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发展阶段和特点
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
事物与自然现象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性认识的反映。它以经验知识的形态，存在于世世代代农民的思想中，再经过知识分子的总结提高，并用文字的形式加以记述，就成为农学著作。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密不可分而又有所区别。农业技术与农业的发生是同步的；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表现为物的形态存在，或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方法程序。农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在人类初始的农业生产中只有科学知识的某些因素和萌芽，是不系统、不完善的，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完整和科学知识体系。
农史研究者一般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即生产者通过感性直观达到了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特性与自然环境条件各种关系的表面认识，并摸索创造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系统的农学知识体系。专门农学著作的问世即可视为其标志。
从考古出土资料看，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但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才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出现了最早研究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农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野老》等。现仅存于世的《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则不失为有一定系统性的农学论文。
从战国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二千余年中，中国共出现了数百种农书。它们所总结记述的内容是探讨中国传统农学内涵的最佳文献，此外在历代的各类政书及各地方志中也不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吕氏春秋》中的四篇农学论文，《上农》是论述农业生产政策措施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后三篇都是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任地》主要指出土壤耕作的原则和方法，带有总论性质；《辩土》承接它论述了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的具体技术方法；《审时》则主要说明适时播种同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关系。显然，它虽只重点讨论了农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却抓住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环节。汉代出现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之类的综合性农书，还有关于畜牧、蚕桑、园艺、种树、养鱼等的专书或专篇。它们是汉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产物。从现残存的《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内容看，前者只有关于种植业方面的资料，不仅研究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还针对不同作物的特性和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栽培方法和措施。后者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有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果树、林木，甚至涉及牧业、副业等方面，但对生产技术记述很简单，更缺少理论上的说明。从上述两书尚难看出中国传统农学的完整内涵。
北魏贾思勰撰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它比较系统精密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旱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国内外农史学家公认它是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杰出代表，对其后中国农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无疑，它的农学内涵可反映出中国传统农学内涵之一般状况。《齐民要
术》一书，除作者从“农本”观念出发，广泛摘引前代圣君名贤，宰辅重臣重视农业生产取得成就的典故，借以说明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写书“教民”的用意的“序”以外。关于全书的内容和范围贾思勰在“序”中曾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又说：“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齐民要术》全书具体内容忠实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所记述的农学内容以种植业为主，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储藏加工等各个方面。而在种植业方面，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显然属“广义农业”范围。同时，全书贯穿了以下主要精神：一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集约利用土地思想；二是强调认识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怎样按照不同季节，气候，不同土壤特性来进行不同作物的布局、栽培和管理，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等。
从类型众多的专业性农书上也可看出中国古代农学内容之丰富。如有以农家占候和耕作技术为中心，也包括农田灌溉、土壤、肥料在内的天时、耕作专著；许多以各种花草及延伸到一些果木、蔬菜、竹、茶等经济作物和谷类作物，少许有关水产、农具为研究对象的“谱录”；此外，还有蚕桑专书，畜牧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专业性农
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补充扩大了综合性农书的研究范围，而且对农学某些专门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中国传统农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1、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阶段——先秦时期。根据考古学资料推测，中国有上万年左右1的农业历史，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虞夏之际，中国已出现了金属工具，商代开始用铜钁开垦荒地，挖除草根，周代中耕农具“钱”（铲）和“镈”（锄）、收割农具镰和“铚”也开始用青铜制作。自此原始农业开始逐步向传统农业阶段过渡，不过，一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４７６年），中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即农业工具木质耒耜等仍广泛使用。商、周时期的农业技术体系是以农业农田沟洫，即“畎亩”制为核心；作物条播于“亩”上（“畎”为亩间小沟），休闲制代替了撂荒制，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协作的耦耕是普遍实行的劳动方式；粮食作物种类已形成“五谷”、“九谷”的概念，家畜则有“六畜”，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如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初步发展。精耕细作的萌芽已出现。
以铁犁牛耕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农业真正的到来是战国时候的事情。战国中期，铁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较普遍使用，休闲制开始向连种制过渡，“深耕”、“熟耰”的土地耕作逐渐普遍，重视“多粪肥田”，强调良种和提出良种标准，以及对“农时”、“地宜”认识的深入，农业害虫多种防治方法的出现等，说明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开始形成。这时期重农思想开始系统化，并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政策和农学知识的群体——“农家”学派，如以无为并耕相标谤的许行、陈相等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家。战国末《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大体构成了一个整体，主要研究和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涉及水旱地利用，盐碱土改良、耕作保墒、防除杂草、株行距、植株健壮、产
量和出米率、品质等，包含了许多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内容，带有总论性质。像这样集中阐述农耕的概论性论文，不仅在先秦古籍中少见，即使以后的农书和其它书籍中也极为难得。可以说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
２，中国农学发展的与成熟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仍是当时农业最先进的地区，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园圃业、林业、畜牧业、蚕桑业和渔业都获得长足进步。在农学上，中国传统农具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如耦犁、耙、耢、耧车、飏扇以及使用畜力、水力的谷物加工工具碓和转磨，还有新式提水灌溉农具翻车等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牛耕在西汉中期以后已普及开来，逐步推向全国。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主要表现在种植制度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形成丰富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技术方面，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耕作体系，以及出现了“代田法”和“区田法”等特殊的抗旱丰产方法；施肥改土更受到重视；穗选法和类似现代混合选种法等选种技术先后发明，并培育出许多适应不同栽培条件的品种等。这一时期的南方水田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技术，总的说还落后于北方，不过，正酝酿着巨大的跃进。
农学的载体——农书，这一时期发展至成熟阶段。首先是数量增加较多，从前一时期的几种一下增加到三十多种。其次，农书主要类型已经出现，既有综合性农书，也有专业性农书。专业性农书的覆盖面已及畜牧、蚕桑、园艺、养鱼、天时和耕作等。《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有代表性的高水平农书，内容主要记述的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农业的生产知识。
隋唐宋元时期的农学著作数量空前增多，为前一千多年农书总和的4.5倍以上。其次，综合农书从体系到内容继续有发展，专业性农书新出现了蚕桑、茶、花卉、果树、蔬菜、农具、作物品种等专著。它们数量最大，占这一时期农书总数的一大半。反映出农学的分科研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宋元以来十分发达。再就是在唐代以前，中国农书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写黄河流域中下游旱地农业生产知识的，而这时期则出现了不
少反映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生产知识或南北兼顾的各类农书。现存《四时纂要》、《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还有《茶经》（陆羽）、《蚕书》（秦观）、《司牧安骥集》、《橘录》、《荔枝谱》、《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耒耜经》、《菌谱》、《糖霜谱》等都是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重要著作
4、中国农学继续深入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总特征是：人们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引进和扩种高产的新作物以及依靠精耕细作传统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其中尤以依靠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为主，由此围绕着多熟种植，大量适应各地栽培的品种被培育出来；施肥量需求更大，由施用自然肥料、农家肥到施用商品性的饼肥；耕作要求比以前更高，从而出现了特重大犁和套耕等方法；治虫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栽培管理也更精细。“粪多力勤”是这一时期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最简炼概括。南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某些地方出现的堤塘综合利用，在土地利用技术上意义最为深远，它是现今提倡的所谓“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的先河。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在向深入方面发展。它虽然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但与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近代农学相比，其局限性是显然的。
（三）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农学形成了以下的特点：
期采用嫁接法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世所罕见；还有一些为中国发明最早或独特有的园艺科技，如汉代已发明温室用于北方冬季栽培蔬菜，宋代已发明黄化栽培技术等。总之，中国农学的成就是很多的，以上只是略举数端而已。
第三，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学最主要的特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体系经过上万年的积累，逐渐充实、改进、提高，而臻于完备。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则开始形成和完备于铁犁牛耕出现与发展的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在西方大致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迄至十七世纪初，在中国则发端于战国时期，而截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精耕细作”一词是近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个概括，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而不是单项技术，甚至不是局限于种植业，其基本精神也贯彻于畜牧、桑蚕、养鱼、林木生产等领域，尤以在大田和园艺生产中更为突出。中国在古代世界拥有比较先进的铁农具和生产积极性较高的个体农民的高超生产技能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来自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尤其是以对农业生产有关的三个基本因素，即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则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随着中国人口日益增多，平均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向，又不断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
第四，有着具有特色的农学思想。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虽建立于直观基础上，但并非局限于单纯经验范围，而是比较早就开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学思想，最具代表性和突出的是“三才”理论与集约经营思想。
“三才”是指天、地、人。农业生产中的“三才”理论的明确表述始见于《吕氏春秋
·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稼”，是农作物，又是农业生产对象；“天”和“地”，是指自然界的气候、土壤和地形等，为农业生产的环境因素；“人”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这一表述，接触到了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一本质问题。“三才”理论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和能充分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所以，它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核心指导思想、历代农学著作的主要立论依据。
同时由“三才”思想发展产生出来的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原则以及“地力常新壮”，和废物利用物质循环等农学思想也都具有中国特色，至今仍具有启迪和现实意义。
战国时期，随着精耕细作的开始形成，集约经营思想也开始出现。战国初，李悝在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把“勤谨治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放在首位。到战国末《吕氏春秋·上农》篇中已说：“量力不足，不敢渠（扩大）地而耕”，人们已认识到多投入劳动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因此必须根据劳动力情况安排生产，以免浪费人力、土地等的投入。以后从贾思勰、陈旉到明、清时的农学家，无不在其著作中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而反对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如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二担也是田，担五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又省田”。在集约经营思想指导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从而使中国古代农业的土地生产率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此外，“趋利避害”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节用备荒，预先规划等也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农业经营思想。中国传统农业所以取得比较大的成就，比较稳定而没有出现过中断的情况，与有正确的农学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中国传统农学从总体上说是技术见长，而基础科学，如土壤学、生物学知识都与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为一体，处于从属地位。直到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建立以前，它们都没有独立出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对以前学术进行全面总结的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各学派进行学术争鸣时，往往运用大量自然科学知识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风气所及，人们对基础自然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研究也很感兴趣。这时不仅出现了中国的主要农学理论，而且像土壤学和地植物学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并出现了专门论著，如前者有《尚书》中的“禹贡”篇，后者则有《管子》中的“地员”篇。这两篇著作对土壤的性质和分类以及土壤与生物的关
系的认识成就已相当高。可惜，此后直到明、清，它们再也没有得到发展。又如中国古代对植物的雌雄性早就有认识，称雄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说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直至清代中国仍没有植物受精的概念，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授精作用也一直不见记述。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
第六，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古农书以源远流长，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深刻而著称于世。详见下一节论述。
二中国古代农书概述
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古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洪荒远古时代，原始农业生产知识靠人们世代口传身授而流传。到战国时期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农学著作。自《汉书艺文志》始，中国历代公私图书目录都设有“农家”一类。农书目录作为独立专目出现则是近六、七十年的事。从战国到清末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前后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农书以数量多，内容丰富深刻著称于世。
中国古代的农书范围究竟如何划分？农史学家王毓瑚和石声汉曾给它们划定了这样一个界限：以讲述广义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为限。即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油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兽医、林木、花卉等为主题的书和篇章。这个“界限”得到很多农史工作者的承认。至于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数量，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1957年初版，1964年修订版）著录了542种，其中包括佚书200多种。1959年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著录现存和已佚的农书共计643种。1975年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撰著的《中国古农
中国古代农书的分类
中国古农书从分类内容性质看，最基本的分类是“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系统。综合性农书的内容与广义农业生产是一致的，即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染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林木、花卉、农产品加工等为主题，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全部或部分。专业性农书的内容则就以上门类中选取一、二项为主题。二者下面又可分为若干类型。
1、综合性农书它是中国古农书的基干，是几乎无所不包的知识整体。在发展过程中，它先后又出现了三种类型。
纪》等，也参照上述月令体裁在卷首列出一项，突出讲述有关时宜的问题。
农书》和《补农书》，所记述的经济管理和技术知识都达到很高水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地方性农书；还有反映江西奉新地区农业生产的《梭山农谱》，江淮地区的《齐民四术》、四川地区的《三农纪》、陕西关中地区的《胡氏治家略》、江苏上海的《浦泖农谘》、山西寿阳地区的《马首农言》等。
花卉专著是谱录类专著的大宗，其中是不少系文人遣兴消闲之作。现存唐代的花卉专著只有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真正记述花卉品种和栽培技术的专著则是从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多达30多种，现存有20多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刘蒙《菊谱》、王贵学《兰谱》等都是著名花谱。明、清时期，花卉专谱不仅种类增加，数量也多达100多种，内容则较多地记述栽培技术。
果树书：中国栽培果树的历史虽悠久，但有关专著从唐代才开始出现，《广中荔枝
谱》是最早关于荔枝的专谱，已佚失。宋代的果树专著有4种，其中荔枝谱就占了3种，现存只有著名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和南宋韩彦直的《桔录》。《桔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总结柑桔栽培技术的书。明、清时期的果树专著计有12种，占历史上这类书总数的60%以上。记述对象仍以荔枝为主，占9部。
要，大大促进了蚕桑专著的撰写。如《中国农学书录》总计著录蚕桑书41种，而这一时候的却占了35种，其中大半又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1年清朝灭覆亡前的著作。这些蚕桑书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蚕桑生产技术。记述对象除家蚕外，还包括有柞蚕、椿蚕、柳蚕、樗蚕，即所谓的“山蚕”、“野蚕”。明代蚕书现存仅有黄省曾的《蚕经》。清代前期有《豳风广义》、《蚕桑说》、《养山蚕或法》和《养山蚕说》等。清代中叶的《吴兴蚕书》是一本比较好的蚕书。沈练的《蚕桑说》，经两次增订为《广蚕桑说》和《广蚕桑说辑补》，内容逐步充实，为清代最流行的一本蚕桑书。
野菜专著：中国自古以来自然灾害较多。灾荒之年，人们为了活命，常常以采摘野生植物来充饥。综合性农书中谈论备荒由来很早，《氾胜之书》：“稗……宜种之，以备荒年。”《齐民要术》中说到用芜菁、芋和桑椹等可以代粮充饥。《王祯农书》中写有专门的“备荒论”篇，除说明如何储粮备荒外，还简略说到可以利用芋、桑、茭、芡、葛、蕨、橡、栗等野生植物来渡荒。到明代开始出现集中加以记述，并刊印成书的野菜专著。明初朱橚的《救荒本草》为发端，继之有王磐《野菜谱》、周履靖《茹草编》、鲍山《野菜博录》等等。这些著作内容颇为翔实，除描述了所收录的各种野生植物形态、功效之外，还配以图画以便于识别利用。这些救荒植物著作，在明代一再被刊印，有的被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录，《救荒本草》和《野菜博录》甚至全书被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荒政”中。可能因明末引进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起到救荒的作用，在清代有关这类著作比起明代来大大减少了。《中国农学书录》共著录野菜专著8种，其中明代的占6种，清代的只有2种。野菜专著讲的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人类劳动参与其间，虽算不上是农业生产，但书的性质与纯粹植物学著作究竟不同。因作者的写作指导思想是要以
天然产物来补充栽培植物之不足。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农书。其数量虽不很多，但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如《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著录的仅有十种书中，此类书就占有二种；在《存目》的九种书中也有一种。
治蝗书：中国农业虫害以蝗虫、螟虫、粘虫为最烈。发生严重虫灾时，往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中国人很早就重视对虫害的防治，历代文献中不断有所记载。明清时期，对农业虫害的综合防治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出现了治蝗专书。这一类书大多是地方行政官吏编撰的，在当时很有实用价值，故翻刻较多，流传颇广。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书的一个特别组成部分。
3耕织图和劝农文耕织图和劝农文是宋代农学著作出现的二种新形式，分别以图像和短小文告形式来介绍农业科技知识，便于农业推广之用。
（二）中国古农书体系结构的发展和流传
中国古农书体系结构的发展中国古农书比较重视体系结构的构思，并成为反映各时代农学水平的一个方面。其特点，主要是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归纳整理，表现形式多样，体系结构一般比较严谨。有分类排比，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有备忘录式的农家月令书；有重点突出，针对性强的地方性农书；有形象生动的耕织图与农器图谱；还有兼代文人
雅士消闲遣兴撰文赋诗的谱录等等、其中尤以大型综合性农书的体系结构最为复杂，其发展也最具有代表性。下面就《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来略作比较分析。
公元六世纪成书的《齐民要术》、全书除卷首的“序”外，共分十卷九十一篇。各篇都设有专名。“序”表达了作者贾思勰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理论知识，借前人的论述和一些领导农业生产有成就的官吏的事迹以抒发他自己的抱负。卷一的“耕田第一”和“选种第二”为总论性质。“种谷第三”以下各篇为各论，包括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果树和经济林木（含栽桑养蚕）等栽培技术，以及畜牧兽医（含养鱼），农产品储藏加工（附笔墨制法）；土壤肥料、农具、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则散见于各篇。由以上看来，《齐民要术》的体系结构还处于初期的雏形阶段，理由：一是它的总论和各论还没有从卷上明确分开，卷一除“耕田”和“选种”二篇外，为照顾篇幅大致平衡而把“种谷第三”也收进了卷一。二是各论各篇所讲述的对象有很大伸缩性，如“种谷第三”除讲谷子的栽培技术外，还提到麦、胡麻、荏、黍、菽等。又如小麦、瞿麦合在一起为一篇，而水稻和旱稻则分为两篇。不过，在《齐民要术》之前还没有出现这样初具规模、奠基性的体系结构，而贾思勰完成了这一任务，功不可没。
《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大型综合性农书的集大成之作，有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全书的体系结构比以前所有同类农书都有进展，可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徐光启把全书内容分为十二大类，类下再有细目：⑴“农本”三卷，包括经史典故、诸家杂说、国朝重农考。⑵“田制”二卷，包括玄扈先生井田考、田制。⑶“农事”六卷，包括营治、开垦、授时、占候。⑷“水利”九卷，包括总论、西北水利、东南水利及《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泰西水法。⑸“农器”四卷，包括耕作、播种、收获和加工农具。⑹“树艺”六卷，分谷部、蓏部、蔬部、果部。⑺“蚕桑”四卷，包括养蚕法、栽桑法、蚕事及蚕事图谱。⑻“蚕桑广类”二卷，包括棉、麻、葛。⑼“种植”四卷，分竹、木、茶及药用植物。⑽“牧养”一卷，包括六畜、家禽、鱼、蜂。⑾“制造”一卷，包括食物、营室等。⑿“荒政”八卷，包括备荒总论、备荒考、《救荒本草》、《野菜谱》。以上的12大类反映了徐光启对中国传统农业体系所作的高度概括。如用现代农业科学概念来分类归纳，则上述⑴至⑸内容属于总论性质，即首先从思想认识上确立农业生
产的重要（传统的所谓“农本”），然后依次论述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土地、天时、水利和农具。⑹至⑿属于各论部分，其安排是依照中国历代农桑并重的传统思想，农（粮食）在前、蚕桑（衣）在后，紧接蚕桑之后又有“蚕桑广类”。这是徐光启的创造，因元、明以来，棉花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其余的顺序是林、牧、农产品加工，最后为荒政。把牧养列为⑽是传统农业中畜牧比重一直较低的反映。荒政虽然殿后，但篇幅多达18卷，其次篇幅多的是水利，有9卷，反映出徐光启对二者的重视，是他农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也说明水对中国农业生产之重要，以及小农经济之脆弱，经受不起自然灾害的冲击。《农政全书》的这一体系结构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业所作的概括，与现在的农业生产仍有不少一脉相通之处。清代的《授时通考》是中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体系结构比之《农政全书》来反而倒退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编纂它的词臣们不懂得农业生产。
普遍流传。又《授时通考》，虽然农学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清代乾隆皇帝下敕撰修的官书，编成后又诏旨叫各省复刻，所以流传也颇广。
中国古代的农书有不少曾流传到国外。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图书馆，如日、法、英、俄等，都分别珍藏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群芳谱》、《授时通考》、《茶经》、《茶经》、《桔录》、《花镜》、《植物名实图考》等早期刻本。还有不少中国古农书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据掌握的不完全情况：大型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有日文译本（缺第十章），《天工开物》有英、日译本，《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农桑辑要》和《群芳谱》等个别章节，已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字。专业性农书如陆羽《茶经》有英、日文译本；《元亨疗马集》有德、法文节译本等等。
三农学与社会
农业科学技术能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农业技术是农业生产者农民的生产技能，它可以因纯粹经济、政治等实用目的而发展起来。农学是学者和农民的结合，包含着农学家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因此，除经济、政治条件外，一个民族长期形成并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普遍存在的思想活动特征和传统，即思想文化也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农学发展的历史，正确理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条件的关系，无疑对于我们自觉地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下面就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谈谈。
农学发展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
经济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或间接的重要作用。
1，农业生产决定农学研究的内容和农学水平等。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改革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改革，包括土地所有制、租税制的改革等往往都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向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农学的发展。
上述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发展趋向，首先决定了农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面有关中国农学内涵部分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多加复述了。
第三、农业生产是农学发展的基础，还表现在技术经验积累越丰富，则科学总结和理
2、社会需要是农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是促使人们产生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动机和意图的一种社会实践。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来说也是如此。
件优越，农业生产已达到很高水平。南宋时半壁江山，北人再次大量南下，南方人口的增加以及维持偏安临安的政府财政开支，需要大力发展江南的农业生产。江南泽农和黄河流域大部分旱农地区，在生产技术措施上有很大不同，而宋以前的农书，全部是反映北方旱农生产情况和技术的，江南需要有指导水稻地区生产的农学著作，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一本全面阐述江南水稻和蚕桑生产的《陈旉农书》。它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到明、清时期，中国广大地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需要更多针对地区特点的地方性农书问世，如《沈氏农书》、《补农书》、《梭山农圃》、《三农纪》、《农言著实》、《马首农言》、《农圃便览》、《胡氏治家略》、《浦泖农咨》等，就是分别总结杭嘉湖地区、赣北、四川、陕中、晋中、鲁东、浙江金华地区及苏沪一带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地方性农书。
从农业科学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反映出生产的需要是根本推动力。如“风土观”在战国时就已形成。它有其合理一面，即生物的生长发育须受一定环境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其片面性，没有看到生物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逐步改变其习性，并逐步适应新的环境，当过分强调就成为“风土限制”论。直到元代，上述古老“风土论”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对当时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如把棉花从南方向黄河流域推广种植，就有许多人抱着怀疑态度，往往“以风土不宜”而拒绝引种。因此，全面正确阐明“风土论”便成了当时推广棉花必须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元初的《农桑辑要》起到了突破“风土限制”论的任务，书中《论苎麻木棉》，驳斥了“风土限制论”和发展了“风土论”。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又在元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元、明两代对“风土限制论”的有力破除，是对农业生产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不仅为元代棉花的推广种植，也为明清之际从国外引进推广玉米、番薯、烟草、番茄、马铃薯等新作物在思想上铺平了道路。
其他特殊的人们生活需要对农学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如明代自然灾害频仍，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粗略统计，整个明代276年中，灾害之多竟达1011次，是前所没有的。灾区的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采野菜树皮充饥，有的甚至饿死。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少
3、农业生产商品化对农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农产品一开始就是为了市场销售而生产，是以具有较多或完全的商品性。这类农业生产有染料作物红花、蓝靛、经济作物甘蔗、桐、漆、棕、茶叶、棉花、各种花木以及药用植物等。在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推动下，适应专业化需要的农学也进一步有所发展。如不少地主、富农为了追逐利润投身于农业经营，需要讨教于适合当地情况，切实可用的农学著作，以增长生产知识，提高种、养技能，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性农书出现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海禁取消，中外贸易也比以前发达。清代虽一度实行海禁，但自鸦片战争后，有些沿海城市被迫开放，外商纷纷来华争购丝绸，中国蚕桑业为之一振。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是这时期的蚕桑
农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一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职能，不外乎包括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两个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中国历史上代表国家的历代封建王朝在执行社会职能方面要远比当时欧洲以及其他有些地区的国家要重视和强有力得多。即使是科学技术，国家也加以控制，将之与政治密切结合，强调为政治服务，如中国古代观测天象，系为了“观象授时”，固然是为农业生产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为显示天权皇威，“天人合一”是观测天象的另一个主导思想，用以预测社会和皇室的吉凶祸福。地学也是如此，大地测量是为获得“皇舆全览图”等。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抓农业生产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国家政权的首要大事和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密不可分。
1、“农本”论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农学家
战国末提出的重本抑末的“农本论”思想成为中国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并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思想。战国时，管仲主张把社会上的人按职业分为“士、农、
2、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农学发展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是依靠小农，尤其是自耕农提供的赋役以为其生存基础的。所以，封建国家虽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当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剧烈危及国家的赋役收入和社会安定时；还有在发生军阀混战或农民战争之后，因战争的破坏，农民流离失所，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国家政权一般都要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以保证农民具备再生产的最低条件。其作法除抑制土地兼并，均平赋役外，在农业生产方面首先还要采取奖励和督课农民生产，推广先进农具和生产技术，修撰和颁行农书；其次，组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治河、修水利、兴屯垦；第三，在农民缺乏生产资料，再生产难以为继时给予接济，如减免赋税，“赋予”或“假予”口粮、种子、耕牛以至土地等；第四，利用国家掌握的粮食和物资，贵籴贱粜，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使农民少受商人、高利贷者的中间剥削。
上述措施往往在新的王朝建立初期执行较好，确实能收到一定效果：首先，保存了大量农业生产劳动力，使破坏的农业再次得到恢复；其次，农业科学技术得到较大较快的提高。这样就使濒于中断的农业终于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逐步恢复生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明代的“洪武盛世”和清代“康乾盛世”之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它们无不是以农业的繁荣为其基础的。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二千年中，农业生产一直在兴—衰—兴—衰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缓慢地发展着，而始终没有发生中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因农业的没有中断而一直持续发展着，并在古代世界取得辉煌的成就。应该说中国历代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的，至少也是好坏参半。
上述国家政权干预农业生产的措施中，以第一条奖励督课农民生产，推广先进农具和生产技术，修撰颁行农书等所谓的“劝农”措施，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历代“劝农”的主要内容是向农民宣传政府的农业奖惩政策，督促农民及时耕作，以便不误农时；了解和询问农民的疾苦；运用自己懂得和掌握的农业科技知识，做
示范推广，或在乡镇农村中张贴散发宣传文告等举措就是其体现。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代田法和新式农具耧车和耦犁；南宋临安于潜令楼璹将农业生产过程绘为图画，并配以琅琅上口的诗句形式向农民宣传推广，使之易于接受，南宋时有的地方官还使用精炼、简短的文告——“劝农文”向农民宣讲农业科技知识。所有这些无疑对农学的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3、某些政治需要也能促进农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技术是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也就是说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国防和车驾的需要，历代王朝对养马事业特别重视，并将之直接置于中央政府掌握之下。如汉帝国建立后，有匈奴之威胁，为了巩固边防，对骑兵建设尤为重视。汉武帝时，国有马达四十多万匹，派卫青、霍去病先后出塞，率骑兵十余万，并有马十四万匹随行。自汉以后历代王朝无不以骑兵作为国防的主力和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唐代养马之多和“马政”之发达是国势强大的原因之一。在有现代机动交通工具以前的古代国家大动脉就是以马为动力的驿站交通。它的主要作用是传递文书谍报，公差运行，沟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有关军事政治的辅助设施，因而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中国的驿站交通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而且规模宏大、完备。唐代的驿站最为完备，驿道错综辐辏，驿站星罗棋布。发达的驿站交通，在政治军事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马在中国古代被列为“六畜”（马、牛、羊、猪、犬、鸡）之首。
养马业的发达，促进了养马技术和兽医学的进步。中国养马技术发展得很早，商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车马和饰具反映出当时已有了对役用马相当周到的管理方法。家畜医疗的活动应该说自有畜牧业即开始了。根据《周礼》记载，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了专门的
兽医。又由于马匹鉴定和选种工作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相马”术出现很早也很发达。春秋时已出现为后世所推崇的相马专家，即古今中外闻名的伯乐。而且二千年来，在养马、相马和兽医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践者，把自己的理论和认识写成了不少专门著作，可惜大部分已佚失。中国古代的畜牧兽医学著作，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著录有80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养马的占了大半，约为40种，谢成侠《中国养马史》所列养马著作有42种，两个数字大致差不多。其次为相马著作，有40多种。
农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农学的研究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其思想行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该时代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反映在研究工作和农学著作中。
1、中国古代主要学术流派对农学发展的影响
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又一直处于正统思想地位，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文化所起的影响最大，也通过对农学家的思想影响而反映于中国农学中。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与知识分子数量多少和素质好坏有一定关系。儒家重视教育，从孔子“兴私学”起，发展到明、清乡村中都设有私塾。教育事业的繁荣发达是中国中世纪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培养博学通才思想有可取之处。儒家“六艺”教育具体附丽于教材，即古代经典中，如《诗经》中包含有大量虫鱼、鸟兽、草木，以及天文、地理、农业生产知识；《周礼》和《礼记》中也有许多农业生产知识。虽然，儒家认为知识分子要学“治人”之术，不要去亲自从事体力劳动，使大多知识分子重文轻科技，但他们之中还是有少数人无心于仕途，他们博学多才，喜欢钻研包括农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等实学，这是和中国古文化主要是农业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便是由此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有关。儒家中有人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符验”以及“通经致用”。当然首先是重视把伦理道德和政治主张用于为当政者服务，但由于“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是富国安民的根本是
2、中国传统自然观对农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自然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由于它是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上的，一方面对于自然观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有正确的一面，但所得出的结论又往往是含糊的。而其模糊的理论几乎具有无限的涵融性，并从而赋以理论左右逢源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对农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它们中有的最早可能就源自农业生产中，或者可以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与中国古代农学关系较为密切的传统自然观有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万物之构成；用“阴气”和“阳气”来解答自然的变化以及天、地、人彼此相应的在“三才”观。
中国古代农学家多有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农业生产中诸事物现象的。不过，由于农学是实用性很强的技术科学，因此人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往往保持其原始唯物的意义。如阴阳的本意，天雨为阴，天晴为阳；日出为阳，日落为阴。农业中则把土地向阳的一面称为阳坡，背太阳的一面叫阴坡；还有《吕氏春秋·辩土》中说的“下得阴，上得阳”，这里的“阴”为水分，“阳”为阳光；南宋陈旉认为“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就能达到“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的境地。明末马一龙，清代杨屾都力图运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问题，使之上升到经验的理论。不过，由于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业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广泛复杂，在农业科学技术中除了理论基础与人医同源的中兽医药学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各项耕作栽培技术的影响就较小，有的甚至是强行联系，如所谓的“五土”、“五谷”、“五时”等即属此类情况。即使马一龙《农说》虽想以阴阳理论为纲，从哲学高度来说明农学问题，但并不能用之来解释水田作物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技术环节。杨屾在《知本提纲》中也象马一龙一样，不能用经他改造过的“阴阳五行”说来解释旱地作物生产过程
中所有的技术环节。
3、其他科学技术对农学发展的影响
农学是一种涉及多种科学的学科。以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气象、土壤和生物学来说，在传统农业阶段发展非常缓慢，而且一起处于感性、描述的阶段。
随着农耕作业的需要，人们开始重视农时，从而促进了历法与农业气象学的产生与发展。自战国时期到汉代，中国历法和农业气象学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是十九年七闰的四分历的出现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基本形成。其中二十四节气，因能准确地反映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至今仍在农村中使用着，并丰富发展为农家占候。不过，在这方面二千年来似乎变化不大。
农业土壤学知识，在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民·职方氏》中已有所总结，有关于“土”和“壤”概念的提出，土壤分类知识、土壤地理和土地与植物生长关系的认识等。人们还在土壤耕作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观察了土壤在不同季节的动态变化，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土壤肥力，提出了土壤耕作的五大原则。在以后的农事操作实践中，随着土壤耕作的继续深入发展，关于土壤肥力到宋代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看法，可说是达到认识的最高点，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发展。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中国虽然在一、二千年前人们对植物的雌雄性就有认识，但一直延续到清末以前，中国人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仍只有“稃”、“房”、“荚”等名称。关于男女授精，普遍地还是以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推析，而没有任何实验观察，《地员》篇中土地与植物的生长关系认识，一直到明清也无多大发展。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同时也是各有关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以及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学科的历史。而中国古代的气象学、土壤学和动植物学等都是偏重于实用的知识，缺少对自然规律的阐明。这样，中国传统农业虽有较高的技艺，也有
像“三才”理论等的农学指导思想，但总的说还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难以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有关农业基础理论学科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水平。
4、文化及技术交流对农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农学内容充实，丰富多彩，与交流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有很大关系。交流与吸收又可分为国内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交流。
（1）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辉煌的农业科技成就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以主体民族汉族来说，她是由许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同时，在黄河中下游以炎黄集团和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其中也包含了南方苗蛮集团的成份。历经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它与周围民族不断斗争和融合，形成后来汉族的基础。秦汉以后，汉族仍然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扩大。所以在汉族农业和农业科技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互相交错和彼此杂居的格局。因此，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学习和适应少数民族的生产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又把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所以，各少数民族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许多历史成果，同样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至于农具、农田水利建设、耕作技术等等，各民族之间，南北地区之间的交流，在
自先秦至清末的农书和其它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许多明确的记载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