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作，还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货币。
苏区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与银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5名员工，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并没有高学历，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连启动资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发行货币，没有专用纸，没有设计图，没有油墨，没有防伪，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不懂金库记账，不懂银行会计，不懂汇票贴现，不懂公债发行，他们是在零起点上、在实践中稳步成长起来的。
统一财政，发展贸易，活跃市场，他们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红色中央银行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苏区政权的巩固，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存在，而且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还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
筹备
在毛泽民的主持下，国家银行很快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并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正式颁布。国家银行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并在财政部监督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任务。
《章程》还规定了国家银行的业务范围：帮助发展生产，对于国有工商业或合作社专业得为有抵押或无抵押之放款，但私人企业之借款须有抵押；商业确实票据之买卖贴现或再贴现，但票据期限自贴现之日起，至多不得逾6个月；依照法律之许可，为生金银及外国货币证券或汇票之买卖；办理各种汇兑及发行期票；收受各种存款；代人保管贵重物品，但其期限不得逾5年。此外，国家银行还有受政府委托，代理国库之一切出纳，代理政府发行公债，以及还本付息事宜等业务。
成立
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任用了阮山行长手下的2名得力干将加入了新成立的国家银行。这样一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有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翻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几乎完全断绝了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各项物资十分匮乏。面对这一系列困难，毛泽民将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他将接收金库作为国家银行工作的开端，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缴金库；为执行中央根据地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做准备。毛泽民将国家银行分设总行、分行和支行；国家金库也分设总金库、分金库和支金库，由国家银行分级接收和管理。为健全银行和金库管理制度，他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研究，制定了金库条例和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还举办了多起银行、金库、财会人员培训班。
运营
统一财政必须统一货币。根据毛泽东关于“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的指示，1932年7月7日，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这种纸币的票面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伍分五种；99元纸币可换100元银元。年底，毛泽民又利用两年前红军打长沙时缴获的制币机建立造币厂，铸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供根据地人民使用；同时也造了一些可到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于白区进行贸易。
统一财政，还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管。毛泽民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身份，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并规定：凡属各级政治部、各直属队和新区所成立之革命委员会等一切财政之收入，必须“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以便汇集具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财政统一”。他又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收据。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至1932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
此外，毛泽民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储蓄运动。他在给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负责人刘少奇的信中写道：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而银行“活泼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解决”。从当时的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以上资料转引自：
1.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2.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