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在《本末》中叙述了《桃花扇》的创作缘起，即秦光仪将他从孔尚则处听闻的“弘光遗事”转述给孔尚任，其中有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作桃花的故事，“《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1]孔尚任在《小引》中说《桃花扇》的初稿是他在“未仕”“山居多暇”时撰写的。[2]他后来又在《本末》中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3]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主持其夫人张氏的丧仪。所以孔尚任从秦光仪处听闻《桃花扇》的本事，应在康熙二十一年秋之前。
孔尚任出使淮扬，所结交者多遗民逸老，在诗酒高会、日常交往中应该不免谈及前明遗事、掌故。如孔尚任有诗云：“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13]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1648），故称“其时我未生”，众人“所话朝皆换”应包括明清易代之事。诗后有邓汉仪评语：“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为门外人道。”[14]更可说明孔尚任等谈论的应包括明清鼎革的有关遗事，并且内容敏感。由此也可见遗民隐逸已将孔尚任视为可敞开心扉、畅叙幽怀的同道中人。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孔尚任渡江游江宁，在扬州登梅花岭，在金陵（今南京），登燕子矶、寓冶城道院、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栖霞山、至白云庵访张瑶星。沿途观赏，皆有诗纪事。这些胜迹及有关人物都被他写进了《桃花扇》中。实地考察，丰富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素材；亲身观览，触发和深化了他一直怀有的兴亡之感。孔尚任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此次金陵之游是为了“览大邦之山河，交上国之人士，稍拓鄙见，为他日读书之助”。[15]联系他在《本末》中所说的“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可以知道，孔尚任此番金陵之游和具体游览地点的选择是有特定的意图和目的的。而在具体的纪游诗作中，孔尚任也多次点明或表达了自己的兴亡之感。在游历金陵的过程中，孔尚任也广事结交，所交游者中既有官僚大臣（如熊赐履），也有隐逸耆旧（如张瑶星），并曾集众诗友于冶城道院，分韵赋诗。这在一定程度上仍得益于士林名人为之说项。
孔尚任三载的南下淮扬、随同治河和接近半年的金陵游赏，如黄云在《湖海集序》中所说：“虽宦况萧条，所得亦不为俭薄矣。”[20]首先，他为遗民、耆旧主导的江南文坛所接纳和肯定，才华得以显露，文名得以传播。这和孔尚任返京后，《桃花扇》的二稿在北京得到很多人的借读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和后来《桃花扇》在江南一带的上演有关系。其次，孔尚任通过和遗民隐逸接触、交往，应该会了解更多的南明遗事，也了解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遗民隐逸心灵的契合。通过游览金陵胜迹，考察众多见证了兴亡的景观，孔尚任的兴亡之感也更加深化和具体。这都有利于《桃花扇》再创作时剧情内容的丰富、思想内涵的加深和接受效果的加强。
首先，李清去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而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初至淮扬，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此时李清已去世近三年。此前，孔尚任也从未到过江南。所以两人绝不可能曾在枣园共赏《桃花扇》。
其次，孔尚任在治河期间所作诗文结集为《湖海集》，其中没有曾借寓枣园的记述，也未提及枣园。
最后，李详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跋中说：“枣园之对岸拱极台，东塘暇登其上，题‘海光楼’榜，与枣园相映带。”[24]其中存在多处错误。第一，对于拱极台，孔尚任不是“暇登其上”，而是曾在其上较长期地居住。他在《海光楼记》中说自己“馆此三阅月”。[25]他有《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初五。黄云注云：“此作乃公驻昭阳之始。”[26]可知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至八月初曾在拱极台居住。拱极台在兴化城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北城上，即元武台故址，元知县詹士龙读书处。明知县傅珮复建，改今名。知县胡顺华为海光楼于上，下瞰海子池，为一邑胜观。”[27]同书卷一又记：“枣园：明邑人李思诚筑，其孙清隐于此。在海子池南。”[28]可见，拱极台和枣园同在城北，隔水而望，相距不远。孔尚任在兴化居住时曾因大水围困拱极台而移寓，有《维扬返棹夜至拱极台辞寓》（作于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记其事，尾联云：“留话邻人答胜友，新移榻具柳南头。”[29]可知孔尚任是暂时移住兴化城南某处，而不是拱极台对岸的枣园。
孔尚任在未出仕前，已经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可算作初稿。《桃花扇》最终完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即《本末》中所说的“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36]《湖海集》中没有他曾在泰州创作或修改《桃花扇》的记述，而且孔尚任在淮扬治河时是到处转徙，即使确有创作《桃花扇》一事，也不可能在一地。高尔庚、洪梅禅和韩国钧距离孔尚任时代已比较久远，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孔尚任曾在泰州创作《桃花扇》的记载，高、洪又同为泰州人，不免使人更加起疑。《井眉居诗钞》的注中还存在错误，即孔尚任随孙在丰南下治河不是以“部郎”的身份，而是以国子监博士的身份，所以结束治河回京后仍然担任原职。后来的论著不加分析、论证，直接采信高尔庚等几位晚清民国时人的简单记述，是不妥当的。
此外，《湖海集》中《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今宵又见桃花扇”[37]、《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闲情写在桃花扇”中的“桃花扇”[38]，结合诗意，也都不能理解为剧作。清道光间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卷二载：“红兰主人以通部教其梨园，在淮扬驻节三年，或招之宴饮，席间辄演《桃花扇》，俟其点正疏节。有某伶，善唱《画扇》一折，尤所心喜。”[39]其中的“红兰主人”即爱新觉罗·岳端。此条文字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所记之事未曾发生过，系杂糅孔尚任《本末》中的有关记述而成，不可信据。
蒋星煜还认为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是其上述观点的证据，诗中“许多情节为现在传世的第三稿所无，那就是那天夜里被孔尚任临时删改掉的部分”。[44]这是他对自己以往的推测和观点的进一步肯定。蒋星煜后又根据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见刘中柱《又来馆诗集》卷四《观〈桃花扇〉传奇歌》推测，在《桃花扇》“脱稿”并获广泛演出后，孔尚任又迫于某种压力对《桃花扇》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其中关于“离合之情”的情节和篇幅。[45]为方便论述，以下转引蒋星煜所见该诗全文：
一马化龙南渡江，两星夹日重建邦。金陵王气那曾见，鼎沸中原戈矛撞。
闯献贼哄大事坏，四镇犄角同聋聩。蟋蟀相公晨登朝，鹰鹯君子夕出外。
新主不管帷幄计，后宫行乐专恣肆。乌衣巷里选姣童，桃叶渡口征名妓。
江南钱塞马家口，监纪如羊职方狗。门纳贿赂日千般，至宝带进奸僧手。
又翻逆案收金人，阳台歌舞妙绝伦。春灯燕子闹不已，梨园装束江上新。
太学诸生清议起，阮党闻者侧目视。风鹤遥惊武昌兵，鼓舌柳生走千里。
宁南檄到指奇货，幻蜃妖蟆胆气挫。阁部建牙镇淮扬，酒中密谈廷僚佐。
番山鹞子谁唤来，压寨夫人有将才。黄金坝破浒山败，帐下冬冬战鼓催。
桅竿作声先兆乱，徽垣星昏总堪叹。英雄血洒杨柳堤，衣冠魂葬梅花畔。
龙虎失踞石城破，景阳楼上钟声堕。君王带醉夜半奔，宰相资囊犹满驮。
福运告终城门开，东林复社几人哀。五十余年一回首，父老遗闻安在哉？
云亭山人能强记，谱成好词作游戏。登场傀儡局面新，提起秦淮旧时事。
听吹玉笛拨檀槽，悲悲切切倾香醪。红灯焰冷明月暗，满庭落叶商风号。[46]
此诗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蒋星煜根据此诗中没有论及《桃花扇》中《访翠》、《眠香》、《却奁》、《守楼》、《栖真》、《入道》和《余韵》等出的情节，而是提及了《桃花扇》中没有叙及的一些情节，如“酒中密谈廷僚佐”“压寨夫人有将才”，而认为刘中柱当时观看的是根据与今存《桃花扇》不同的本子上演的戏曲。[47]
两星夹日辉旌幢，楼船冲浪南渡江。金陵王气已销尽，君臣草草重兴邦。
中原鼎沸纷尘壒，战氛只在长江外。半壁金汤据上游，六朝山水开都会。
福王生小解温柔，吹竹弹丝第一流。蟋蟀相公工召敌，蛤蟆天子本无愁。
至宝带进奸僧手，江南钱塞马家口。两邸纷纷日卖官，监纪如羊职方狗。
阉党新翻燕子笺，乌丝云版谱朱弦。阳台歌舞琼楼山，妆束梨园玉帐前。
权奸事迹都如此，太学诸生清议起。幻蜃妖蟆羽檄飞，从此左兵下江泛。
阁部丹忱炳日星，临江流涕望中兴。密谈空对应庭吉，舌战曾劳柳敬亭。
压寨夫人威夺职，四镇鼠牙争角犄。黄金坝上阵云飞，翻天鹞子尤恣肆。
才罢南兵又北兵，帝子夜走将军营。瓜洲渡口楼船下，桃叶山前铁骑横。
西风飒飒牙樯折，孤忠冷照扬州月。岭上梅花拥白云，一坏碧葬苌弘血。
营门战鼓声冬冬，星光黯淡天溟蒙。靖南战死二刘走，福王堪怜一载终。
秦淮流水清如玉，一片平芜葬蛾绿。朱门草没大功坊，孝陵夜夜啼乌哭。
云亭才子写残春，谱出延年法曲新。媚香楼畔清溪曲，种得桃花似美人。
侯郎风调真无匹，樱桃一曲鸳鸯结。却奁从此挟深仇，可怜沟水东西别。
别后风波又几重，含颦无那出深宫。内家散尽君王走，此后归家百念空。
浮云过眼风尘变，栖霞山畔还相见。情禅参破事从虚，千秋佳话留纨扇。[49]
《观〈桃花扇〉传奇歌》主要叙述了刘中柱所了解的一些弘光遗事，《题〈桃花扇〉传奇》前面的大半篇幅也是叙述弘光遗事，后半部分概述了《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两篇诗歌中刘中柱的自注都是用来解释说明其中涉及的弘光遗事，而《题〈桃花扇〉传奇》中概述《桃花扇》剧情的部分没有一条刘中柱的自注。这是因为《桃花扇》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被搬上舞台，大家对其剧情较为熟悉，没有加以解释的必要。由此可见，刘中柱的两篇诗歌中所叙述的弘光遗事并不是《桃花扇》中的剧情关目，刘中柱在康熙四十年（1701）所观看的《桃花扇》就是据孔尚任在康熙己卯年（1699）六月定稿，而后问世并流传至今的《桃花扇》的本子搬演的，并不存在剧情关目上有较大差异的另一本《桃花扇》。
解瑶为《桃花扇》“按节”一事不见《山左读续钞》外的其他文献记载，孔尚任自己也未提及过，其真实性存疑。不过，孔尚任确曾与解瑶有过来往。解瑶的老师张侗（1634～1713）与孔尚任有较深厚的友谊。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张侗有诗寄赠孔尚任，并委托赴济南参加乡试的解瑶在返程时赴曲阜拜访已罢职居家的孔尚任。同年九月上旬，解瑶乡试下第，过曲阜访孔尚任，孔尚任作有《怀诸城张石民处士寄诗卧象山》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抱膝吟东武，新开一洞天。逃名无出日，乘兴有寻年。古貌诗篇露，深情弟子传。应知携手后，分与种瓜田。”[60]其中的“弟子”，即指解瑶。在解瑶即将离开曲阜时，孔尚任又作诗一首，题作《送解琢章下第还劳山，兼致石民先生》。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本末》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61]这是在北京流传的情况，大致是先有孔尚任写定、誊录的本子，而后为他人借抄，广泛传播。《桃花扇》的缮本传入内府，或经康熙御览，但从未在内廷排演过。孔尚任在《本末》中所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搬演的脚本也应该都是抄本。《本末》记述的几次《桃花扇》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北京一地，如其中说：“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62]也包括京外的其他多个地方，如位于湖北西南边地的容美土司、山西真定，这说明《桃花扇》的抄本也曾流传至这些地方。
康熙间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刊本，也是其后所有刊本的祖本，同时也最为接近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三易稿”而后定稿的本子。介安堂本刻印精良，误字极少，仅《考据》中“陈宝崖《旷园杂志》一条”将“吴宝崖”误作“陈宝崖”。吴宝崖，即吴陈琰，字宝崖。其中包括眉批和出批在内的批语在数量上较之后来的刊本也最多。这一刊本存世极少，目前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以下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进行介绍和考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介安堂刊本《桃花扇》，原为马廉藏书。马廉手稿《不登大雅文库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凡二册）“第一箱戏曲”著录了“《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介安堂家刊本”[63]，应即此本。1934年，北平图书馆曾举行过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该馆并在开幕当日编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其中著录了“清康熙介安堂原刊本”《桃花扇传奇》二卷，共一函四册，也注明马廉藏书，为北平图书馆商借展览。[64]马廉，字隅卿，号平妖堂主人，人称雨窗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现代著名收藏家、专力于小说戏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版本学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教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马廉的藏书以明清小说戏曲刊本、抄本为主，故自署书斋曰“不登大雅之堂”，后因收得明刊本《三遂平妖传》，又称“平妖堂”，其藏书称“不登大雅文库”。马廉逝世后，“不登大雅文库”的藏书于1937年2月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时称为“马氏文库”。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对介安堂刊本《桃花扇》也有著录，具体作“《桃花扇传奇》二卷，阙里孔尚任撰，康熙间介安堂刊”。[65]
如上所述，当时读者对于《桃花扇》刊本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曲阜孔氏不断刷印。如此，便可能有书坊主或者书贾为射利，而就曲阜孔氏所刷印的刊本进行翻刻或重刻。
康熙、雍正年间，《桃花扇》又有一种以康熙间刊本为底本的翻刻本，卷首书名页共分三栏，分别为“云亭山人编”“桃花扇”“西园梓行”，可称作“西园本”。西园本，凡二卷四册，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刻“桃花扇”，下刻各部分文字名称（如序、题辞等）和卷数。目录和剧作正文分上下本，有眉批，有出批，而且出批也为写刻，字体与康熙间刊本的重刻本相同。卷首和卷末所附的诸种文字及其编次与康熙间刊本相同。出目下标明年月。西园本后又有多种翻刻本和重刻本，刻印质量参差不齐。其中的一种翻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有眉批，但不全。此本中的《纲领》前有一篇《重刻〈桃花扇〉小引》：
《桃花扇》自进内廷以后，流传宇内益广，虽愚夫愚妇，无不知此书之感慨深微、寄情远大。所憾者，刊本为云亭山人珍藏东鲁，印本留南人案头者有时而尽。后学求观不得，每借抄于友朋，甚劳笔墨。先大人遯叟公慨然念此书不可不传之后人，久欲重刻，以代抄写之苦，而同志绝少，不能计日程功。庚申（乾隆五年，1740）春，大人游淮上，与南道人程子风衣言及此举，程子欣然共襄之。归即刻期示匠人，谓可遂此志。不意是年冬，大人忽弃人世，不能目见此刻之竣。呜呼！天不讱，好事难成，概如是耶？予小子墨绖，嘱工毕事，将一印万本，流于天地，求观者无俟过费笔墨矣。[69]
末署“时乾隆七年壬戌仲秋上浣愚亭居士沈成垣识于清芬堂”。“先大人遯叟公”，即沈成垣之父沈默（1661～1740）。此本卷末的叶藩跋语后，另附载沈默、沈成垣所作跋文两篇。因此，一般称此本为海陵沈氏刊本（以下简称“沈氏刊本”）。程风衣即程嗣立，字风衣，号水南，又号水南道人，贡生，淮安（今属江苏省）人。程嗣立出身盐商家庭，工诗文，擅书画，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但不愿就试。他与其兄程爽林共主曲江园文社，学识渊雅，倜傥逸群，著有《水南诗文遗稿》。
由《重刻〈桃花扇〉小引》可知，沈默、沈成垣父子是知道介安堂刊本的存在的，并且板片藏于曲阜孔氏家中。介安堂刊本曾流传至江南，但数量不多，所以仍有不少读者通过借抄来阅读。乾隆五年，沈默与程嗣立言及此事，儒雅好文、慷慨好义的程嗣立立即表示愿意资助刊刻。但不料同年冬天沈默去世，此事遂辍。沈成垣为完成其父遗志，在守丧期间，即继续刊刻。但所谓“一印万本”，自然是夸饰之语，而且《桃花扇》“流传宇内益广”和它曾传入内廷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由于介安堂刊本和康熙间刊本流传很少，比较罕见，所以沈氏刊本问世后，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需要。沈氏刊本的广泛流传和深受欢迎引起了书贾和书坊主的注意，于是大量翻刻和重刻，急功近利，不重质量，偷工减料，妄加删略，以致刻印粗劣，讹字连篇。这些沈氏刊本的翻刻本和重刻本，大多数的书名页与西园本的元本相同，但字体有差异。国家图书馆藏的一种重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刀法滞拙，讹字较多。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另一种沈氏刊本的重刻本，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书名页分三栏，文字为隶书，内容与西园本相同。此种重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页眉有横栏，眉批在栏内。另有一种沈氏刊本的翻刻本，将沈成垣《重刻〈桃花扇〉小引》篇末题署中的“沈成垣识于清芬堂”改为“沈成垣识于清芬书屋”。
兰雪堂本即吴梅跋语中所谓的“李健父刊本”。李健父即李国松（1878～1949），字健父，号木公，一号槃斋，安徽合肥人，民国间藏书家，博雅好古，藏书数万卷。1940年前后，李国松因家道中落，靠典卖古书和字画度日，藏书归于震旦大学图书馆。
兰雪堂本初刻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初刊本扉页有牌记，题“光绪乙未年九秋兰雪堂重校刊”，版心上刻“桃花扇”和卷数，中部刻卷首或卷末附录文字的题名或每出出目，下刻“兰雪堂”。凡一函五册，第一册为卷首附录文字，首先是“兰雪堂重校刊桃花扇传奇总目”，其后为《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序》：
《桃花扇》传奇，四卷，前人推许至矣。顾坊间递相翻印，讹谬几不堪寓目。今年夏，有以是书求沽者，虽散佚过半，实为云亭自刻原椠。友人见而悦之，怂恿重刻，以公诸世。爰搜集市肆诸足本，参考互订，追凉之暇日校数页。其序目、题辞诸篇之编次未当者，又复谬加厘正，别为一卷，冠于首。凡三月，而竟事，又阅月而梓成。呜呼！视博弈以犹贤，听新乐则不倦，知我笑我，亦任诸世之君子焉尔。[73]
《桃花扇》最晚的刊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和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暖红室”是其夫人傅春姗的室名。刘世珩辑校、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的起因是他对于前人编刻的戏曲选本多不满意。他指出：“传奇杂剧向无汇为一刻者。《盛明杂剧》始见专集，所录不尽全套；臧晋叔《元人百种曲选》，雕镂甚工，颇有删节；毛子晋汲古阁《六十种曲》，虽是完书，并无绣像。”[74]刘世珩心目中近于完美的戏曲刊本是快雨堂冰丝馆刻印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牡丹亭还魂记》，他评价此刊本“雠校既精，板式亦雅；增补绣像，从旧图重橅，绝工致，可为传奇刊本之冠”。[75]可见刘世珩对于戏曲曲本的刻印，既注重文字内容的完整无误，又注重外观形式的精美雅致，其中他又最看重后者，追求图文并茂。刘世珩校刻《汇刻传剧》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据其为《小忽雷传奇》所作跋文，到宣统二年时，已“搜集元以来传奇三十种，汇刻行世”。[76]此处所谓的“传奇”，包括传奇和杂剧。
刘世珩曾多次亲自或组织校订《桃花扇》，将其列入暖红室《汇刻传剧》中，并且刘世珩对于《桃花扇》的校订精益求精，至其去世时尚未校得一个满意的本子。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选录诸种剧目的具体原因不同，选录、校刻《桃花扇》的原因是此剧“刊本虽多，苦无精椠”。[77]
刘氏暖红室校刻《桃花扇》现今刊刻问世的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刘世珩作有后序，末署“上元甲寅月当头夕，枕雷居士识于海上楚园”。甲寅即1914年，此本当刻于该年。由后序可知，西园本《桃花扇》至民国初年也已较为少见。刘世珩刻印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桃花扇》时，以西园本为底本进行校勘，以《九宫大成》（即《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正曲牌、曲律和曲韵。
刘世珩曾在一封致缪荃孙的书札中，提及以《九宫大成》校勘《桃花扇》：
手教两承。……《贵池先哲遗书》总目附上，亦请拟一总序，即作结束，并附《待访目》一卷，以待后之来者。……《桃花扇》以《九宫》校衬字。傅若无暇翻书，望交下。秋凉自校。[78]
末署“八月十八日”。缪荃孙癸丑年（1913）农历十月六日的日记载当天他撰写了《贵池先哲遗书序》。[79]虽然《贵池先哲遗书》卷首未收录缪荃孙所作序文，其文集中也未见该篇序文，但可以确定“八月十八日”当是1913年的“八月十八日”，说明1913年夏秋间《桃花扇》尚在校勘中，而且刘世珩书札中所说的《桃花扇》是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傅若”，即邓傅若，名揖，无锡人，生平不详，1930年2月至8月间曾任无锡国专教授。[80]由上引书札可见，刘世珩自己也可能参与了《桃花扇》的校勘工作。
支款逾分，歉仄之至。今日勉强能在床上起坐，将未校毕之《传灯录》一册校毕，此书三函，已毕一函。便中饬人来寓取去。此上葱石先生。周颐卧书，十八日。再能稍久坐即校《桃花扇》。[83]
从第一封信札可看出况周颐校正包括《桃花扇》在内的《汇刻传剧》中诸种剧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校正成果的自信。
1915年，刘世珩又组织了对《桃花扇》的重校、再订工作，成果为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三十种本《桃花扇》，此次的校订工作由吴梅、李详负责，书名改题为《增图校正〈桃花扇〉》。卷首附有吴梅作《校正识》和李详作《校定本跋》。吴梅《校正识》末署“乙卯季冬”，即1915年。李详《校定本跋》末署“丙辰三月”，即1916年，此本或当刻于此年。但此本为单行本，当时并未列入第二次集中刊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剧》中，所以《桃花扇》在其中是有书无目的。此本后来又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在1979年校定重刻。
刘世珩又曾于1923年在《增图校正〈桃花扇〉》的基础上重刻了《桃花扇》，吴梅的《校正识》和李详的《校定本跋》均被移置书末，并新增了刘世珩作于1923年的一篇跋语和张美翊（1856～1924）所作的两篇跋语。此本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有藏，原为傅惜华藏书。在此本刊刻之后，刘世珩仍未完全满意，又以此本为底本再加校订。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此本卷下的封面有刘世珩墨笔题写的校刻手记，如“修改过了”“补字写就粘上”“十、九号已另写成，重刻因加字推行”等。页眉多有“加线”“加点”及批改字样，全书中还有不少挖补之处。在叶起元所作跋文后，刘世珩还补写了一篇题识。[84]
刘世珩校刻暖红室《汇刻传剧》，并将《桃花扇》列为丛书正集的末一种，是有深意存于其中的。《汇刻传剧》卷首题辞中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第四首作“传奇五十种眉分，荟蕞三朝绝妙文。扇底桃花无限恨，多情好事却输君”。[85]第三句后自注云：“《汇刻传剧》以《桃花扇》终，先生别有怀抱。”[86]冯煦在《〈汇刻传剧〉序》的文末也说：“予桑海余生，饰巾待尽，往往击高渐离之筑，碎汪元量之琴，其烦冤孤愤有可言，有不可言者。于葱石是编，时复遇之，爰举声音之道之发乎情通之政者以复葱石，葱石当知予别有怀抱也。”[87]
吴鸣麒所谓的刘世珩“别有怀抱”，指的是刘世珩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室倾覆后，心系前清、不忘旧君的遗民情怀。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记述和描绘了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和弘光一朝的兴亡始末，该书在问世之初、被搬上舞台时，即使得“故臣遗老”在“灯炧酒阑”之后，“唏嘘而散”（《本末》）。清代和民国的兴亡隆替的性质虽不同于明清易代，但对于清朝遗民来说，则没有多少区别。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并不能减弱他们对于清朝的依恋和怀想，而且民国之初，社会动荡，政局未稳，各方势力你争我夺、纷纷攘攘，仍呈现一派乱象。《桃花扇》描绘明亡清兴的历史场景，崇祯和弘光两朝，朝内朝外的将相官员多数不管社稷安危、只顾争权夺利，清朝崛起、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仿佛是应天命而顺时势。因此，《桃花扇》既使清朝遗民由明而联想到清，由明亡而及清亡，感慨旧朝故国的逝去，又使他们怀想一个曾经的强大国家和辉煌时代，望其背影而唏嘘不已。
《桃花扇》在清代的流传以刊本为主，进入民国后，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随着西方书籍形式和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广，该剧的版本形式更加多样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优势，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促进了该剧的传播、接受和对它的研究。
民国时期《桃花扇》的版本多由位于上海的出版机构印行，这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些版本多采用现代装订形式；依其出版形式，可分为刊本和其他形式两大类。刊本即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曾经历多次校订、刻印，最早的《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本刻印于1914年。其他形式的版本依其印刷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石印本和铅印本，但这些版本间更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标点（圈点），所以本书主要以此为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论述。
标点本包括两类，一为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二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版本。前者如世界书局本，平装，全一册，竖排楷体，美观清晰，每页17行，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卷首依次为顾彩序、孔尚任《小引》、田雯等的题辞、孔尚任的《凡例》和侯方域的《李姬传》。世界书局本主要使用传统圈点符号中的点号来断句，具体符形为“·”，标于字之右下角，用来标示语气停顿或语意停顿，而不论语气、感情的差别和语意是否终止、完整。又如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精装，全一册，卷首文字及次序与世界书局本相同。每页10行，说白小字双行，也是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顾彩序等文字和曲文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之右下角，说白和批语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的正下方，占一个字的位置，具体用法和世界书局本相同。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虽然断句，但是符号单一，既不能表现词句的语气和感情，也不能表现句子内部的层次和逻辑关系。因此，这种形式不利于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对于《桃花扇》的阅读、理解和接受，也不利于《桃花扇》的流传。于是，有了新式标点本的出现。
陶乐勤在《新序》的最后对自己的整理原则和方法也做了说明：
校正这种旧名曲，手段各有不同。现所通认为是的，将独白割去，旁白删除。起初我也以为如此方合科学的作品。然细考以后，这种办法，实在未能苟同。因为各出都可独立，非有独白，断难使读者观者知其人物前后线索；这创造中国戏曲者的苦心思索得者，也是创作精神的结晶。至于旁白，尤不得删除；因为歌曲中的词句，有接旁白而成的。倘使删除了，那歌曲不免成了断简阙文，所以我完全不易。至于科目，因表现一种神情，是剧中要件，尤不可不详，所以特别留意，非可删者，万不可妄去；其有错误者，亦经添改。
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还望阅者匡政（正），俾便再板之时，加以订正。其中尤易错误的，则为旁白与词曲合在一气；而旧本未加分别，均用大号字表之。现今统为分别，凡词曲均加以﹃﹄号，以醒眉目；然犹不免相混。曲牌名用六号字，附记于词曲之末；这是我的创格。[93]
就陶乐勤标点、整理的《桃花扇》而论，曾有人撰《示众》一文，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小错处”和“大错处”，认为“小错处”在书中“指不胜指”，并批评陶乐勤“不问自己懂不懂就乱七八糟的胡闹”。[96]文中所举的“大错处”确实已经到了文义不通、读来拗口的地步，其中某些错误明显是整理时疏忽大意错行造成的，其实是谨慎认真、稍加注意就完全可以避免的。如第九出《抚兵》中的【北石榴花】曲：
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粮草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好一似薨薨白昼闹旗拿；那督师无老将，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这军粮又蜂衙！[97]
鲁迅在《示众》一文的“编者注”中说，“原作举例尚多，但还是因为纸张关系，删节了一点”，并指出“但即此也已经很可以看见标点本《桃花扇》之可怕了”。[98]陶乐勤在《新序》中说：“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但书中的很多错误明显是因为他自己不够谨慎、认真而造成的，而且是越改越错。就如鲁迅曾经批评他在标点、整理《花月痕》（上海梁溪图书馆1923年印行）时对小说文辞的“纠正”：“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99]
20世纪至今，为普及、传播和开展研究之用，研究者对《桃花扇》进行了校注，出现了多种校注整理本。其中重要者有：《桃花扇》的最早注本贺湖散人的《桃花扇传奇（详注）》、王季思等注释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本、刘叶秋注释的《孔尚任诗和〈桃花扇〉》和徐振贵主编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本。这些校注本对《桃花扇》的流传和接受做出了贡献，但各自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
新中国成立至今，学界对《桃花扇》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桃花扇》刊本的整理校注和影印出版。前辈学人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季思等整理、注释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本《桃花扇》，在众多的整理、校注本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该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错误，鉴于它的印数和影响，应该指出和更正这些问题。下面以该书1959年4月北京第1版、1984年11月湖北第8次印刷的版本为考察对象，展开论述。
一是体例问题。该书《前言》中说明校勘最初根据兰雪堂本、西园本、暖红室本和梁启超的注本互校，择善而从；后来又据康熙戊子刊本校正了个别讹字。可见该书没有一定的底本，将梁启超的注本列入参校本也是不合适的。该书为普及之用，没有出校勘记，所用各底本、校本的原貌、差异如何，读者也无从得知。此外，该书还缺收了刊本中原有的题辞、跋语、《后序》和《砌末》等重要附录文献，《考据》中脱漏了33条篇目。
二是就普及而言，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其中存在多处错别字，多个注释存在引文错误或误引出处；个别当时认为“未详”“待考”之处，表现了注者谨慎的学风，现在也都可以认定和辨清。以下就各类错误略举数例。
（1）错字别字。应多为手民误植，多数比较明显，读者自能辨别，这里只指出几个容易忽略之处。《前言》第2条注引《明季北略》，“攀号”误作“呼号”[103]；引《复社纪略》卷二，“刘士斗”误作“刘士年”[104]。刘士斗，《明史》卷二百九十五有传。第二十九出《逮社》第17条注，“红叶题诗”的典故有多种不同出处，此处引宋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所载张实撰《流红记》。但该条注中前作“于佑”，后又写作“于祐”，应统一写作“于祐”。第三十五出《誓师》第10条注，“昴宿”误作“昂宿”。
（2）引用名物典故的出处原文时擅自改动。第五出《访翠》最后一条注引余怀《板桥杂记》，其中文字与原书的两个版本系统——《昭代丛书》本和《说铃》本都不同，而且未对删略做说明。注引《板桥杂记》下卷文字在康熙刊本《说铃》中分别作“丁继之扮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卢，朱维章扮武大郎，皆妙绝一世”，“沈公宪以串戏擅长，同时推为第一”。[105]第六出《眠香》第29条注中说香君诨名“小扇坠”，误。据《板桥杂记》，应作“香扇坠”。[106]而且此出后文也说香君是“香扇坠”。第十出《修札》第26条注解释“柳毅传书”，引《异闻录》，对原文理解有误。原文明言柳毅是在道旁遇到龙女的，而不是在湖滨，文中龙女也对柳毅说：“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难通。”[107]
2004年10月，齐鲁书社出版了曲阜师范大学徐振贵教授主编的《孔尚任全集》，首次全面汇辑孔氏著述，并对所收做了注释，对孔尚任研究助力良多。编者未在前言中说明其中的《桃花扇》据何版本，《凡例》中也仅有“以善本为据”一句笼统的话，只在书首有一页暖红室本的书影。该书也没有列校勘记。注释主要串释文义，很多地方为此不注单字单词，略显矫枉过正。书首只有顾彩序、《小引》、《小识》、《本末》、《凡例》、《考据》和《纲领》，缺略尚多。刊本批语全部排入注释中，也不便查阅。此外，该注本存在较多文字错误和注释错误，分类略举于下。
（1）文字错误，或讹或倒或脱。如顾彩序第38条注，《集异记》作者为薛用弱，误作“薛用若”。《本末》中的“楚地之容美”，误倒作“美容”，《本末》第45、47条注存在相同的错误。《凡例》第28条注，“九方皋”误作“方九皋”。《考据》中余怀的《板桥杂记》“曲中狎客”条误作“曲中狭客”，钱谦益《有学集》中的《为柳敬亭募葬引》中的“募”字误作“墓”。第四出《侦戏》第3条注，阮大铖别号圆海，误作“园海”；颜延之传在《宋书》卷七十三，误作《南朝史·宋书》卷七十三。第八出《闹榭》第6条注，“剧孟”误作“剧蒙”。第十出《修札》第19条注，“挥麈”误作“挥塵”；第12条注，石崇的金谷园两次误作“石谷园”。第二十一出《媚座》第1行中的“袁弘勋”误作“袁宏勋”，原剧作“宏”是为了避讳，整理时最好改用本字。第二十五出《选优》第7条注，“潞简王”误作“路简王”；第三十二出《拜坛》中又将潞简王的姓名“朱常淓”误作“朱常芳”。第二十三出《寄扇》第12条注，将回文诗的作者“苏蕙”误作“苏惠”。第二十九出《逮社》第5条注，“萧史”误作“箫史”。
（2）年代错误。顾彩序第12条注，1605年为明万历三十三年，误作“万历十三年”。《本末》第2条注，明思宗年号（1628～1644），误作“（1628～1643）”。第三十一出《传檄》第2条注存在相同的错误。第二十四出《骂筵》第2条注中将1645年误作“弘光二年”。朱由崧即位于1644年，次年改年号为弘光，所以1645年是弘光元年。
鉴于上述几种整理校注本的缺陷和错误，全面汇集《桃花扇》现存重要刊本，重新进行整理、校注，成一更趋完善的本子，便既亟须，又必要。这一新的本子，应该既注意吸收上述各本的优点、长处，又要尽量避免它们的错误，来供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
[1]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2]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3]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4]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5]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6]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5页。
[7]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8]严迪昌：《清诗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397页。
[9]黄云：《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一，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08页。
[10]《（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五十三，《（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二）（同治）续纂扬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24页。
[11]黄云：《挽孙豹人》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二，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48页。
[12]宗元鼎：《哭龚半千》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60页。
[13]孔尚任：《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97～898页。
[14]邓汉仪：《又至海陵，寓许漱雪农部间壁，见招小饮，同邓孝威、黄仙裳、戴景韩话旧分韵》评语，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98页。
[15]孔尚任：《答王安节》，孔尚任《湖海集》卷一三，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264页。
[16]宗元鼎：《过王山史乌龙潭寓舍》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32～1033页。
[17]宗元鼎：《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评语，孔尚任《湖海集》卷七，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083页。
[18]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90，第1498页。《拜明陵》，即《拜明孝陵》，见《湖海集》卷七。
[19]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20]黄云：《湖海集序》，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692页。
[21]李详：《脞语》，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93页。
[22]李稚甫：《〈脞语〉前言》“编校者案”，李稚甫编校《李审言文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85页。
[23]李详：《校定本跋》，吴梅、李详校正《增图校正〈桃花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24]李详：《校定本跋》，吴梅、李详校正《增图校正〈桃花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
[25]孔尚任：《海光楼记》，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40页。
[26]黄云：《昭阳拱极台上五日有感》注，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85页。
[27]梁园棣修，郑之侨、赵彦俞纂《（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2页。
[28]梁园棣修，郑之侨、赵彦俞纂《（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5页。
[29]孔尚任：《维扬返棹夜至拱极台辞寓》，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809页。
[30]孔尚任：《山涛诗集序》，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67页。
[31]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2]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3]转引自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州市文化局合编《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51页。
[34]韩国钧：《止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第46页。
[35]载于《戏曲艺术》1983年第4期。
[36]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37]孔尚任：《元夕前一日，宗定九、黄仙裳、交三、闵义行、王汉卓、秦孟岷、柳长在集予署中，踏月观剧，即席口号》，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743页。
[38]孔尚任：《王勤中赠扇画桃花燕子》，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二册，齐鲁书社，2004，第1110页。
[39]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齐鲁书社，1993，第75页。
[40]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41]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42]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页。
[43]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44]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页。
[45]蒋星煜：《孔尚任〈桃花扇〉三易其稿之迹象——读〈又来馆诗集〉、〈兼隐斋诗集〉、〈沓渚诗〉的新发现》，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第173～181页。
[46]转引自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第175～176页。
[47]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书画社，1982，176～177页。
[48]载于《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第3版。
[49]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第302～303页。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四册“顺治朝卷”中“刘中柱”名下也收有《题〈桃花扇〉传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233～2234页），但未注明出处，其中字句也与袁世硕《孔尚任年谱》所引有较多差异。《清诗纪事》篇末多“离合悲欢梦一场，凭将儿女谱兴亡。坐中亦有多情客，莫向当筵唱断肠”。
[50]袁世硕：《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第147～148页。
[51]本书中的按语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为笔者所加，余不赘。
[52]史乘：《关于孔尚任〈桃花扇〉的三易其稿——读刘中柱〈观《桃花扇》传奇歌〉》，《光明日报》1983年4月19日，第3版。
[53]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刘雨峰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影印道光十一年（1831）读雪山房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10～211页。
[54]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20页。
[55]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56]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57]孔尚任：《桃花扇·先声》，康熙间介安堂刊本。
[58]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20页。
[59]张鹏展辑《山左诗续钞》，嘉庆十八年（1813）四照楼刻本。
[60]孔尚任：《怀诸城张石民处士寄诗卧象山》，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三册，齐鲁书社，2004，第1546页。
[61]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19页。
[62]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页。
[63]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69页。
[64]《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1934年2月18日编印，第42页。
[65]孙殿起录《贩书偶记》卷二十《南北曲之属》，中华书局，1959，第559页。
[66]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第39页。
[67]金埴：《不下带编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第135页。
[68]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马廉著、刘倩编《马隅卿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06，第369页。
[69]沈成垣：《重刻〈桃花扇〉小引》，海陵沈氏刊本《桃花扇》卷首，国家图书馆藏。
[70]吴梅：《〈桃花扇〉跋语》，嘉庆年间刊本卷首，国家图书馆藏。
[71]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附《吴梅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第530页。
[72]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吴梅戏曲题跋（下）》，《文献》1982年第4期，第89～90页。
[73]李国松：《兰雪堂乙未重刻本小引》，《桃花扇》兰雪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刊本卷首。
[74]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8/a。
[75]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8/a。
[76]刘世珩：《〈小忽雷传奇〉跋》，戴胜兰、徐振贵校注《小忽雷传奇》，齐鲁书社，1988，第263～264页。
[77]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9/a。
[78]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737页。
[79]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644页。
[80]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第102、107页。
[81]刘世珩：《汇刻传剧自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1a。
[82]参见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195～196页。
[83]转引自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208页。
[84]参见吴书荫《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书札二十三通〉》，《文献》2005年第1期，第195～196页。
[85]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3b。
[86]吴鸣麒：《题刘葱石先生〈汇刻传剧〉》，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23b。
[87]冯煦：《〈汇刻传剧〉序》，暖红室《汇刻传剧》第一种《西厢记》卷首，叶17a。
[88]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第258页。
[89]鲁迅：《望勿“纠正”》，《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1页。
[90]陶乐勤：《新序》，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4页。
[91]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1页。
[92]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1～2页。
[93]陶乐勤：《新序》，陶乐勤重编《（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第4～5页。
[94]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6]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7]育熙：《示众》，《语丝》1928年第4卷第16期，第28页。
[98]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示众〉编者注》，《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56页。
[99]鲁迅：《热风·望勿“纠正”》，《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2页。
[100]味芩：《读〈桃花扇传奇〉》，《民权素》1914年第3期，第4页。
[101]李吟白：《题〈桃花扇〉院本》，《春柳》1919年第6期，第615页。
[10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052页。
[103]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48页。
[104]陆世仪：《复社纪略》，《幸存录·东林与复社》合订本，周宪文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第68页。
[105]余怀：《板桥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3册，齐鲁书社，1995，第914页。
[106]余怀：《板桥杂记（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8页。
[107]鲁迅：《唐宋传奇集》，《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30页。
[108]房玄龄：《晋书》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1360页。
[109]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第609页。
[110]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38页。
[111]房玄龄：《晋书》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74，第2553页。
[112]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第67～68页。
[113]仇兆鳌：《杜诗详注》第3册，中华书局，1979，第1489页。
[114]班固：《汉书》第7册，中华书局，1962，第1808页。
[115]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553页。
[116]殷芸：《小说》，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0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