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肖卫东(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突出表现为农业产量产值取得巨大进步，农林牧渔业全面繁荣、协调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巨大飞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健全；农业发展新动能基本形成；农业对外开放成就跃居世界前列；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全面小康迈进。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支持保护政策、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等是中国农业发展70年的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未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质量兴农战略，大力拓展农业多功能；努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加快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深入推进农业资本化运作；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
农业发展；成就；经验；未来思路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71473153）的阶段性成果。若无特殊说明，本文中1949~1977年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国家农业部编），1978~2017年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国家统计局编）。
2019年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中国农业发展，尽管艰难曲折，但在实现有限资源基础上养活、养好中国人的任务和目标上，同样成就卓著。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不仅见证了农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本文尝试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就与基本经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农业发展成就与问题
（一）农业产量产值取得了巨大进步，农林牧渔业全面繁荣协调发展
2017年，粮食总产量达66160.72万吨，比1949年（11318.0万吨）增长4.85倍，年均增长2.43%；比1978年增长1.17倍，年均增长2.10%。尤其是，2004~2015年，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二连增”；2012~2017年，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在6亿吨以上。棉花、油料亦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7年的产量分别达565.30万吨、3475.24万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11.73倍、12.55倍，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44%、5.59%。糖料、园林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高值农产品产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中，2017年的糖料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39.09倍，年均增长率达27.50%，是增速最快的农作物。同期，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率达8.32%。1949~2017年，肉类总产量年均增长7.27%。1978~2017年，牛奶产量年均增长9.64%。1982~2017年，禽蛋产量年均增长7.42%。1949~2016年，园林水果产量年均增长9.0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市场供给取得了巨大进步，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由1952年的461亿元（当年价，下同）逐年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109331.7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11.22%；改革开放以来（1979~2017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速达12.14%，是改革开放以前（1952~1978年）增速（5.26%）的2.31倍。其中，农业总产值、林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和渔业总产值的年均名义增长率分别达10.13%、12.60%、13.45%和16.40%。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各项构成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农业发展的奇迹。
1从2003年起，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从各行业产值占比看（见图1），农林牧渔业结构不断优化。1952~2017年，农业产值占比不断下降，下降了32.80个百分点；牧业产值占比和渔业产值占比不断上升，分别上升了15.58个百分点和9.29个百分点；林业产值占比基本保持稳定，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4%左右徘徊。由此，经过70年的逐步发展和深刻调整，农业内部实现了由“以种植业为主、以粮为纲”的高度单一结构向“农林牧渔全面、协调发展”的立体式复合型结构转变。
（二）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并实现巨大飞跃，农业发展基础越来越稳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和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条件实现由薄弱到明显增强的巨大飞跃，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1949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8.10万千瓦；到2017年，达98783.35万千瓦，年均增长率达15.15%，农业机械总动力快速增长（见图2）。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每公顷耕地拥有农机动力和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农机动力也呈快速上升趋势，分别由1978年的1.18千瓦和0.41千瓦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8.12千瓦和4.72千瓦，年均上升5.25%和6.52%。
伴随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快速增长，农业生产用机水平持续上升（见表1），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在2017年达到65.60%，比2001年提高33.4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97个百分点。其中，机耕水平年均提高1.97个百分点，机播水平年均提高1.65个百分点，机收水平年均提高2.30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机械服务范围涵盖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江泽林，2018），作业领域由粮食作物延伸到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延伸到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延伸到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
二是有效灌溉面积持续增加。到2017年底，全国共有大中型水库4666座，比2000年（3124座）增加1542座。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5.90万公顷增加到2017年的6781.56万公顷，增加了2.40倍，年均增加1.26%。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节水灌溉面积快速增加，由2000年的1638.90万公顷快速增加到2017年的3431.90万公顷，年均增加4.55%。2017年，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达50.61%。
（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经营形式多元化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健全
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采取合作化（1949~1958年）和人民公社化（1958~1978年）的农业组织形式，经营主体（主要为农民集体）、经营形式和经营体系（主要为集体经营）都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经营（1978年至今）成为主要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一组织形式的基础上，由于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承包地快速流转，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向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生产和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不断涌现，并逐步发展壮大，各种新的农业经营形式不断成长。农业部统计数据2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类家庭农场87.7万家，其中纳入农业部门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44.50万家；农民合作社193万家；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组织22.5万家；各类龙头企业13万家。
2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6）》，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版。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中，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基本主体和主力军，实行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农民合作社主要开展合作经营，从而具有联系农民、组织农民、服务农民、带动农民的独特优势和功能；龙头企业主要开展公司经营，在高端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显著的引导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着力为各类农业生产主体提供农业服务。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农民集体占主导的格局到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农民家庭占主导的格局的演变，再到现阶段的多元化经营主体并存、分工协作的格局的转变；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日益形成、不断健全。这既是农业向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陈锡文，2016），又是历史传承的结果（张红宇，2018）。
（四）农业新产业新业态蓬勃涌现，农业发展新动能基本成形
一是农产品加工业迈上新台阶。截至2017年底，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达8.1万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4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3。2015年，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2.20∶14，比1952年提高了4.24倍，比1985年提高了1.86倍。
二是农村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商务部统计数据5显示，农村地区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元逐年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12448.80亿元，年均增长96.23%；农村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网络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2014年的6%逐年提升到2017年的17.40%，年均提升3.80个百分点；2017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2436.6亿元，比2016年增长53.30%；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网店985.6万家，阿里巴巴淘宝村2118个，农产品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585家；生鲜农产品电商交易额1391.30亿元。
三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兴起。统计数据6显示，2017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类经营主体达33万家，从业人员900万人，年接待游客22亿人次；经营收入由2014年的3000亿元逐年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6200亿元，年均增长28.33%，带动700多万户农民家庭就业和增收。
4《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农加发〔2016〕5号）。
ec.com.cn/。
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已经实现由纯粹农业原始产品生产向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共同发展，由单纯的农产品生产功能向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旅游体验等农业多功能开发利用的双重转变。
（五）农业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贸易规模跃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极其有限，农业对外开放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农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全面推进，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一跃成为世界农业对外开放大国，开放质量大幅提高。
一是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95年的254.2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013.90亿美元，增长6.92倍，年均增长10.64%。其中，进口额增长10.61倍，年均增长13.46%；出口额增长4.18倍，年均增长8.11%。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出口额居世界第六位。需要注意的是，从2004年起，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顺差转变为持续性逆差，并且呈扩大态势，由2004年的46.40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503.30亿美元，扩大了9.85倍（见图3）。
二是农业“引进来”由引资向引技、引智领域不断拓展，成效显著。1997~2016年，农业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呈现增长趋势，外资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分别由1997年的6.28亿美元、1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8.98亿美元、814亿美元，年均增长8.08%、12.04%，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242.78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5192亿美元。在引技、引智方面，通过实施一批重大联合项目，引进了大量农业种质资源、技术、农机装备、管理经验和智力资源。
三是农业大踏步“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农业对外投资流量由2004年2.9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32.87亿美元，年均增长33.43%；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8.34亿美元扩张到2016年的148.85亿美元，年均增长30.13%。截至2016年底，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超过1800亿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农林牧渔类境外企业1300多家8。
7此处农业，概指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8白锋哲、吕珂昕：《开放合作引领农业走向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国际合作成就综述》，《农民日报》2017年9月23日低001版。
（六）农村居民生活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向全面小康迈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农村居民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面小康迈进。
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财产性收入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由1949年的43.80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元，增长了305.67倍。其中，1949~1978年年均名义增长3.9%，1979~2017年年均名义增长12.75%，增速大幅提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多措并举，从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着手，全力为农村居民增收注入新动力。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由无到有、由少变多，由1993年的7.02元增长到2017年的302.96元，年均名义增长24.85%（见表2）。
91992年及以前各年，转移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从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以前，农村居民收入指标为人均纯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13年起，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指标统一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农产品消费上，2013年的调查范围和指标口径为食品支出，2013年起为食品烟酒支出。
11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大小对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进行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
三是扶贫成就举世瞩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5亿人。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力、稳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大规模减贫行动，农村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2010年贫困线标准12，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7.70亿人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人，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3.1%。
12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
综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全球粮食安全、贫困治理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进入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日益突出，面临多重安全隐患（粮食安全的结构性矛盾、种业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农民持续增收动力不足、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等问题，尤其是农业成本持续上升问题。2001~2016年，三种粮食亩均总成本由350.61元持续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1093.62元，上升了2.12倍，年均上升7.42%；国产大豆、油料、棉花、甘蔗、水果、蔬菜的亩均总成本年均上升率分别达7.61%、8.22%、8.70%、7.27%、11.69%、9.40%。2013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这五种主要农产品亩均总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56.05％、20.82％、210.42％、38.44％、222.84％（张云华，2017）。农业成本持续快速上升导致中国农产品国内外价差不断拉大，农业经营效益下降，国际竞争力低弱。
二、建国以来70年的农业发展经验
（一）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二）坚持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三）坚持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由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内涵逐步实现了对农业农村从“以农养工、支城”到“多取少予”“少取多予”，再到“优先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范围逐步实现了从农业产中环节向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全面延伸，实现了从农业生产体系到产业体系、经营体系的全面支撑。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实现了仅由农业投入的单一型政策体系到以农业投入、价格支持、财政补贴、金融保险为重点的新型政策体系的重大转变。
（四）坚持和创新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邓小平，1993），这在以前、现在乃至未来，都是如此。科技创新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战略支撑（万宝瑞，2012）。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不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的科技投入甚少，农业科技人员奇缺，导致农业科技极为落后，农村普遍存在“靠天吃饭”现象。改革开放使农业科技创新迎来了春天，国家高度重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对农业生产力解放、提升和农业生产关系变革、重构的驱动作用，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农业科技创新发挥了先锋和引领作用。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统计数据显示，国家对农业的科技投入（S&T）由1978年的7.2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550多亿元，增长了75.39倍；其中，农业研发投入（R&D）由1978年的1.4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60亿元，增长了184.71倍（黄季焜，2018）。
农业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使得农业科技创新的实力、活力和能力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在生物育种、转基因新品种培育、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业遥感和信息化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旱作节水、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在全国各地大范围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断完善。2017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7.50%，比2012年（53.50%）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2005年（48%）提高了9.5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13。另一方面，使得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转型升级、农产品供给优化、新动能培育和农业增长的贡献日益彰显、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黄季焜，2018），并且日益成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五）坚持和稳步推进农产品市场化改革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思路与对策
（一）大力拓展农业多功能，促进农业发展“双目标”向“三目标”转变
因此，进入新时代，随着农业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显现，保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三大目标。这要求大力拓展农业多功能，促进农业发展由过去的“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的双目标向“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三目标的转变。对此，首先，对新目标要进行有力的宣贯，使之深入人心。尤其是，从长期看，要强化保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国家意志。其次，要在具体政策上对农业生产主体提供方向指引，使其行为自觉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再次，要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加快使其成为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合意”主体。最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去除不利于农业可持续性目标实现的产能及生产方式。
（二）努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加快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是全球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和方式转型创新的重要方向，其中，主体是前提，是引领者和生力军。因此，要努力培育、发展壮大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加快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一是建立健全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快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不断强化其生产主体地位和基础作用。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不断强化其服务能力和纽带作用。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不断强化其核心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强化其服务主体地位和支撑作用。
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多种形式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处理好积极与稳妥的关系。既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土地流转与集中，以及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为扩大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农业农村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空间；又要立足国情农情，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解决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具体政策，探索有效办法，因势利导、循序渐进。
三是农业规模经营既要“追求规模”，更要“注重适度”。要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同时又要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的适应性。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是一个包含最大值、最小值、目标值14的合理区间（钱克明，2015）。现阶段，应重点支持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普通农户10-15倍、收入相当于外出务工平均收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14最大值是主要依靠农户家庭劳力就能耕种的最大土地面积，最小值是根据农业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土地每户得到的土地经营规模，目标值是能够使种粮专业户的年收入与其家庭全部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相等的土地经营规模。
四是探索、创新多种形式农业规模经营的共同发展。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不能土地规模经营“单项突进”，而应该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共同推进、协同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是现阶段顺应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罗必良，2017）。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质量兴农战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协调布局、农业生态化生产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把握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多样性及其演化规律，完善、创新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加强成熟可行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示范推广。
三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高农业生态治理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农田灌排体系和农业高效节水体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大力推进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有效控制农药使用量，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使用。着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膜全量资源化利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
四是坚持质量兴农，全面提升农业供给质量。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大力推进内外销农产品和食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逐步消除国内外市场产品质量差距。围绕薄弱环节、重点领域，用重典、出重拳、求突破地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加快推进农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建设，加大国家追溯平台推广应用。
（四）深入推进农业资本化运作，不断拓宽农业发展路径
推进农业资本化运作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战略选择（郭晓鸣，2016）。一是大力推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薄弱环节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库建设，加大补短板投资力度。加快推动落实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固定资产的系列政策措施，变民间投资“准进来”为“请进来”，探索开辟农业领域中民间投资新空间。积极推广PPP模式，大力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支持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二是把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方向。着力短板领域、薄弱环节和区域，全力推进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紧紧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强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机装备的研发和制造，集成推广一批绿色生态农机化技术，促进农业机械装备和作业的绿色化发展。着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机”，促进农业机械化高质高效发展。
三是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扎根农业、安农富农。健全工商资本准入制度，完善动态监管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引导工商资本根据自身优势、农业行业特性、区域资源禀赋、政府农业政策等慎重考虑和选择经营行业、领域和环节。鼓励工商资本发挥专长，与农民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稳妥利益共享机制、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促进“为农增利”，规避“与农争利”。
四是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稳妥推进农地资本化。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制度，加强农地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推进土地经营权出租、转包、信托、抵押担保、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土地银行等多种形式农地资本化路径。当前，要着力引导农地合理资本化，严防农地过度资本化（全世文、胡历芳等，2018）。
（五）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塑造农业新业态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路径就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塑造农业新业态，这也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一是稳步推进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交叉型融合，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推进粮经饲协调发展。加快农牧交叉融合发展，形成“以养带种、牧林农复合、草果菜结合、生态循环”的农牧共生型种养模式。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推进“林—畜”“林—菜”“林—果”等农林、林牧复合经营模式。
二是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塑造终端型农业新业态。立足农产品的开发生产与加工增值，按照“纵向延伸、横向扩张、侧向拓展”的路径，促进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高资本化和高附加价值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链各环节有机整合和集成，逐渐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体系，扩大农业产业链整体规模，提升农业产业链整体效能和效率。
三是加快推进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塑造体验型农业新业态。立足农业多种功能的挖掘与拓展，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充分拓展、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引导、支持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加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推动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支持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
四是创新推进先进要素渗透型融合，塑造智慧型农业新业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广农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积极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分子育种、动物疫苗、发酵工程、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细胞工程、酶工程、非化学害虫控制等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积极发展生物农业。
（六）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积极实施农产品优进优出和进口多元化战略，充分发挥农产品进口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好满足国内农业要素和产品需求。充分利用农产品进口的“资源替代效应”对重点农产品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作用，正推或者倒逼国内供给能力的提升，扩大国内有效供给；通过农产品出口消化国内产能、减少粮食“高库存”，提升国内供给与国外需求的匹配度。
二是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积极嵌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促进国际国内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产品和技术开放式创新，构建高水平农业开放型经济。更加注重高端资本的引进，创新创业型人才、先进农业技术、前沿农业知识向中国的集聚、集中、集结。更加注重推动涉农企业“集群”式、“链条”式“走出去”，不断提升对外农业投资的产业链、价值链一体化水平。
三是把“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新时期农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依据《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促进农业对外开放向内陆沿边纵深推进，优化农业区域开放格局和国际市场布局，建立贯穿亚欧非的农业大市场和经济圈，创建农业国际合作新格局。支持涉农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重构农产品和食品供应链和价值链并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2]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13年第22期。
[3]张红宇：《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特征与发展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
[4]蒋和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未来发展思路》，《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8期。
[5]韩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政策选择》，《商业时代》2001年第11期。
[6]冯伟、蔡学斌、杨琴、石汝娟、夏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增长特征与趋势》，《贵州农业科学》2016年第3期。
[7]张云华：《中美农业基础竞争力对比与建议（上）》，《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5月9日第5版。
[8]LinJ.Y.RuralReformsandAgriculturalGrowth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2,82(1):34-51.
[9]HuangJ.,RozelleS.TechnologicalChange:Re-discoveringoftheEngineofProductivityGrowthinChina’sRiceEconomy,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6,49(2):337-369.
[10]尹成杰：《三权分置是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农村工作通讯》2015年第16期。
[11]肖卫东、梁春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11期。
[12]唐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3]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课题组：《继续加大“三农”投入支持完善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5期。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万宝瑞：《科技创新：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求是》2012年第17期，第35-37页。
[16]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3期。
[17]尹成杰：《农业多功能性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7期。
[18]李国祥：《论中国农业发展动能转换》，《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7期。
[19]钱克明：《规模很重要适度是关键》，《求是》2015年第7期。
[20]罗必良：《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1期。
[21]郭晓鸣：《农业资本化应重视风控》，
[22]全世文、胡历芳、曾寅初、朱勇：《论中国农村土地的过度资本化》，《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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