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俘虏政策调整与“解放战士”群体产生
一、解放战争前中共的俘虏政策
以上论述说明，解放战争前中共的俘虏政策主要是为了宣传自己、瓦解敌军。虽然在特定情况下俘虏兵被中共用以“补充自己”，但一般而言，俘虏能够自由选择去留。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俘虏政策的调整
解放战士大量产生并在中共军队中占据较大比重，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调整俘虏政策的结果。
1947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同时宣布“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不过，解放战争中“愿去者遣送”主要是一种宣传口号，具体执行时则是不同的。
事实上，中共对待俘虏的政策早已悄悄发生变化。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首次阐明了中共在解放战争中执行的俘虏政策：“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及为了将来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俘被捕人员起见，今后凡在战斗中俘获之国民党军队及伪军之官佐、士兵及特务人员等，均按下列办法处理：（一）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二）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我者，则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如集中看管困难，则分散交地方政府看管教育和生产。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三）一切老弱残疾，对我对敌系无用之人，则予以宣传教育后放走。（四）对于在顽官欺骗下，其士兵受我军影响尚浅，尚未明了我军俘虏政策之个别部队，在俘虏其官兵后，加以切实的宣传教育，应适当的以其最好的一部分散放其原部队，以便扩大我军影响，反动官佐，经教育后，亦可放回几个，借以证明我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中共历来俘虏政策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俘虏政策的精髓，即用俘虏进行对敌宣传，瓦解敌军；另一方面，它沿袭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政策，即用俘虏来补充自己，壮大革命力量。从这个时候起，俘虏中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主要是军官，而士兵则用来补充中共军队。
当战争进行到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前线人力物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各解放区普遍感到支前压力十分沉重。彭德怀反映西北军区“敌人三光政策，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转引自王政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聂荣臻也反映华北军区“在人力物力动员上都是最大的限度了”（《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认为“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因此发出指示：“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当时中共地方部队肩负着保卫解放区与参加生产的双重任务，地方部队升格为奔赴前线作战的野战军，必然要求补入新的兵源参加地方部队。“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最终都需要从俘虏这一群体上作打算。因此，1948年8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对俘虏政策再次作了调整：“除俘虏军官与士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于后方生产……其不能充任战斗兵者，亦可充任担架兵、辎重兵或分配后方机关服务，调换青壮人员补充前方。一般不能服兵役之老弱，应分配在解放区就业，参加农业生产或其它生产，以增强解放区劳动力，减少敌区的劳动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三、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的规模
到底有多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比重有多大？完全弄清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便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只知道概数，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无奈地表示：“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核实，虚数很大……到现在我们部队的确实数目还不能统计出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2月12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年-1954年）》，1958年内部版，第132页。）所以，本文也只能尽量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解读来把握上述问题的大致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之后，开始重点进攻。一个重点进攻方向是西北，另一个则是山东。因此，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较早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激烈战斗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野战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其部队成分也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实行了“即俘即补”的政策，解放战士的数量和比重迅速提升。1948年，邓小平说：“现在前方部队，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转引自何启君：《情系延安》，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二野前委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华北野战军最初也没有全力吸收俘虏入伍。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627页。）同年6月，朱德向中央报告，晋察冀军区“战士中成分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6月1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不过，随着战事的紧张进行，对兵源需求量日益增大。1948年2月，杨成武反思：“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41页。）同年3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补训兵团，专门负责训练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到1949年7月，共训练翻身农民8.36万名，解放战士6.19万名。（参见《华北军区关于补训团情况向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18页。）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已经从俘虏中吸收士兵入伍，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总体来讲，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着眼点是宣传自己、瓦解敌人，俘虏一般来说能够自由选择去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用“基本上不释放”取代自由选择去留，意味着中共的俘虏政策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扩军政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事的延续，中共越来越重视从俘虏中获得兵员补充，这使得俘虏政策的扩军性质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战士的数量不断膨胀，他们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比重也节节攀升。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越到基层，解放战士的比重越大。有些班、排甚至全部都是解放战士，区别仅在于“老解放”和“新解放”而已。解放战士的加入，充实了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他们为中共赢得全国政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者江林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