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放缓和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方面展现强劲态势，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方案，是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也是提炼中国乡村治理理论的试验田。研究显示，数字经济的“吸虹效益”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与数据价值化4个方面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然而，城乡数字鸿沟难破除、农业数字化转型难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难形成的实践窘境，已成为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动政策高效落实：构建顶层设计-基层执行-试点反馈的三维框架、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信息服务“软件”、推进产业振兴：技术嵌入赋能数字农业与乡村新业态、促进治理有效：以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4条路径破解数字乡村建设壁垒，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探索。
【关键词】数字乡村；实践困境；突破路径；乡村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起点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党全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浪潮下，数字乡村战略是乡村振兴在数字时代的政策回应，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农村发展特点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方案的“三农”政策方针，是破解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桎梏的中国药方。能否把握好数字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以建成数字乡村，关系到乡村的全面振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数字乡村助推乡村振兴，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中国由大到强的关键转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
二、文献回溯
在数字经济赋能视野下，农村数字经济作为数字乡村战略的核心内容，已成为驱动农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消费升级的新动能，[1]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够优化要素合理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等[2]。立基于北京市数字乡村建设实践，郭美荣等发现在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北京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与经营、乡村治理以及乡村信息服务模式均得到明显改善。[3]辽宁省则通过落实政策保障、资金保障、环境保障以及人才保障，实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从无到有。[4]基于地方实践或学术理论，学者们通过系统分析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路径或对策建议。但学界当前的研究方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多聚焦于单个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现状，缺乏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系统分析。
数字鸿沟是当前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突出症结，[5]具体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在信息生产、信息接入、信息支付以及信息使用4个维度上均处于劣势地位，[6]数字乡村建设伴随的信息投资、设备、消费与能力差距更是加剧了信息鸿沟的扩大再生[7]。在数字乡村的政策扩散过程中，有学者基于衢州市的案例剖析，指出政府面临着照搬外部经验，依赖外部主体，注重形式扩散等一系列困境挑战。[8]此外，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缺位，转型意愿不强，且人才、科技、技术呈现多重赤字，已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瓶颈，[9]其数字乡村建设不仅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整体性滞后，乡村地区本身相对于城市更是存在严峻的区域性滞后[10]。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信息化人才缺乏、村民数字素养不足等，已成为当前学界在数字乡村实践障碍方面形成的普遍共识。
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学者们从产业、治理、文化、生态等多重角度给出了建设性方案。治理方面，沈费伟等从行为动机、制度支持、资源供给、公共参与和监督机制5个维度阐明数字乡村的实践逻辑，并提出理念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4项优化策略。[11]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夏显力等在分析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构建出市场需求与数字技术共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12]整体上，通过“顶层设计-试点探索-全面推广”的基本路径[13]，遵循分类指导、重点突破、试点推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14]当前学界已基本构建起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轮廓。
三、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数字经济的“虹吸效益”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首次将数字经济框架由“三化”扩展为“四化”，即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后扩展部分）。数字经济以“四化”为路径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强大的技术正外部性作用也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转型动力。
1.数字产业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
2.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
3.数字化治理是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转变的应然方向
4.数据价值化是数字乡村大数据赋能的价值依据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窘境：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境的耦合失调
数字经济通过“四化”路径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赋能效益，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展现出其技术属性与乡村现实情境之间的互嵌失调性。当前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具体情境相结合时也产生了包括数字鸿沟、产业瓶颈、治理赤字的多重实践窘境。
1.数字鸿沟：城乡二元发展格局难以破除的“潘多拉魔盒”[20]
（1）数字环境差距。数字环境对农村地区的信息获取质量、信息传输速度、信息使用效率起到基础的支撑作用。城镇由于其先天性的区位赋能优势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成为数字前沿技术的“孵化器”与“试验田”。往往技术在得到成熟的市场化应用后才可能开始在乡村地区萌芽，由此导致乡村存在明显的设备落后与技术滞后，成为数字鸿沟扩展的推手之一。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2.3%。互联网普及率的显著差距是乡村数字设备建设滞后、城乡信息鸿沟愈裂的重要表现。此外，乡村的地势复杂、人才稀缺、技术空白等特征也使得城市的技术转化模式在向乡村地区移植时面临重重阻碍。
2.产业瓶颈：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阿喀琉斯之踵”[22]
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核心体现，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然而农业数字化产值以及数字经济所占行业比重一直在三大产业中垫底，且与二、三产业的数字化发展规模存在显著差距。农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从要素供给到农业生产再到市场销售全产业链的整体性、系统性的障碍。实现农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要求针对我国现有的农业再生产体系中生产、消费、分配、交换4个环节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布局，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农业再生产体系与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并不通畅，同时在系统推进过程中必要的政府数字化保障存在缺口，导致农业数字化再生产循环体系不顺畅、收益分配格局不合理。[23]
（2）农业数字化生产受限。首先需要着眼于生产主体即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并且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培训，大部分农民的数字素养无法满足当前农业数字化生产的要求。此外，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革命性颠覆，使得现代农业生产呈现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特征，这对农民的传统生产观念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影响到涉农主体的参与意愿，削弱其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主观能动性；农业机械的数字化升级以及种植业、养殖业、渔业等数字化产业园的兴建都意味着高昂的前期投资费用和后期运营成本，这对于本不富裕的农村居民更是遥不可及。
（3）农产品流通受限。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电商成为社会、政府、企业竞相发力的新蓝海。然而，我国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核心和以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两种传统流通渠道。[24]这两种渠道普遍存在经营范围狭窄、信息传递滞后、流通区域受限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产品经营发展与农民增收。传统渠道之外，农村电商作为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新业态，在经过早期的野蛮生长后，也逐渐陷入转型瓶颈期。农村电商在销售内容上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溯源体系不完善、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在销售渠道上则受到物流成本高昂、产品运输困难、平台运营不善等多重掣肘。高端人才匮乏、流动资金短缺、电商服务滞后等多重短板导致农村电商供给端与商品需求端的匹配存在失效风险。
3.治理赤字：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建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5]
不可否认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数字治理体系仍旧是数字乡村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26]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仍旧停留在打破数据壁垒、畅通信息渠道、促进信息公开等基础环节。进一步推进传统治理体系的解构与重塑，实现数字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
（1）乡村数字治理能力不足。目前，政府主导依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主要模式。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民众的参与缺失与多元主体的整体性治理原则相悖，导致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格局难以形成；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由于受到传统治理思维的桎梏，数据意识淡薄，数字思维缺乏，导致乡村整体的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且利用率不高。在个人视角下，民众仅仅是被动地在政府驱动下扮演数据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在政府视角下，数字治理往往与数据采集以及线上办公等价化，数据背后蕴藏的价值资源得不到深入挖掘。整体上，乡村当前的治理数字化程度与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治理体系仍相去甚远。
（2）乡村数字治理成本过高。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各类线上政务平台的构建，再到数字治理模式的常态化运行，每一步都需要政府耗费巨量的财力物力。当前不少乡村在治理方面仍然是依靠政策帮扶、财政补贴等输血式外生资源驱动，其经济基础显然难以负担乡村数字治理所需的各项要素投入费用。此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背后是默认互联网络已全面覆盖乡村整体，这对乡村的数字技术渗透程度具有极高要求，同时需要每个家庭甚至每位用户都能够通过智能终端主动参与到政务监督与协同治理中。然而，当前无论是乡村整体还是民众个人都难以满足数字治理模式运行的诸多前提。
（3）乡村民众参与程度不高。民众参与是数字治理体系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条件。在平台建设角度，当前各类乡村信息化平台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政务信息更新频次低、用户反馈不及时、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平台的主要功能仅包含信息公开、信息查询等公告牌形式的基础版块，村民仍属于被动的信息接收方。此外，随着青年人才不断流失，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村民的数字素养、政治素养与对数字治理主体的要求难以匹配，容易造成平台“空转”而“无人”治理的不利局面。
四、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如何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的二元耦合，实现数字技术在乡村实践模式中的嵌入式应用，同时解决数字经济在中国乡村具体情境中凸显的多重实践窘境，是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亟须考量的重点问题。在数字经济视角下辨识与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疏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渠道，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的优势扩散。
（一）推动政策高效落实：构建顶层设计-基层执行-试点反馈的三维框架
1.因地制宜细化实化地方数字乡村政策
当前国家已相继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各项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及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地方政府需着眼于数字乡村战略的进一步细化，主动为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在充分考虑当地数字环境及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构建出契合地方发展规律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如浙江省在其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中将搭建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作为其重点任务，并对其“网上农博”平台建设提出多项发展要求，是具有典型浙江特色的数字乡村政策。中西部地方政府可在借鉴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规划体系与建设模式的同时，结合其乡村发展的独有优势，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高效推进地方数字乡村建设出成绩，显特色。
2.多措并举打通基层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
乡村基层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是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精准落地的核心主体。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需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采用行政手段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执行能力；培养具备创新实践潜力的基层干部，形成鼓励创新、敢于实践的基层治理氛围。另一方面则需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工作，在对数字乡村政策进行全方位宣传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式引导民众参与政策监督与政策执行，同时根据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思路，及时根据民众的反馈做出政策上的调整，确保数字乡村建设高效推进。
3.“由点到面”总结推广数字乡村试点经验
中国的农村地广人多，情况复杂，是世界农村建设研究的试验田，也是提炼中国农村治理理论的富矿。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放缓和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方面成效卓越，展现强劲态势，跑出了中国加速度，被认为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源泉和呈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克乡村振兴难题的时代征程上，在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执行的基础上，基层地方政府应利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指导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创新探索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模式，总结数字乡村试点经验，实现“由点到面”的经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根据不同试点侧重点或优势点的不同，执行分内容的试点推广，同时需注意推广地区配套政策的完善，为各地区的试点推广提供政策支撑。成功经验的积累最终会形成普遍的共识，普遍的共识经过提炼最终会形成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创理论，进而对指导中国数字乡村及世界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二）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信息服务“软件”
1.以技术为依托，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2.以人民为中心，完善乡村公共信息服务
（三）推进产业振兴：技术嵌入赋能数字农业与乡村新业态
1.优化涉农要素供给，推动数字农业建设
政府既应重视市场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需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涉农企业聚集，配合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形成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28]；积极引导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涉农企业展开技术合作，提高涉农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破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重视大数据的要素属性，建立统一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以传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为手段优化涉农信息供给，为数字农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将重心置于农业物联网的优化落实上，以农业智能装备为载体，以数据模型与算法为核心，进一步夯实数字农业基础。
2.培训乡村主题新业态，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
拓展以电商平台、社交网络为核心的多元数字流通渠道，形成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乡村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乡村电商企业的质量升级与规模化运营，以差异化战略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农村电商品牌；持续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开发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精品路线，发展创意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兼顾生产事业活动性与生态环境相容性。
3.提高涉农主体数字素养，强化产业振兴智力支撑
（四）促进治理有效：以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1.保证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
聚焦提高政府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增强基层政务服务人员的数字素养与道德素养，培养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政务服务团队，从而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贯彻于治理工作过程中。同时，加强乡村网络知识普及，通过发挥社交网络的信息扩散优势，引导村民主体通过线上平台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针对村民在参与过程中的公共诉求，政府需充分尊重民意并及时做出反馈。最后，重视社会组织、媒体的群体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协商的治理优势，解决乡村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效率低下等固有症结。
2.强化多元治理技术的有效供给
四、结语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严格遵循“十四五”规划对于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乡村数字基建的技术支撑效用，深化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渗透拓展，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数字乡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以数字乡村战略为落脚点，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发挥数字技术的强大吸虹效应，着力弥合城乡、区域数字鸿沟，是打造数字乡村的关键一环。
当前，我国已逐步迈入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承启阶段，乡村振兴为我国未来的乡村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对此，需把握好脱贫地区未来五年过渡期与数字乡村战略规划中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结合，以国家“十四五”规划为指引，进一步整合地方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地方产业提档升级，利用技术优势加速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深刻把握新一代科技革命成果，遵循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引，保证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的精准落地，既能从整体上提升乡村人民生活福祉，更能有效挖掘与扩大乡村消费需求，培植新经济增长点，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最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乡村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需警惕现代信息技术与生俱来的“双刃剑”效应。注意有效控制技术的负外部性作用，规避技术异化与价值理性缺失的风险，充分发挥数字乡村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汲取数字技术的正向价值，为开创数字乡村建设新局面，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数字乡村做出有效探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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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肖若晨.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J].中州学刊，2019，（12）.
[20]潘多拉魔盒（Pandora’sbox），出自古希腊神话。潘多拉（Pandora），意思是“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是希腊神王宙斯（Zeus）命令众神共同创造的用来报复人类的完美形象的女人。潘多拉由于打开了众神赠予的魔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伪、诽谤、嫉妒、痛苦等，却趁希望没有来得及释放时盖上了盒盖将其永远锁在盒内。潘多拉魔盒通常用来比喻灾祸的根源。在本文中指导致城乡二元发展格局难以破除的原因，即数字鸿沟。
[21]吕普生.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2）.
[22]阿喀琉斯之踵（TheAchilles’Heel），出自古希腊神话，原指英雄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因是其身体唯一一处没有浸泡到冥河圣水的地方，成为他唯一的弱点。阿喀琉斯最终在特洛伊战争中由于脚踵中箭，负伤而死。阿喀琉斯之踵现引申为致命的弱点、要害，在本文中指代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制约瓶颈。
[23]刘元胜.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能分析及应对策略[J].经济纵横，2020，（7）.
[24]赵晓飞，付中麒.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J].中国流通经济，2020，（12）.
[25]达摩克利斯之剑（TheSwordofDamocles），出自古希腊神话：狄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命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下。“达摩克利斯之剑”或称作“悬顶之剑”，用来表示时刻存在的危险。在本文中指代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与隐患。
[26]赵早.乡村治理模式转型与数字乡村治理体系构建[J].领导科学，2020，（14）.
[27]温涛，陈一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0，（7）.
[28]肖卫东.涉农企业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瓶颈因素与驱动机制[J].理论学刊，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