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药黄瓜、有毒豇豆、问题猪肉……如今又出现甲醛白菜、蓝矾韭菜，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农用药剂的超标、违规使用，正在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之祸。对此，有一种声音解释说：不用这些化学药剂，百姓的餐桌就没有保障。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也该反思，农药(包括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是否用得过多过乱？农业生产一线何以越来越依赖化学药剂？生态种植技术为什么得不到推广？科研部门为何开发不出低毒、高效的农用药剂？弄清这些问题，或许才能为保障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找到正道。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力田村采访，村民文志祥与记者谈起当前农药使用的情况，让人忧心不已。
以前村里很流行打剧毒农药，多灭灵(甲胺磷)、克百威(呋喃丹)都是用得比较多的药。这些药毒到什么程度呢？人只要喝一小口就会死，以前村里有个老太太，用装过这些农药的空瓶子喝水，结果就死掉了。打过这种药的蔬菜，采摘和装运时都得戴上长长的皮手套，否则双手双臂就会起泡、脱皮甚至溃烂。
用药高峰期的时候，有村民家的鱼塘里死了1000多斤鱼，都是因为那些药瓶子到处扔，大白天，几百只瓶子在田里晃得直刺人眼。多年前我们打赤脚就能下田，现在就算穿着靴子，都怕被玻璃碴划破脚。
现在搞统防统治了，用剧毒农药的村民慢慢少了，但还是有。而且村子周围也始终有卖这些药的店。不少村民因为缺乏病虫害防治知识，就一次又一次地打药，甚至有村民一季早稻施13次药，可虫还是越打越多，最后还得靠剧毒农药。有时候村民间闲聊，听说哪个地方有“老农药”卖，就会跑去买。
文志祥说，打这些药种出来的早稻，不要说自己不吃，就连喂猪都不会用这样的早稻。“反正自己不会吃，都卖给粮贩子了。”村民李文九开玩笑说，“这种早稻都被你们(指记者)吃了吧？”
农民都知道剧毒农药不宜用，但仍有不少人“偏爱”剧毒农药，原因就在于这些农药的药效“管用”。有个村民甚至直言：“有毒的，才是高效的。”
记者采访发现，农药的滥用和违规使用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记者在江西赣东北的蔬菜种植区域采访时看到，不少菜地边上或沟渠中，白色塑料袋、褐色玻璃瓶等形形色色胡乱抛弃的农药包装随处可见。
一位蔬菜种植户向记者感叹：“杀灭一种小虫子，需要四五种农药。现在虫子吃的药像人吃的药，又杂又乱。一种药剂成分，多个品牌包装，农民眼都挑花了，还不一定找到管用的药。”
前不久，江西省在全省开展蔬菜生产用药专项检查，其中广昌、萍乡、龙南、吉州等地区的农药监管部门在这期间检查了70个乡镇，246家乡级经销店，270家村级经销店，抽查样品315个，送检农药16个，查出种植蔬菜使用的高毒农药4种。
在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该市文家街道办韩家村菜农韩贵方告诉记者，近年来病虫害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菜农很难分辨，就多用药。大家都觉得“有病没病，打了管用”。
不仅仅是蔬菜，就是大田作物，也离不开大量的农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沂蒙山区做了调查，不论是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是大蒜、花生等经济作物，生长期打药均不少于3遍。以下是他的粗略统计：
玉米：除草剂1次、杀虫剂拌种1次、灭杀地老虎1次、向玉米心撒药灭玉米螟2次，至少5次。
小麦：除草剂1次、杀虫剂拌种1次、除蚜虫2次、杀红蜘蛛1次、灭小绿虫1次，至少6次。
大蒜：除草剂1次、杀虫剂1次、农药灌根1次，至少3次。
土豆：除草剂1次、农药2次(蚜虫1次、地老虎1次)，至少3次。
花生：除草剂1次、农药5次(浆虫1次、青虫2次、蚜虫1次、红蜘蛛1次)，至少6次。
西瓜：除草剂1次、乐果灭蚜虫1次、除菌2次，至少4次。
蒋高明告诉记者，常年打药使得杂草和病虫害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农民就不得不打更多的药来控制，而杂草和病虫害的抗药性就进一步增强，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种植业，在禽畜养殖中滥用药剂的情况也很严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兽医院院长王晶钰说，近年来，兽药、尤其抗生素产销量增长速度远大于禽畜养殖量增长速度。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一位养鸡大户告诉记者，养鸡常得怪病，查不出病因，找不到有效的药方，一次治不好，就不停地换药、加大药剂量，包括抗菌药、消炎药在内的各种抗生素类药不停地在鸡群中施用，效果还是不明显。
一些生猪养殖户为降低风险，在饲料中盲目添加抗生素，为的是让猪“提高免疫力”。王晶钰说，给畜禽盲目食用抗生素可诱发耐药性，使畜禽成为庞大的耐药基因储藏库。畜禽疾病抵抗力变差，发生疫病时，不得不加大用药剂量，造成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药物滥用，还会导致疾病变种，乃至无药可医。
记者走访发现，在水产品养殖中，为提升幼苗存活率、减少病害发生，部分养殖户会在水产养殖中违法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等药物。
一位养殖户向记者介绍，尽管国家将孔雀石绿列入禁用的兽药，但由于这一药物可帮助提升鱼幼苗存活率，且价格便宜，在市场上容易买到，有些养殖户就在生产过程中偷偷使用。
农业药剂的滥用带来了巨大的农产品安全隐患。时不时爆出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蔬菜中毒事件让人心有余悸；更让人担心的是尚未被发现和认知的危害，如抗生素在体内的蓄积，可能导致器官病变，产生变态反应、过敏反应、免疫抑制等问题。(半月谈记者周勉郭远明娄辰吴小康)
农民的无奈与诉说
消费者们说起农药滥用和农药残留，往往一肚子愤慨，不少人就直指农产品生产者缺德。其实，对于这种指责，大多数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也有一肚子委屈和无奈。
病急只有乱投医
湖南省株洲县排上村养殖户张子龙曾经是一名基层防疫员，从他的爷爷开始，一家三代人都在基层从事生猪防疫工作，但几年前暴发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让经验丰富的他也损失惨重。张子龙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生猪疫情越来越复杂，“高致病性蓝耳病以前在我国绝对没有，至少我做防疫员20多年，从没见过。”
株洲市攸县西洋垅村养殖户胡宗彪坦言，因害怕日益复杂的疫情，他从来不到县外寻找猪源，所有仔猪都从附近熟人那里买。“我们村以前养猪的不少，大家有时候相互交流，觉得几乎每年都会发现新病，不知道是怎么暴发的。我也是害怕了，才不敢乱买仔猪。现在村里就我一户还在养猪，其他的都亏死了。”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临床兽医系副教授贾杏林告诉记者，包括生猪蓝耳病、圆环病等都是由国外引种带进国内，经变异后进一步加强。“国外品种生猪最大的缺点就是抗病性低，一旦发病，伤亡十分严重。”贾杏林说，这很容易引起养殖户恐慌，导致病急乱投医、乱用药。
不仅养殖业，种植业同样如此。过去几年，江西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稻瘟病、稻飞虱等病虫害，农民告诉记者，为保产量，一些地区的农田一周内要打三四次农药，用药频率是平常年份的数倍。如果不频繁打药，就意味着减产甚至绝收，一年的辛勤汗水就白流了。
反季节生产不用猛药不行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颜谢村菜农王在虎的蔬菜大棚里有一个纸箱，箱子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农药包装物，记者仔细数了数，共有14种农药，包括杀虫类农药8种、杀菌类4种、杀螨类两种。
王在虎告诉记者，施用农药贯穿设施蔬菜栽培的全过程，从播种到收获，每一步都伴随着农药的施用。种子要农药拌种；休棚期直接对土壤用药，以解决土壤消毒、连作障碍、土传病虫害等问题；从定植到最后拔秧一直要防治各种病虫害。为了提高坐果率、膨大催熟果实或果实塑形，还要使用大量植物激素。
尽管用了大量农药，病虫害还是难以控制。更为严重的是，新的病虫害不断出现，“用啥药都控制不住”。一些老菜农反映，设施蔬菜生产为病虫害越冬和繁殖提供了适宜场所，导致病虫害发生多、蔓延快、危害重。这些年白粉虱、蚜虫、红蜘蛛、蓟马、潜叶蝇、根结线虫等虫害以及枯萎病、炭疽病、叶霉病、灰霉病、霜霉病、疤斑病、晚疫病等病害越来越多，危害逐渐加重，迫使菜农用药次数增加，药量加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蔬菜大棚本身就是用农药、化肥、农膜“制造”出来的“有毒”微环境。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菜，就必须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肥，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鸦片式治疗”的恶性循环。
物理防治成本太高
南宁八桂田园是集“现代农业展示基地，新型观光旅游农业基地，现代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实习基地，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及推广基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基地”五大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科技观光园。
八桂田园生产部负责人韦志林告诉记者，园区防治病虫害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如安置诱虫灯、养殖益虫等，此外还会使用一些有机农药和生物农药。他透露，有机农药价格较贵，“比一般的农药贵一半以上”。此外，由于有机农药对使用条件要求严格，农民较难掌握，效果并不一定比化学农药好。这也是部分农民不愿意选择有机农药的主要原因。
长沙市开福区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菜农说，有的菜不打药也可以，就用人工捉虫。但是这个办法费时费力，成本非常高，跟打药比起来，至少高出5倍。用防虫网，由于遮光，会导致蔬菜减产20%～50%，而且蔬菜长得不健壮。“我们菜农也有苦衷，种菜不容易，种菜要赚钱更不容易。不用药产量上不去，卖相不好价格上不去。换作你们又该怎么办？”他无奈地表示。
远距离运输难题谁来解
今年5月国内爆出“甲醛白菜”时，记者曾到山东青州地区采访，当时一些蔬菜经纪人称，冬季气温低，白菜不需要用甲醛溶液保鲜，只有春夏之交上市的春白菜才会使用。当地公安机关查处了多名使用甲醛溶液为春白菜保鲜的车主。据这些商贩交代，喷过甲醛的春白菜被运往山西、河北、北京、内蒙古等多个省份。
专家表示，甲醛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不仅不能用于食品中，也明确规定不得用于初级农产品中。在农产品的运输环节，尤其需要警惕甲醛等药剂的使用。
拷问田间科技创新
一波又一波的病虫害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困扰，也从源头上造成了农药滥用。对农药使用加强监管无疑为我们获取安全农产品增加了保障，但若不从病虫害的防治、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制等源头入手，去服务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解难，监管工作终究事倍功半。
防治水平尚有不足，亟待提高
目前，我国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陈万权说，国外出来一个新的作物品种，抗病背景非常清楚，而我国遗传学研究应用还不够普及，植保和育种的合作少，盲目性比较大。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桂荣说，在植物抗病防虫方面，考虑到转基因作物也会引起新的病虫害，国外已经开始努力寻找生物的方法，为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储备新型生物农药技术。比如通过研究昆虫的基因，为研发新型农药提供更明确的靶标。
“现在国外一些公司通过大范围协作，很多昆虫的基因组都已经测完了，然后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和分子技术，一次性把一种昆虫的全部基因分析出来。”王桂荣说，而国内很多实验室还停留在简单基因克隆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
除基础研究外，我国在病虫害防治技术上也存在不足。
广西玉林市农业委员会植保站站长陈景成说，南方地区每年都会发生稻飞虱等病虫害，每年2月份，当地就着手预测工作。根据田间调查、历史比对、气候分析等作出预测，中短期预测准确率可以达到80%以上，对防治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目前预测工作主要还是靠传统的人工调查，缺乏先进的设备。
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蔬菜协会会长章继业告诉记者，蔬菜病虫害预报比粮食作物更加困难。当地农业局通过“农业信息平台”提前将天气预报和病虫害防治情况发到每个蔬菜基地负责人手机上，“气象方面的预报还算有点用，但病虫害防治方面用处不是很大”。
章继业说，蔬菜病虫害防治必须因地制宜进行，而且这个“地”的范围非常小，整个黄兴镇两万多亩蔬菜，品种达几十种，每一个品种的发病周期、小气候、土壤环境都不一样，现在这种预测水平无法保证准确。
湖南省农业厅植保站站长欧高财认为，不管哪种预测，预测点所能覆盖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县，蔬菜种植所要求的预测精度更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需要加大对整个农业有害生物的预警系统、防治系统的投入，建立从省到地、县、乡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治技术支撑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