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6月底开始，一种叫黄脊竹蝗的虫子从西南边境席卷而来，它们的飞行高度在200米左右，沿着气流甚至可以达到600米，虫量巨大时能让天地瞬间变色。
但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蝗虫的数目巨大且持续不断。它们集中觅食，破坏林地和农田，对边境数县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一名农户家里12亩的玉米地，正在抽穗授粉的时节，所有的雄穗全部都被竹蝗危害了。杨学礼去调查的时候，已经打了好几次药了，走到地里，可以看到4种不同颜色的蝗虫尸体。这片地刚好位于蝗虫飞行的必经之路上，主人无奈的对杨学礼说：“我已经尽职尽责了，但实在没有办法防得住啊。“
江城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是一个农业县，边境线长达183公里，是全省唯一与老挝、越南两国接壤的县城，也因此成为蝗虫飞越的前哨站，也是受灾最早、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杨学礼介绍，当地迅速成立了蝗虫防治指挥部，每天进行监测、像接力赛一样在各乡镇之间进行蝗虫动态汇报，并及时扑杀。
截至到8月26日，云南省江城县勐康口岸边境一线已经连续18日未监测到竹蝗迁入。
以下是杨学礼的口述：
它们还是来了
我们从今年2月份就进入了灭蝗的备战状态，但当时我们打算防范的是沙漠蝗。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就发出了蝗灾预警，我们云南2月也开始备战，在25个边境县布置了监测任务。结果到今天沙漠蝗都没有来，却等到了黄脊竹蝗。
前两天，有专家按一平方米20只蝗虫，平均每只0.55克的重量来估算，我们江城县过去两个月已经消灭掉的黄脊竹蝗大约有4000多吨了。
我是2015年底到江城县植保站工作的，之后我曾多次去老挝进行考察，所以在2016年就见过这种蝗虫。它喜欢吃禾本科的植物，包括竹叶、粽叶，也吃玉米、甘蔗等作物，破坏力很强。如果虫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把一片竹林吃到一点绿色都没有，像火烧过一样，竹子也会枯死。
资料图。图源CFP
2018年的8月我们在老挝考察，蝗虫在那里迁飞，大片大片的虫子遮天蔽日。当地的农民连太阳都看不到了，他们就很害怕，因为当地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因此很多人烧香，跪拜，在庙里求佛。老挝那边因为缺乏设备和药物等的缘故，近几年虽然都受蝗灾侵扰，但都没能消灭蝗虫。中国曾多次进行支援，进行技术培训，还送给他们一些农药设备等。总的来说，近几年蝗虫是不断的在向中国边境靠近的。2017年以前，老挝丰沙里省和江城国境线交界的约乌县还没有发现蝗虫，2018年的时候就有了，并且它们会零星的往江城迁飞。
所以2018年、2019年，都有竹蝗迁飞到中国，我第一次在江城见到竹蝗是在2018年的7月。但这两年迁飞过来的数量是远远不能和2020年相比的，并且打了药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它们就又飞走了，没有对农作物造成什么损害。
2018年，我们就开始对竹蝗进行研究，发现了4个产卵的点。9月末，它们交尾结束后，雄蝗就死掉了，产卵结束后，雌蝗也会死去。幼虫等到第二年的五月才会孵化出来，那个时候打药对它们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第二年四月份又去做了好几次观察，发现幼虫已经出来了，就上报给了林业部门，他们五月份去打了几次药，竹蝗就在我们江城县没有了。
2020年7月14日，云南江城，入侵蝗虫在啃噬玉米叶。图源CFP
但今年的数量显然与以往不同。我最早得知消息是在6月14日，老挝约乌县的一个农民委托在中国的亲戚帮忙买杀虫剂，说他们那边蝗虫又在啃食玉米和甘蔗，但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他们自己过不来。我当时还在村里扶贫攻坚，就接到农药经销商的询问，该卖什么药给他们？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老挝蝗灾的一些情况了。我们立马就给边境的监测员安排了任务，告诉他们今年蝗虫可能会大量进入中国。
果然半个月后，6月28日早上，我就收到领导发来的老挝媒体的报告，说临近中国的丰沙里省虫灾很严重。随后我又收到我们的监测员发来的报告，28日下午，蝗虫已经到了国境线。
第二天我们就沿着国境线去调查，就看到了大量的蝗虫，自然保护区也有了。往老挝那边看，密密麻麻一大片，他们的竹林都被吃光了。
（注：根据江城县7月7日发布的《黄脊竹蝗防控工作情况专报》显示，自6月28日起蝗虫大量迁入，到7月6日已经扩散到江城县7个乡的17个村，累计发生灾害面积超8.2万亩。）
接力战
我们分了10个工作组，每个组大概7、8人左右，每天晚上8点都会准时开会，对当天出去调查的情况进行一个汇报。此外，每一个乡镇都成立了防控领导监测小组，他们与县里的工作组对接。
我们的工作有点像接力赛，比如蝗虫到了某个乡镇，监测人员发现了它们，要对它们的飞行方向进行定位，看它们接下来会经过哪个乡镇。然后就要迅速地给那个乡镇的指挥中心汇报，蝗虫要往你们那个方向走了，大概会从什么地方经过，你们具体观察一下到什么地方了。
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传递信息，到了晚上7点，乡镇必须要跟县里汇报蝗虫是在哪一个地点离开的，如果说就在这个乡镇里面，那就要汇报是在哪一个组，哪一个区域。
这样的安排能让我们弄清楚，蝗虫当天的“末点”是在哪里。因为蝗虫的习性是日出而飞，日落而息，我们就可以趁他们起飞之前去撒药，这样的灭蝗效果最好。如果白天发现时当场就上去扑杀，我们还没有到跟前，它们就已经起飞了。
每晚8点钟，我们县防治蝗虫的指挥部都要开会，汇总，通知打药的人员。他们每天早上6点钟就会带着高空无人机出发，七点钟必须到位。
2020年7月14日，云南江城，消杀员对蝗虫入侵地进行喷洒。图源CFP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十几架无人机，后来不够用，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30架左右。一架无人机对应3到4个打药人员，组成一个专业化队伍。
我们刚好在每个村设立了扶贫攻坚的队伍，新冠疫情来了之后，这只队伍就承担起了疫情防控的任务，村民看到外来的人员会进行小组汇报。蝗灾开始之后，这只队伍又自然承接了防治蝗虫的工作，村民发现后会报告给组长。
车辆去不了的一些地方，村民们也会负责无人机、农药、还有水的运送。只要指挥部发一个号令，大家就全部响应了。此外还有几百名专业人员，包括农科员、护林员在内，他们也在进行工作。
云南江城县，工作人员在给机器加注农药。阮艳艳供图
灭蝗遇上疫情防控
无人机主要是用在林地上，不在农田。农民们会给自己的田地打药，我们也给每个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下发了烟雾迷雾机。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蝗虫进了农田，只要它不危害的话，我们是不会在农田进行药物扑杀的。它对农药是很敏感的，用烟雾迷雾机在农田周围进行喷射，它闻到味道之后自己就会飞走。
另外，我们研究出来一个规律。只要是打过药的农田，虫量不是那么大的时候，竹蝗一般是不会吃里面的庄稼的。它对农药很敏感，就“比较挑食”。就算是禾本科，它比较喜欢的那些农作物，它也就是吃几口就走了。
但是今年从7月开始几乎每周都会从边境飞来一批，前两批还遵循这个规律。到了第三批之后，它们的虫量非常大，并且饥不择食。不管有没有打过药，它们都会吃。
云南江城县一处农田，里面有大量的竹蝗在啃食叶子。阮艳艳供图
我们的分析是，老挝那边的食源已经没有了。飞出来的虫已经很饥饿了，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后，这些虫子已经比较虚弱了，它已经不会再去考虑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改变，此后我们就转变成见虫必须扑杀。
消灭了几批之后，到了8月初，我们边境线的巡逻就没有观察到蝗虫的飞入了。一直到今天，江城县勐康口岸边境一线已经连续超过20日没有监测到竹蝗迁入。
但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每天的监测任务，从乡镇到县指挥部的每日汇报工作都还在进行。大批的蝗虫被我们灭掉了，但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它们会重新汇聚起来，寻找新的产卵地。如果发现了就要进行汇报，虽然实际上从8月中旬我们就没有再接到报告。
云南江城一处农田里，散落着不少竹蝗的尸体。阮艳艳供图
2018年我们观察的结果是，蝗虫在9月底才会产卵，之后成虫就会死掉。不停止监测的原因在于如果有一些原始森林里，高山里人比较少去的地方，或者有一些遗漏的地方，如果成了它们的产卵地，确定之后就要及时汇报，在第二年的4、5月对幼虫进行扑杀。
今年最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赶上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出境去观察虫源地的情况，非常被动。实际上，我们6月28日收到报告之后，我们7月5日就已经申报了，当时，我们县拟派去老挝进行调研的名单上是有我的名字，但最终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老挝拒绝了。
这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制定一个更周密的计划，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很被动，只能看到一批蝗虫消灭一批，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会来多少，还有多少存量。这样会消耗我们好多额外的人力、物力，并且很煎熬。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的话，比如我们现在去发现那边已经确定没有蝗虫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部分的收尾工作，分出来的人就可以去忙其他的事情。
另外目前我们拥有的雷达设备还不足，一套雷达的扫描半径在2公里，功率开到最大的时候可以有10公里，但我们的国境线长达183公里，覆盖不到的地方就要靠人力去监测，调查，效率比较低。我们在江城县牛倮河自然保护区内，距国境线1公里多的地方有一台雷达，是去年发现草地贪夜蛾之后安装的。它的价钱也是很贵的，在150万元以上。
我有一个设想，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能有十台左右的雷达，在东南亚入境中国的气流通道上，然后再有一个大的屏幕，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指挥中心，哪里有虫害我们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