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国际经济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既定宏观调控方针，提高前瞻性和针对性，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既有效遏制了物价过快上涨，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展望2012年，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形势趋于复杂，加之美、德、法、俄等大国面临政府选举，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国内需求也存在放缓压力，房地产市场、投融资平台、民间借贷等领域潜在风险增大。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需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弹性与灵活性，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和潜力，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力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2011年经济运行特点和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宏观调控坚持把控物价作为首要任务，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经济运行总体较为平稳，并呈现以下特点和发展态势。
1.物价涨幅见顶回落，全年CPI上涨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7月份达到6.5％的峰值后，受基数效应减弱、货币条件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涨幅呈现回落趋势，全年CPI上涨5％左右。首先，控物价的货币条件持续改善。9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仅8.9％，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5.9％，全年货币、信贷调控目标将如期实现。其次，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减弱。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加上市场避险情绪影响，美元短期反弹，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进口价格指数趋降。第三，食品价格涨幅企稳回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下降，目前猪粮比已回落到8以下。粮食产量“八连增”，有利于稳定粮食和食品价格。
2.经济增长小幅下降，全年增速略高于9％
从内、外需求综合看，今年以来总需求增长的适度回落，主要是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有利于控制物价涨幅和实现经济运行的综合平衡。GDP增速在上半年达到9.6％的基础上，三、四季度将小幅下降，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9％。
3.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
4.区域、城乡、内外平衡状况有所改善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上半年，18个省区GDP增速超过13％，但东部省市仅有3个。除天津外，增速排前10名的全部来自中西部省区。得益于农民工工资上涨、农产品价格上升和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0.4％，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的增速。应对危机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出现积极变化，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超过50％，一般贸易规模超过加工贸易。在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进口保持更高增速，贸易顺差规模减小，全年占GDP比重将下降到2.3％左右，内外平衡状况改善。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进行了不少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注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调结构是为了持续健康的增长，平稳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结构调整的实施，二者并不矛盾。“好”不一定会必然导致“慢”，但不能为了求“快”而牺牲“好”。二是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注重推进内外平衡。着力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妥善处理国际经贸关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重，提升价值链和扩展贸易增长点并举，增强汇率弹性，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四是更加注重系统性风险管理，忧患意识与风险意识增强。土地、房地产与我国金融、财政风险高度关联，整顿地方投融资平台,调控房地产市场，建立预警机制和风险显示机制，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在世界经济大幅波动、增长低于预期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看到，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消费占GDP比重偏低、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高耗能行业快速扩张等问题依然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2012年在防控风险中积极把握结构调整有利机遇
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市场信心动摇，金融市场持续大幅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下跌，全球制造业活动收缩，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2012年，我国出口、投资需求面临下行压力，潜在风险也在增加，需要在防范、化解风险中把握机遇，积极推动结构调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1.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加深，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
2012年，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叠加。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主要经济体将面临政府选举。面对经济下滑、债务高企、失业增加等问题，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需要，可能不顾客观经济现实，发表偏激言论和难以兑现的承诺，上台之后也可能对现行经济政策做出不合时宜的调整，使脆弱复苏进程雪上加霜。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短期挑战不同，政策取向也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可能加深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三是结构调整与短期目标冲突。国际金融危机是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需要重大结构调整才能出现转机。但是，当前的政治氛围和面临的短期风险，使其无法实施真正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
从目前情况看，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是决定2012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希腊违约风险较高，欧盟救援进程有提速的可能，但总体上发达经济体陷入中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增加。
(2)德法自保有利于加速救援进程。欧元区主权债务总额为6.5万亿欧元，其中“欧猪五国”（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为3.1万亿欧元（意大利和希腊分别为1.8万亿欧元和3280亿欧元）。“欧猪五国”债务主要由德国和法国银行持有，分别持有其债务总额的26.4％和38.5％，其中，持有希腊主权债的比重分别达到32.8％和31.2％。因此，救助希腊一定程度上也是救德、法自己。如果债务规模较小的希腊陷入危机，并进一步向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蔓延，则欧元区必将遭受重大冲击。这正是欧盟核心国采取救援行动的原因所在。继续救助希腊，扩大欧洲稳定基金规模，并通过杠杆机制发挥更大支撑作用等，都是现实的选择，欧债危机存在转机的可能。
(3)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中长期低迷。经过美、欧债务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目前市场流动性充裕，即便再度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在信心缺失和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领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效果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重启新一轮增长周期，需要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新增长动力的出现。然而，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新能源和低碳、信息技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可以说，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新突破，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类似日本“失去的十年”。
2.我国总需求增长将有所回落
(1)出口增长难以达到今年水平。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无力，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财政刺激空间压缩，而私人部门需求迟迟不能接替公共需求，经济增长失去动力。2012年，虽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则着眼于中长期整顿，即便不爆发深度危机，发达经济体增长也将处于2％以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虽然好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国际市场动荡，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正在加大，新兴经济体并不能真正“脱钩”。在全球需求放缓的背景下，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难以达到今年水平。考虑发达国家的刚性需求，必需品无法替代，而且入世以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出口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高等因素，预计出口增长15％左右。
(2)消费增长预计稳中有升。由于农产品价格高企，今年食品类消费明显高于近年平均水平，前9月平均增速达到24.6％，比2001年以来平均水平高6个百分点。受汽车限购、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汽车类销售则大幅下降，比新世纪以来平均增速低22个百分点。目前，汽车销量处于底部回升阶段，考虑到汽车消费自身的更新置换周期，明年增速将会有所提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定发展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奢侈性、炫耀性消费将持续扩张。同时，部分保障房建成入住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家电类消费增速也有望小幅回升。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左右，实际增长略高于今年。
3.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小幅回落中力争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综合上述分析，预计2012年我国总需求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在现有政策条件下，经济增长将回落到8.5％左右。在经济增长下行过程中，贸易顺差规模缩小，内外平衡进一步改善；伴随着出口、投资增长的下降，消费增速回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受产业转移和能源资源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中西部地区将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民收入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市居民，有利于遏制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工资水平上升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总体上有望呈现增长速度平缓回落、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格局。
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预期目标，也将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2012年，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物价下行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压力将有所减弱，2012年CPI涨幅将回落至4％左右。但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还在持续，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以及我国经济正处在成本上升阶段，决定了反通胀仍具有长期性。尤其重要的是，控通胀应更多采取市场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作用。推进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短期内会增加物价上涨压力，但中长期有利于保障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抓住通胀压力趋减的有利时机，理顺价格机制十分重要，并通过增加对低收入群体补贴等方式提高社会承受能力。为此，建议将2012年CPI的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为推进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
4.要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到重要位置
1.正确看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
经济增长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1.2％，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2009年也超过了9％。部分人因此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处在10％以上才是正常的。其实，我国需求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上半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在缩小，这很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以要素投入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2.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3.财政超收与可持续性
4.竞争性实体经济利润偏低
今年以来，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资金偏紧背景下，行业间利润出现不合理的挤压分配。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类企业利润增长相对较快。在货币政策收紧背景下，金融企业定价能力明显增强，对非金融类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上市公司中报显示，金融类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27.3％，与2010年全年水平基本持平，而非金融类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7.9％，显著低于2010年全年水平。二是上游行业相对于下游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行业具备更强的成本传导能力，对中下游行业利润产生挤压。三是随着信贷规模收缩，市场资金成本上升，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的大企业，部分发挥了“影子银行”的作用，对中小企业利润形成一定挤压。在资金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的背景下，这种利润挤压使虚拟或垄断部门受益，而竞争性实体经济、民营和中小企业受损，导致经济运行活力下降。推动国有企业和垄断部门改革，鼓励金融创新，大力发展“草根金融”，是减少这种扭曲的治本之策。
5.国际压力明显增加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和转移国内矛盾，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美国国会再度提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法案，力图对我施压。其次，发达国家面对债务危机，可能要求中国无条件地、大幅度地参与救援行动，并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如果我国不同意或者提出条件，就可能被贴上“不负责任的大国”标签。第三，发达国家试图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推到我国身上。在世界经济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调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我带动其经济增长也持有较高期望。如果这种期望得不到满足，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另外，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而西方国家经济低迷，我国崛起的势头将更加明显，可能引发西方国家有意识、有组织的打压，并分化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给我制造麻烦，我们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
2012年，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形势趋于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国内需求也存在放缓压力，各种风险恶化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及中期效果，增强弹性和灵活性，视条件变化而相机决策，努力化解各种风险。加快完善货币政策微观机制，更加重视价格工具的运用；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优势，积极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导向上，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同时，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在促进内外平衡的过程中，着力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我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切实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上来，稳步朝“十二五”预定目标迈进。
1.以结构性减税提高经济活力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财政政策需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弹性。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增强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应对总需求收缩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快落实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食品生产和价格稳定；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降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由原油、天然气扩大到煤炭等重要资源品种；研究建立资本利得税，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开征资产所得税，并实行累进税率，从制度上控制不合理买房需求。
2.改善货币政策及其微观机制
把握国际资金避险回流美国、人民币远期无交割汇率贬值的时机，采取非对称加息操作，在维持贷款利率不变的前提下，小幅提高存款利率，适当缩小利差。虽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业存贷利差的盈利空间，但这不仅有利于减轻长期负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改善管理、增加竞争、提高效率。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间的巨大差距，促进“双轨”利率价格逐步并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全球共性问题，没有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松紧来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在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适应中小型企业特点的小、微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为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在大力发展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同时，可借鉴现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模式，在加强银监会行业监管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落实管理责任，使省级政府逐步成为小、微型金融机构的管理主体。
3.加快能源供给体系改革
4.稳定农业生产，深化农村改革
维护生猪生产基本稳定，建立政府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制度。为避免放大周期波动，在补贴时机上，应选择生猪价格大幅下降时启动。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将粮食直补转变为脱钩补贴，纳入“绿箱”直接支付，新增农资综合补贴主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完善最低收购价格，将玉米纳入国家最低收购政策范围。推进农民土地确权，深化以两种所有制平等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城乡分治体制改革，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推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落户。创新农村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农村水利建设投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对农业支持保护的制度化机制。积极培育新型农民和农业经营组织，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5.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就业
为顺利推进资源要素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在抗通胀过程中，应积极稳定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实物补贴力度。结合国际经验，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存款利率定得过低（住房公积金按3月存款利率计息，养老保险按1年期定期存款计息，医疗保险按活期计息），不仅增值保值能力不足，也损害了参保者利益，应适当提高各类账户计息标准。近年，社保基金收入增长较快，而支出相对稳定，可考虑对中小企业实施社保基金按比例返还制度。经综合测算，按中小企业实际缴费人数，每人每月返还50至80元，既不会冲击基金收入稳定增长，又有利于稳定就业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可根据一定时期社保缴纳标准，加快实行农民工随读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有效转移，缓解局部民工荒。遵循逐步、弹性的原则，积极研究出台提高退休年龄制度。
6.以适当方式参与欧债救援
作为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体，欧洲经济的表现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流通和储备货币，欧元的稳定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果欧元解体，美元独大的局面将得到强化，不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欧洲和欧元的稳定关系到我国切身利益，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给予援助。在时机选择上，最好等希腊违约问题明朗之后。此时，如果欧洲国家决定在意大利债务问题上建立防火墙，我方应积极参与。作为救援条件，要求欧洲取消对我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歧视条款。在方式上，可以直接购买部分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增发的债券，还可以选择一些优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股票和债券。另外，可以要求对方发行特别国债，并置于优先偿还等级，目前IMF对欧元区国家的救助资金就有这样的安排。在购买欧元区金融资产时，要注意化整为零，除了国家级投资机构之外，可以考虑让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分散购买。(课题组负责人：刘世锦；协调人：余斌；执笔：刘世锦、余斌、陈昌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