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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定县实验；河北；新农村建设；知识分子；农民
近百年来，河北一直是探索中国乡村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实验基地”，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定县实验更是使河北名扬海内外。作为中国乡村建设的先行者，认真总结定县实验的现实启示对于今天的河北新农村非常重要。因此，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挖掘河北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乡村人文资源,既擦亮了地方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弘扬了光荣历史传统，又对于今天的河北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北乡村变迁的重要骨干力量――知识分子
自近代以来，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村之间始终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知识分子就与河北的乡村变迁发生了密切联系。为了探索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出路，1929年，留美归国的晏阳初先生选择了河北定县作为实验基地，并率先垂范，由北平举家迁往定县定居，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学者。这样，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归国知识分子成为河北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把定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为了实现“以农立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们告别了都市生活，举家迁往定县，与农民为伍，引发了一场“博士下乡”的热潮。他们在定县对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农作物优良品种、用教育改造农村与农民等做法，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由于他们的努力，河北定县与山东邹平一起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更多的地方所接受。为改变祖国乡村的落后状况，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值得肯定，其爱国情怀值得钦佩！
历史已渐渐远去，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定县实验并没有被世人所忘记。定县先驱们“心系农民”的精神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而中断。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天的河北乡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像温铁军这样的学者和许多年轻的面孔。这使我们确信：定县先驱的精神依然在燕赵大地上薪火相传。为了服务于解决“三农”问题，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专家、学者、教师、大学生）走出校门，走出“象牙塔”，深入乡村，亲身实践，为河北地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例如，河北师范大学的“顶岗实习支教”活动和专家教授下乡支教行动、河北农业大学师生开拓的“太行山道路”、大学毕业生踊跃参加的“三支一扶”政策和农村基层“村官”直选等。这些支援乡村建设的活动，无论名称与形式怎样变化，都是定县精神在今天延续的生动写照！我们应该珍惜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光荣历史传统，在河北新农村建设时期值得继续提倡和发扬。
二、河北乡村变迁的关键所在――农民素质的提高
今天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旧是广大农民，而且我们已经把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对于河北来说，农民教育（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仍然举足轻重。农民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技术性和实用性，而且要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因此，定县实验对农民教育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经验，不容忽视，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三、改变河北乡村面貌的现实选择――对外交流
近年来，为适应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河北省农业厅曾先后组团80余个，600多人次出国考察，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4]由此可见，河北省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对外交流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这必将为河北发展外向型农业经济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和有力的政策支持。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河北可以充分发挥环绕京津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周边地区市场需要的、具有本地特色的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如，花卉业、食用菌栽培业、中药材种植业等朝阳产业，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为农民增收。
四、最具生命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特色生态环保农业
综上所述，定县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的一朵“奇葩”，为今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河北而言，“新农村建设”并非突生事物，而与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在定县探索改造中国乡村的历史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我们不应该中断这一历史的延续性；河北的新农村建设也并不是“从零起步”，而是有着定县实验的丰厚历史积淀。我们应该增强历史意识，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更多的现实启示，才能更好地推进河北的新农村建设。
注释：
[1]参见乌裕尔.建设新农村历史的启示之一――需要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深度参与[J].经济日报（农村版），2006-11-10.
[2]晏阳初.晏阳初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37.
[3]参见孟雷.从晏阳初到温铁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0.86.
[4]李荣刚.持续发展的――河北农业.省略/魅力河北.
【关键词】循环农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并全面地发展，中国振兴计划全面展开，农业经济上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地推进。政府加大了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以及社保推进的力度，三农问题得到不断的完善，农业发展的步伐得到再次推进。但是随着农村结构的巨大变化，农业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抑制新农业的巨大问题不断浮出水面。主要由于在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不断暴露，一些学者，一些学者在农业的产出比率、结构优化、农业设施完善、体制保障对新农业发展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探索找到一条有利于提升新型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济的壮大的道路。
一、中国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概况
（一）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的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的美国。经济循环指是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整个过程中，通过用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的形式来代替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即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能源及其废弃物进行充分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把经济活动捆绑。
我国在以国家环保与管理部门“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号召下，社科研究与环境保护部门加大了对循环经济的理论探索及集中于工业与社会领域实施。循环农业也随之提出，其以低投入、高产出、低排放、高循环为特点的生产方式，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来打破产业基础薄弱、制约因素，最终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现在处于一个农业尚不发达的上升期，较低农民经营性意识及环境保护意识，带来的是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的匮乏
（二）过量的使用农药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出口大国，本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有更好的前景，但是随着国际市场对“绿色消费”意识的日益增强，而国内“绿色生产”意识尚未普遍建立起来，滞后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导致加工粗糙、包装简陋、质量不达标的产品难以出口的问题。在绿色食品意识极强当今，农产品上残留着的农药严重制约这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使用农药甚至导致了硝酸盐聚集产生酸雨严重破坏了耕地、水源和大气环境。生产管理技术手段落后和产品技术处理不高的问题导致再出口农产品是受到国外市场的打压，严重的阻碍了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壮大。
（三）被破坏的耕地
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导致了严重的土壤污染，氮肥、磷肥的使用过程中常伴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这些元素的堆积严重影响了食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地膜的使用为农作物产量带来巨大的提高，但是由于长期的使用，降低了土壤的渗透功能、土壤含水量及抗旱能力，这些都不利于长期的农业发展。工业的“三废”污染严重，城市来及的堆积占用了大面积农田，户而非、农药的滥用都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贸易在发达国家的输出。
（四）种植结构的单一化
由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农村难以改变的传统思想不敢在种植方面尝试新的方法。这种思想导致了我国单一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难以上升的农作物产量。难以变革的种植方法减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的思想与理念应该走进这个产业，改变陈旧的思想与生产方式，使原本单一的种植结构复杂化，网络化。
（五）社保体系与市场运作的漏洞
由于农村社保体系与城市社保体系在农村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教育资源均衡，社会服务保障体制的缺点也暴露无遗，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涉足农村。在农村经济无法发展的前提下，又无法打开农村的经济市场，导致农村的经济形成恶性循环，贫富差距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官员的情况在我国的官员中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中央等上级制定的一系列社保政策无法深入到农村，农民们的基本生活无法的到很好的保障，医疗、教育、卫生等根本的保障政策无法实施，直接导致乡村人民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与城镇差距日益加大。留农村的只剩下一些受教育水平低，劳动能力低的妇孺和年迈的老人，严重的社保问题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显然已经不适宜今天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生产经营规模小，种植结构单一的制度不能在成为众多农村家庭模仿学习的榜样，但是由于缺乏健全的农业市场指导体系，这种局面难以改善。一些地区形成了农产品产业基地，期望通过市场运作机制改变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状，但是全面的形成高效的农业经济模式还欠缺专业的科学技术支持和正确的理论体系。这些农村合作社形式的小规模农产品集中圈是一种对当前形式的探索，但是这种不确定的阐释不仅没能带来效益，反而不能及时的扭转农业种植结构，并不能对农产品进行更好的加工。
三、中国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体制建设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是绿色、生态、观光、园艺等农业的循环模式，通过打造循环农业经济来构建科学的发展体系。中国农业更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通过加强科学研究及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使中国能与发达国家在对外输出农产品的平台上平起平坐，加速将我国从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政府应该从各个方面来加强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重视程度，及扶持力度。以农民循环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农村小康经济的全面及坚持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一）政府的扶持及制度建设
基层政府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和中坚力量，对于基层政府的建设应该加大投入经济和人员力量，以确保在基层的中心有一些明智，前瞻，实干的政府力量。基层的正常运转，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腾飞，让基层真正起到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完全的投入去想人民、为人民，让中国最基础的力量得以发展壮大。坚持“五个务必”、实现“五大转变”，实现三农服务制度上“四个健全”，围绕逐步形成大农业、大发展、大进步的三农新格局奠定基础。
（二）“龙头”产业链条带动
在我国农村有这样一个普遍现象，由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农业的龙头企业缺乏强劲的带动能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增收支撑产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及发展力量较低的现象。因此，建设具有很强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也就成了改善农村经济重中之重。通过建设龙头企业改善农业的单一化、低效率的现象，这样就能使农业经济获得巨大的提高，这种改变也将在我国的循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起到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重点发展循环，生态，有机农业
加快转型农业发展方式能有效的改善我国人均土地少，及农业生产效率低的问题。通过完善回收再利用的体系及节约型的增长方式，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协调人与自然的相处关系。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来使农业经济的生态增长。并且通过加强科学研究，降低农作物的危害，来冲破贸易壁垒，增加我国农业的对外输出。通过工业发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来解决农业增长方式的制约，发展低碳农业也无疑是一个解决现有问题的正确选择。
四、总结
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在我国的经济中占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高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成为我国刻不容缓的事务。农业循环经济的特征是实现农业的产业链与能量梯次的一个封闭的循环产业链，在根本上促进了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且改善了其农业的增长模式和消费的习惯。农村的循环经济发展对我国现在的经济有着积极地作用和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帅.低碳经济视角下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探析[J].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4亿3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4亿6千9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
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
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1、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2、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三是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反复加以强调和“狠抓”的是“农业”、“粮食”等对象，至于作为其主体的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则漠不关心，甚至屡加伤害。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用品使用、民主参与等诸多领域，完全可以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在解放农民的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3、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必须改变策略，把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工业化路线改为城乡联动、有大量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制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在用工政策上，鼓励农民到工业部门就业，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最终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仍有很多比较优势。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城市就业造成困难，也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通道。在工业化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
4、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政府职能
人力资源最一般的含义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是人力资源。这是从原始潜在、最广义的意义上使用人力资源。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能够推动特定社会系统发展进步并达成其目标的该系统的人们的能力的总和。从微观层面来看，是指特定社会组织所拥有的能推动其持续发展、达成其组织目标的成员能力的总和。本文主要研究宏观层面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一、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面积28904平方公里，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2007年底全市总人口603.04万人，占云南省总人口数的13.6%;农村人口527.71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数的14.2%;有农村劳动力283万余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数的13.6%;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20万人左右，占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数的16%。农村劳动力大量闲散，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由于曲靖得天独厚气候条件和长期以来的慢节奏生活，加之教育相对落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都较低，人们的“家乡宝”观念甚浓，劳动力转移难度较大。解决现有富余劳动力的措施应走先数量后质量、先就地后异地、先市内后市外、先国内后国外的梯度开发推进战略。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劳务输出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水平，是曲靖市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途径。截止2006年底，全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551427人(按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具体劳务输出分类情况见表1、表2、表3、表4、表5，以下5个表中数字总数不统一主要是由于信息登记不全所造成。
从表1中可以看出，曲靖市农村劳动转移输出呈逐年递增趋势，2006年一年的输出人数超过了2000年以前各年输出的总数。但与曲靖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总数相比，输出人员不足富余劳动力的50%，若扣除劳动力返乡后再次外出，在统计过程中的重复计算，曲靖市劳动力转移比例更低。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劳动力转移中，务工经商占71.5%，有近30%的人员是其他原因转移的，说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可能没有完全就业，形成派生富余劳动力。
表3中第一产业统计到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第二产业统计到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生产及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统计到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他行业是除前面各行业以外的行业。从表3中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较少，占2.7%，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表现了农村劳动力从业行业的广泛性。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有广泛的职业能力。
从表4看，曲靖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学历层次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转移劳动力的90.8%。加强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的重点;男劳动力占58.9%。
从表5年龄结构看，曲靖市农村的劳动转移输出年龄在16-40岁的占87%，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集中在16-40岁的人员中。
从以上数据显示，曲靖市农村现实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大，但充分就业的人员不足富余劳动力的50%，曲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充分有效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促进曲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影响曲靖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因素
1、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水平不高，是曲靖市农村潜在人力资源开发的第一障碍。按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曲靖市大专及以上人口6.8万人，占6岁以上人口的1.4%，比全省2.2%低0.8个百分点，比全国3.8%低2.4个百分点;全市文盲率为16.3%，全省为15.4%，全国为6.7%;小学文化程度所占人口比例为50.2%，而全国为38.2%;受教育年限平均为6.1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每十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1253人，全省有2013人，全国有3611人。从以上统计表4中的数字看，已登记转移的劳动力学历层次较低，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层次的劳动力仅占9.8%。
2、工业化程度低，企业发展缓慢，企业增效难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吸纳就业岗位的瓶颈障碍。曲靖市虽然与其他地州(市)相比工业基础较好、门类较多，通过各项改革整体效益有所好转，但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大部分利税是由几个产业创造的。2002年全部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8户，亏损企业91户，亏损面为46%，比1997年(曲靖撤地市年)下降8个百分点，在91户亏损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96%。在实现利税中，大型企业占72%，中小型企业仅占28%。在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中，中小型企业占81%，大型企业仅占19%。在盈亏相抵利润总额中，大部分是由几个主要支柱产业实现的，其中烟草加工业实现利润7.5亿元，占80%;电力企业实现利润1.6亿元，占17%;化工企业实现利润0.5亿元。也就是说，由于几个产业效益较好，掩盖了大部分企业效益较差的现象，特别是部分中小企业无市场、无效益、无竞争力，污染严重，设备落后，信息不灵，新产业开发、新产品生产和新技术创新能力低，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使企业扭亏增盈步履艰难。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较少，小规模企业大约为1.3万个，每年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岗位非常有限。
3、城镇化水平低，农村人力资源家庭整体性转移水平低。曲靖市属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市，城市化率较低，2001年全市城市化率为21.3%，分别低于全省23.4%和全国36%的水平;2002年全市城市化率为22.4%，仍低于全省26.1%的水平。城市规模较小，城市综合能力不强，除麒麟、宣威城市规模较大一点，其他各县县城都还比较小，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情况和城市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城市部门实际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城市部门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及其使用技术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的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上述第2问题已谈到曲靖工业程度水平低，创造就业岗位不足。
4、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对外出就业的影响。一是“家乡宝”观念浓厚。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生活节奏缓慢，缺乏致富意识和吃苦精神。二是大事不会做，小事不愿做。在云南省内、特别是曲靖市内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不够发达，企业规模不大、效益不好，在城市中，一些用普工的行业所实行的一些用工条件、工资福利待遇水平低，使得富余劳动力不愿意做。三是家庭责任大，转移成本高也是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曲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一)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创新教育体制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战略决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曲靖市教育事业在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扩充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曲靖社会经济的发展相比，曲靖教育总体与全国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强化基础教育，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曲靖市是典型的农业人口大市，90%是山区，农村学校校点分散，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经费投入不足，基础教育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全市现有全日制学校2561所，小学教学点2428个(其中:一师一校1292个)。在校学生133万人，教职工6.43万人。2007年校舍普查显示，全市中小学还有D级危房面积100万平方米，涉及学校及校点共1971所。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2)加强农村中小学校师资配备，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曲靖市小学教学点一师一校现象非常突出，占全市小学教学点的53.3%，这些教学点的师资配备也往往是没有经过专门的师范教育的人员担任教学任务。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工资待遇、调薪标准、职称评定、住房分配及解决家庭难题等方面均给予一定的优惠，尽可能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只有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增强入学率，减少辍学率。
2、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县级职业教育、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关系到曲靖地方综合实力、竞争力的增强，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曲靖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招生难、办学难、发展难、就业难等问题。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成为曲靖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要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发展层次、学校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把现有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创办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多种机制积极发展县级职业技术教育。打破市级职业教育与县级职业教育的分割局面，形成曲靖职业教育的梯度发展，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格局。
鼓励、支持企业、行业自办职业培训。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强化自主培训功能，形成职工在岗和轮岗培训制度，鼓励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式培养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行业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协调和业务指导，对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短期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准入技能和能力。
3、加强继续教育。曲靖市还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当地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要加强对农村干部培训和农民继续教育，市委、市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重视乡村干部的继续教育，划拨一定的乡村干部教育专项经费，每年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举办农村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农业科技培训。提高乡村干部、科技干部的市场意识、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乡村干部、科技人员和农经人员。实施技术下乡，对农民进行不同程度的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
4、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在现有曲靖师范学院、曲靖医专、省煤炭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办综合性的本科高等学校，把现有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教育资源的整合，创办综合性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技术水平。减少高级人才的外流现象。
(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就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近年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采取重视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取向。从长远来说这样的方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长速度的加快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从短期来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曲靖市农村劳动力在数量上严重过剩，而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较全国和全省相对较低，加之曲靖教育的现状，现实农村劳动力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占劳动力总量的20%以上，16岁以下人力资源中，文盲和半文盲也有一定的比例，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短期内很难见效。这一层人力资源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较难的一层。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智力要求最小、吸收劳动力最快的一种产业，也是最适合曲靖市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特点的产业。一是加快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以麒麟区的粮、菜、畜、奶加工;宣威的火腿、马铃薯加工;罗平的油料、生姜蔬菜加工为主，建成符合农业产业化要求，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工业基地。二是进一步调整布局，加强卷烟生产和销售，建成全国著名的优质烟生产基地。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及制度体系
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既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良性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这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形式。要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动态最优配置及发展人力资本的渠道畅通，就要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创建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制度体系。曲靖市各县市区都建立了人才市场，但服务功能还单一，主要是服务大中专毕业生，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服务功能还未建立。应通过政府主导、创新体制、市场运作、多元开发，建立服务农村现有人力资源的人才市场建设。一是要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制度。依据市场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运行规律，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二是要建立人力资源流动制度。对传统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行政制度进行创新，建立起便于农村现有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制度。以市场为中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实现人力资本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三是建立人力资源使用制度。按照人力资源的价值量和转化的资本量，建立人力资源的使用制度，实现劳动力最优配置。
(四)加强组织领导，多层次、多部门联动，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输出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在新的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虑，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拓展就业空间。建立多层次、多部门联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机制，统筹市、县(区)乡(镇)、村四级组织，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学校(培训机构)联动起来，是促进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稳定转移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
1、市政府、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重点是提供劳动力转移输出的信息服务和指导服务。根据目前曲靖市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曲靖市区范围内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容量有限，劳动力转移输出的重点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政府应选择劳动转移比较多的地区，建立劳动转移的驻外办事机构，与当地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建立协作协调关系，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信息，协调就业安置。加强与对外输出地有关部门的联系和交流，定期通报情况，积极反映劳动者呼声，为广大劳动者维权做好各项服务，杜绝劳动用工单位用工的随意性和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的发生，促进其稳定就业。
2、县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是加强与驻外办事机构的联系与沟通，及时获取省外就业信息，有序组织本县(市、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输出;与教育培训机构协调，及时开展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和上岗前的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的职业能力和劳动准入资格，提高劳动者转移输出的就业率，降低转移输出成本，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当前，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双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从工业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611美元，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1.8％，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据对147个国家和地区截面数据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呈现出“倒U型”变化。当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时，工业化加快推进，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当人均GNI处于5000～10000美元时，工业增加值比重大体保持稳定，工业化着重是提升质量；当人均GNI超过10000美元时，进入逆工业化时期，工业增加值比重趋于下降。就河南省而言，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
从城镇化进程看，201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为38.8％，比全国平均水平49.7％低10.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30％～50％的区间为加速推进时期，而50％～70％为减速推进时期。河南省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区间。这表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加速推进的“双加速”时期。尤其是，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预计会更快。
在这种“双加速”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容易与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产生冲突，从而造成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的局面。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些地区过去也曾经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断吞食着大片农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粮食生产呈现萎缩状态，农业现代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1978年到2010年，浙江和广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下降了63.3％和50.1％，粮食产量则分别下降了47.5％和12.8％。目前，广东、浙江等地已由过去的粮食主产区转变为粮食主销区，而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该认真吸取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验教训，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新路子。这种“三化”协调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河南的省情，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化”协调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互动融合、协同发展。一是“三化”同步推进。即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使三者的速度、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三化”互动融合。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绿色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以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三化”互动、融合发展。三是“三化”协同发展。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构建现代新型产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以绿色城镇化为引领，建设产业集聚区，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为工业化提供空间载体；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基础保障。在“双加速”条件下，推进“三化”协调着重要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为支撑、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生产效率高、注重自主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共享工业化成果。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对中原经济区而言，重点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先导区，为中原崛起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支撑中部崛起、引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国家级新增长极。目前，河南省已经确定建设180个产业集聚区。今后重点是引导人口和产业协同集聚，向有条件的城镇和产业集聚区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区向园区化、特色化、集群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其次，加快推进绿色城镇化。河南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人口转移压力大，耕地保护任务重。因此，河南省的城镇化必须走资源节约、低碳减排、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集约开发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充分发挥郑州的核心和龙头带动作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构建郑州大都市区，使之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二是推动郑汴同城化和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构建面向城市群一体化的主导优势产业链，培育群体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城乡一体、互动融合、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三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要按照城市的标准加强小城镇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业支撑，促使其向专业化、特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第三，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首先要确保推进粮食生产现代化，全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除了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外，还应配套抓好粮食储备、中转、交易和金融等环节，将河南建设成为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和交易中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立一批规模化、标准化、商品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步伐，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依靠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来提高收益。
第四，搞好长效机制的建设。同步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难度大、任务重，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重点是围绕“三化”协调发展，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三化”协调的新型体制机制，如工农城乡利益协调机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机制、耕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将河南省建设成为全国“三化”协调的示范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经验，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王永苏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初中期，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工业化向城镇化转变，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就河南全省看，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偏前阶段，发展工业仍然是多数地方加快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须明确，当今的工业化已经不是与城镇化分离的农村工业化，而是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工业化，是以城镇为依托，以工业集聚区为载体，以特色产业集群和基地为目标，以新城区为方向的工业化。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工业化水平决定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水平。工业为农业提供农机、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资料，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依靠工业，现代设施农业就更离不开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在耕地面积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的条件下粮食产量持续提高，粮食亩产从过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如果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到能够把大量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田，我国的粮食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城镇化同样有利于粮食安全。城镇化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改革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农业投入，也促进了农村耕地承包权的流转，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强化了农民的种粮倾向，显然比把农民局限在农村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必须树立系统的粮食安全观。从全局和长期看，重视和确保粮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对立起来，以粮食安全为理由阻碍、迟滞工业化城市化的观点、做法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粮食安全状况却远远好于强调“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充分说明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取决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本身，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三、加快经济发展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础弱，人均水平低。虽然经济总量排全国第5位，但从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经济规模不大的问题仍很突出。河南经济结构不优、发展方式粗放、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加快发展与加快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谋转变，以转变促发展，坚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四、加快城镇化与防治“城市病”的关系
并不是加快城镇化必然产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滞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建设投入太少，导致了“城市病”。城镇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载体，加快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基础工程来抓，大幅度提高城镇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镇化统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镇化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产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发展太快了，需要降下来，而是我们规划建设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须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尽快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增加城市建设投入，用改革开放发展的办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五、保证建设用地与保障耕地红线的关系
“三化”协调的根本要求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耕地面积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其中耕地不减少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因此，在非农建设用地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如何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就成为三化协调的关键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村改革还不到位，有利于农民转让农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导致进城农民工不愿意转让农村宅基地，加上农村土地整治复耕的责任落实不到位，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从而影响农村土地复耕。因此，必须确立动态的耕地红线观，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乡耕地的占补平衡机制。
(作者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大“三化”协调发展先行
先试力度喻新安
一、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构建起“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等手段，阻止农业农村资源要素外流，实现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由单向转向双向、由不对称转向对称、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进一步催生农业农村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二要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要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补助、奖励、投资参股、担保和保险、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国资金、银行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和聚集，使城乡共享现代文明，促进城乡市场开放统一，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要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确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建设，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切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坚持走内涵挖潜和集约节约用地的路子。主要通过编制实施农村土地整治规划、规范推进村庄整治和改进农用地整治项目管理、健全各类建设用地标准体系、加强土地供应政策调控、推进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和集约利用、加大闲置建设用地清理处置以及强化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管控等措施，健全农村土地整治、节约集约用地和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二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等制度创新。抓好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和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
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三要稳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指标内，省政府可以调控各市土地年度利用计划；探索建立重点建设项目省域内跨区域补偿耕地机制；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土地开发整理多元投入机制；构建以保护农民权益和推进农村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动态调控管理机制。
三、在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加快城镇化步伐。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实现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二三产业分流，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永久性劳动者。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包括把县城建设成为中等城市，这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使之成为农村的集贸中心、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取消户籍城乡分置制度，建立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就业、培训等方面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实行“两衔接”“两置换”，鼓励农民进城，即探索建立城乡对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上交农村承包地的，置换为城镇养老保险，为其计算一定时限的城镇养老保险交费；对上交宅基地的农村居民，置换为城镇住房，奖励其一定的城镇住房面积。三要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机制。建立规范、功能齐全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培育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使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连结起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
四、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
一要优化政府结构和行政层级。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二要加快推行省直管县(市)改革。科学合理划分省与市县的职责权限边界，确保政府履行职能准确完整到位。三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自查、督查和社会评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建立重大决策后评估制度，严格行政问责，严肃责任追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作者为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几点认识耿明斋
一、何为新型城镇化
要知道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镇化。旧的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一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开放及要素自由流动式，大致上说，这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路径；二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封闭及要素行政配置式，这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为代表；三是市场化进程中无序拓展式，这以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镇化模式为代表。这里要多说一句，为什么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是无序拓展的因为这些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工业化开始加速发展时，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尚未被打破，农民自己办的工业企业进不了城，不得不在村上镇上聚集，人口和相应的服务业也在这些村上镇上聚集，村镇随之也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小城镇连片对接就使得这些大大小小具有城市形态的区域单元填满了整个空间，但却没有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因此也没有强大的中心城区和完整的城市功能。
相对于上述三种旧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就容易弄清楚了。大致上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有规划的，即根据人口空间迁徙的基本趋势确定城市建设的地点、类型与规模；二是开放的；三是集约的。
二、何谓“引领”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引领”的含义。
一是城镇化是三化协调发展的“结”和“扣”，三化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城镇化上。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项目落地空间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及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城市来提供，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是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就必须先解开城镇化这个“结”和“扣”。
二是走在前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点和源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也是提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实际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先后次序是分阶段的。在现代化初期，工业化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进人中期以后，城镇化就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河南目前的情况来说，城镇化需要走在前面，不仅是工业化已到了中期阶段，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都与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先行的城镇化，工业化很难向前推进了。就技术条件来说，现在的工业项目需要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来来支撑，所以需要依托功能更完善的城市来发展。就制度条件来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硬约束已经不允许你随便在什么地方建工厂了，必须依托城市。
三是把滞后的补上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河南也不例外。除了城市建设水平低、功能弱之外，最典型的表现是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大批农民的就业非农化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也基本城市化了，但农民的身份却没有改变，没有真正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成为候鸟族，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现象，河南这样的农民工就有2000多万。这不仅影响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率，也与现代化的初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相悖。提出城镇化引领，有助于推动这些滞后的问题尽快解决。
三、如何“引领”
我认为，“引领”就是要着力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让农民“进得去”，就是要真正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进城农民真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二是要让农民“出得来”，就是要大规模推动农民进城，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城中村、城边村、被产业聚集区涵盖的村和其他有产业支撑区域的村城镇化改造的力度，实现整村城镇化。同时也要探索推动一般农区单户居民向城镇迁徙的条件和机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一定要把农民在农村原有的利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完整地留给农民，推动农民进城不能以剥夺农民的权益和利益为代价。
四、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如何设定也是回答城镇化如何引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就中原经济区全局来说，如何划分或形成区域城市板块
及发展定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省域内区域发展之间潜存的矛盾也时不时地会浮现出来，甚至成为发展政策争议的焦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谋划逻辑上似乎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通过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把省辖18城市都放到一个平台上，然后再来重新界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原城市群的范围也被重新审视，提出了中原城市群至少包含18城市的概念。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在全域范围内科学地界定和划分城市板块。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为该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首先，《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郑汴一体化和郑洛工业走廊为轴，南北向紧密联结许昌、焦作、新乡3市，成为城市密集区，这实际上就是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的概念。其次，是对差不多每个省辖市在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上都给了说法。循着这个思路，我认为，整个省域内的城市版块结构应该如此划分：即郑汴洛焦新许核心板块、安濮鹤豫北板块、洛平济三豫西板块、商周驻信漯豫东南板块和南阳豫西南板块。周边四板块各自自成中心，又与中央板块呼应互动，就会形成分工明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共享、功能互补、产业互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良性发展局面。同时，周边四大板块又可以通过与各自相邻的省外区域紧密连结，形成共享和互补互动的发展关系，将中原经济区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对接，使中原经济区融入到整个全国的发展格局中来，获得更多的外部助力。
(作者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的区域政策导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思路李小建
一、省内区域上升到国家战略标志着新的区域政策导向
2较小区域的区域政策更有利于各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区域发展的最优设计，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针对这种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
二、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侧面。比较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然协调地发展，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工业化本身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积累反脯农业，两者相伴而生。两者的发展自然导致城市化，因为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后，人口就业主要是在工业和第三产业，居住地也主要是在城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多数证明了这种同步现象。
解决“三化”不协调问题，可从多方面人手。以下从村镇格局调整和建设谈点思路。
中国当前各地农村居民点具有不同的格局，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分散为主。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居住环境要求的角度，从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角度，从各种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角度考虑，这种居住格局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是居住的适宜性与耕作适宜性之间的倒置。从人们当前的居住需求看，地势稍高点的地方居住适宜性更好。但是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是农民大多居住于平地和谷地，耕作则爬山坡。这种状况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居住适宜性和耕作适宜性的倒置。但在先规划后发展的地区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景观。人们的居住地和乡村聚落在山坡上，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农业耕作。如果将这种土地利用结构引入我国农村地区，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人居用地和耕种用地的矛盾。
二是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基础设施规模门槛之间的矛盾。当前农村居民点大多呈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但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备都具有的规模门槛，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要么没有基础设施，要么基础设施没有充分利用。现在一些地方要么没有学校要么有学校没有学生，医疗设施的配备也是如此。因此，当前农村分散的居住格局与医院、学校、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备形成矛盾。
三是农村居民点功能与农业专业化生产要求的矛盾。当前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必然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协调发展。如果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分散的农村聚落分布格局，一些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也正是要改变聚落分布、增加聚落规模，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必须要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