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旱农法奠定时期的农具(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
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何时，这不能说得很确定，无论如何可以说，到了春秋末期，铁制的工具就已经开始多了起来，进入战国之后，这种趋势更是大大加速。为了增产粮食支持对外作战，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农业，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那是一个广泛地开荒造田的时代，因此下面就从在这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犁谈起。
解放以后，接连有古代的铁犁出土，其中有属于战国时期的，而且还有铁犁范。那个时期的犁，除了犁头全部为铁铸的之外，还有在犁头的前端镶上铁口，或者说加上套刃的。这种称为“犁冠”或“犁錧”的东西，也有不少出土。从犁头的形状可以想像出来，那时的犁虽然已经有了金属的犁鑱或套刃，但整个构造显然还是比较简单，除了正中间稍稍隆起，借以分开犁起的土壤的犁头之外，大约只有犁床、犁梢和犁辕这几个部分，甚至犁床和犁梢还往往就是同一根曲木。例如1959年江苏睢宁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耕牛图》，犁鑱很大，但无犁床。这样的犁，运用起来，主要靠着人手的操纵技巧。有人说，那样的犁类似后来的劐子，从构造比较简单这一点来说确实如此，不过镬子的头很小，如果联系起开荒来考虑，犁撬就是得大些。最近秦始皇陵近旁出土的铁铧，长宽都是25厘米。犁头这样大，这种犁就得用畜力来曳引，通常就是用牛。从此牛和犁旧上结成了不锯之缘。《说文》里用“耕”来解释犂(犁)字，段玉裁为之作注说，“犁”和“耕”二字互训，“盖其始人耕者谓之‘耕’，牛耕者谓之‘犁’”，他这话可以说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用犁来开荒，显然是用牛来拖的。
在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讲到犁就先联系到开荒。《管子·轻重·乙篇》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推、一銍”。同书《海王篇》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都没有提到犁，如果认为这两篇是作于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一般田问操作还不大用它。有人说，“犁”与“耒”是一声之转，或者说，“耒”“耜”二字连续读就成了“犁”音，这就是说，名称为“耒”或“耒耜”，其实就是“犁”。这是一种解释。这个问题单单从文字学或者音韵学上恐怕还不能解决。《吕氏春秋》里面有几篇是专谈农业生产的，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讲到了耕作，而且也提到了农具，可是也没有犁这个字，这多少反映出来，战国时期用于大田作业的农具当中，犁至少不是主要的。那也许是因为农民畜牛的还不够普遍，但更主要和更可信的原因似乎是，对于开始向所谓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的耕作制度来说，那样还不能翻地而只能开地、而且又入地还很不够深的犁，是不甚合用的，只有用之于开垦荒地还可以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说，要使犁这一后出的耕具真正结合到精耕细作上面去，那还要经过一番在构造上改进提高的过程。
赵过时代的犁，犁辕是否还是直的，不得而知。后来的《说文》里面有个“楎”字，它的一个注解是“犁上曲木犁辕”，看来至少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曲辕犁。犁辕之由直变曲，也是犁在构造上面的一次改进。不过也要指出，上面提到的那些汉代图画上面，还都是直辕犁。那也许是由于画像在前，此外曲辕犁的普遍推广，显然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问。
精耕细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中耕，而中耕是和除草结合在一起的，所用的工具就是锄。这一农具在《吕氏春秋》里面还叫做“耨”，并且说，它的柄是1尺长，刃很窄，只有6寸，那当然是手锄。最早的字书之一《仓颉篇》里面已有“鉏”字，只是和后来的《急就篇》一样，解释早已不见了。直到《说文》此字才注明是“立薅所用”，这就说明了是长柄锄。不过不能说东汉以前没有长柄锄，随了精耕细作的发展，锄的使用只会增加，庄稼长高了之后，短柄的锄显然是不合用的，农民们一定会制作出长柄的来。
对鎌的要求比起锄来变化要小，所以它的发展不太显著。《方言》里面有“刈*[句+刂]”，别名是“鉊”、“鐹”、“钩”、“鎌”、“鍥”。《说文》也有“*[句+刂]”、“剀”、“鎌”、“鍥”等字。“剀”和“鉊”都注明是大镰。从前的“銍”是短镰，这是由于用途不同引出形制上的差异。《墨子·备城门》篇中已说过“长鎌柄长八尺”了。东汉画像砖上的“艾”也许是属于这一类。“刈*[句+刂]”、“*[句+刂]”和“钩”之得名，大约是由于镰刃略作弧形或新月形，改变了原来大致成直角的样式。此外还有一个“鏺”，注解是“两刃木柄，可以刈草”。一般的镰本来也都可以用来割草，这个鏺可能是形制比较大，宜于在高秆野生植物丛生的地方运用。
有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杷”。前面说过，杷原是个长柄的推板，即所谓“无齿杷”，用在整地和覆种，但这样一种工具也可以用来在大田里和场院上收拢禾秆、谷粒以及其他杂物。因此，它以后就分别朝着两个方向演变，一是专往整地的方向，一是专往拢聚者收敛的方向。从后者就变化出来后世称为“扒”(俗写也作“爬”)的东西，因为常常是用竹片制成，也叫做“竹扒”或“竹爬”。《说文》里面注明为“收麦器”的那个“杷”字，其实所指的是这种这种工具。似乎可以设想，这个收敛工具和那个整地工具是从同一物变化出来的，所以名称的发音相近，历来的士大夫们又不屑于理会这生产上的“贱务”，所以用来表明这些工具的名称的文字，写出来也并不一致，使人读起来眼花缭乱，无端生出来不小的麻烦。
还有几种农具也得提到。
《仓颉篇》里面有“椟栌”，注解是“三辅举水具也”，极可能是辘轳之类的东西，或者竟是辘轳的前身。特别指明“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可知在秦汉之际它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嘉峪关汉墓画像砖有一幅画是“井饮”，井台上有个木架，装着轮轴，上面缠绕着绳索，一头缚着个钩，另一头由一人牵着。这是古代桔槔之外另一种汲水设计，应用滑车的原理，大约就是那个椟栌，它比桔槔能汲更深处的水，所以效能更大。它的设置并不需要很高的代价，因此可以相信，在两汉时期推广不会是很慢的。
《急就篇》有一句是“碓硙扇隤舂*[艹+欺]扬”，说的是收获以后的各种操作和新用的工具。“碓”即杵臼，“硙”就是磨，“隤”字或作“匮”，也就是“櫃”字，“*[艹+欺]”是“簸”的误文，“扬”或作“飏”，“簸飏”就是所谓“扬场”。这句话是说，碓和硙是用来舂米的，而“扬米去糠”就使用扇櫃。硙在那个时代也叫做“*[石+疌]”，《说文》里面除了“硙”字之外，还有“砻”、“研”、“*[石+靡]”等字都是后世的所谓“磨”。这种器具的出现好像同小麦的推广种植有关。《说文》上说“古者公输班作硙”，那是根据当时的传说，不过它的出现不应晚于战国时期。西汉中期，政府曾大力提倡种“宿麦”，依理推想，磨面的工具必然会跟着多起来。现在已经有汉代的石磨出土。
“碓”是从杵臼演变出来的。据东汉初年的桓谭说，利用人身的重量来舂谷，效果可以提高十倍。那就是王祯《农书》中的“踏碓”那个样子，不久前河南济源出土的西汉陶舂碓模型可以为证。那个陶模是在一个西汉晚期的墓中发现的，它的创制自然更早。桓谭还讲到使用畜力、水力的春具，这留待后面讲“农业机具”时再谈。
和陶春碓模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陶风车，旁边还有摇风车的陶俑，那显然就是《急就篇》里的扇柜。从模型看来，它的构造和后世的“飏扇”已是没有多大区别，这也归到“机具”那一节去讲，这里只是提一下，借以显示出来那个时期农业生产各个方面所用工具发展的全貌。
从战国到汉帝国灭亡，在这大约4个世纪期间，是中国的干旱农法基本形成的时期，这也反映在农具的发展上面。在气候干旱，特别是春旱严重的黄河流域，我国古代农民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不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进行经常的艰苦的斗争。在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更致力于研究在生产实践上尽可能适应和改造自然条件，改进各个环节上的操作技术和方法。战国时期，实际上各国都在讲求“尽地力”，面对着不理想的自然条件特别看重人的因素的作用的发挥，这里包括了各种农具的改进和创制。所谓精耕细作一套耕作制度逐渐形成了，表现在农具上面，这就是以整地和中耕除草的工具为主的一套农具陆续制作了出来。当然这仍只是奠定了基础。精耕细作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农具也是还要不断推陈出新。
四、配合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具之大致齐备(公元3至6世纪)
从东汉末军阀大混战起，直到隋初，大约4个世纪之久，是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对农业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原来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受到汉末混战和后来五胡十六国兵乱的严重摧残和蹂躏，但另一方面在个别地区由于割据势力图谋自保这样客观形势的逼迫，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促进。特别是长江流域加速了开发。这种情况反映在农具方面，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就。就是在这一时期之末，写出了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北方这个干旱地区的精耕细作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配合这种农法的一套农具，可以说也大致齐备了。从那以后，新的农具的创作主要是在水田方面，水田所需要的特殊农具，在这一时期里已是逐渐多了起来。因此，从农具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四百年也实在是一个独特的阶段。
《齐民要术》里屡屡说到“铁齿锅楱”和“劳”。铁齿*[钅+屚]楱也就是耙。从所说的功用上面可以推知，其形制大约都已和《王祯农书》中所绘的没有什么重大的出入。后于《要术》大约一个世纪写成的玄应《一切经音义》里面有个“橯”字，注释就是“编棘为之”。这就是说，从西汉以来，这两种精耕细作的重要工具经过不断的演变改进，都已达到了定型的地步，同时也可肯定都是用牲畜牵引。
不过《要术》中讲到了“锋”、“鏃”和“耩”，有人以为这都是农具，这却需要略加说明。
必须指出，这三个字在《要术》中都是用作动词的。“耙”和“劳”也是常常当动词用，但有些地方却明明可以看出来是农具的名称，而“锋”、“鏃”和“耩”三字却不是这样。“鏃”字只两见，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种谷篇》里，正文是“苗生如马耳则鏃锄”，下面的注文是“谚曰：欲得谷，马耳鏃”。从文法上来说，无论是“鏃锄”还是“鏃”，在这里都不应该是名词。石声汉先生说，“锄大概是一种尖锐像箭鏃式的小型锄”，也只是一种揣测。如果真是有这样一种农具，而且又是属于锄的一类，那似乎就不会只在《种谷篇》里提到它。同书《伐木篇》《种地黄法》一段说到“锄时别作小刃锄，勿使细土覆心”。这所谓小刃锄倒有些像是石氏所说的这样一种工具，但其名称又不是镞锄。当然应当承认，精耕细作发展到《要术》的时代，各种农具都不会是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形状，而显然是会根据具体需要变化出种种异型来的，锄之外又出现小刃锄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肯定镞锄为一种特殊农具的名称却不能认为它是有确实的根据。
《齐民要术》里的“耩”字有两个用法，一是播种，即所谓“耧耩”，另一个是松土。现在北方农民中间还都保留着这两种说法。王祯在“锋”的说明中说，“无鐴而耕曰耩”，鐴是犁耳，用无耳犁耕地称为耩地，北方农民今天还是这样讲。《农器图谱》里还有“劐”这个目，“劐”就是简单的小犁头。王祯说“劐所过，犹小犁一遍”，这显然就是现在的用耠子耠地。“耠”字大约就是从“劐”的音变化出来的。这种劐子脚常常是装在播种用的耧车的腿上，这大约也就是“耩”字有两种意义的由来。这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曾有过名为“耩”的一种特殊农具，所以连亟力求全求备的《农器图谱》也没有把它列入。仔细读来，《要术》中讲到“耩”，都是用耧来完成的。因为实行条播，在禾苗还不大的时候，可以用耧松土。《黍穄篇》说，“苗晚耩即多折也”，就是说，苗如已长高，再耩就晚了，真要再耩，就会伤苗。反过来说，那就是苗还未长大以前，可以用耧松土。
以上不嫌辞费，就是想要说清楚，从《要术》中找不出根据来可以肯定“锋”、“镞”、“耩”这样三种农具确实存在。应该考虑到，我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农民，很难说能够把所需要的农具配备得齐全，常常是对仅有的不足的农具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或者说，要学会用同一种农具来完成多种不同的作业。想到这一现实，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要术》里讲到“锋”、“镞”和“耩”，几乎总是和锄(动词)联在一起，而其作用也都像与锄(动词)相类似，或者竟可以说都是锄(动词)的补充，只是补充的主要不是除草而是中耕。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精耕细作中，中耕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术》作者在这方面的发挥也确是大大超过了前人。这也就是说，否定了叫做“锋”、“镞”和“耩”的三种独特农具，并不排除中耕作业之受到农民的重视。应该着重指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实行精耕细作，整地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中耕除草。这个方面主要是靠一把锄，但锄的形制因应具体要求而有多少的变化。还应指出，所谓精耕细作，本质上是手工作业，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主要不是依靠工具的构造精巧，而是灵活的操作手法，这一点在锄的运用上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农民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这句话充分道出了这个道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锄的形制上看不大出来显著的发展变化。
同前一个阶段对比，以《齐民要术》中所记述的为依据，似乎可以说，北方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新农具。《要术》里提到了用于播种的“窍瓠”、用于覆土的“挞”和用于镇压的“陆轴”，以及从井中汲水用的“辘轳”。从农具发展的情况来推想，前二者很可能是汉代早已有了，因为制作并不复杂，尤其是“窍瓠”，只能说它是适合于特殊的要求，同耧车比起来，它不能算是更先进。陆轴就是磟碡，它和辘轳也不会是《齐民要术》那个时代才制作出来的。《要术》中提到的陆轴是在《水稻篇》，也许这件东西是先在水田里使用。
晋朝人写的《邺中记》里已经讲到使用辘轳，那虽然不是用以汲水，但秦汉之际的农民已经设计出来了椟栌，而辘轳的构造，也是应用的同一原理，改用它来从井里汲水，这一步应该是不难跨进的。总起来说，配合精耕细作的一套农具，到写作《齐民要术》时可以说大致齐全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方面很少有意义较大的进展。
这里讲到陆轴，可以顺带谈一下“碾”的问题。碾和磨的功用相同而又有所不同。汉代早已有了磨，但传世文献中没有碾字。后魏人写的《洛阳伽蓝记》中讲到景明寺“*[石+辇]硙舂簸皆用水功”。那个“*[石+辇]”字大约是“碾”字的别体。直到今天也未见出土实物。刘仙洲先生说，碾的发明可能稍迟于磨，这个看法是可信的。虽然不能确言其创始于何时，但因为它和陆轴都是以一个石滚子的压力，也许可以设想，这两件器物的设计是有一定关联的。整个碾的构造比陆轴要复杂些，可能是陆轴在前，受了陆轴的启发，又制出了碾。无论如何，有了磨，再有了碾，粮食加工的器具也就有了基础了。
不过还得指出，上面这样说法只限于北方的干旱农作，在南方的水田区，情况则恰恰相反。《齐民要术》以后，农具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田一方面。这个事实同整个中国农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完全符合。从那个时代起，全国农业的生产重心由原来的黄河流域的旱农区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区。南方水田农业的急剧发展是开始于汉末中原人口大量南迁，而水田区最主要的工具翻车(龙骨车)正好是那个时候制作出来的。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创制的翻车都是在北方，而且原本不是为水田生产设计的。当然有可能是南迁的人把这种设计带到水田区，因而同生产实践结合了起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南方农民由于生产上的迫切要求而自己摸索出来同样的设计。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汲水工具必然是要在像南方那样的广大水乡和丘陵地区大规模地开展水田时才会得到推广而充分地发挥作用。至于北方农书《齐民要术》里面没有提到它，那是不难理解的。
翻车之外，那个时期南方水田农业还有哪些工具，由于缺乏资料，目前还无从说起。只有晋朝人编写的一部字书《字林》的残卷里面有“*[石+蒦]礋”这个词，注解是“打草田器”。后来陆龟蒙著《耒耜经》，讲到“礰礋”，说明它是有齿的，王祯认为礰礋也就是*[石+蒦]礋。《农器图谱》中画的有两个礰礋，一石一木，说明“独用于水田，破块滓，溷泥塗也”。一个石磙子或木磙子，遍体有齿，在水田中滚动时，除了“破块滓，溷泥塗”之外自然也有拔除水中杂草的效用，所以《字林》说它是打草田器。《宋会要辑稿》所记的“木勒泽”大约就是此物。种水田，供水灌水当然是最根本的，而去除水中的杂草则是水田实行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南方水田区的农具后来也发展成套，这个是个开端。
《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蛇”一节引《搜神记》记载吴兴农民在田间用“鈠”叉蛇的故事，还说“雷公若来，吾当以毁斫汝腹”，这个“鈠”字，在《玉篇》里的解释只是“器也”，应该说是一种农具。这事发生在“于田中耕”的时候，更可知是耕具。后来《集韵》里又说是“小矛”，也写作“*[钅+役]”。“小矛”自然是可以说“叉”，但说“斫”就不合适了。王祯《农器图谱》里讲到“耰鉏”，说明是“江淮虽有陆田，习俗水种，……但用‘直项锄头’，刃虽锄也，其用如斸，是名钁锄，故陆田多不丰收”。这所说的“钁锄”却很像那个“鈠”。旱田在水田区是不甚受重视的，这里说的这种农具大约是南方有多种用途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后来一直到了元朝还未被弃置。
除“鈠”字外，汉以来的几部字书中还有几个字，注释只笼统地说是“田器”，如果不是说明讲过的别种农具的异名而真是另外的特殊的农具，好像也都不会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可以略而不谈。只有《玉篇》里的“杴”字，注解是“锹也”。联想到《说文》中的“銛”字，原注也就是“臿属”。此二字读音相似，很像是同一种东西。因为后来“锹”在北方农村也通称为“杴”，所以特为指出，以待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