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粮食长期紧平衡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增产问题至关重要，包括转基因技术对增产是否比其他农业科技更有优势，研发和推广转基因的机会成本如何等。中国长期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接近占世界20%的人口(建国后，中国人口占比世界人口曾经超过22%，多年计划生育才把该比例降到20%以下)。然而，尽管人口增长减速，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不但没有因此减速，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上扬。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但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进口依存度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保障供应的压力，压得中国农业喘不过气来。
2006年，转基因专项与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中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相比之下，“十二五”规划中对常规育种，政府投资仅1.8亿元。从这偏向性极大的科研投资方向可见，政府对转基因的增产潜力抱有巨大的期望。在民间，“转基因技术能增产，堪比原子弹”的神话也同样在流传。在2013年7月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个访谈中，某位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我们愿意使用转基因技术的话，粮食增产的潜力就几乎是无限的。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近期的一些科学论文，从数据和事实出发，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在该文所分析的四国中，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都拒绝了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而西班牙是欧洲唯一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国家。两种抗虫转基因玉米CompaCb和JordiCb1998年首次被批准商业化种植。这两个品种使用了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标志基因，可能因基因水平转移而扩散抗生素抗性基因，因此2005年在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下退出商业化种植。尽管如此，西班牙转基因玉米注册品种仍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2011年增加到97000公顷，占玉米种植总面积的26.5%。在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州，转基因种植面积占比分别高达54%和72%。到2011年12月止，共有108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在西班牙注册商业化种植。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推广的美国，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更是占绝对优势，2013年占比高达90%。
转基因玉米的推广为西班牙和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增产吗Hilbeck等人的数据分析表明并非如此。
图1：1995～2011年欧洲三国、西班牙和美国粮食单产变化
图1对比了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欧洲三国(数据是绿色十字，绿色点线是线性拟合)和西班牙(数据是紫色方块，紫色实线是线性拟合)，美国(数据是红色圆点，红色虚线是线性拟合)从1995～2011的单产变化。从图中可见，所有国家的每公顷单位产量都在逐年增加。增长幅度最快的是欧洲三国(图中斜率1530)，美国次之(斜率1430)，西班牙垫底(斜率1165)——转基因玉米并没有为美国和西班牙带来增产优势。
该文同时发现，转基因玉米的推广确实为西班牙的农业生产带来了重大影响，那就是可供农民选择的玉米品种持续减少。
图2中数据是1997～2011年间可供西班牙农民选择的玉米品种数量。绿色实线是转基因品种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2002年后增长非常迅速;红色点线是非转基因品种数量，在起伏中不断减少;深蓝色虚线是所有玉米品种数量，整体下降趋势也同样明显。
图2：1997～2011年间可供西班牙农民选择的玉米品种数量
类似的趋势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没有观察到。主要种业公司为德国农民提供的玉米品种数量从1994年的116种上升到2011年的320种。奥地利的玉米品种数量起伏较大，但增加趋势同样明显，从1995年的19种增加到近年来的75种左右。瑞士的玉米品种数量比较稳定，在过去十几年中长期保持在60～80种的范围内。
图3：主要种业公司为德国农民提供的玉米品种数量1994～2010年间的变化
图4：主要种业公司为奥地利农民提供的玉米品种数量1994～2010年间的变化
图5：主要种业公司为瑞士农民提供的玉米品种数量1994～2010年间的变化
德国等西欧国家对转基因管理较为严格，对转基因玉米至今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不少产业界人士说农民因此受到限制，无法选择可能品质更为优异的转基因品种，批评这些国家的过分管理限制了农民选择权。然而数据和事实却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在没有转基因玉米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国，可供农民选择的玉米品种数量或者保持稳定，或者显著上升;而且三国的增产趋势也优于美国和西班牙。在转基因玉米不断推广的西班牙，尽管转基因品种数量增长显著，但可供农民选择的非转基因品种和整体品种数量都在不断下降。这让人不得不担心锁定效应：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哪怕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转基因品种未必有优势，农民也将越来越别无选择。
2013年6月18日，JackA.Heinemann，MelanieMassaro，DorienS.Coray，SarahZanonAgapito-Tenfen和笔者五人在《农业可持续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AgriculturalSustainability》)上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中西部主要农作物生产中的可持续性和创新》(“SustainabilityandinnovationinstaplecropproductionintheUSMidwest”)的论文。该论文领衔作者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教授JackHeinemann。《农业可持续性国际期刊》是一同行评议学术刊物，影响力在农业学术期刊中处于前12%。在发表之后短短两三个星期之内，该论文迅速成为该期刊历史上最受欢迎，被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
该论文比较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西欧(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过去50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生产，并重点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农田生态系统的问题。选择北美和西欧对比原因之一就是两者纬度和气候相似，同时社会科技发展程度也类似;就农业来讲，生产高度产业化，专业化，农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过去20年的主要差别在于，北美从1996年开始越来越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这三种作物;而西欧在转基因问题上则更加谨慎，更强调常规育种，农田管理，农民参与等多方面综合性措施。
注：作者的计算基于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获取的数据。
图6：西欧与美国玉米单产比较
图6中深色折线是1961～2010年西欧玉米单产，浅色折线是1961～2010年美国玉米单产;而图中的两条直线，实线和虚线分别是西欧和美国单产的线性拟合。实线的斜率更大，表明欧洲单产增速更快。
孟山都等转基因开发商号称：转基因作物在增产的同时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但数据表明农药使用问题上西欧的农业生态系统同样表现出优势。抗虫转基因作物在北美的推广确实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但没有采用转基因作物的西欧杀虫剂使用同样减少，而且减少幅度远大于北美。同时北美除草剂使用增加，而西欧减少。下图是美国和法国的比较，同样以1995年为100%的基准线，2007年美国除草剂使用增加到108%，法国除草剂使用减少到94%;美国杀虫剂使用减少到85%，法国杀虫剂使用减少到24%。到2009年法国除草剂进一步减少到1995年水平的82%，杀虫剂使用减少到12%。德国和瑞士也有类似的趋势。
图7：法国与美国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量的比较
和西班牙的情况类似，转基因作物推广后可供美国农民选择种植的作物品种也快速减少。
b.选择比率的定义为常规型/转基因型。
JackHeinemann曾获得1993年美国微生物学会ICAAC青年研究者奖和2002年新西兰科学家研究协会奖章。2005年他被聘为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之一，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秘书处有关生物安全的培训资料进行同行审议，并且是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技术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若简单地概括一下，该报告试图探讨的大问题，就是农业向何处去。在总结过去50年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展望未来50年人类应该如何养活自己;如何推动农业科技为减少贫困、改善农村生计服务，向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2012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第9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将“农业科技”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的宗旨不谋而合。
当时就已经隐然出现的危机苗头，也是联合国启动评估的一大原因。无论什么立场和观点，每一个认真关心农业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绿色革命带来的极大增产，确实为养活上个世纪快速增长的人口厥功至伟;但其越来越成为强弩之末，增产潜能挖掘殆尽甚至开始下降，而负面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则越来越不可忽视;与此同时，世界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且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肉蛋奶等高端食品需求也在增加;水土流失，气候变化都对农业造成巨大的压力，等等。在未来的50年间如何养活全世界人口，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2008年4月的发布会上，主席，英国环保、粮食和农村事务部首席科学家罗伯特?沃森强调，坚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选择(businessasusualisnotanoption)。他指出“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使地球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补充说，过去一直对于自然资源和粮食安全的注意力非常小，需要加强。与评估报告发布几乎同时发生的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不幸验证了报告中的不少分析。
农业产业界曾经是“评估”的推动者，参与方以及出资方之一。作物国际协会(CroplifeInternational)的积极推动是“评估”之所以启动的原因之一。作物国际协会是全球植物科学工业的联盟，它形成的网络联络了许多国家协会和公司，分布在91个国家。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和孟山都、先正达等农业科技跨国公司都是其中的骨干和主导力量。据不少专家分析，产业界出资资助评估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明确，是希望联合国出一个报告为其背书：如果没有这些跨国公司所提供的转基因等高科技，在未来的50年里将难以养活全世界人口。而全球最大的小农联合组织农民之路(viaCampesina)收到邀请却拒绝派代表参与，就是担心评估过程被公司利益所操纵，难以做到科学公正。
在过去20年中，农业研发公共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小，农业研发越来越多的被跨国公司主导。比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在南美地区的2007年研究经费预算不到5亿美元，而孟山都和先正达的当年相应投入都在8亿美元左右。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些公司的研发集中于美国农业生产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大面积单一种植的作物类型，而其重点在于优先满足最大、最富有的农民或者农场主的需求并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诉求，更多的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维护小农生计并帮助他们增产增收。因此，跨国公司所擅长并倡导的农业科技，是否适宜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值得考虑。
“评估”建议加强对农业研发的公共投资和公众利益导向，与201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里所强调的“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相当一致。
美国政府最后拒绝签署评估报告，可以说在相当多作者的意料之中。除了转基因问题，在另一重大争议焦点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美国政府对“评估”的结论也相当不满意，自然不会签署。中国政府的代表签署了评估报告，但就生物技术问题提出保留意见。中国代表认为评估报告对转基因的评价不够正面，对此有一定保留意见，但对农业科技发展方向这一更大范畴的问题，中国同意评估报告的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多学科综合推进可持续农业科技。
何谓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现阶段已经有哪些成功实践，下文将结合一些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推广规模的成功案例展开讨论。
1996年云南农业大学、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单位提出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持续控制水稻病害的研究项目，在利用传统地方品种和现代杂交稻品种多样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水稻品种抗性遗传背景、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当地栽培条件及农户种植习惯，以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进行品种选配和混栽：每四排或者六排杂交稻，栽一排传统稻。由于不同品种具有的不同抗病性能和农艺性状，极大的减少了因稻瘟病和倒伏引起的产量损失(ZhuYouyongetal.，2000)。
由于利用水稻品种多样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技术简单易行，具有明显的防治稻瘟病效果和增产效果，很快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从1998年到2003年，在云南、四川、湖南、江西、贵州等省33个市(州)202个县累计示范推广981433公顷，有效地控制了稻瘟病的流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四川和云南的统计，减少农药使用80%以上，杂交稻增产6.74～9.39%，传统稻种增产61.1%～117.4%(朱有勇等，2004)。
该技术实现了短期和长期收益的完美结合。从短期看，高产品种和当地优质品种(传统品种因为其口感好，往往是农民自产自销的首选)的搭配，同时满足了农民对高产和优质的需求，经济效益互补，提高了农户的积极性。据统计，农民平均每亩收益增加100元以上。从长期看，该技术促进了保护传统地方品种，有效的保护了水稻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大量传统品种的快速流失，使得将来的育种工作(无论是常规育种，还是转基因育种)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险，所以保护传统地方品种对农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体系(SystemofRiceIntensification，简称SRI)是一种借鉴中国传统旱稻耕作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颇具创新性的水稻种植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在马达加斯加发展起来之后，目前在所有主要大米生产国都有所推广。这种栽培技术的主要特点是：早移栽，稀植而非密植，稻田只需保持湿润，或者干湿交替，而不需长期淹没。其发源地马达加斯加，在更多使用农家肥而非化肥的条件下，水稻强化栽培普遍达到了增产100%以上的惊人效果，有些农民的亩产高达1400公斤，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国正在研发中的超级稻的产量。水稻强化栽培下单株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其增产的具体机理还在研究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对农业生态学和增产机理的理解还非常有限，迷信基因决定一切显然是无知的。
水稻强化栽培经过改进后在中国某些省区已经有相当的推广。到2007年止，四川和浙江推广超过433000公顷。表3是来自四川的数据。
2007、2008年，使用水稻强化种植的农民每亩增收100元以上。到2009年为止，四川省每年推广25万公顷以上，平均增产20%左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增产效益是在不增加农民劳动力投入，也不增加化肥或农家肥投入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农业大学在四川省使用水稻强化栽培技术的一个村庄研究发现，强化栽培技术在产量提高的同时，用水量减少了45%(徐秀丽等，2006)。中国国家杂交稻研究和发展中心发现：如果精心管理，使用强化栽培技术的稻田可以减少水使用量多达65%。这对水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意义重大。
很多农民还报告说，使用强化栽培技术的植株根系更发达，所以对抗暴雨或干旱的能力更强。正如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我国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压力加大。随着干旱和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发和严重，研发和推广这类节水并能够加强作物抗旱抗涝能力的栽培技术显然更为重要。
中国以不到全球9%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球20%的人口，成就巨大。但这个成就是在大量甚至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基础上取得的，其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可忽视。中国化肥年消费量已达5000万吨(纯养分)，为全球第一。而且单位面积使用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5～3倍。对比2002年每公顷可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世界100.8公斤，发达国家82.6公斤，中国276.1公斤。长期过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对中国农业可持续生产的巨大威胁(GuoJ.H，ZhangF.S.etal.，2010)。
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以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建立了作物栽培、植物营养、土壤等多学科紧密结合的研究平台，以图破解作物产量与资源效率协同提高的科学难题(JuXiaoTang，ZhangFusuoetal.，2009)。这一技术途径的关键技术包括：改善土壤质量，综合利用各种养分资源以及同步养分供应与作物需求，和高产栽培技术。
在现阶段，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核心的水肥综合管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在减少化肥用量的同时增产。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我国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已经建立，并在110个主要农业县进行示范验证。300多个试验点的结果表明：与农民传统的种植习惯相比，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平均增产10.8%，氮肥生产力增加13%。
根据黄季焜等人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数据，BT转基因水稻在几十户农家试种结果，可增产6～9%。根据其他良种推广的经验，大面积推广时增产幅度可能还会有折扣。上述三个案例表明，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的增产潜力至少可以和转基因媲美，甚至远超过转基因。但另一方面，可持续农业科技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一些成熟的技术推广阶段也常常遭遇制度失灵或者市场失灵导致难以推广，仍值得我们深思。
测土配方、减肥减药技术在推广中也常常遇到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在市场化改革后，最基层的农技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卖化肥农药的利润，导致他们对推广这类科技不热心，应付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我们的制度改革，如何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上述市场失灵或者制度失灵的现象并不是个例。一位昆明的农技专家讲述了黑光灯的案例。一盏20W的黑光灯可管理50亩以上农作物，一夜的诱杀虫数可高达4公斤。当然，放置黑光灯周围的一小片庄稼是会被诱来的害虫几乎啃光的，尽管整体来看这种“牺牲”是非常值得的。然而分田到户后，农户平均土地面积10亩左右，还常常分成几块，十几块田，再加上极端原子化的小农合作困难，造成政府多次试图推广黑光灯的努力无功而返。
所幸，对这一系列问题，2012年的一号文件都有深刻阐述，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完善农业科研评价机制，坚持分类评价，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改变重论文轻发明、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应用的状况。”
笔者以为，在过去十余年里，有关部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过于迷信转基因技术，导致农业科研投入过分集中于转基因研究，而一些有同等潜力，甚至潜力更大的可持续农业科技方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笔者在上文中详细讨论到的三种科技成果——水稻混栽，水稻强化强化栽培，测土配方，都在大面积推广中取得了同等甚至远远超过转基因的增产效果。
我们首先需要分辨的是，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问题，与国内争论激烈的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是否要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尽管有所关联，其实是相对独立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进口，并不是推广国内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借口。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商业化种植，主要应该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下面讨论转基因大豆/玉米进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那位专家有一点说得没错，从满足需求增长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增加在中短期内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本文前言里已经提到，过去10年，我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进口越来越多的大豆和玉米以满足不断高涨的所谓“刚需”，是农业部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两种作物转基因普及率高达80%甚至90%以上，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几乎全都是转基因作物——中国也是别无选择。试想，如果只是简单的听从某些极端反转人士的要求，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除非重新搞每人凭票限量供应，中短期内的结果一定是供应短缺(比如大豆，进口接近80%，一旦停止进口短缺将会非常严重)，造成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等现象层出不穷。到那时候，民众的意见只怕比现在多得多。
那是不是说，中国除了不断增加转基因产品进口，就别无选择了非也。为了从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中找出答案来，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所谓“刚需”是否是真的刚需。
中国人均每天卡路里供应量，近年来不断攀升，到2009年已经高达3036大卡，远超过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据估计，普通成年女性每天需要约2000大卡，成年男性每天需要约2500大卡，中重体力劳动者每天需要2800大卡。可见，尽管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部分营养不良现象，但从人均来讲，供应早已是绰绰有余。
图9：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与日本的对比
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在1997年赶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经超过日本20%左右。
2012年食用油销售超过人均2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56克，远超过营养学推荐的不超过25～30克。
可见，所谓农产品需求高涨的“刚需”，并不是从健康营养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刚需，而是盲目学习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国饮食习惯而产生的“刚需”。这不但给农业带来了过大的不必要的压力，同时消费者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上文将中国农产品消费与日本做对比是有原因的。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日本人均寿命全球第一，远好于排名33的美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毫无疑问，日本更为合理的膳食结构是重要因素。所以，无论是从消费者个人健康的角度，还是从农业长治久安的角度，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都不应该继续增长了，而是应该从强调数量的增加转移到对质量的保障和提高。尤其是对食用油和肉类的消费，应该提倡“少吃油，吃好油;少吃肉，吃好肉”。
除了过量消费，中国粮食浪费也同样惊人。上海每天倒掉2000吨食物，北京是1600吨。据估计，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可提供约2亿人的口粮。浪费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并不局限于富人或者官员的公款消费。据中国农大某教授的抽样调查，大学食堂所卖出的饭菜，有1/4～1/3被倒掉。曾经听到某农民朋友的直言，“如果大家都这么浪费，如此造孽，那么不得不吃转基因或者农药高残留的农产品难道不是活该吗”确实，如果浪费能够减少一半，需求减少到适量，无论对国内生产者，还是国际生产者，我们才能有底气对他们提出提高质量的要求。
以大豆为例具体分析。全世界大豆产量目前大概是2.5亿吨左右，在世界大豆市场上交易的大概是1亿吨。其中中国2012年进口5838万吨，基本占60%。作为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话语权。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消费增加太快，国际上新增的大豆产量，都被中国毫不犹豫地吞下，以满足其无理性扩张的巨大胃口。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食用油消费从每天56克下降到营养学推荐的每天不超过30克(下降40%以上)，人均肉类消费下降到日本人均水平(下降15～20%)，对大豆的需求当然会相应下降。国际大豆市场会因供应过剩，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这个时候就有话语权了，因为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出口国这时都得求着中国买大豆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就提要求了：
在2011年4月28～29日，在中国环保部主办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来自玻利维亚政府部门的一位专家就提到，玻利维亚有大量有待开发的闲置土地，只要中国愿意买，他们也愿意为中国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甚至更高要求的有机大豆。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大豆种植传统的国家，玻利维亚的大豆产业80年代从零开始，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发展，现在当地大量农民种植的是经由巴西传入的转基因种子。同为拉美国家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全面推广后，除草剂滥用带来了巨大环境和健康代价(阿根廷除草剂使用量从1990年的900万加仑狂涨到现在的8400万加仑，抗农达转基因品种的推广是最大的原因)，所以玻利维亚政府并不愿意鼓励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2500万美元的项目鼓励常规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然而，南美市场上缺乏对非转基因大豆的产业化技术指导和其他服务，所以该项目的执行水平非常有待提高。而这个正是中国大豆产业应该而且可以抓住的机会。
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开源、增产，在当年生产总量和消费都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现阶段已经到了开源和节流需要同时并重的时候了。有关部门某些人士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问题尚有巨大争议的时候急于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巨大增产压力下病急乱投医只怕也是原因之一。长期研究多种疾病与膳食关系的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一直呼吁，“以植物性膳食为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万不能丢弃。”在广大人群中宣传正确的营养学观念，不再盲目追求更多的肉、蛋、奶、油，建立正确的“吃得好”观念，刻不容缓。这是保障农业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
当然，从历史经验看，希望大量人口改变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显然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么，短期内就任凭转基因农产品无序泛滥吗也不是，从监管方面，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让民众放心。平心而论，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规范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相当严格的，虽然逊于欧洲，但比美国更严格。然而，执法层面需要提高的空间很大。比如，尽管转基因水稻2009年才拿到农业部的安全证书，但早在2005年湖北省就发现上万亩违规扩散的抗虫转基因水稻。湖北省农业厅点名三家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擅自扩大制种，其中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大下属企业，而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由张启发教授担任首席执行官。发现违规转基因作物后，政府补救措施还是相当到位，每亩补偿农民四五百元，上万亩水稻全部铲掉。然而，有关科研人员知法犯法，却并未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处罚，让人不得不担心比美国更严格的管理规则是否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目前国内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争论中，不少民众对转基因科学家种种说法抱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国内已经大量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和进口量也在快速增加的转基因玉米，也需要加强监管，包括：
对于已经在国内大量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尽管不是粮食作物，但监管同样重要。毕竟，如果因为管理不当而出现超级害虫/超级杂草等生物灾害，受害的将不仅仅是棉花。在2011年4月28～29日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吴孔明院士就提到，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抗虫棉品种繁多而杂乱，其中既有抗虫基因表达水平高的，也有不少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的——他建议此类品种应该禁止上市。正如抗生素的滥用容易引发细菌的抗药性，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品种的种植抗虫效果有限的同时容易催生害虫的抗性，应该加强监管制止这种对转基因技术的滥用。
20世纪的农业绿色革命，前所未有的养活了全球大量人口，但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更加凸显了现有农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所以，在2008年4月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之际，评估主席罗伯特?沃森强调，坚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选择，现有农业体系必须深度改革。而当时愈演愈烈的全球粮食危机，为这个结论做了真实而沉重的背书。
所幸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过去四五年里惠农措施越来越多，取消农业税，农田粮食补贴，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快速增加，等等。2012年的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政府的积极应对。
同时，粮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农民，还需要每一个消费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为我们长期的粮食安全买单。从过去30年的物价指数来看，粮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远远低于CPI上涨幅度，这其实是对农民的隐性剥削。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年三大粮食作物每亩平均利润仅192元——其中稻谷每亩251.20元，小麦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说一家十来亩地种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20年后谁来种粮的问题也并不是杞人忧天。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中国政府自从2008年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对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支持和补贴，以至于出现了原粮和产品粮倒挂、产销倒挂、国内外倒挂等反常现象。但是，对于花费了大量财政补贴和生态代价得来的粮食，有些消费者却并不珍惜。
随着种田成本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理所应当。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三方面说：
第一，粮价上涨可能对低收入阶层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冲击，政府可以通过定向补贴的方法解决，比如提供购粮补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应平价粮等方式。
第二，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粮食浪费量巨大，据估算可供2亿人的口粮。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低收入阶层之外的大量人口应该而且能够承担得起更高的粮价和农产品价格。
第三，食品价格上涨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流通领域，尤其是进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价格和CPI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给农民的地头收购价，应该而且必须提高。我们对农民的同情，不应该停留在廉价的口头表述，而是真正尊重农民的劳动，为农产品支付合理的价格。
只有在农民、消费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农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