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劝人读书，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是，实际读书，却首先需要讲究方法，要走对入门的路径，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什么书，便埋头傻读。上书山要阶梯，下书海要有舟航，岂是仅仅“勤”、“苦”二字所能了得？所谓版本目录之学，就是读书的梯航。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读古人书，尤其需要借助版本目录学知识。广义的目录，应当包括版本项目在内；而在与版本相对应时，狭义上则也可用以指称除版本之外的书名、卷次、作者等书籍著录的基本内容。
民国时期，孙殿起在北京琉璃厂经营“通学斋”旧书铺。《贩书偶记》著录的古书名目和版本，均为孙氏营业过程中亲眼所经见，而且这个书店实际出资的后台老板，本来是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版本目录学名宿伦明（字哲如），孙殿起随时可以得到他的指点，所以，此书所记述的内容，相当可靠。不过，作为一名经营古籍的书店掌柜，孙殿起个人在肆间阅书的视野，毕竟有限；加之《贩书偶记》的著录体例，是不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已收的书籍和非单行本书籍。因此，这部古书经眼目录所著录的内容，远不能反映清代著述特别是书籍版本的全貌。
民国初年，在纂修《清史稿》时，仿正史定规，编纂《艺文志》，当时主事诸公，依循旧史艺文经籍志惯例，但标书名，不记版本。此后，大陆有武作成纂《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台湾有彭国栋纂《重修清史艺文志》，也都墨守成规，踵循故事，一律不去标注版本。
秉承古人成法，本身似亦无可非议，而时代的发展，事实上已迫切要求，在编纂古籍目录时，要尽可能注明书籍的版本；不然，将无法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对此，民国时的版本目录学者范希曾，在评价《清史稿艺文志》时，曾经批评说：
史志例不注板本，其著录之书，已刊未刊，及稿本、传抄本之存于何许，俱无从考见。徒存其目，为效有限。此实自来撰史志者之通病。然唐以前书，国有专藏，大抵皆系写本，无庸分别。故汉、隋诸志不之言。宋、明印刷已盛，传本易考，而当时著录家，注板本之风未盛，即清初犹然，故撰史志者，亦未之及，情亦可谅。愚独怪清以来补撰诸史艺文、经籍志十数家，及今编清史稿者，亦无一有意于此，诚大惑也。畏难也？畏渎史体也？意莫可知。然斯举实大有造于学者，应创例为之耶？[1]
学习或研治古代文史，最实用的版本目录书籍有两类。一是选精拔萃的引导性目录，二是有书必录的著述总目。前者要求作者高屋建瓴，关于清代的著述，曾见有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时下已罕能有人，具备相应的学识。后者需要穷年累月，广搜博讨，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肯下苦功夫，做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基础工作。
朱师辙是最后改定《清史稿·艺文志》的主事之人，他在《改纂清史艺文志说帖》中，曾论及艺文志收书范围云：
编正史艺文志，与编图书馆书目不同。图书馆书目，有书即录；艺文志则不能将一代之籍，尽行收入，故必须加以审定。[2]
可见，《清史稿·艺文志》虽然为有清一代的著述总目性书目，但严格说来，与历代正史经籍艺文志一样，并非有书必录，而是有所别择汰选。所以，后人指摘《清史稿·艺文志》的疏误，并不责求其一一著录无遗，而是批评它遗漏许多本不应当遗漏的重要著述。
后来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一万多种，数量与《清史稿艺文志》原书基本相当而约略过之。然而，武氏却没有说明增补的原则，似乎其纂述宗旨，与《清史稿艺文志》不同，已是所见必补，不再甄别去取。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收书数量不如武作成书而体例近似，好像同样是有书即补。
沿承这一路数，近年王绍曾又主持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至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此书主旨，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拾遗补缺，所以，不再著录这两部书已经著录过的书籍。除此之外，凡见于国内外公私簿录著录者，编者无不采集，累积有年，绩效甚巨，全书共著录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多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虽然名为“拾遗”，实际恰似反从为主。
若将《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书，视同一书，并储合用，单纯就载录书名、卷次、作者而言，目前虽大体上已经比较接近清代著述总目的程度，但由于清人著述数量过于庞多，还是有相当一批当今确有传本存世的书籍，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轶出于上述三书之外。所以，今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很多增补。
另外，从《清史稿艺文志》到《补编》和《拾遗》，所著录的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相当一部分条目，著录者是仅仅依据各种书目而未见原书。主持《清史稿艺文志》修改定稿的朱师辙，当年已经特别指出过这一缺陷，而这一点在《补编》和《拾遗》当中，应当更为严重和普遍，或者说依据现有书目间接著录，就是这两部书的基本编纂方式。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一些有因袭前人书目错误而误标书名、卷次和作者的情况，这也需要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不可胶执盲从。
只著录书目编纂者并世实有的书籍，应是《清史稿·艺文志》这类目录书籍著录书籍的一项原则。范希曾批评《清史稿·艺文志》的疏失，曾就此论述说：
书本未成，或已成而亡，空张其目，在方志经籍，此病最甚。《志稿》（德勇案：指《清史稿·艺文志》）不收已佚之书，得使后来推知撰志时，其书已隐昧弗显，实为本志特色。……著录存书，不特已刊也，凡稿本传抄本，知其确在，亦当入录。……惜《志稿》于此尚未精尽。[3]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对其出处依据，没有说明，今已无从审辨是否有可靠依据，能够证明其所著录的书籍，在当时确实存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则逐条一一标注有所援依的书目，略一翻检，即可发现其中尚存在一定问题。
这主要是引据了一批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旧书店营业书目，如《文奎堂书庄目录》、《抱经堂旧书目录》、《苏州来青阁书庄书目》、《文学山房书目》、《来熏阁书目》，等等。这些曾经在旧书铺中流通的书籍，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土地改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动荡之后，是否依旧存世，本无从知晓，依例不应引作依据（《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实际与此性质相同，也是《拾遗》中不当引据而引据的目录）。在《拾遗》依据征引的资料当中，还有其他一些书目，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清代和民国藏书家的私藏书目，甚至包括清初朱彝尊的《潜采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这些旧藏的存世状况，更是难以卜知。因此，在利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时，需要审辨它所征引的书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待。
除了收书种类大为扩展之外，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其另一超越《清史稿艺文志》以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显著优点，是依据所征引的书目，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传世版本。就大型综合性书目而言，此举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盛举。
不过，此书在著录版本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著录版本，要远比仅著录书名、卷次和作者，更为复杂，需要具备相应的版本学专门知识。所以，过去已有书目所著录的内容，往往并不可靠；理想的做法，需要延聘版本学专家，检视原书，一一辨识。可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却只是由书目到书目，因而，其中必定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沿用旧目而误著版本的问题；另外，还有许多版本，会因旧有书目失载而被遗漏。
尽管《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版本，可是，与之相互匹配的《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却根本没有著录这一项内容。因此，那些著录于《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书籍，其版本情况，还完全需要另行查找。这样看来，若是从版本项目来说，目前所有关于清代著述的综合书目，距离清人著述总目的目标，都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要想真正做好这项事情，似乎需要耐心细致地从头逐项做起。像时下很多文化大工程那样拉场子，恐怕并不能取得切实的学术进展。一些人正在以“国家”的名义兴办的“《清史》纂修工程”，当事者号称，要上续“二十四史”，按理说，无论如何，总应当做出一部像样的清代“艺文志”来。可是，听说主持其事的人觉得太费事，已经放弃不编。
幸好，学术界总有一小部分人，始终在为学术建设，默默地耕耘。已经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虽然只是别集类一类书籍，并且同样存在一些还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两部书籍著录的翔实程度，在目录和版本两个方面，较之以往，都有很大进展，值得称道。遵循这样的方向，持续不懈努力，庶几可以逐渐接近编纂出理想的清人著述总目的期望。
注释：
[1]见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卷一七《范希曾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页372。
[2]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三《撰述流弊》第五，页49。
[3]见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一七《范希曾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页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