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兰农村社会学家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在2008年出版的《新小农阶级》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的农业工业化进程以及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下的自由市场和资本流动，世界农业分化出了三种模式，即小农农业模式、企业农业模式和公司农业或食品帝国模式。作者认为，这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差异之本质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与物质资料在三种农业模式中的不同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与外部社会的不同联系方式。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小农和小农农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趋势。通过对这三种农业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认清当今世界农业、粮食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危机，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危机，并更加珍惜农业和生活的价值。作者尤其希望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更加美好！
[关键词]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公司农业；农业危机；生活价值
1995年在荷兰学习期间，有一门“农业与农村发展”的课程，第一节课开始时走进教室的是位背着一种类似铁铲的农具的老师，他就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农村社会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DouwevanderPloeg），而他身背的是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等西非地区农民在平整稻田时广泛使用的木锹（kayendo）。那时，范德普勒格教授给学生的感觉是讲课逻辑缜密，但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不易亲近。此后十余年，每每研读他的著作，其在课堂上的形象总会浮现脑海。2007年范德普勒格教授来北京参加会议，其间相见，他根本不记得我这个听过他课的学生了。但自那以后，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必到我们的研究村庄住上一周，至今已10余次。在村庄，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地，一起赶集，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加深了感情②。
这位来自西方现代农业国家的教授，被中国小农的丰富实践和无穷智慧所深深折服。他说，假如早些认识中国的话，他关于小农的写作会更具力量。在中国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见识了与课堂上的“一本正经”截然不同的范德普勒格教授，他喜欢说笑，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喜欢讲述其家乡——荷兰北部弗里西亚省的农民笑话。他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研究和学术生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
2008年正值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发生之时，范德普勒格出版了专著《新小农阶级》。在很多学者对世界粮食危机进行事后诊断时，这本专著对当今世界农业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以其40余年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与农民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农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过往的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农业模式，即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全书紧紧围绕这三种农业模式的性质和特征展开分析。在现代农业、工业农业、高科技农业和资本农业主导农业发展话语的今天，范德普勒格关于这三种农业模式的真知灼见告诉我们，若将这些半真半假的宏大叙事作为世界粮食危机和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下的镇静剂的话，那么进一步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将持续发生，不在今日，就在明天；不在此地，就在别处。
小农农业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义，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一家一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对小农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农的生活方式、骄傲与自豪感、劳动与就业、精耕细作、协同生产、自我控制的资源库、资源的高效利用、互惠关系、自主性、内源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创造、匠人工艺与新奇事物、市场远距化与部分商品化策略、对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抗争等方面。
在小农农业中，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例如，在秘鲁的卡塔考斯，小农社区的共享价值之一就是“认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然而，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8]。值此之际，重拾劳动的价值尤为重要。小农农业中的劳动中心性正与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科林·图哲（ColinTudge）呼吁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用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
在小农农业中，农民的算账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当农民用从别处挣来的钱购买种子、化肥等物品的时候，这些物品的的确确是“付了钱的”。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但是之后它们则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到农场生产过程中，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它们进行严格的估价。这些资源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可利用的资源的价值正是在农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长期来看，它们可以被转换为老一辈人手中的养老金和年轻一辈从事农业活动的扎实起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社会规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与资本转换为利润、利润又作为资本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转换极为不同。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同而显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是它激活了农业活动。
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的匠人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无字的语言，是无法以精准、明确和量化的概念来表达的知识。只有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训练和经验才能掌握这门技术。在知识的门类中，它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或者实践性的知识，类似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所言的乡土知识[11]82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提出的米提斯[9]433。利用匠人工艺，小农创造各种新奇事物。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实践、新的制品或者仅仅是将一个特定情境或任务改变定义，但却是对现有规则的偏离。
小农农业模式代表着一种对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这是小农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农在组织自己与市场的具体关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性、可移动性和自由性。这种对外部关系的组织和安排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缩或扩张，避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依附，即尽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制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策略，小农避免了马克思的误判，即“只要死一头母牛，小农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就会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就永远不能翻身[3]678。”市场远距化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农，欧洲的农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场。甚至，第三世界的小农很可能比欧洲的农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场，而这种高度的“融入”带来的是高度的市场依赖性，这也恰恰是这些第三世界小农的主要问题。因此，与中心国家的农业系统相比，边陲国家的农业系统总体上更处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彻底的商品流通”之上。这一结果正是由“自由市场”发起的，是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建议，其实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制度的蓄意破坏，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废弃的生命”，也严重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
小农农业充满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农逻辑中，“好的产出”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好的产出”指的是每个劳动对象的产量；而且产出要高且可持续，就像小农所说的一样，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因此，在小农农业中，一些内部指标起着规范作用，例如，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适合的饲料配给量。人们必须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劳作，每个劳动对象的产出就会提高。正如古德曼（Gudeman）等指出的，小农模型的根基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地育万物，量力而出，农民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10]111。
企业农业
在企业农业中，农业活动是与已有的生态资本相剥离的。例如，牛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农场中的饲料和草料生产，大部分饲料是向市场购买获得；草场生长基本上靠使用化肥，这也和农场中积造的农家肥完全脱离。企业农业的发展侧重于与自然的分离，侧重于逐渐减少自然的作用，因为“自然”太过变幻莫测，它使劳动过程无法标准化，从而成为生产规模加速扩大的障碍。因此，自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存在逐渐减少，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人工化”过程的“重构”。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人工化过程的扩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尤其是，通过使用转基因技术和创建无菌环境，一个新的、人造的“自然”已经产生，这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于是，那些曾经将农业塑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循环被打破，这样，将全球性标准和全球性控制方法整合到标准化的农业实践中就相对容易。
企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它仅仅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值。在企业农业中，市场首先是一种组织原则，由于高度整合并依附于市场，生产单位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精神成为了调整农业企业内外社会与自然要素的核心机制。在企业农业中，利润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投入来实现，从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得到提升，因此，企业农业不会力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反，会为了逐利而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农业的生产资源并非依赖资源库的发展，而是高度依赖市场，因此，其自主性程度较低。在这种一味追逐利润的目标指导下，当市场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至于利润成为泡影的时候，选择退出，并将资本投资它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的”的企业家行为，因此农业失活时有发生。这种农业失活反应还包括向更粗放型的农业转变，这会使劳动投入大大减少。因此，国家粮食安全之梦期望通过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发展来实现，似乎有些天方夜谭，尤其是，当国家还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和大量的财政支持时，人们不得不怀疑资本是否绑架了政治，或者政治与资本是否在共谋其它的目的。
企业农业根据市场关系和未来前景来组织和安排劳动与生产过程，其中，外部指标成为了主要的指示标准，如企业农业会根据牛奶价格和不同饲料原料的成本来确定配给量，而不是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企业农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这些外部指标的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与此相比，小农则会感到非常迟疑或者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毁掉你的奶牛，她们需要最适合自己的东西，也需要连续性”。因此，企业农业对生物生命的漠视以及将农业对象视作丢弃型产品的性质与小农农业的“精心照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企业养猪场出现死猪时，会随手丢弃，而河北省某村庄的一位妇女在饲养的猪死了之后，伤心地哭了两天。
公司农业
食品帝国是一种组织方式，是一种将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组合到一个网络之中的独特方式，食品帝国的结构特征意味着等级制度，意味着不断地征服、收编和排斥。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和制度网络，并将自己的定序原则和指令强加其上。因此，食品帝国最关键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来获取和聚合资源。食品帝国具体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扩张。这种扩张是通过对自然、生命、食品和农业的征服而进行的。这种征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塑社会和自然世界，影响消费模式、健康和消费者的身份。它处处体现着对自然和社会的广泛干预，认为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被计划和控制的。帝国的这一强大组织模式迫使社会和自然世界的众多领域服从于新形式的集权控制和大规模的侵占。食品帝国需要可控性，由土地、农民和动植物组成的完美均衡，不管在可持续性上达到的层次有多高，都是帝国眼中的罪孽。
食品帝国的这种征服与控制不仅仅是由市场和那只假定的“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的。事实恰恰相反：食品帝国掌控着市场，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经济强制。它在很多领域还采用各种各样的“非经济强制”，来获取和集中了大量财富，例如，国家干预往往代表的是“服务于市场而不是抵制市场”。国家机器以及它们与“客户”的关系正日益按照市场的形式来进行构建、安排和组织，国家功能被转换成了市场代理。与此同时，市场逐渐不再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相反，它们服从于形式各异的超经济控制。
食品帝国在价值创造方面其实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它几乎没有创造任何额外的附加值，它只不过是榨干了当地生产出来的财富，并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集中和再使用。其实，食品帝国只不过是连结或重新连结了已有的资源，它犹如一张蜘蛛网，不断延展，将乡村的人力和各种资源纳入其中，并将已有资源组合成一种独特模式以便于榨取其价值，等榨干以后，就收网逃走，再到另一个有“猎物”的地方去继续榨取。因此，那些农业大亨一般不进行固定投资，基础设施一般按年租用，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舍弃，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个逃逸型产业的所有特征。
农业！农业！
古往今来，农业一直被等同为将自然或生态资本转化成食物、饮料和各种原材料，但不能因此被简化为仅仅是食品的供给。农业代表着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它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那些亲身事农者的情感、利益和前途融为一体。生命的绵延不绝是农业的精髓，农业就是循环不止、生生不息的开始和终结，是永远的重生[8]15。农业还体现了一个一个生命之间的交往。河北村庄的一位农民，用玉米喂鸡，将鸡蛋送给在城市的孙女。有人建议他干脆把玉米卖了，到城里再买鸡蛋，这样既省事又便捷。该农民说，“断然不可，因为我辛苦养的鸡，下的蛋，送给我的孙女，孙女吃了，这表达了我与孙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当儿媳妇说‘这是你爷爷养的鸡下的蛋’时，我感到的是温暖，绝不是几个钱可以代替得了的！”
而目前的农业发展趋势往往是去社会化和去人性化的，它将社会关系沦落为纯粹的物质和金钱的交易。其中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对农业的腐蚀尤为明显。当今食品生产与食物消费的工业化过程正在按照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来言说和开展：全球化、自由化、完全成熟的转基因食品、宣称全世界从未享用过比今天更为安全的食品。有人甚至声称这一计划将为第三世界的穷苦农民带来光明的前景。另外，农业还被广泛理解为企业家式的活动和行为，因此被视为与其他经济部门并无二致。如此一来，农业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受到市场的支配和控制。再者，“现代农业”建立在一种长期失衡的基础上，并不停地奔向一个新的未来，其代表着的是一种惊险的变革。
今天，食品帝国和企业农业所建构的文化攻势和话语叙事正在改变大众的现实。2011年11月23日，央视节目《谁能玩转农业》就IT公司是否应该进军养猪业展开了辩论。辩论的背景是猪肉多年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导致不少资本集团对进军农业领域跃跃欲试。其结果是，“IT公司进军养猪业”较“主要由小农养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目前被殖民了的现实：多数经济学家鼓吹大幅减少农村和农民数量，高谈城市化战略；小农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效率低，无从应对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农业的前途是实现规模化的公司经营。
范德普勒格反对将自己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但愿意将自己看成是农民，当然他的确是农民的儿子。与他的无数次交往可以深深体会到他的后现代农民研究所蕴含的“多元杂糅”的价值观，特别是真正尊重农民、理解农民的实践观。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农民的深情厚意。然而，这种情意或许会遭遇这样的告诫，即学者的研究不要带有感情色彩。我自以为，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带有感情的，有情有义的人发出声音怎么可能不带感情呢？对绝对理性的盲目追求往往会泯灭人类的感性，甚至很多人尚未经历感性的体验就被教导理性至上，尚未学会感性思维就开始理性思考了，也难怪当今的学术作品很多言之无物、索然无味了，它们实不如鸡肋，弃之亦不足为惜。当然，范德普勒格的感情作品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在多学科、多地点和多年的研究基础上，范德普勒格饱含深情地告诫我们，“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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