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脱离省联社，加速农信系统改革进程
二、改革创新，广东省联社基本分析
三、省联社与农信社的“前世今生”
四、省联社改革的传统“四大模式”
近日，又有2家农商行脱离广东省联社。2022年2月，东莞农商行发布公告称，为落实广东省中小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总体部署，经广东省政府同意，东莞农商行和普宁农商行的主管权从广东省联社整体移交至东莞市政府。本次主管机构的调整主要基于深耕东莞本土市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考虑。
而早在广东省联社成立之初，深圳农信社便脱离了正在组建的省联社、独立改制为“深圳农商行”。这也是继江苏江阴、常熟、张家港三个县级市试点后，首个经由监管批准在副省级城市以上组建的农商行。这之后，广州农商行也于2013年脱离了省联社。
2021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提及，在全面完成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农商行扩大经营自主权。随后，珠海农商行也于2021年底悄无声息地脱离了省联社的名单。
珠海农商行前身是前山南溪信用社，于2012年12月成功改制为农商行。截至2020年末，其注册资本24.50亿元，辖下网点102家，全行员工1303人。珠海农商行股权较为分散，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53.35%，其中，第一大股东有3家，分别为华发集团（9.90%）、广东能源财务公司（9.90%）和温氏食品集团（9.90%）。其中，华发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珠海国资委；广东能源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广东能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温氏食品集团均为个人股东。截至2020年末，珠海农商行的总资产超过630亿元，贷款总额超过320亿元，存款总额超过490亿元，净利润5.10亿元；资本充足率16.59%，高于监管要求6.09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1.27%，为改制以来最低水平。
至此，已有5家农商行从广东省联社系统中独立出来。早先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到，要“积极推进珠三角地区农商行通过资本合作、管理合作和业务合作方式，帮扶粤东西北联社，建立健全全省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帮扶”机制的带动下，珠三角地区多家农商行均参股了粤东西北地区的农信机构。截至目前，深圳农商行已控股博罗农商行、海丰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控股潮州农商行、南雄农商行、韶关农商行；东莞农商行控股潮阳农商行、湛江农商行，并协助管理普宁农商行；珠海农商行参股肇庆农商行、潮州农商行，对罗定农商行行使管理权。此外，顺德农商行、南海农商行等珠三角地区千亿级农商行也参股了多家粤东西北农商行。
由于广东省联社整体面临改革体量大、地区差异化显著的难题，通过“帮扶”机制、以股权为纽带，实现对粤东西北农信机构的注资、注制、注智，从而化解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农信机构两极分化严重、发展严重失衡的区域发展态势，实现以优带困、共同发展的目的。不同于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模式，广东省联社改革或将呈现“多家脱离省联社系统的农商行分别管理一部分农信机构、省联社继续管理一部分”的多银行集团并存局面。
省联社和农信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有的农商行要选择与省联社脱钩？这还要从省联社和农信机构在经营及管理上相互制约谈起。目前，省联社可以为农信机构提供支持与服务，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随着部分成熟的大型农商行发展起来，农商行的强大与省联社的干预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笔者认为，部分农商行脱离省联社的原因可以概况为以下两点：
2022年将成为省联社改制的破冰之年，而广东省联社改革已在路上。
由于广东省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推动整体经济结构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欠发达的县域区域。
广东省联社整体面临改革体量大、地区差异化显著的难题，不同于浙江省联社“联合银行”模式、黄河农商行及秦农银行“金融控股”模式、直辖市统一法人模式，广东省联社改革或将呈现“脱钩农商行+省联社”分管农信机构的并存局面，即允许优秀、能力强的农商行脱离管制独立自主发展，欠发达的县域银行依然由省联社统一管理。
（一）基本介绍
自成立以来，省联社带领广东农信系统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服务于“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在农信改制、支农支小、乡村振兴、金融科技服务、资金业务等方面均有贡献：
截至2020年末，省联社本部在编员工78人，本科以上学历占比98%以上，其本部内设九部室，分别为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机关纪委办公室、改革创新部、计划财务部、信贷管理与发展部、风险管理与资产保全部、法律合规与安保部、审计部。另设三个独立核算、编制单列管理的直属中心，分别是审计中心、资金调剂营运中心和银信中心。
截至2020年末，广东省联社资产规模489.29亿元，同比下降0.20%；利润总额2.02亿元，同比下降31.93%；净利润2.03亿元，同比下降31.42%，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当年业务及管理费用同比增加1.09亿元导致；辖下农信机构对外营业网点数5547个，从业人数约5.9万人。
（二）资金运营
自2018年以来，由于受到银监农金19号文影响，由于个别地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违规开展同业投资业务，导致风险敞口扩大，因此，为进一步强化同业业务监管，同业业务杠杆持续压降，对信托等SPV投资规模增长迅速的机构，逐步压缩业务规模。
为履行管理服务职能、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广东省联社通过向辖内管辖的农信机构分摊收取管理服务费进行资金筹集。
近年来，管理服务费收入规模逐年大幅下降，这与分摊机构数量连年下降有关，机构平均分摊规模未有明显变动，这其中工资性费用为主要支出去向，平均占比超过66%。
（三）股权结构
近年来，在深化农信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坚持以法人为单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鼓励农合行、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
2017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办联合央行广州分行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广东省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实施细则的通知》，再次提及要稳妥推进农信社改制农商行。
在监管政策的有效推动下，到了2020年末，全省农信社已经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同时，也因为农信社合并改制及农商行吸收合并的现状，省联社的社员股东数量呈现明显下降，从99家逐步下降至81家。
截至2020年末，前五大持股社员单位分别为广州农商行、东莞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南海农商行和佛山农商行，合计持股40.67%。
（四）前五大农商行基本分析
截至2020年末，全省农商行（不含深圳）资产总额3.69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各项存款余额2.89万亿元，同比增长10.06%；各项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长14.93%，其中，涉农贷款余额0.51万亿元，占全省比例约34%，小微企业贷款余额0.85万亿元，占全省比例约30%。
其中，前五大农商行存贷余额合计均超过全省60%以上，且广州农商行存贷规模明显超过其他农商行，占比贡献约一半。
截至2020年末，通过引进地方国企入股、战略投资者入股等共补充资本金185亿元，全省农商行资本充足率14.75%，高于监管标准4.2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38.76%。相较于年初提升14.67个百分点。前五大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监管标准水平，在行业平均水平上下浮动。尤其是，佛山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远超省内平均水平6.37个百分点，侧面也反映出其资本使用不够充分的现状。
总的来说，无论从资产规模、存贷规模、支农支小能力还是不良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农商行均处于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领先地位，尤其是前五大农商行合计贡献程度已超过60%。由于广东省内农商行整体发展程度较高、区域位置优势、公司治理完备、资产质量优质，且部分农商行已上市，属地管理更有利于农商行独立自主发展、支持当地经营。因此，为支持广东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进程发展，合理推动市场化和法制化，诸如广州农商行、东莞农商行等优质机构现已脱离省联社的主管权，重新归属于地方政府管理。
1、广州农商行
广州农商行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广州农信社，2009年12月改制为农商行，2017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总部位于广州，注册资本98.08亿元，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合计41.56%，非境外上市股东持股比例均不超过5%，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其中非境外上市股第一大股东为广州金融控股集团（3.73%），第二大股东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3.45%），第三大股东为广州万力集团（3.26%），三者均为国有独资企业。
辖下拥有营业网点602家，在广州、清远、佛山、肇庆、河源、珠海等地设立18家分支机构，并在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湖南、江西等9省（市）发起设立25家珠村镇银行。同时，全资设立广东省内首家珠江金融租赁公司，战略入股株洲珠江农商行、潮州农商行、广东南雄农商行及韶关农商行，是我国第一批实现全国跨区域经营的农商行之一。
业务模式，广州农商行坚持以“聚焦主业、聚焦省内、突出广州”的基本战略，通过贯彻“渠道+产品+场景”策略，优化信用卡、消费金融和财务业务，提升零售业务占比；以综合金融模式服务战略重点客户和区域大客户，以线上化方式服务三农、普惠和中小微客户。
截至2020年末，广州农商行资产总额10278.72亿元，贷款余额5531.68亿元，存款余额7784.25亿元，净利润52.77亿元。资本充足率12.56%，不良贷款率1.81%。
2、东莞农商行
东莞农商行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东莞农信联社，2005年完成统一法人体制改革，2009年改制为农商行，2021年9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总部位于东莞，注册资本57.40亿元，第一大股东为广东粤丰投资有限公司（5.21%），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16.75%，均为民营企业和自然人，由于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超过10%的情况，因此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近年来，东莞农商行进一步向区域集团化方向发展，共设立了广州南沙分行、珠海横琴分行、惠州支行和清新支行4家异地分支机构，以及惠州仲恺、云浮新兴、东莞大朗、贺州八步4家村镇银行，战略控股湛江农商行、潮阳农商行，入股顺德农商行、徐闻农商行、乐昌农商行和雅安农商行。截至2021年9月末，辖下拥有营业网点504个，下辖39个一级分支机构，186个二级支行和279个分理处。
业务模式，基于基础优势及区域优势，以零售金融为主、产业金融为特色、小微金融及同业金融领先优势，东莞农商行深耕实体经济、现代三农、小微企业级地方产业客群；积极推动业务转型，逐步实现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的转变。
截至2020年末，东莞农商行资产总额5484.02亿元，贷款余额2614.51亿元，存款余额3725.90亿元，净利润50.55亿元。资本充足率14.00%，不良贷款率0.82%。
3、顺德农商行
顺德农商行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顺德农信社，2009年12月改制为农商行，是广东省三家首批成功改制的农商行之一。总部位于广东顺德大良新城区，注册资本50.82亿元。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35.98%，其中，第一大股东为佛山市顺德区诚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7.41%），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顺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第二大股东为美的集团（7%），控股股东为美的控股，实控人为何享健；其他股东均为广东省内民营企业。
近年来，顺德农商行已形成以顺德本部为中心，辐射珠三角及省外的经营网络模式。在顺德，拥有300多家分支机构，并相继在江门、佛山、清远、广州、珠海等地设立了直属分支机构，同时，在佛山高明、江西丰城和樟树控股3家村镇银行。
业务模式，顺德农商行以跨越式大零售发展为战略主导，零售贷款转型效益显著，依托金融科技创新，打造线上生态银行，创新场景营销模式，转换增长动能。
截至2020年末，顺德农商行资产总额3625.00亿元，贷款余额1832.82亿元，存款余额2423.99亿元，净利润27.37亿元。资本充足率14.07%，不良贷款率0.93%。
4、南海农商行
南海农商行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南海农信社，2011年12月改制为农商行，成为佛山继顺德之后第二家完成改制挂牌的农商行。总部位于佛山南海，注册资本39.45亿元，前十大股东持股占比合计35.37%，其中，第一大股东为佛山市南海承业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6.03%），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其他股东均为广东省内民营企业。
截至2020年末，南海农商行在佛山全辖设有234家营业网点，其中佛山三水区、禅城区各设有1家之后和1家分理处，在职员工3427人，是华南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小银行之一。
业务模式，南海农商行坚持服务“三农、中小、民营经济和地方产业”，以服务南海为主，构建新型“社区银行”。向企业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向个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在南海创立2家科技支行、三水成立1家科技分理处、发起设立佛山首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全面构建电子金融服务网络。
截至2020年末，南海农商行资产总额2240.67亿元，贷款余额1126.65亿元，存款余额1666亿元，净利润29.34亿元。资本充足率15.56%，不良贷款率1.05%。
5、佛山农商行
佛山农商行成立于2007年，2012年11月由原佛山市禅城区农信联社改制为佛山农商行，2019年吸收合并高明农商行和三水农信联社。总部位于佛山禅城，注册资本33.98亿元。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35.79%，其中，第一大股东为佛山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7.20%），控股股东为佛山市公用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财政局；其他股东均为佛山民营企业和国资企业。
截至2020年末，佛山农商行已经成为一家拥有211个营业网点和3000多名员工的农村商业银行，服务覆盖禅城区、高明区、三水区15个镇街、152个行政村和302个村居委会。
业务模式，佛山农商行立足社区、拥抱互联网，面向“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持续打造佛山地区零售业务持续领先、对公业务优化创新、金融市场稳定发展，以消费金融和小微金融为特色的农商行。
截至2020年末，佛山农商行资产总额1622.71亿元，贷款余额845.77亿元，存款余额1301.37亿元，净利润13.81亿元。资本充足率21.12%，不良贷款率1.15%。
要想了解省联社改革，首先要了解农信社，也就是现在的农商行。纵观我国农信社的发展历史，这是一段持续改革不断探索的征程，而改革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
（一）初始萌芽期（1923年-1978年）
世界上最早的农村信用社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创办背景源于德国农业歉收，当时供应商哄抬农具和肥料价格，迫使农民陷入极度困境，为帮助农户免受商人高利贷的剥削，作为威雅布许市市长、农民的儿子雷发巽创办了乡村信用合作社，后发展为德国雷发巽银行。而在75年后，我国第一家农信社于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组织设立，设立初衷源于抗旱救灾、防患未然。
然而，在后续长期发展过程中，农信社一度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从而一度迷失了本源，为了摆脱这一现状，终于在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此开启了农信社“合作制”回归本源之路。
（二）“行社脱钩”“合作制”改革发展期（1979年-1999年）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其中，对农信社的归属、机构设置、职责内容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农行恢复后，农信社进入“农行代管”时期，在业务开展上的自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开始得以恢复。尤其是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农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的通知以后，农信社正式踏上了全面恢复“三性”、价值核心由“官办”走向“民办”之路，同时，也明确了农信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的改革方向。
这次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及经营活力，截至1988年末，农信社机构及网点约40万个，从业人员76万多人。但与此同时，管理体制也成为制约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行社”何去何从成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攻坚难题。“行社”自身代表着不同所有制下的经济实体，而以此为基础搭建的行政管理关系，其中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经营难题，最终要实现农信社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改革目标，必然会走向二者分离的结果。
1996年8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发布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自此“行社脱钩”成为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新起点，其核心是将农信社创办为“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为社员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行社脱钩”之后，农信社开始进入垂直管理时期。
1997年6月，由央行总行及各个分支机构通过内设农村合作金融管理机构实施对农信社的监管工作，至此“农金局”时代开启。同年9月，央行配套发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社管理规定》，这一系列文件标志着我国农信社管理体制正式按照“合作制”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央行意识到农信社改革规模庞大、各地情况不统一，仅依靠央行一己之力监管难以做到整个农村信用体系改革的全覆盖，因此，在1999年4月，央行召开全国农信社工作会议，提出组建地（市）级联社，承担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在全国各省建立信用合作协会，对信用社提供联络、指导、协调、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同年9月，全国首家信用合作协会在黑龙江省正式宣告成立。同年11月，全国首批五省（黑龙江、陕西、四川、浙江和福建）省级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组织试点工作顺利完成，试点省份的农信社行业管理职能逐步移交给了行业协会，央行由此顺利实现了对农信社行业管理和监管职责的分离。至此，农信社开始真正走上了自主管理的道路。
（三）组建“省联社”、新一轮产权制度改革（2000年-2011年）
200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江苏视察农信社改革工作，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各方对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意见建议。经反复研讨，国务院最终决定启动农信社改革试点，探索以县为单位的农信社产权改革，着力解决风险高、任务重、“三农”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为全国农信社改革发展探索道路。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统一法人后，江苏省原有的1746个农信社合并为82个独立的县级法人。
2001年9月，经由江苏省政府同意、央行批准，我国第一家省联社—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由全省农商行、农信社共同出资入股设立，它既是全国农信社首家改革试点单位，同时，也是国内成立规模最大的一家省联社。同年11月，全国首批农商行在江苏常熟、张家港、江阴组建并对外营业。
2003年6月，国务院正式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面向吉林、山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8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各试点地区可根据当地情况，通过成立省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由原银监会承担信用社的金融监管职能。本次试点正式揭开了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新篇章，农信社由此开启了迈向现代金融企业的新征程。
2004年8月，国外院正式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广至全国21个省（区、市），其中广东省被列入第二批深化农信社的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和农信社经营机制转换。此后，除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外，全国大部分省份均采用组建省联社的方式对基层农信社进行管理。
2007年8月，海南省联社成为全国最后一家挂牌开业的省级联社，至此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面建立起来。
（四）深化“省联社”改革新时期（2012年-至今）
自2003年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伴随农信社及农商行的机构发展和治理机制逐步完善，省联社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原有发展模式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因此，深化省联社改革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2012年7月，结合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原银监会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联合社法人治理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聚焦于省联社如何实现“淡化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并鼓励农合行、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由此省联社新一轮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2019年1月，央行、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再次提到积极探索农信社省联社改革路径，明确并强化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淡化省联社在人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突出专业化服务功能。
2022年1月，银保监会召开工作会议再次指出，要“一省一策”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这也是继去年首次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之后，监管部门再次将“省联社改革”列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截至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已率先成为改革的探路者，就在同日，浙江省农信联社的改制方案也已正式落地——将省联社改制为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这也是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的“第一单”。
由于不同地区差异较大，省联社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改革现状，各省将遵循“一省一策”的基本原则，同时基于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改革方式，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为实现改革效益最大化、有效降低改革风险，应优先选择已经全面完成农商行改制、更具改革条件的省份率先开展省联社改革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青海和宁夏等9个省份均已经率先完成农商行改制任务。
而当前，市场上较为认可的省联社改革模式共分四种：联合银行、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从股权关系上划分，统一法人和金融控股公司属于自上而下参股，金融服务公司和联合银行属于自下而上参股。总的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和联合银行两种模式由于改革成本相对较小，实操性相对较强，现已成为多数省份倾向于实践的改革路径。
（一）联合银行：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
浙江省联社采用了“联合银行”的改革模式。该模式为全国省联社改革的第一单，整体相对比较简单，即维持原有的县域法人不变，将省联社改制为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农信社和农商行为联合银行股东，相当于为省联社新增一个金融牌照。
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虽然新成立的联合银行是一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但其核心业务应为下辖的行社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包括资金、理财、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支持性服务，而非单纯从事零售、对公业务的普通商业银行。
在实操方面，由辖内基层农信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以股权为基础、具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兼顾“经营+管理+服务职能”的省级股份合作银行，保持“省联社”和“县联社”两级法人地位不变，在保持县域法人机构稳定的同时，实现省联社的顺利蜕变，从而达到“低成本、强操作”的共赢局面。
尽管，联合银行模式已经大幅改善了现有的管理模式，但是依然无法从根本上破解省联社与基层行社之间的产权与的管理权错配难题，仍是“省联社-县级联社”的二元体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化解方法。
（二）统一法人银行：北京、上海等直辖市
统一法人模式适用于城乡一体化高、管理半径小、经营良好的地区，而显然选择该种模式与直辖市的行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适用性较为受限。
目前，仅适用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在该模式下并未成立省联社，而是直接成立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
（三）金融控股公司：宁夏黄河农商行和陕西秦农农商行
金控模式是以股东身份，通过控股或参股方式实现辖内农信机构管理和服务。金控股东一般为当地实力企业，允许有实力的农商行入股成为金控股东，再通过反向全资或控股方式注资。目前，宁夏黄河农商行和陕西秦农农商行已采用该模式。
宁夏黄河农商行：于2018年12月，由原宁夏自治区联社和银川市联社合并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了全国省级联社自上而下持股县级联社的改制模式。截至2020年末，以6.15亿元股份对下辖2家农商行和1家县级联社投资控股（子公司），以25.73亿元股份对其他19家农信机构进行参股（联营企业）。
陕西秦农农商行：于2015年5月，在原西安市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6家农信合作联社基础上新设合并改制的农商行。2016年至2020年期间，秦农银行吸收合并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长安区4家农信联社；全资控股户县（现更名为西安鄠邑农商行）、蓝田、周至3家农商行，综合实力及资产规模大幅提升，在农商行系统中位居前列。
从公司治理角度，金控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股权关系，管理关系明晰。但同时，金控模式也面临着改制成本较高（如：债权债务关系、不良资产处置、公司治理因素）、股本金占比较重等困难，因此在实操过程中周期较长、依赖外部支持。
（四）金融服务公司
在金融服务公司模式下，省联社将退出行政管理，单纯转型成为农信社及农商行提供战略咨询、产品研发、信息系统建设的供应平台。
转型后，将有利于激发金融服务公司的创新动力，更加专注于服务农商行，这就要求辖内农商行需要整体具备较高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由于金融服务公司更多是服务的角色，如果对农商行没有足够的约束及限制，金服公司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处境。
很明显，该种模式可以彻底淡化省联社的行政管理权，但是，省联社改革动力不足、辖内农商行良莠不齐、发展程度不够，更适用于市场机制灵活和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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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企业与员工、管理层与员工层的双向沟通，增强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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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市场变化、增强竞争优势，培养企业的后备力量，保持企业永继经营的生命力。
所以，如何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成了最重要的第一步。有了好的规划是做成事的一大半。
而我们法询金融，因为长期聚焦银行业务，积累了相当数量适合农商行的培训课程，可以满足农商行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并且在一些业务前沿领域持续更新发力做内容输出。
目前，我们共为30多家农商行提供了企业级服务，逐步打造出一批高质量且针对性强的特色课程有：
《ABS全体系》《不良资产全体系》《资管业务全体系》《票据全体系》等等......
【合作伙伴】·银行110家·信托18家·证券13家·基金11家·
在众多合作案例中，农商行我们企业会员合作最多的是江苏某大行农商，线上线下和现在对接专门的训练营，法规库是广东某大型农商API接口大项目。
所以对农商行的服务，我们在培训板块可以提供完整的线上线下全形态培训服务，法规库板块可以提供包含合规咨询在内的一整套法规数据库服务
最终，该企业一次性为近百名员工采购我们线上会员，进行部门定点、定时、定量学习，配合考试，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来找到我们法询金融做培训？
法询金融的企业培训服务，区别于99%的其他传统培训机构，主要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独具课程设计能力
我们是研究型的培训机构，具有其他传统培训机构不具备的课程设计能力。
法询金融的课程框架，均由旗下金融监管研究院来设计打造。比如我们的精品系列——“全体系”课程，也是我们法询独创的课程体系，各类全体系课会把某类业务从基础到进阶讲全讲透。
而我们本身是一个全金融领域平台，从外汇跨境、资产管理、私募基金到财富管理、券商投行我们都有涉及，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意味着课程有全面性，这正好应对了金融从业人员本身的高流动性，满足他们多方面扩展受训。
而传统培训机构大多是课程或者讲师的中介，其不懂业务的天生缺陷将在金融培训这个越来越需要精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难以为继。
二、一线专业讲师
我们的讲师大多数都来自于一线金融机构在职人员，能提供一些其他传统培训机构请不到的老师。
传统培训机构基本都是职业讲师，与其说在卖培训，不如说在卖老师。
职业讲师什么特点？一套课件讲好几年、大量重复的体系化课程、对金融政策变化敏感度低，但现场效果可能比较欢乐。
而我们法询的课，目标是岗位技能再造，就是实操的课。如何保证实操？就是邀请一线在职人员讲课。我们的标准是10-15年工作经验以上，部门副总级别以上的人员才能成为我们法询交流讲师的候选。
最近一年，我们法询接到越来越多的细致培训需求，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老师越发挑剔。这也非常好理解，因为大量职业讲师的长期轰炸，使得众多机构迫切需要新一代讲师的出现，尤其以在职人员讲师的需求更甚。
深度个性化定制
我们可以满足深度个性化的定制培训内容，完全避免传统培训公司不懂业务办培训的尴尬。
在各个金融机构的领导越来越重视培训效果的趋势下，众多HR和业务部门，对于结合自身特点的个性化培训需求越来越多。
而我们法询，本身就做金融政策解读，对于热点难点内容非常敏感，也掌握大量金融机构培训需求，可以推荐给同类企业做参考。
在具体培训主题上，我们也能在需求方和老师方做两方调整。比如，有些机构给到的培训需求，我们会回复他们说全中国找不到一个人来讲，因为它不是一个培训需求，而是夹杂着大量咨询需求。
这时候，我们就要调整主题，哪些可以通过培训解决的，我们法询可以提供服务，哪些需要通过咨询解决的，则要另外找机构了。
而在老师这方面，我们也经常就他们的授课内容提建议，比如有些数据老了要更新，有些案例不接地气要换掉等等。
我们有哪些企业服务方式？
一、企业会员
CorporateMember
[帮助企业有效，快速，有针对性地搭建内部培训体系，打造专业、优秀、有实力的合作团队！]
1、HR后台便捷管理
企业账号总览、新课推荐、TOP3排行榜。
2、高质海量课程
10000+节课程预览、HR免费试听系列课前3节、课件PPT资料下载。
3、企业员工测评智能系统
操作便捷，选派任务、测评数据。
4、数据统计
学习时长显示、月报导出、听课行为轨迹记录。
5、个性选择课程
3种采购方案，以最大限度节约企业培训成本，又能享受高质量的培训课程。
方案一选购课程板块，享受企业会员特权
优势：企业按需购买，灵活性好。
方案二
买断课程视频，移植到自有培训平台
优势：课程直接移植到企业自己的线上培训平台，快速补充优势课程。
方案三
购买年会员（6人以上），赠送管理账号
优势：企业投入低，直接用法询平台。可在一年内畅听线上所有会员免费课程。最为普遍通用，广受HR好评。
6、企业会员权益
企业会员后台账户系列课免费听前三节课；
会员期内畅听平台上标识会员免费的所有课程；
二、企业内训
CorporateTraining
1、课程设计
根据企业提出培训需求，设计合适的内容。课程针对性强，案例贴切，易学易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精品课程内容
外汇跨境:境外投资、跨境担保、外债、人民币国际化、外汇便利化、境外市场对外开放、跨境电商等。
2、人员安排
4、培训落实流程
确认需求：达成共识，并制订适当的培训方案。
提供培训方案：根据需求确定培训内容，提交培训方案。
三、法询智库
Law-Database
[法询智库(www.banklaw.com)，专门为金融行业的合规、内控、稽核、法务、内部审计人员以及金融律师等专业人士量身打造。目前可通过PC端(网站)法询智库APP方式进入。]
法规查询、原创解读、精确搜索、法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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