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农村基层是“治国安邦”的微观基础，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农业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团队，多年来围绕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农村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团队从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应急资源保障能力、应急联动机制构建、信息化建设、舆情处置与引导以及农民应急自救互救等方面提出了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对策建议。
促提农村突发事件舆情处置与引导能力
陈弘
一是要重视民众诉求表达，直面问题化解矛盾
二是要加强信息联动协作，力争信息公开透明
目前农村社会信息不断丰富，信息传播渠道也日趋多元，然而由于农村组织化程度相对较弱，信息传播的正规渠道相对较少，自媒体等信息通过人际传播同样可以到达多数民众。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能否恰当地处置与应对舆情并加以引导，信息透明、信息渠道畅通的信息联动是基础。要构建包括政府部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媒体、民众等在内的信息联动主体，实现各组织与个人之间信息互通互联、功能互补、行动协调；要构建纵向统一、横向协作的信息系统，用于全面摸排、收集整理信息，实现信息及时汇总、共享、研判和处理；要建立健全高效灵敏的信息发布机制和反馈机制，做到信息及时公开透明，“良草萎，则杂草生”，只有信息公开透明了，谣言才不会有空间，舆情才会向好发展。
三是强化主动组合出拳，牢固占领话语阵地
四是要推进应急素质教育，构建舆情引导长效机制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
强化农村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符少辉
积谷防饥，未雨绸缪。做好应急物资保障，是有效应对危机的基本举措。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应急物资保障的突出短板、漏洞与弱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布局。农村稳则天下安。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农村公共危机的诱发因素日益复杂，危机蔓延的“蝴蝶效应”日益加重，防控与处置危机需要强大的物资保障能力。提升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现代化能力，有助于有效抑制农村危机蔓延、减少农村危机损害和尽快实现恢复重建，是新时代农村应急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必然要求。
物资保障目标高效化。面对农村危机发生的紧急情况，物资的调拨与配送是带有应急性质的，必须快速响应、及时高效地满足危机处置对的应急物资需求，以及实现对这些物资调拨与配送。高效快速体现在，当农村应急管理需要时，就能拿得出、用得上的各类物资；哪里有需要，就能就近、及时调拨各类物资到哪里；什么时候有需要，就能保证运能运量，及时送达各类物资。在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和农情的基础上，按照统一协调、经济高效、精准应对的原则，根据公共卫生、动物疫情、植物病虫、农业污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各类危机处置需要，系统梳理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的现状，尽快找出差距、补齐短板、堵好漏洞，不断优化农村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与紧急配送，做到“数量充足、种类齐全、送达及时、使用良好”，充分发挥应急物资保障在农村危机应对中的关键作用。
物资保障种类系统化。不同的农村应急管理领域类别，对应急物资的需求是不同的。农村应急管理涉及公共卫生、动物疫情、植物病虫、农业污染、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不同领域，既有外部输入性风险危机也有内部原发性风险危机，既有传统风险危机也有新兴风险危机，既有短期风险危机也有长期风险危机。对各地农村各种潜在的和实现的风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360度无死角“扫描”，明确不同地区农村的风险是什么，有哪些，在哪儿，有多少，分门别类进行科学归类，形成系统完整的风险列表。对照风险列表，科学研判，精准预测，“对症”生产、储备、调拨和配送各类农村应急物资，确保农村应急物资种类齐全、满足需求，尽可能减少农村应急物资保障漏洞、短板与弱项问题的发生。
物资保障过程无缝化。农村应急物资保障是一个复杂过程，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多个物资品种和多个物资生产与储备点。在农村应急物资保障中，由于管理上存在部门壁垒、条块分割与边界模糊、职责不清两种突出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之间常常出现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现象。这容易导致农村应急物资保障过程管控碎片化、低效化，难以满足应急管理紧迫性的基本要求。对此，必须再造农村应急物资保障流程，坚持权责清晰、分工合理、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等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一套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促使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在农村应急物资保障中无缝对接、密切协同，相互之间主动担责，而不是消极卸责甚至主动推责，确保农村应急物资保障过程流畅、快速、高效。
物资保障监管精细化。要实现农村应急物资保障快速高效、多元协同、依法依规、无缝对接，必须提升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监管水平，对农村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配送和使用进行全方位和精细化监管。除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监管的法规制度体系外，有必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创新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监管手段，打造完善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监管信息平台系统，及时精准收集、存储农村应急物资在生产要求、储存数量、轮换周期、调拨配送、具体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动态分析和有效运用，实现对农村应急物资保障各个环节的实时监管和科学研判，确保农村应急物资保障科学化、动态化、精准化。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研究员）
强化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中的政府主导能力
吴松江
当前，日益严峻的农业生物灾害形势已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大风险源头，我国以“虫口夺粮”为目标的应急式农业生物灾害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治理之需求。世界银行指出，“对那些仅靠个人力量无法处理的风险，需要从家庭到国际社会的社会各层面采取共同行动，承担起风险管理的责任。这一过程中，政府对管理系统性风险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我国目前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资源条件下，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目标的实现，必须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契机，全面理顺重大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中行政管理体系、技术研发与应用体系、社会服务体系之间的关系，充分激活各种不同治理主体参与农业生物灾害治理的活力，发挥政府主导与社会灵活多方面的优势，形成共享共建的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结构，提高农业生物灾害风险的治理能力。
一要强化政府在农村治理体系中的构建作用
在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构建者将不同治理主体纳入治理需要构建者至少具备两种最基本的能力：即政治的强制和技术的可行。而政府在这两方面均具有天然的优势。对于政治强制力，正如杰索普(BobJessop)所言，“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职能，国家通常还要检查这些职能对国家本身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维护社会凝聚力的能力。国家要为自己保留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政府占据了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超然地位，具有社会中其他组织无可比拟的制度确认、社会资源动员、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必要强制性管制权等权力。需要而且也必须发挥政府的这些政治优势，强化政府在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的系统规划能力、制度供给能力、激励社会其他主体参与灾害风险治理的积极性，以及生物灾害风险治理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这里的强化政府指的并不是削弱其他主体力量。它与“认为强化政府就是提高行政首长的权威和权力。权威无限的机构优于权威有限的机构，管得多优于管得少。集权的解决方案优于权威分散于多种决策结构的解决方案”的观点截然相反，而是强化政府的管制权威，强调充分发挥与利用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技术优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官僚制是一种建立科学与理性基础上、严格遵循价值中立、以效率为中心的为基本原则的工具化组织结构。强调专业与分工、层级控制、指挥集中、命令统一与严格的规则体系等等，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组织的统一行动能力与效率也是其他结构无法媲美的。
二是要强化政府激励其他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功能
政府是风险社会中风险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但这并不表明它是唯一的主体。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指出，“作为公共行政的治理的第一个和最明确的含义是：它包括了参与活动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在治理中，行动的网络包括了全部的公共组织——政府的、非政府的、营利的、非营利的、国家的、超国家的组织”，那么，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主体在理论上都能够也应该成为应付各种风险的有效工具。世界银行在2014年世界发展报告也确立了不同系统优先风险管理任务的两项基本原则——权力下放与比较优势。之所以要求遵循权力下放原则，这是由风险自然分配的规律所决定的。“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权力下放，以利于受风险直接影响和与直接接触风险的主体更能方便的观察与监测它们面临的风险，使风险在最低层面就地处理与化解；比较优势的原则要求风险由能最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的系统来管理。不同的组织系统尽管其存在的目的不同，并由此形成具有相应特征的组织形态，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具备了其他组织系统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针对农业生物风险灾害治理的各主体而言，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优势地位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风险治理是其当然的责任；农业生产经营者是最直接的风险承担者，是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最有积极性的主体；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是一种概率性事件，为保险金融机构带来了商机，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能使其成为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的积极力量；专业化与社会性服务组织具有技术优势和植保机械等基础设施优势，能大规模、低成本、低农残、高成效开展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能减少由政府部门组织防治的财政资源耗费。当然，这些优势并不能自动发挥，需要且只能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合理的制度、利益等杠杆机制，激发它们的参与活力与能力。
三是要强化政府治理的整体行动能力
农业生物灾害治理主体中的行政管理体系、科学研究体系、技术服务体系在现代社会农业生物灾害风险治理中缺一不可。之所以需要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是因为农业生物灾害防治具有典型公共性特征；之所以需要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因为其治理涉及病原生物学、生态学、农业昆虫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病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灾害学、管理学等一系列的学科，非经系统与科学的研究难以发现其有效应对之策；之所以需要专业化的技术组织，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之下，它们是实现农业生物灾害规模化、整体性、同步性治理的有生力量。所以，世界各国之政府一般均通过全力促进各治理主体通力合作、整体行动达到风险治理的目的。
我国这三大体系中，受现有“条块管理”体制的影响，隶属于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农技或者植保部门之间的正式联系必须通过所属政府部门进行，各级植保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限，其直接关系一般限于技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不同级别植保部门之间的直接互动。而在农业生物风险灾害风险治理的许多职能中，比如病虫灾害测报预报、风险监测与处置均需要隶属于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农技或植保机构之间的直接对接。只能依靠充分的政府主导作用，构建一种促进它们相互间的直接联动机制。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
健全农村应急队伍建设
李晚莲
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应急管理体系日益完善、能力不断提升，但随着干旱、洪涝、病虫等自然灾害以及非典、甲流、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濒发，农村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最需要的是一支业务能力突出、能够果断、有效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应急人才队伍及其敢于负责、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重的奉献精神。因而，健全农村应急人才队伍，是推进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是要加强农村应急管理指挥人才队伍建设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应对战场复杂多变，态势多维立体，指挥决策极为困难、极其重要，高水平的指挥人才往往是决定应急救援队伍力量和作用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农村应急人才队伍建设要特别注意培养与选拔指挥人才，要广开思路，多法并举。要构建选育管用、衔接配套的选拔培育机制，公正选拔人才，尤其是具有农村应急管理处置经验的指挥人才要有倾斜政策、优先选用；要加强应急指挥人才管理，可以建立优秀指挥人才队伍库或档案，实现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管理与使用；要健全对具有应急指挥能力人才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例如安全与风险保障、奖励与晋升激励等，吸引更多人去锻炼和吸纳应急管理知识，做到应急指挥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加强应急指挥人才的后备培养，可以将乡镇年轻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加强应急管理综合素质的全方位培养，使其成为能指挥、会管理、敢创新、能战斗的优秀指挥员，确保突发事件真正发生时，能有条不紊地应对。
二是要加强农村应急专家队伍建设
二是要加强农村应急专业队伍建设
三是要加强农村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
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面前，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单靠基层政府是很难有效应对其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志愿组织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为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提供极其重要的补充力量。在健全农村应急人才队伍以推进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应忽视农村应急志愿者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组建党员志愿者队伍，通过党员志愿者队伍的模范带头，形成志愿者有效地参与救灾、援助和灾后建设的农村应急管理氛围。要调动农村社区、农村共青团组织、地方红十字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以防汛抗旱、抗震救灾、卫生防疫等公共安全领域为重点，在农村地区组建起应急志愿者队伍。要在突破性不强的公共突发事件应对中，鼓励和吸纳农村应急志愿者参与救灾应急工作，丰富其实践经验，并通过实践探索建立基层政府引领志愿者开展公共突发事件应对的联动机制，通过荣誉激励等方式，积极鼓励应急志愿者队伍投身农村应急管理的科普宣教、应急救助和恢复重建等工作。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教授）
提升农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江维国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建设美好生活的意愿同样越来越强烈。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水火无情，天灾无义，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面前，人的力量是极为渺小甚至无助的，人的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因而，增强防灾和应急避险意识，提升应急自救互救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最大程度地保证个体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但在现实中，不少人因为应急意识欠缺、自救互救能力不强，面对突发事件时不知道如何避险、如何自救以及如何互救，进而产生恐慌心理，甚至引发羊群效应，造成重大的次生灾难，严重影响生产秩序与社会稳定。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因知识、视野的局限，面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更是不知所措，往往成为此类事件中受伤最严重的群体，而应急避险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在关键时刻是保护农民个体及其周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可靠、最有力的“武器”。因而，推进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将提升农民群众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一是要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农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二是要通过应急演练提升农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以防灾减灾应急演练为例，首先由村安监员结合实际，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对日常防火常识、初期火灾的扑救、火灾现场逃生路线选择、消防器材的用途及其使用方法等对村民做全方位的讲解，增加村民应急知识储备。然后，在模拟火灾真正发生时，由火灾应急队伍就有关火灾预警、现场扑救、安全撤离、余火清理、现场留守等方法、技巧进行协同的、连贯性的演示，让广大农民群众通过现场观摩的方式了解整个火灾应急流程，保证其即使在面对火灾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引发的复杂混乱环境时，也能够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应变能力。还可在火灾应急演练演示结束后，邀请部分村民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临时应急队伍，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重复火灾应急演练项目，展开火灾应急演练比赛，这既可提高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也可通过切身参与演练，真正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三是要通过物资储备库建设提升农民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兵打仗之前，先要准备好粮食和草料，也就是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必须要先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如同出兵打仗，应急物资就是粮草，在战场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必需的、重要的硬件支撑。农民群众即使有再强的应急自救互救意识与能力，没有物质支撑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而，我国的救灾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应该进一步向基层、向农村延伸，以切实加强农村地区应急物质支撑能力建设。在救灾物资的储备上，要综合利用国家各类专项储备与民间的商业储备，为农村地区配备、配齐应急通讯、应急车辆、救援机械、移动防爆空压机、长管呼吸器、防化服等应急救援设备，为预防和真正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提供重要物资保障。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
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
熊春林
农村稳则天下安。当前，我国农村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这使得农村公共安全的诱发因素日益繁杂，农村应急管理的成本与难度日益增大。传统应急管理方式难以应对农村安全风险防控的新要求。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我国应急管理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应急管理现代化。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提升农村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织密织牢农村社区应急管理防线，是防控农村安全风险及减少其损害、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转变思维方式。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思维是先导。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对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的组织方式、决策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社区应急管理因此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是以信息资源共享、行动统一协调为基础的跨部门、跨区域合作管理，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地由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思维转变为现代的无缝联合管理思维，破除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部门与区域之间全天候、无缝隙的联合互动。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不仅在于从“已知”的现实中发现问题和规律，更在于从“未知”的种种可能中发现问题和规律，要求我们由“客观事实驱动”的决策思维取代“主观经验驱动”的决策思维，颠覆传统的“被动响应”思考问题方式，充分彰显信息化的预测价值与作用，提升农村社区安全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实现提前部署预防应对。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数据驱动的管理思维，要求我们由定性管理思维向定量管理思维转变，以信息化提升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精细化水平，满足农村居民更高的公共安全需求。
完善信息设施。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设施是基础。发挥好公共财政在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中的主导作用，加大资金、项目和政策的倾斜力度，切实改善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设施。推动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的发展普及与提质扩容，促进“三网”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与高效利用，加快5G网络以及下一代互联网在农村的发展应用，着力完善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网络设施。加快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设备在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健全覆盖气象、地质、水文、生物等方面的农村自然环境监测体系，建立涵盖水源地、规模化养殖厂、生活垃圾处理点、农业废弃物处理站点等在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智能监测体系，健全贯穿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消费、贸易等环节的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包括交通、消防、治安等领域的平安乡村监测预警体系，等等。整合现有硬件资源，完善信息网络、服务器等设施设备，构建农村社区应急管理大数据专有云平台，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数据共享交汇、运算分析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存储与开发，建立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专门的农村社区应急管理大数据库。
加强技术研发。以信息化推进农村社区应急管理现代化，技术是支撑。制定总体规划和具体专门政策，健全激励引导机制，促进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各方优势互补，推动适应农村社区应急管理需要的信息技术研发。加强农村社区应急管理数据信息采集技术研发，攻克采集农业生产环境、动植物生理体征等农村事故灾害信息所需的高品质、高精度、高可靠、低功耗传感技术，提升采集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信息所需的数据挖掘技术、搜索引擎记录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加强农村社区应急管理数据信息存储技术研发，升级云存储技术、海量并行处理技术等，实现对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中大规模数据的高效低成本存储、高效读写和交换。加强农村社区应急管理数据信息分析技术研发，瞄准数据可表示、可处理、可靠性、有效传输等关键问题，完善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大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智能决策技术、增量处理技术等，实现农村社区应急管理智能分析决策目标。加强农村社区应急管理数据信息安全技术研发，不断升级身份验证、入侵检测、网络关防等技术，以保障农村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安全、可靠运行。
构建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的农村应急联动机制
王薇
近年来，农村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交错，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也在增加，2019年的非洲猪瘟、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向农村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都提出了新时代风险社会的挑战，应急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农村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农村调查后发现，一些乡镇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上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和盲区，农村部分干部应急管理能力尚有不足，村民组织的风险意识尚未养成。如何科学防范灾害，提高公共安全意识和应急事件处置能力应引起农村基层治理组织的高度重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应重心向基层下移，资源向基层下沉，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农村社区应抓好群众基础，实现群防群治；联动应急志愿、推进专群结合；最终建立应急管理的网格化治理体系。
一是抓好网格治理，实现群防群治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网格化管理模式后，我国很多城市社区借助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多元共治、资源共享”的精细化、科学化基层治理。近年来网格化治理也延伸到农村社会。网格化强调的是多主体参与，多资源调动，多角色协调，最终实现功能转化和服务优化的精细化治理局面。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基层社区网格化治理把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建立群防群治、联防联治的工作体系，成功打好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农村网格化治理将“大数据信息网络”与“乡村熟人网络”结合起来，在疫情防控中，进行公告发布、风险提醒、健康宣传和人员管控，多主体采用多渠道、多方法让农民群众接受应急管控期间的特殊政策，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格化治理通过对具体的政府职能和公共事务进行分类，在农村地区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和最基层群众自治单元村小组的积极性，选派网格长、联络员等划分网格，实现公共服务到户、到人。这一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群众基础，实现资源下沉、群防群控。在农村地区，大量的基层网格员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一般是小组长、党员、党员后备干部，有一定文化、办事热心、乐于服务的人担任。这些人平时对所在网格的农户情况比较了解，也能获得村民们的信任。他们经过培训，能较快的掌握网格化服务的基本技能，在“化整为零”的治理过程中，既能够全面真实掌握情况，又能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这一特点体现在应急管理中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而有效将风险源头及时处理，就近化解，在基层形成风险防控的“安全网”。在农村疫情防控的战场中，每一位农民都成为“网格化治理”的参与者，成为保障健康的责任人，用自己的双手守护起乡村健康家园。
二是联动应急志愿、推进专群结合
网格化治理模式为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预防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依据，也有助于提供及时、有效、社会动员充分的应急响应，可以说为农村应急管理的新常态提供了基础和契机。我国农村地区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信息通讯水平等客观事实的影响，以及村民自身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的不足，突发事件的预警及处置都存在滞后性。因此农村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还需要调动农村志愿力量参与应急管理，形成应急联动，推进农村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专群结合。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除了网格长、联络员等，村里调动了大量的志愿者，包括放假回乡的大学生、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等，成为新冠肺炎防控宣传防控政策执行的得力助手。他们凭借天然的“熟人”优势，巧妙的与“志愿者”身份结合，形成除村级卫生所和医务服务人员外，普及公共卫生意识、推动卫生健康防疫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