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从生态学的角度尖锐地指出如果人类不加限制地使用农药(如DDT)将会毁灭整个生态链，人类因此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沉重地为人类敲响了资源、环境危机的警钟，该书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指出人类若还继续走高增长、高消费的道路而不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人类必将陷入崩溃的境地。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期间出版《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宣布了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要求人类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保护环境，使地球不仅成为现在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也适合将来子孙后代的居住。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布伦特兰报告》）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为采用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涉及到“可持续”与“发展”这两个子题，确切地说，涉及到这两个子题的有机整合。就其前一子题而言，它与人类资源-环境-生态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强调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环境乃至于整个地球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个子题是以第一个子题为基础提出的，它所强调的是以合理的资源代际分配为目标，以维持地球生态平衡为前提，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历史发展来看，“可持续发展”概念产生的背景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它的提出是源自西方国家在面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是否可永续性地取得、财富是否可无限地增长等问题的讨论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忧虑。人们逐渐认识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往人类对于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忽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的，人类无止境的活动不仅不能强化这一基础而且还有可能对这一基础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也正是在连续面对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时，才清醒地看到人类是否能够“可持续”地存在下去问题的迫切性。
二、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
同时，他也是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审视也是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的。地理学科研究的传统主题是协调人地关系,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相一致。如他曾于1965年就地理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形成、发展与区域分异以及生产布局的科学,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综合性特点,同时具有明显的实践作用,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指出“改造大自然的工作，是一桩新的任务，也是一桩巨大无比的任务。当然这任务要靠各行专家如水利、电机、机械、地质、土壤、生物、化学、农林、经济等等技术人员共同合力的来做，但是地理工作人员在这工作中应该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地理学不但要精确地叙述地面环境，而且还要指出如何去改造环境来为人类创造幸福的生活。”
此外，他还积极提倡人文地理的发展。“现时地理教学，注重于人地之关系，如温度之于物产，雨量之于人口，地形之于交通，在在皆有因果关系……环境方面，指山脉、河流、温度、雨量、天然物产而言；生活状况，则包含交通、工业、商务、政治及各种人为之事业而言。二者不可偏废，阐述环境与专叙人为之事迹，均不能称为良好之地理学。二者须融合贯通，明其因果，述其关系，斯为止矣。”[1]作为人文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中的“人’，是指社会人，或社会化的人，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人地关系中的“地”是指地理环境—人类生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常必要的条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即环绕人类周围的外部世界。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就是要探讨人与地理环境在各自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
三、1926：《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
自古有“民以食为天”之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即粮食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要解决粮食问题，人口数量的控制和质量的提高是关键，应避免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地球上粮食供应速度。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增加供给能力。但过度或无序的开发，会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伴随着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竺可桢正是沿着这一线索，在这些方面展开自己的思考。
随后，他利用江浙人口统计数据与国内外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计算出此地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他进一步认为“人口之密度，不足以表示人口问题之严重……而视乎比较密度者，即一地现有之人口，与其充量能供给之人口（饱和点）之比也。一地人口之饱和点，视乎四种原因而定。（一）能供给食物地亩之多寡，（二）每亩之生产量，（三）工业化之程度，（四）生活程度之高下。”[3]但即使从这四方面对比，仍“可知江浙两省以农业之区，而人口密度乃反超出于工业化之英荷比诸国。苟不设法以谋补救之方，则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永无提高之希望。”
四、1927：《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
人口问题如若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竺可桢首先从中国的气候、地形、地质三方面分析了地理环境与水灾的关系，认为这些都是直隶多水灾的主要原因，但他更为重视人为环境对屯田水灾的影响。通过历史考察，他认为当地人口在元、明时期突然大量增加，原有土地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粮食需要，因此采取了大规模的开垦荒地、沿海屯田的办法，“这样一来，直隶水灾在史籍上的记录也突然增多了。”因此，他认为水灾多发与直隶的人口与农业有关。
在《中国的地理环境》（1936）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灾荒之所以造成大量人口受灾的原因，虽多半是由于水利不兴，交通不便，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过剩问题。
五、1957：《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就是说，过去生活贫困的人，因为统治阶级夺占了平原的耕地，经常推着柴车，穿着褴褛的衣服去开辟山林。他们在开辟的时候，不论山上被覆的是森林还是草皮，统统加以破坏，再来耕种。这样的一种开垦方式，使得原来在那里的植被，全被破坏。”[7]
在《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一文中，竺可桢考察了中原地区的自然开发、内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的开发、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的开发、广东雷琼地区的开发、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发的前途等五个方面，介绍了黄河的灾害、永定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长江流域自然植被的破坏、草原变成荒漠、森林砍伐等问题，认为要“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而且应该征求森林学家、植物学家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按照自然更新的规律，而不能只顾到迅速完成眼前的任务。因为“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制约，互相为用，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必须掌握推动变化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自然走下坡路，森林可以破坏变为草原，草原又破坏变为沙荒。”[8]
此外，他从1956年起还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直到他1974年逝世前一直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并亲身参加了一系列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工作，为我国大规模的综合考察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在科学资料上几乎是空白，想要进行经济建设，缺少必要的科学依据。当时，竺可桢就提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他领导制定了综合考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明确指出，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应该是调查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同时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重大综合问题。
六、1963：《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9]
在竺可桢参与领导下，“我国在自然资源调查、勘测、开发、利用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发现了很多新的资源；对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与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10]但与此同时，也得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甚至破坏自然资源的严重情况，如“在土地资源方面：主要是在南方不合理地开垦红壤丘陵与西南山地的毁林开荒；在北方不合理地开垦黄土地区陡坡与沙漠边缘地区，造成水土流失与风沙再起；优良草场不合理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草场破坏与载畜量减退；基本建设过多地占用土地，造成肥沃耕地数量缩减。在生物资源方面：主要是不合理地采伐与采集、过度猎捕与破坏自然保护区，造成森林与动植物资源的不断减少。在水产、水利资源方面：主要是不合理捕捞与污化水域，严重地损害了水产资源。在矿产资源方面：主要是在采矿、加工过程中的取少弃多、吃富扔贫、单一利用与大材小用，造成宝贵资源的损失和重要矿床存量的提前枯竭。”[11]这种情况如不坚决扭转，“必将造成严重恶果：浪费宝贵资源，影响经济发展；违反科学规律，导致恶性循环；脱离人民群众，贻害子孙后代。”
七、有待深入的挖掘与研究
在196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作为人大常委委员的竺可桢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有关人大会议提案和审查意见的文字：“提案凡163件，其中我觉得重要的，有关于水土流失，第161关于江西省兴国县淤沙为患案，第48案汪胡桢纠正山区水土流失案和关于节制生育（邓颖超等提43案，徐志芬等11人提57案，邵力子提97号案和杨之华等提保护妇婴健康第134号案等。我认为这二事，节制生育和水土保持乃当今之急务。”
控制人口，会减少由其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治理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才能真正做到“今天与明天之间、社会需要与资源可能之间的调节与平衡。”同时，竺可桢建议中央应把“明确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与培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策之一”，认为这些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无论是在主持综合考察，还是主持科学院工作中，他都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努力贯彻到实践中，足迹遍及了除西藏和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区。
[1]《地理教学法》，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第4页。
[2]《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竺可桢全集(第一卷)，第502-520页.
[3]同上。
[4]《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几条路径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几条路径》，竺可桢全集(第二卷)，第228页。
[5]《在黄淮海封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竺可桢全集(第四卷)，第350页。
[6]《加强普查与科学研究继续进行重点规划为完成巨大的水土保持任务而奋斗》，竺可桢全集（第三卷），第235页。
[7]《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竺可桢全集（第四卷），第376页。
[8]同上。
[9]本文为24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的建议书，由竺可桢领衔签署。
[10]《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竺可桢全集(第四卷)，第153页。
[11]同上。
[12]《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