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5，光鲜数据背后浙江农民的真实光景
新华社杭州2月1日电（记者沈锡权、黄筱、陈晓波）这是一组抽象而普通的数据：21125；2.07；4600。
但其中蕴含振奋人心的讯息：第一个数据，是浙江农民2015年的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省、自治区中首个“破两万”，并蝉联“31连冠”；第二个数据，是这个省当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为全国各省、自治区最低；第三个数据，是这个省设置的相当于全国标准两倍的“贫困线”，并且2015年无人在这条线上“掉队”，率先高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一高、一低、一率先，如何解读这些光鲜、靓丽的数据？数据背后，浙江农民生活又是怎样一番真实的生活光景？
发展“草根经济”成就31年“创富状元”
在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楼内，“老统计”殷柏尧处长与记者挑灯夜战一起“算细账”之后“道破天机”：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达1308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95%，同比高出全国平均数逾20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农化水平高，大量的农民在职业身份上得到了转换。”殷柏尧说。最新统计显示，浙江全省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率为85.3%。
“全省有208万家企业，99%是中小民营企业，出省（含国内外）经商600万人……”浙商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算了一笔大账：近6000万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劳动力，大约4个国民中有一个是“小老板”、股东或其他形式的市场主体。
记者在温州瑞安市塘下镇采访到一位风风火火的女老板，她的话很实在：“别看我是个老板，凌晨两点还在码头接货，天天眼圈是黑的；别看我是个农民，可我的厂子养活了700多人。”
走马浙江，随处可见这样自强不息、底气十足的“小老板”，虽然他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还依然写着“农业户口”。
“浙江农民富起来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千百万民众成为市场主体。”浙江省政府参事顾益康说，中小企业多是乡里乡亲的股份合作制“草根经济”，一个中小企业办成功，一批人都富起来。
诸暨市大唐镇户籍人口才3万，却有1万多家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办企业，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会拿出20平方米搞袜机。该市一位副市长形象地说：“诸暨就是一个大工厂，车间就在千家万户老百姓家里。”他说，诸暨农民只要没有大病大灾，一般情况下，一家人一年赚十几万元没问题。
临近春节，新昌县羽林街道白段村村民俞丹丹正忙着采购年货。2015年，俞丹丹的工资收入5.5万，是她2008年刚工作时的两倍多。7年来，俞丹丹在本县的一家制药厂从一线工人做起，收入逐年增加。
城乡差距稳步缩小“待遇”均等渐成现实
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步伐的加速让浙江农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时，浙江农民在创富过程中“追赶”市民的脚步也沒有停止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稳步缩小。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浙江农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0.9个百分点。
3年前，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村民蒋兰仙将宅基地置换成镇上120平方米和67平方米的两套完整产权公寓及两个车库，房产价值一下子涨了70多万元。
蒋兰仙将小套房子和车库租出去，每个月能从中收到1000多元租金。蒋兰仙的丈夫在工厂上班，而她自己则经营着一片果园，并兼职做理发生意。“粗略算，以前家庭年收入七八万，现在近15万元。”蒋兰仙满意地说。
嘉兴市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6838元，为浙江十一个地级市中最高。嘉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70：1，又为全省最低。嘉兴市农办干部俞小琳认为，嘉兴“均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实现了均等化，“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嘉兴都率先实现了无缝对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实行了城乡统一标准，月均588元。”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各地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城乡居民的“同等待遇”渐成现实。在全国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附着在户口本上的32项居民实际待遇差异被逐一消除，当地三合乡一名在车祸中不幸遇难的农民，因此得到同城镇居民一样的赔偿金（约为原标准的两倍）。
导致产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大因素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在浙江，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幕已逐渐拉开，改革的槌子开始敲响长期“沉睡”、模糊化的农村集体资产。
2015年底，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全省近3万个村的3500多万农民当上社员股东，完成1159.6亿元的经营性资产量化，“确权到人”让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权跟人走”让有条件的农民放心进城。
不让贫困群众掉队政府为特定贫困群体“兜底”
2015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消除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的重大决策，提出不把绝对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通过政策兜底，全省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4600元以上，新增低保人员12万人，实现保基本、保民生。
今年72岁的陈朝贵是浙西松阳县古市镇寺口村农户，无儿无女，仅仅靠种点粮食为生，生活极为拮据。记者在陈朝贵的登记卡上看到，他的个人事项被登记为基本情况、致贫原因、脱贫经历、面临问题、下步打算等几类。村里为他申请了低保补助，他的生活有所改观。这两年村里茶叶市场快速发展，陈朝贵被聘为保洁员，每月有了一千多元的收入，实现了脱贫。
“类似这样的扶贫‘大数据’在浙江全省都已经建立，并且实现了电子化。”浙江省农办（扶贫办）副主任邵峰说。
经过精准施策、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年底统计表明，全省21万户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当年人均收入全面超过4600元——这一标准是全国绝对贫困线的两倍。
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举措之一，政府为农民搭建“创客”平台，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两创”的热潮。
过去的十多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十二五”时期，浙江省财政每年向本省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均增长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