前中农类似的自耕农。与此同时，地主和富农通过地租和雇工工资两种方式获取农业剩余的权利被取消，土地占有面积下降。结合表1中对水稻总产和单产的考证与计算所显示的1950—1953年水稻生产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要素再配置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这一正面作用，超过了对地主和富农生产造成影响这一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虽然使占农村人口55%的贫雇农群体得到了土地，但并未触及存续已久的小农经济本质。得到土地的贫雇农依旧缺乏耕牛和农具，甚至口粮。他们的农业生产力仍是薄弱的。政府在兴修水利与救灾、救济方面虽然发挥了较强的作用，但却面临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化肥、科学选种和农用机械）的情况下，提高小农经济的产出能力。
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为了说明互助合作对贫农生产的作用，我们举白茆区义圩乡叶荣金互助组的例子。该互助组由12户农民组成，共62人，男女整半等各类劳动力合计21.5个。共有水田50.4亩，旱地77.3亩。农具有水车8辆，大盆3个，斗桶1.5个，风车1张，水犁3张，旱犁2张，耙2张，耕牛1头。土改后组员分得了土地，但仍缺乏耕牛和农具。
该互助组是在1951年春夏之际组织起来的，在秧苗栽完之后就解散了。1952年春耕时再度组织起来，这时新加入了5户，劳动力也增多了。于是互助组统一组织富余劳动力在莲花沟边开垦荒地，留作组内公产。但这时组内管理仍较落后，组员之间的农具、劳动力的交换和相互等价的制度仍未建立起来。麦收季节过后，互助组又陷入停顿。
此后区乡干部介入，组织了几次组员大会，讨论出了记工、评工、结资、同工同酬、人畜农具公管公用和专人负责的制度。在这之后，组员间劳力农具使用吃亏、讨便宜的现象基本消除。私人所有的人工、牛工、农具归全组公用，但保护私人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使用之前，先评完工价，然后由使用方向所有人照价、按时结资，非双方同意不能有意拖延。虽然生产要素的个人所有权和收益权受到保护，但在其运用上，需要服从全组的安排。对一般小农具用坏要赔偿，不坏则由互助组负责每年加一次油，不付工资。大农具（犁、耙、水车、大盆）则依价结资，评价标准是互不吃亏，不能过高或过低，以防某一方吃亏或讨巧。这样，互助组解决了组员缺少耕牛和农具的困难。肥料和种子的投入也得到增加，以往组员生产不上秧泥，也不选种，而到1952年互助组步入正轨之后，全部耕地都上了秧泥，小麦进行了选种并且使用香油搅拌。利用通过开垦荒地获得的收益，互助组还置办了一些新农具及一头耕牛，更加提升了组员的士气。
由上述叶荣金互助组的例子看，所谓互助组，从经济角度讲，其实就是实现小范围内的农具、耕牛和人力的相互交换和共同使用，以改变原有小农生产要素匮乏的状况。原来农村地区即存在换工、相互借农具和耕牛的情况，互助组是把这些生产要素的交换制度化和常态化了，从而改善了贫农的生产条件。组员通过合股或是垦荒形成互助组的公产，用以购置农具和耕牛，同样可以改善组员个人的生产条件。但是，无论耕牛、人力、农具的投入，还是肥料积累的增加和选种，都不过是在传统小农经济范围内的适度改良。农业生产力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则要等待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科学选种和农用机械的逐渐普及之后，才会到来。
五、结论
本文依据原始档案资料考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无为县以水稻为代表的粮食生产水平与当地小农家庭的经营状况。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制度变迁因素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基本特质，但制度变迁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范围内，通过更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和改善水利等生产条件的关键制约，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这一结论的具体含义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通过对比无为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民国时期的水稻总产量和亩产量，我们发现，土地改革并未导致当地粮食生产水平的下降，反而是伴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水稻的总产量和单产量都有明显的上升。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最近出现于学界的一种新观点，亦即认为土地改革因为打击农村中生产技术水平最高的地主和富农，故而对农业生产有破坏作用。原始档案中收藏的基层调查材料显示，无为县的地主和富农在农业技术水平上相比中农并未有任何先进之处。据此，并结合水稻产量的变迁趋势，我们推断，土地改革中要素重新配置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改进，相比其对地主与富农生产的负面影响，发挥了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无为县的发现启示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土改前各阶级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分阶级地分析土改对其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土地改革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使得缺地的贫雇农能够更加直接和充分地使用农地，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他们在人口中的高比例和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数量，决定了在各阶级中他们生产力的提高将是农业生产力整体提高的最大贡献者。这一研究对于学界正在致力探索的土地改革这一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第二，通过无为县和长三角地区的对比分析，我们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余粮输出地的粮食输出能力并不一定建立在输出产品的高生产能力上，而是依赖于输出产品的生产能力、当地农业的产品结构和农民消费结构的综合平衡。后两者非常重要。我们横向比较了无为县和当时稻作农业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发现，无为县的水稻单产要明显低于同期的长三角地区，根据对农民微观生产状态的考察，原因很可能在于该地区肥料投入少。无为县较高的公粮和商品稻米输出，并不是建立在一个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而是必须同时依靠种植相对低产的小麦和杂粮以补充农民口粮。无为县农民输出稻米只是为了在既定的市场结构下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他们牺牲了自己对稻米的消费。换言之，无为县的余粮输出是建立在当地农民较低的生活水平之上的，依此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余粮输出区的粮食输出能力的生产基础并不稳固。
第三，互助合作是土改后顺应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的制度变迁，有基本的生产力进步的客观基础，不是完全基于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但是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土改后贫农生产工具的缺乏、水利等自然条件的恶劣，使得进一步整合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成为应予促进的方向。互助组成功地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这些难题。但是，其对生产力的促进仍然是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范围之内的改进，还不足以大规模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传统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仍是共和国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四，互助合作是在国家没有农业机械、化肥等工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试图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动员努力和制度创新，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能否仅仅依靠生产组织形态的变革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当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粮食，而小农经济有限产出不足以满足粮食需求时，农业的制度变迁的着眼点就会强调要增强国家粮食汲取能力。而为了长远的考虑，这种制度变迁还必须能够自我改善农业技术能力或有效承接外部的技术支持。这些也是在互助组之后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所力求探索的主题。
综合上述考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和深入地理解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和体制变迁。余粮输出地生产能力不高、余粮供给建立在输出地农民较低的生活水平之上，互助合作只能有限地改进农业技术能力，以及农民在粮食增产后优先改善自己生活。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提示出新中国粮食需求的急剧增长与受制于技术能力和家户温饱优先需要的私有制小农农业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理解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政策变动及农业发展波动的一个重要线索。国家改善农业组织形式的努力将被迫同时回应提高粮食汲取能力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以及满足城市粮食供给与满足农民农村自身需要，因而必须平衡国家与农民、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治社会过程的变化也必须首先从这一维度上加以理解。（高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