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分为两个单元，大家一定要认真看策展人的标题，提取关键词，就能触碰到展览精髓所在。
青铜、彩陶、农耕、游牧，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走近一点点就能看到绚丽的风景。这部分推荐三件展品：
战国兽足青铜盘
兽足青铜盘，战国，1983年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土墩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盘体呈正方形，宽沿、直壁、平底。壁沿呈方折式，两侧壁上各有一个半圆形的横耳。盘腿呈人首吞蹄式，人首面型抽象，夸张，足呈驼蹄式，显示了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人类较早发现并加工、使用的金属是铜，最初为红铜，而后才是铜与锡、铅的合金—青铜。铜器的冶炼、加工和使用，尤其是冶金业的产生，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发现证明，至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新疆天山南北已经陆续步入青铜时代。
陶罐为夹砂红陶，通体红色陶衣，颈肩部涂成黄白色，以深红色绘三组不规则的网格纹，内填圈点纹，寓意田园。另有一组蔓藤葡萄纹，枝叶卷曲，果实累累。
此陶罐图案新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新疆彩陶中的精品之一。
察吾乎文化是天山南麓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件陶罐上的葡萄纹表明这一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园艺种植业。
战国虎纹金牌饰
虎纹金牌饰，战国，1977年乌鲁木齐阿拉沟30号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同墓出土同类器物共7件，纹样基本相似，圆形，利用金片捶揲出浮雕纹样。老虎躯体翻转卷曲呈圆形，头高昂，前爪抬至颌下，后爪至脑后，极富动感。
第二部分丝路华章
第一单元凿空西域令行天山
第二单元商旅往来职贡不绝
第三单元汉风儒俗唐韵胡风
这一部分是展览中展品最集中、最精彩的部分，走进展览，大家将遇见很多知名文物，比如东汉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南北朝的“胡王”锦，唐代的绢衣彩绘木俑、彩绘伏羲女娲图（有三幅哦！）。
另外，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在这一部分中，展出有4件展品包括：汉代“汉归义羌长”铜印、新朝“李崇之印信”铜印、唐代的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和李明达借粮残契。
（以下展品出场顺序，大体依展览架构为序）
唐代白苏毕梨领屯米状
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唐代，1928年新和通古斯巴西古城附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邵壮）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在通古斯巴西古城附近发掘的，为唐政府发给屯田军士白苏毕梨粮食的记录，此人应为白姓龟兹人。
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唐代为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军事重镇，是古代龟兹较大的古城堡之一。安西大都护府在这一带实行军屯，收获的屯米一部分供屯田军士自用，剩下的上缴储存，由仓督、监仓官、屯官、监纳官共同检验入库。
汉代“汉归义羌长”铜印
“汉归义羌长”铜印，汉代，1953年沙雅于什格提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邵壮）
卧羊钮，印面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5字，“归义”是汉中央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从出土地点判断，此印应是汉中央政府颁发给西域地区羌族首领的。
唐代彩绘驼夫俑
彩绘驼夫俑，唐代，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木俑将人头、躯干、上臂、小臂、双下肢、双脚分段雕刻，然后胶合而成，再施以彩绘。俑为一胡人男子像，浓眉深目、鼻高且挺直、短胡须，头戴白毡尖顶帽，帽沿外翻，露出暗红色帽里，毡帽两侧绘红色四出菱纹图案，身穿齐膝绿色袷袍，胸前左侧衣角外翻，露出红色衬里，上绘深红色树草和蜜蜂图案。腰系黑带，脚穿黑色长靴，两臂弯曲向前并紧握双拳，作牵引驼马状，显得英俊、坚毅，显示了乐观自信的民族性格。木俑制作技法精湛，艺术风格鲜明，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唐代绢衣彩绘木俑
绢衣彩绘木俑，唐代，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女俑头部为木塑彩绘，身躯以木柱支撑，胳膊用纸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状。发束高髻，头微向左侧。面部描绘花钿。身着团花锦上衣、黄底白花绢制披肩。下穿红、黄相间竖条曳地长裙。一派高贵、典雅、艳美的姿态。
阿斯塔那206号墓是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与妻子的合葬墓。唐贞观之初，高昌王麴文泰对抗唐朝，有分裂行径，张雄则主张统一，与麴文泰发生激烈冲突，于公元633年忧愤而死。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后，有感张雄之忠，将张雄的两个儿子封为高官，并封其妻为“永安太郡君”。公元688年其妻死，被厚葬于张雄墓中。故该墓随葬品丰富，大多具有明显的盛唐风格。
东晋墓主人生活图
此图由六块尺寸相近的纸拼接而成，画面横向展开，描绘墓主人日常生活场景。左侧树下马夫备好鞍马，仪仗放置一侧；中间悬幔之下，主人持扇坐于矮榻上，其妻侍立榻旁，榻旁树上歇息着凤鸟；右侧厨房内侍女正在烹饪饭菜，上部绘田地和农具。画面左上角圆圈内绘有代表月亮的蟾蜍，右上角圆圈内绘代表太阳的金乌，两者间有两组不同指向的北斗七星。此画风格古朴，画面中人物服饰和矮式家具与同期中原风格类似，显示了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汉代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
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汉代，1975年焉耆黑圪达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带扣模压捶揲成形，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
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带有扣舌的带扣是草原民族传统的腰带带头，不是中原文化的器物。这件金带扣的形制虽然具有草原文化特色，但上面的龙纹装饰却是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上面镶嵌的绿松石和宝石亦是外来物品，可谓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
东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东汉，1959年民丰尼雅1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鸡鸣枕是用“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缝制，枕芯为植物的茎叶。
此枕的主人是东汉时期西域鄯善国的贵族，缝制鸡鸣枕的织锦来自中原地区。有研究认为，汉晋唐时期新疆地区居民盛行陪葬鸡鸣枕，当是受到中原汉民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南北朝“胡王”锦
“胡王”锦，南北朝，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锦以黄色为地，显蓝、绿、白色等花纹。纹样以忍冬四叶纹为中心，联珠圈内织有卧狮、人物牵驼、“胡王”铭文等。卧狮头部扭向一侧，同圈内似为其倒影。身穿窄袖束腰上衣的牵驼人一手执鞭、一手牵着双峰骆驼行走在浅水中，水中映出牵驼人与骆驼的倒影。牵驼人与骆驼间织有“胡王”二字，水中亦有倒影。此锦纹饰题材新颖，色彩艳丽，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
唐代彩绘伏羲女娲绢画
彩绘伏羲女娲绢画，唐代，1966年吐鲁番阿斯塔那42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由三片原白色绢缝合，彩绘伏羲女娲，二人上身相拥，下尾相交。左为女娲，发束高髻，身穿V字领宽袖衣，右手执规。右为伏羲，头戴网帻，上身穿红色V字领宽袖上衣，左手执带墨斗的矩尺。二人共穿饰有横条纹的红白花裙，两尾相交，色彩为黑、红、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阳，尾下是月亮，两边是星辰。
第三部分丝路梵音
第一单元佛传首站丝路南道的佛教文化
第二单元天宫伎乐丝路北道的佛教文化
在这一部分推荐两件展品，但是走进展厅您将发现更多，不仅仅是延伸内容的欣赏和阅读，在这一部分策展人以亲身经历，为大家从新疆“带回”了一帧帧精彩的壁画，并在展厅中有部分还原展示。
南北朝—唐彩塑菩萨头像
彩塑菩萨头像，南北朝—唐，焉耆锡克沁千佛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邵壮）
此头像发髻为大波浪纹，圆脸，眉、眼细长，双耳饰花式耳环。此菩萨头像是1928年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瑞典）考察团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古时发现的文物之一，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的成果。这些造像展现了佛教艺术传入新疆地区后与当地风格的融合，造像面庞圆润，细眉高目，既有佛教发源地古印度的艺术风采，也有东方艺术的特色，具有明显的地区过渡性，是佛教艺术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佐证。
南北朝《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事品第廿三
《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事品第廿三，南北朝，1965年吐鲁番安乐故城佛塔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此写经抄本每行16字左右，内容为《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事品第廿三。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学派的重要经典。后秦时，龟兹籍的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将其译为汉文佛经。由于此经宣扬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在中国中古时代广为流行，奠定了中国佛教大乘学的基础，也对当时的佛教艺术影响颇深。
这件写经的书法为典型的北朝写经体，脱去了隶意，用笔轻落而重收，注重波挑，见证书法史上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楷体渐趋完成的阶段。此经发现于西域，说明中原佛教文本向西域的反向传播。同时，中原书法艺术也随之流入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