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本下乡隐蔽的雇佣关系资本积累农业产业化家庭农业
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讨论，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积极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认为它能缩小城乡差距(厉以宁，2009，201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牛若峰，2006;胡冬生、余季江、王宣喻，2010)、建立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连接机制(郑风田、程郁，2005)、实现公司与农户的双赢(万俊毅，2008)，其核心在于，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处在一种“双赢”的关系中。第二种倾向则认为企业种地不可能竞争得过小农，政府需要给企业提供补贴，或者企业从农业上游或下游的经营中拿出一部分补贴农业种植领域的亏损，无论哪一种都不划算;资本下乡还会侵占农民利益，因此政府应该限制资本下乡，而支持小农家庭经营(贺雪峰，2013;温铁军，2009;黄宗智，2010等)。
以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家庭农业”是否被改造，以及直接雇佣关系是否大规模扩展。本文将通过湘南一家龙头企业的案例分析，从讨论资本下乡后如何获得利润入手，对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下乡的企业资本为什么没有以直接雇工的形式组织生产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农户是否仍维持着“家庭经营”
(一)横向一体化的土地经营策略
2009年，A公司以每亩200元/年的流转价格在平晚县一个乡镇里流转了近1200亩土地，开始进行规模经营的试验，流转期为5年。这一年，A公司投资190多万元用于购置各类农机具，并成立了专门的耕作部，2名经理主要负责制定农事规划，3名耕作管理员负责安排农机手和十多名农业雇工完成耕作。农机手按1200元/月的底薪加提成的方式支付工资;农业雇工负责一切田间管理工作，每生产100斤稻谷可得15元③。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类似于一般意义上以雇工为基础的大农场：公司拥有或购买了土地、机械、农资等一系列生产资料，并依靠雇工和监工进行生产，这种以横向的土地集中为特征的经营方式，可以称之为“横向一体化”(黄宗智，2010)的经营策略④。
然而，这种经营方式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缺乏经验，劳动力成本远远超出预算。其次，劳动监督面临重重困难，耕作部的一位经理抱怨，当地农户“素质”太低，把本该用在公司土地上的化肥、农药偷偷拿回家;喷洒农药时为了图省事，喷洒不均匀，导致病虫害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收割时，偷偷背稻谷回家;不仅如此，周边的其他农户也以“捡稻谷”⑤为名，偷公司的稻子。第三，灌溉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由于灌溉水源不足⑥，公司的雇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本村其他农户先灌溉，不愿意因外来的老板而得罪本村村民，公司的土地往往灌溉不足，直接导致减产。在种种经营困境下，A公司在2009年亏损了20多万元，从而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
2010年，A公司对土地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公司彻底退出种植环节。所有土地被外包出去，给“代管户”耕作;农机被承包或折价卖出。但土地经营权在名义上仍然是A公司的，公司通过控制农业种植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农资供应和稻谷收购——来实现对种植环节的整合。这种方式可以看做是“纵向一体化”的形式。
(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策略：公司+代管户+耕作户
自2010年开始，A公司开始将土地划分成200亩—1000亩的地块，分块外包给代管户，代管户与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支付每亩200元/年的土地流转费，并必须购买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包括种子、农药、化肥、机耕、机插、机收六项⑦)，此外，代管户需在收割后将稻谷卖给A公司⑧。
不过，这类代管户往往缺乏农作经验，其主业通常在非农领域，例如建筑业或自营小商铺等，土地经营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尝试：如果能有收益就继续投入，如果不能，就随时退出。这类农业经营也被称为“农场外的农业”(agriculturebeyondthefarm)(伯恩斯坦，2011：167)。这类代管户需要雇佣“耕作户”进行田间管理，也按每生产100斤稻谷15元的价格付酬。A公司称这些代管户为“穿着皮鞋种地的人”，他们被宣传为“新农民”，并制造出一种幻象，似乎农业既轻松又赚钱。而真正从事田间劳作的耕作户则是农村的中老年人(50岁左右或更高)，他们因种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从而成为农业雇工。
显然，这种方式也并不理想。由于代管户的主业是非农行业，他们并不参加劳作，甚至不参加劳动监督，却要分取一部分农业利润，也就是说在“公司+代管户+耕作户”结构中出现了公司和代管户两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然而，种植环节的低利润无法维持两个食利阶层的同时存在。一旦收益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代管户的流失率就很高，A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去寻找新的代管户。因此，一年以后，这种模式也被放弃。
(三)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调整：公司+“代管户”(兼“耕作户”)
2011年年末，A公司在寻找下一年的代管户时，将原定的200亩—1000亩承包单位缩小到100亩—200亩，并明确要求代管户必须亲自管理土地，不鼓励雇用耕作户。新的代管户不再是“穿着皮鞋种地的人”，而是“穿着草鞋种地的人”。他们不再是那些在非农行业做生意的老板，而往往是在村庄多年从事农业的农户。这类代管户除了在农忙季节雇工外，自己从事耕作，因此能保持相对高的产量。如此，代管户队伍能相对稳定，A公司也能从农资套餐和稻谷贸易中获取稳定的利润。本文第三部分将从代管户和公司两方面对这一模式做更详细的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代管户之所以从A公司承包土地，而不自行流转土地，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A公司有现成的连片土地，这些土地的流转有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⑨，如果由农户自行去流转土地，需要一家一户去谈，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显然从A公司承包土地是一条捷径。第二，从A公司承包土地能减少现金压力，因为农资的费用由A公司垫付，代管户只需要在收割后与公司结算就行，对于缺乏资金，但又希望能够承包土地的农户来说，这是有吸引力的。
A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从每亩土地的“农资套餐”中，公司获取的利润大约是130元⑩。这是公司从水稻生产的“上游”环节获取的利润。如这位负责人所说：“只要土地在我公司名下，我就会保证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农药、种子、化肥都用我公司的，我流转了土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是我的。其他公司想卖(农资)到我的土地上，那绝对不可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公司如此急切地想要扩大土地规模，因为它控制的土地面积越大，从农资套餐中获得的利润就越高，而这部分利润几乎不用承担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圈地运动”(张玉林，2015)。
土地流转成为A公司形成农资销售垄断的一种方式，不仅使它获得一般利润，更让它获取了超额利润。在访谈代管户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A公司在农资套餐中赚了他们的钱，因为套餐中的农资价格比市场上同种农资的价格要高。根据代管户们的计算，每亩地的套餐中，农药、种子、化肥三项价格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大约50元—80元。如果我们认为，普通农资经销商按一般市场价格销售农资，能获得一般利润的话，则A公司通过控制土地形成垄断，从农资套餐中获得了每亩50元—80元的超额利润。代管户明知如此，仍然从A公司购买农资，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从A公司获得土地。
除了从农资销售中获取利润外，A公司还从稻谷贸易中赚取利润。由于代管户的农资费用是由A公司先垫付，到稻谷收割时再统一结算，因此A公司通常要求代管户将稻谷卖到公司。代管户也愿意如此，因为他们的种植规模通常在百亩以上，收割回来的稻谷如何晾晒，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一家一户不足10亩地的稻谷，只需在自家门前屋后的晒场晾晒即可，而大面积种植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地方晾晒，且晾晒季节往往多暴雨，风险极大11。2011年，A公司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建成了平晚县第一个稻谷烘干中心，代管户将稻谷卖给A公司，尽管需要支付烘干费，却能避免风险。
在烘干中心外，A公司还自建以及租下了县里的几个大粮库，其粮库收储量共计可达五万吨12。在具备了粮食烘干和收储能力后，A公司得以通过稻谷贸易赚取差价，从稻谷产业链的“下游”获取利润。当代管户在收割季节将稻谷卖给A公司时，是一年中稻谷大量上市，价格最低的时候，A公司通过烘干储存，将稻谷留存到来年清明节前后卖出，此时正是青黄不接，是一年中稻谷价格最高的时候，平均每100斤稻谷的差价能达到10元左右。如果按照每亩土地产10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计算，则A公司通过稻谷贸易，每亩地能获得的利润是100元。
由此，A公司通过农资销售和稻谷贸易，从每亩地上获得的利润能达到230元，这部分利润的获得并不需要公司承担任何风险，而风险最大的环节已经外包给了从事种植的代管户。值得指出的是，A公司能从上、下游获取利润的关键就是对土地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得A公司尽管不介入直接的水稻种植，却能确保代管户购买公司的农资套餐，以及将稻谷卖给公司——如果发现代管户违约，公司可以将土地收回。这是建立基地的龙头企业与从事订单农业——不涉及土地流转——的龙头企业的重要差异，订单农业在中国的高违约率，已经在不同研究中体现出来(Guo&Jolly，2008;Guo，Jolly&Zhu2007;刘凤芹，2003)。为了减少违约率，一些公司采取了不同策略，例如，将基地选在地理上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点，或选择经营销往海外的农产品(Zhang，2012)——通过地理上的隔绝或市场的限制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这两类条件在主粮作物中都不存在，控制土地显然是在主粮作物种植中形成市场垄断的有效方法。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2012年在湖北一个稻米种植大县调查时接触到一个大型稻谷加工企业C，其经营策略的转变与A公司有极大的相似之处。C企业原本只从事稻谷加工，每年从全国各地收购稻谷，一年的运输费约达2000万元。由于收购稻谷时常常要与中小型加工企业抢购，耗时耗力，因此C企业决定将每年的运输费用用来建立自己的粮食生产基地。2010年年初，C企业在湖北签订了1万亩的土地流转协议，流转期为18年。最初，C企业也依靠雇工来经营大规模土地，但遭遇了A公司类似的挫折，此后也同样将土地分成不同地块外包出去。尽管A公司以农资经销为主业，C企业为稻谷加工企业，但二者分别将产业链从上、下游两个方向延伸至种植环节，本质上，二者都是通过控制土地，从而控制农业种植环节，并从农业的上、下游获取利润。这类企业在中国正在不断增加，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例如，Zhang&Donaldson，2010)。
类型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获利的代管户
马富民(1965年生)，水船镇三里村人。他从2013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了50亩的土地代管协议。2013年前，A公司只从三里村流转了一小部分土地，马富民耕种的20亩土地(大部分从外出务工的亲友处免费流转来)不在其中;由于A公司在2013年扩大流转面积，马富民无法再免费耕种原来的土地。但他借此机会，与A公司“合作”，将经营面积扩大到50亩。马富民也坦言，如果不与A公司合作，他不可能种下这么多地。
为了节省成本，绝大多数农活马富民夫妇自己做，只在除草和背稻谷时雇工，其每亩地的成本见表1。
马富民在当年的收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理想，平均每亩地每季的产量只有700斤左右，不及其预期的800斤，但由于2013年的稻谷收购价格还在继续上涨，他的稻谷平均销售价格为130元/100斤，因此，2013年他每亩水稻单季的纯收入为157元，两季合计为314元，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150元/亩的双季稻补贴，每亩双季稻的总纯收入达到464元。马富民计算了他们夫妇在每亩双季稻上投入的劳动力，每亩土地上大约投入了4个工—5个工(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称一个“工”)，按照每亩的纯收入计算，马富民夫妇每个工的收入为100元左右，这与当地一个普通建筑工的日工资相当。
类型二：主要依靠机械出租获利的代管户
刘俊才(1960年生)，水船镇松柏村人。他从2011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面积为110亩，种植单季稻。刘俊才所代管的土地就在他本人所在的小组。每亩地的成本见表2。
刘俊才在2012年的平均亩产量是1100斤(他因为这样的高产而在当年被A公司评为“种粮能手”)，稻谷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25元/100斤。他在水稻种植方面的每亩纯收益为417元，种植方面的总收益达到45870元。刘俊才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的工大约为2个—2.5个，也就意味着每个工的收益为160元—210元，相当于当地一个技术工的日工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俊才因为自己拥有大中型农机(1台大型收割机、2台中小型犁田机，共花费72000元)，因此所代管的110亩土地上的犁田、收割由自己完成，A公司付给他180元/亩(犁田、收割分别为90元/亩)。除去机械作业在每亩地上消耗的50元的燃油费、机械磨损费(刘俊才的估算)，从机械作业上，刘俊才的纯收入是14300元。
除了在代管的这110亩土地上使用机械作业外，刘俊才也通过机械出租赚取利润——给没有农机的农户犁田、收割。其中，犁田的收费是100元/亩，收割的收费为90元/亩;开犁田机作业的成本(包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20元/亩，开收割机作业的成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30元/亩15。2012年，刘俊才的犁田机作业面积一共为150亩，收割机的作业面积为近1300亩(均包括代管的110亩)。因此，在机械作业方面，刘俊才的纯收入达到88900元(包括了代管的110亩地的机械作业收入14300元)。显然，对于代管户刘俊才而言，机械作业的收入远高于他从种植水稻上获取的收入。但代管土地对他来说又十分重要，因为他需要保证一定量的机械作业面积，尤其是在当地的农机拥有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以上两个代管户是在A公司的所有代管户中经营成功的两类代表。第一类代管户，如马富民，家中只有小型农机，他们也只与公司签订相对小面积的土地代管协议，主要依靠最大限度地投入家庭劳动力而获得收益，只在农忙季节少量雇工。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代管户从每亩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仅等于所投入劳动力的日工资。按照马富民的计算，他们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4个工—5个工，每亩双季稻的纯收益为464元，因此，每个工的收益仅在100元左右，这与当时一个普通建筑工人的工资相当。而对这一点，马富民也非常清楚，这类代管户常说，“我们赚的就是个劳力钱!”
代管户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赚的只是“劳力钱”，可以从他们与普通农户的种植收益对比中来理解。对平晚县一个普通水稻种植户来说，除掉农资投入和其他成本，农户每亩水稻(指单季稻，当地农户种植双季稻的已经极少)2013年的收益大约在800元—900元左右——因为种植面积小，普通农户的产量往往更高，但他们投入的劳动力也更多——远高于代管户的纯收益(以同样方式计算的代管户刘俊才的单季稻亩收益为417元)。也就是说，如果去除劳动力成本(按劳动力工资计算)，平晚县的普通稻农仍然能获得每亩300元—400元的收益，而代管户则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对比国家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水稻种植的平均每亩现金收益为734.74元(每亩“总产值”减去“物质和服务费用”、“雇工费用”、“土地流转租金”)，即使除去劳动力成本(“家庭劳动力折价”)，每亩仍有303.96元的剩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15：6)。而对代管户来说，扣除了劳动力成本后，他们就没有剩余了，他们的收益仅仅是劳动投入的日工资。
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代管户都能获得收益，那些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农机的代管户，就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类型三：既无劳力，又无农机，亏损经营的代管户
万英恒(1953年生)，平湖镇人。2012年他与A公司签订了260亩土地代管协议，种植单季稻。由于所代管的土地位于仙府镇，万英恒夫妇需要在平湖镇和仙府镇来回奔波。表3展示了他们夫妇在2012年的种植成本。
由于是“外人”，万英恒夫妇在仙府镇的种植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与A公司在第一年经营时遇到的困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结果，他们的平均产量只有850斤/亩。2012年，水稻收购价格为125元/100斤，因此，他们的每亩总收入为1062.5元，抵不上他们在每亩土地上的成本投入。
万英恒的故事与前两位不同，由于他们夫妇都年近六旬(在当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很多环节不得不依靠雇工来完成，他们在雇工上的支出几乎是马富民的两倍(即便不计插秧费用)。他们在种植上的亏损几乎是可预见的。而这对夫妇也并没有农业机械，缺乏机械租赁的收入，尽管在2013年为了还债，这对夫妇依然与A公司签订了土地代管协议，并努力试图改进管理，但效果依然不佳。
万英恒这类代管户的亏损，也使A公司在选择代管户时更加谨慎，因为代管户的亏损也使公司在粮食贸易上的收益减少。更关键的是，这种亏损状态会导致代管户的流失，使公司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代管户来接管这片土地。因此，在2013年，A公司一位负责人明确表示，未来不再和50岁以上的农户签代管协议。公司更愿意与刘俊才这类有农机的农户签订代管协议，因为后者能从农机租赁中获得收益，因此更为稳定，可以减少公司的管理成本。当然，这也意味着未来成为代管户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在以上三个案例基础上再来考察代管户与公司的关系，可以发现，代管户与A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协议，只有土地代管协议，也就是说，A公司与代管户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不仅如此，代管户在表面上还维系了一定的自主性：生产资料全部由代管户购买——从土地流转费到全部农资、农业机械服务费，都由代管户支付;最终产品由代管户按市场价格卖给A公司——而不是像工厂工人一样，产品为公司所有，并由公司支付工资;代管户掌控着整个种植过程，农事安排由代管户自己决定，投入自家劳动力还是雇工，也取决于代管户自身。也就是说，“家庭经营”的外壳仍然保留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司与代管户之间的关系，在当事人的日常表述中，常常以“合作”来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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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还有一些项目，例如水利、农田基本设施建设项目等，不一定以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名义投入，但也可能减少了龙头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其盈利，这部分并没有进入政府的697亿元资金投入中。然而，一则这些未进入“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统计的财政投入难以估算，二则这些项目资金可以理解为为龙头企业下乡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不是企业的直接收益，不能解释企业如何形成利润。因此，即便政府在2006年—2010年间实际扶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高于697亿元，仍然没有解释龙头企业盈利的全部，有必要对企业如何与农户之间互动，如何在其经营的主业中获利作出分析。
②文中所有人名、地名已作匿名处理。
③2009年稻谷收购价格为95元/100斤。
④“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提法在恰亚诺夫(1996[1925])和列宁(1984[1899])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⑤由于公司用机械进行收割，难免会有一些遗漏的稻谷，附近农户便在收割过后来捡零散的稻谷回家喂鸡、喂猪。最初农户还是在公司收割之后才下地去捡，后来演变成农户和公司的收割机一起下田，不止是捡收割落下的，更用剪刀剪未收割的稻谷。尽管公司耕作部有3名监督员，但由于1200多亩土地分散在不同地块，且为了避开大雨，同时进行不同地块的收割，监督员难以全面监管。农户“捡稻谷”也会让公司损失一部分收成。
⑦公司对机械作业项目的管理相对宽松，因为一些代管户自有农机，不一定从公司购买农机服务。
⑧代管户也可以选择卖给其他人，但出售时需有A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场，因为代管户的农资是由A公司垫付的钱，在最终出售稻谷时，需要进行结算。
⑨A公司在流转土地方面，之所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与地方政府争取“产粮大县”的称号有关。由于“产粮大县”能为县政府带来巨大的奖励补贴和项目资金，平晚县上下致力于争取这一称号。参评“产粮大县”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粮食播种面积，为了提高这一面积，地方政府努力推动农户种植双季稻，而农户从投入产出的比较计算——双季稻意味着双倍的农业投入，而粮食产量并不能翻倍——并不愿意种双季稻，在多种尝试失败后，政府开始引进公司资本，并助其流转土地。A公司流转的土地并不是全部都种植双季稻，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种植单季稻，这是它愿意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原因。关于平晚县的“产粮大县”竞争及项目制，详细可参见陈义媛(2013)、龚为纲(2015)。
⑩2012年，A公司对早、中、晚稻种植的农资套餐价格分别是518元/亩、606元/亩、538元/亩。
112012年，平晚县就曾有一个大户因为晾晒环节出问题，导致一年的辛苦全部白费。这位大户种植了46亩水稻，收割后只能晾晒在马路上，因遇到暴雨，2万斤稻谷来不及收回，全部发芽，无法作为粮食销售。此事在平晚县的种植大户间几乎无人不知。
12其中一个两万吨库容的粮库是平晚县的一个国家粮库，A公司为粮食代储企业。成为粮食代储企业，能够获得国家的大笔代储资金，A公司也因此得以减轻部分资金压力，顺利收储。
13“中农”概念最早由学者贺雪峰及其团队提出，参见贺雪峰(2011)、杨华(2012)、林辉煌(2012)、陈柏峰(2012)。
14根据一位中农的计算，经营100亩土地的现金需求是10万元，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这笔费用已然不菲。贷款对他们而言也并非出路，一则是因为他们缺乏抵押物，二则是因为即便贷了款，还需要支付贷款利息，要从本就不多的农业收益中扣除一部分，这对农民来说并不划算。
15大型收割机作业需要两个人配合，刘俊才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工，因此省下了雇用劳力的开支。
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ChenYiyuan，DepartmentofSociology，CollegeofHumanitiesandDevelop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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