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国75周年，也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1954年7月20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告总社成立，至今整整70周年。但是从历史沿革看，总社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孟用潜，副局长梁耀、于树德）和1950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程子华、孟用潜、梁耀；监事会主任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副主任于树德）。1954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之一，就是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程子华；监事会主任中央商业部长曾山，副主任于树德）。依据之一是，在此前的7月15日，中央决定将全国合作总社的领导关系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改归中财委领导。7月31日，供销总社一届一次理事会通过选举决定，原合作总社领导人程子华、梁耀、孟用潜、于树德等，过渡到供销合作总社继续担任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因此，总社实际上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今年已经75周岁了。总社做为今天国务院直接联系和领导的、中国唯一的全国性合作社经济组织，回顾70年（75年）走过的道路，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展望未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庆祝建国75周年活动的有意义内容。
一、总社为什么能70（75）年旗帜不倒
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供销合作总社曾正式进入政府序列。经过此后若干年的机构改革，当年同为政府序列的如商业部、粮食部、物资部、轻工部、纺织部、冶金部、铁道部、邮电部及众多机械工业部，均已合并或退出中央政府序列，唯有总社牌子不变，仍是国务院直接联系和领导的全国性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把在中国发展合作社运动作为自身的重要工作之一。1923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积极引导、成功组建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26-1927年的北伐革命中，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十四件大事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合作社已成为重要的根据地经济组织。中央苏区境内建有417个消费合作社，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苏区消费合作总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视察延安南区合作社时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由各解放区兴办的供销合作社已经形成规模。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毛泽东的论述，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合作社事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对供销合作社在新中国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做过深入研究和指示。建国后的第二个月—1949年11月，政务院就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第二年（1950年）7月，中央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说句通俗的话，供销合作社姓合作社，合作社姓社会主义。今天，总社是国家层面合作社经济的硕果仅存，是中国共产党联系中国农民的天然的经济组织依托。这应该是总社70（75）年旗帜不倒的根本原因。
第二、建国后30多年中，总社及其领导的各级联合社、基层社有了长足发展。1954年，基层供销合作社达35000多个，社员1亿3千多万人（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以上，1978年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5.5%；占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68.2%。（《中国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1988》419、420页）从经营覆盖面和占比上看，建国30年前后的供销合作社，无疑是处于事业发展的顶峰，是中国农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流通主渠道。人们把当时的基层供销社誉为农村经济的“公共汽车”，因为除了农副产品推销和日常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供应外，基层社还承担着饮食服务、新华书店、邮局、文化娱乐及用品、药品供应乃至婚丧嫁娶等综合服务职能。涌现出一批以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基层社的《红色背篓》、山西的寨疙瘩基层社、河北的亮甲台基层社、河南的石板岩基层社、内蒙的基层社‘轻骑兵’等为代表的旗帜。基层供销社对发展农村经济，密切党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总社机构虽然经历三次合并，但牌子始终保留的重要原因。
1995年，相隔41年后，供销合作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机构。分管农业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当选为总社二届理事会主任。这是老一代总社工作者和全系统职工、全国社员持之以恒、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年，供销合作总社由财贸口划归农口领导。
第三，1995年至今，总社做为国务院直属的独立机构，已延续近30年，是建国后总社机构独立存在的最长时期。根据与时俱进的要求，新的总社理事会先后提出了“四项改造”（改造基层社、改造社有企业、改造联合社、改造经营网络）和“一条主线”（加快发展），“两个重点”（夯实基层网络；培育壮大社有企业），“三大突破”（体制机制上突破；经营领域拓展上突破；工作标准规范提升上突破）等配套改革措施，不断增强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和为农服务能力。2020年，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5.3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农业生产资料类销售额8667.1亿元，农产品类销售额22205.3亿元，消费品类零售额18234.5亿元，再生资源类销售额2824亿元。全系统商品交易（批发）市场交易额10459.9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农副产品市场交易额9002.7亿元，再生资源市场交易额768.5亿元。全系统连锁经营销售额10346.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年商品进出口总额893.4亿元，同比增长23.1%。
2024年初，总社七届六次理事会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供销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一年来，全系统扎实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教育，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主动服务“三农”工作大局，全力做好农资供应，因地制宜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用多种方式助力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增强。
总社恢复后的有效工作和成绩，是总社70（75）年旗帜不倒的现实原因。
二、我们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在今年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长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情况时，多次谈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却只字未提供销合作社，不免使人大跌眼镜。须知这可不是过去只管农业技术推广的传统农业部，而是统管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总指挥部。对拥有一亿多社员的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视而不见，应该是偏见使然。（或许是为了避嫌）。这不禁使我回忆起总社和农业部之间的长期芥蒂。
2005年春节前，我去看望病中住院的总社老主任，90多岁高龄的郭月斋同志，交谈中郭老颇有感触地说，“有些人总是和供销社过不去，我的老乡和老朋友，原农业部副部长杜子端就曾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我们农业部的任务就是消灭供销社，我问他为什么？杜回答说，因为供销社是农民头上的一把刀”。郭老的回忆，真让我惊诧不已。这让我很快回想起1985年，我代表国家经委财贸局参加商业部（供销合作指导司承办）召开的全国省社主任会议。当时的国务院农研室主任杜润生有二次大会发言，认为供销社改革力度不够，必须在改革中脱胎换骨；同时也坦承地说，他对七、八年来国务院许多部门的机构改革都不满意，原因是建国后30多年来，各部门、各行业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大家都在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机构改革步履维艰。我认为杜的发言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在旧有体制下，一方面农业部和总社，一个管生产，一个管流通（统、派购），有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基层供销社改革多年费时费力，但收效不佳。
1992年5月我任商业部供销合作管理司副司长期间去湖北省调研，曾同湖北省社老主任沈以宏探讨过基层社问题。沈老是1978年省社主任会议上赞成供销社由官办改民办的积极分子，记得在当年的会议上，沈老曾慷慨激昂地用了几个排比句，历数供销社由民办变官办的弊端，表达了湖北省供销社将由官办改民办的决心。我1992年选择去湖北调研，也主要是想去看看十多年来湖北基层社的变化，但情况并不很理想。我记得当年与省社领导交换看法时，沈老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除了总社和农业部门的关系有待协调外，基层社的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如果今天你外出去乡村旅游，问到当地供销社的情况，多数回答是“现在还有供销社吗？”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总社特别是基层供销社，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当然，也有我们自身认识和行动跟不上形势的问题。1995年总社二代会期间，我做为总社机关派出的联络员，参加江苏省社代表团讨论，期间江苏省社主任周秀德明确提出，不同意新社章草案中关于供销社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条文，认为“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供销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无法生存。合作社的老原则已经过时。”我当时也发表了意见，我说，“周主任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供销社也像一般商业企业一样唯利是图，那就不叫合作社，总社也没有必要恢复。”并为此同周发生了争执。我同周秀德是老熟人，我很欣赏他心直口快、行事干练的作风，我们之间的争执只是工作见解上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回忆这件事情想说明的是，周秀德是供销社的高级干部，他的想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供销社真正同农民社员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绝非一件易事。这就难怪2000年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下乡调研后感叹：“供销社不响，也不香。”
又是20多年过去了，新的各届总社领导班子，针对基层社被边缘化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基层社建设。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总社主任的白立忱同志，就有远见地提出，各级供销社联合社要领办各地各类专业合作社，一些地方的供销社闻风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某些条件制约，没能在全国广泛推开。
三、展望未来，总社仍可大有作为。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据说有上百万之众。但是真正由供销合作社领办的却不多。供销合作社在专业合作社兴起的大潮中，既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也适逢重新崛起的机遇。
总社如何在新形势下，突围重生呢？
第一、运用新质生产力，唤醒和改造基
我以为，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机构中，有三个单位是应该考虑设立的。一是供销合作社管理部；二是专业合作社指导部；三是合作社经济研究院。
总社供销合作社管理部的工作重点是通过试点唤醒改造基层社，通过逐步实行代理制，吸引社员依存度，使合作社同社员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同时要扩展服务范围，使之成为下伸到村、镇的三农综合服务中心。
合作社研究院的职能是，对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和组织形式（从民国时期薛仙舟、汤苍园、宋庆龄、梁漱溟、路易艾黎等合作社先贤的宣传和实验，到大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时期于树德、刘少奇、毛泽东、张闻天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再到新中国75年来薄一波、程子华、潘复生、陈国栋、牛荫冠、潘遥、陈俊生、白立忱、李成玉等的继往开来）做系统梳理和研究，逐步形成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这是全国合作总社义不容辞的责任；研究院要深入实际，总结现实合作社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建议；研究院要研究国际合作社发展史，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研究院还要利用各种媒体，宣传中国合作社经济的优势，让合作社在社会上响起来，香起来。
中华全国合作总社，还可以借鉴日、韩经验，为建立酝酿已久的中华全国总农会，奠定组织基础。
我们现在天天喊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办好社会主义制度下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合作社经济，就是我们最大的初心。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补齐三农短板，实现乡村振兴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在党的领导下，由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牵头，以遍及全国农村的供销（综合）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为载体，运用现代化生产、加工、流通、储运手段，发展乡村经济，就是最宏大的新质生产力。
中央财政应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全面振兴中国合作社事业发展，这将对实现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力。
我们殷切希望在以后的全国人大会议部长通道上，能看到合作总社主任的身影。他将是数忆中国农民的代表。
第三、弘扬合作总社深入基层，艰苦创业，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传统作风。
第四、合作社是一个半公益性的经济
组织，需要造就一支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队伍。欧洲和亚洲的日本、南韩、印度等国合作社组织，均有一批这样的志愿者。他们有的是城乡士绅，有的是合作社理论工作者，更多地则是农业生产者中具有公益思想的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农村先富裕起来的党员干部中，应不乏对合作社事业有积极性的志愿者；各级合作社联合社的组织中，也会有一批热心合作社事业的积极分子。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鼓励、调动合作社志愿者（包括有志于合作社事业的退休人员）的积极性，深入基层、真抓实干，帮助在合作社一线工作的同志们有所作为，在建设与社员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合作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完全可行的。
第五、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合作社应该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振兴农村经济的桥梁和组织依托。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办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而没有一条理由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事业逊色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农村部做为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民办的合作社经济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为此，应进一步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在党的领导下，由总社牵头，办好中国的各级合作社联合社。如果将中国农村经济比作一只展翅高飞的鲲鹏，那么党的领导就是鲲鹏之首，国家农业农村部和全国合作总社就是鲲鹏的两翼。鹏首引路，两翼齐飞，何愁农村经济不能振兴。
为在组织体系上有机协调，参照历史经验，建议应由农业农村部部长兼任全国合作总社监事会主任，监督检查合作社履行为“三农”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合作总社党组书记应兼任农业农村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及时反映合作社经济发展中的成绩、问题和协调解决办法。农业农村部和和合作总社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发挥合作社经济的作用，还可以为解决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撂荒、缺乏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输出无序、农村留守儿童养育困境、农民养老服务短板等深层次问题，用合作社的方式探索、创造有效解决新途径。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办事，集全党、全国之力努力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兴利除弊、继往开来，在我们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国、建社100周年）到来之际（2049年），中国的合作社经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辉煌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一定会彻底摆脱短板状态，实现腾飞。届时，中国的城乡差别将基本消除，我们伟大祖国一定会昂首阔步走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二零二四年五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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