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赢得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话语权。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设防不到位，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巨大挑战，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因此，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同时，必须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决不能把改革开放作为挡箭牌，“打左灯向右转”，迷失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P15）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在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急剧而深刻变化，社会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的新形势下，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高度重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风险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对于统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P194）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鼓舞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担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最大的风险”，[4]（P156）即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污染”[4]（P45）愈来愈严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成败，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警觉。
（一）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
这些年俄罗斯、东欧、中亚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我国正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使GDP逆势而起，排名全球第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引导着世界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这是西方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者和最大的潜在敌人，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做是当年的苏联，并坚持把美中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博弈看成是“新冷战”。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自己的硬实力，打了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海湾、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四场小的战争，后两场是胜而不利。美国总结其20多年前搞垮几乎与自己比肩的苏联的经验，开始逐步转向更多地倚重自已的软实力对付中国，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渗透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推销新自由主义，进行学术理论渗透
学术理论渗透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销其所谓权威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诱骗发展中国家按照其战略意图进行所谓“改革”。在经济上主张“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宣扬“三权分立”和宪政民主；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
改革开放后西方流入中国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法学理论，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学术理论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替代了主流思想理论。一些学者和理论家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一味地顶礼膜拜，引进、阐释西方的理论，甚至去拿美国的理论套中国的情况，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演绎为市场决定一切，公开鼓吹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的人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教育界，一些学科的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逐步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冷落甚至冷嘲热讽；不少院校喜欢用西方教材甚至原版教材，基本是全套的西方话语体系，教师教学时不加批判地传授。在一些决策层，有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也明显看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
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一种奇怪现象，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些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左”或“思想僵化”，把批评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视为“时髦”或“与时俱进”；竟出现了“三笑”：讲马克思主义有人嘿嘿冷笑，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有人嘲笑，讲共产主义有人哈哈大笑。
2.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从未改变过。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向我国输出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他们不断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上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宣传人权高于主权，淡化中国主权意识观念，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性解释、诋毁性解读，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
另一方面利用其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传媒手段上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美国《混合语》杂志也曾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致力于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其通过“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宣传”界定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7]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8]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国内的确出现了少数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他们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至上，以西人的话语为话语、西人的措辞为措辞、西人的视角为视角，对本土文化进行边缘化和虚无化，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的深层弱化。
3.以信仰自由为借口进行宗教渗透
传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华渗透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身披的华丽外衣。现阶段西方的宗教渗透主要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企图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占领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干涉中国宗教事务，破坏中国的统一，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企图利用宗教分裂和颠覆中国，他们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9]
西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8种：
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传教。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都有针对中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梵蒂冈电台的汉语广播则直接传达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的指令，操纵我国天主教的地下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约有30个广播电台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他们的口号是：“用基督占领中国，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鼓吹使“中国人归主”，使中国“福音化”。[10]
二是通过国际邮政邮寄宗教经书、书刊、音像制品，或通过陆路和水路走私大宗宗教宣传品等进入中国大陆，甚至在中国内地建地下工厂私自印刷传教书籍，制造宗教活动用品。近些年，各地海关截获大宗宗教宣传品的事件经常发生，而境外的类似活动至今势头未减。
五是国内一些大学的外籍教师或外国机构人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非法传教活动，或是借外语培训之机对参加者进行传教渗透，或是利用讲学或捐资办学之机进行传道渗透。
六是利用慈善事业布道传教。如通过医疗、助学、扶贫、救灾等活动，以经济资助换取宗教影响的扩大。如美国一个基督教徒医疗队到我内地某地农村从事义诊活动，每给一个人看病，就给病人贴上一张“上帝爱你”的标签，并发一张印有《圣经》语录的名片。[10]
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教。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网上传教提供了十分快捷而又很难控制的便利条件。据统计，当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网站大约有1500多个，多数为天主教、基督教的网站。其中一些网站、网页已经成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重要渠道之一。[13]
八是以办厂为名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宗教背景的外商、港商、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建厂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境外宗教组织直接在中国大陆投资。由此带来的企业布道、传教的情况进一步突出。他们往往在企业内非法设立宗教聚会场所，传经布道。有的外商企业以安排好工种为条件，诱导中方员工信教，发展教徒。此外，他们还在内地寻求代理人为他们服务，甚至直接在我境内兴建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渗透等。
4.利用大众传媒对我国形成全方位包围网，进行“妖魔化”宣传
网络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13个互联网顶级服务器中，有10在美国；美国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让别国断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5国用户的MSN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控制互联网不仅会用于文化渗透也会对其他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互联网使用的通用语言文字都是英语英文，中国处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庞大的“写手队伍”，在境内外的中文网站和BBS（网络论坛）上大量贴文，向我境内传播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还资助我国境内的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西方还入股控股我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使之成为西方的喉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花样不断翻新。继近代中国被列强贬称为“东亚病夫”之后，国际上“丑化”中国的言论，不断变换花样。比如，苏东剧变后不怀好意的“中国崩溃论”出台；面对我国的发展，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挑战国际体系论”、“中国责任论”（或冷贬或热捧）又相继登场。这些论调交替影响，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二是歪曲热炒具体事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不断炒作具体事件，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作为“妖魔化”中国的武器，而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更成为他们惯用的武器。比如在奥运火炬传递和新疆、西藏等问题上，西方媒体以偏见和谎言混淆视听，致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了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中国。中国的解释和说明往往又引来“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论调。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借奥运迫使我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让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多次宣称，如果达赖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有进展，“达赖和中国政府方面都承认谈判的进展，那么我参加奥运开幕式的障碍将被排除”；“中国政府和达赖谈得好，我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16]等等。西方就是这样通过把特殊问题普遍化、个别观点模式化的手段，影响舆论，企图唱衰中国。这些加大了我国对外宣传中引导舆论、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成本
三是与我国境内的右翼精英勾结，利用现代传媒和出版物大肆诋毁、恶搞和亵渎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他们说岳飞、文天祥阻碍了民族融合；大肆诋毁、丑化和恶搞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杨开慧、刘胡兰、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锋、王进喜等先进模范，说刘胡兰是村里一个缺心眼的小妞，说雷锋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说董存瑞手举炸药包是让人给哄上的，说黄继光堵枪眼是根本没有的事等等。这些说明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5.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文化交流”，培养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统治集团总结搞垮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认为颠覆中国政权要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前活跃在我国境内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正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有1000个左右，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数量，总数可能多达4000－6000个。[17]在这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政治渗透背景的有数百家。如曾经在东欧剧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进入我国活动，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待遇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
西方国家尤其注重通过资金援助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西方国家每年经非政府组织流入我国的活动资金可达数亿美元。在中国活动的知名基金会主要有“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年9月，在中国资助总额即达1.28亿美元，[18]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通过资金资助，影响甚至收买了部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对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培养出了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美国民主基金会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独联体、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其在中国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甚至控制中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二）国内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风险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已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幻。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偏于极端的意见和建议，出现了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1]（P19）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主导信仰日渐淡化，拜物崇权倾向日益严重
信仰，作为一种价值导向，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信仰都可以说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标。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现在这种主导信仰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淡化。
在主导信仰日渐淡化的同时，拜物崇权的倾向日益严重。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多方面的影响，一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更加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不愿谈人生信仰，不愿为伟大理想献身，崇拜和向往的往往是权力、金钱、荣誉。他们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将社会和他人当作手段，强调追求个人快乐的目标唯一性，满足于直觉主义、感觉主义，缺乏社会责任、回避理性思考。一旦遇到现实的利益问题，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是自己的灵魂。2010年6月下旬，广东的18位亿万富豪通过网络和报纸等媒体选妻，不到一个月竟有5万多靓女报名参选，这足以说明社会对金钱的崇拜。《非诚勿扰》的女嘉宾在节目中公开表白“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今一些所谓的拜金女价值观的典型表现。
2.宗教信徒有较大幅度增长，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其次，宗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宗教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显著标志就是宗教文化热，具体表现在，一是宗教活动场所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滥建寺庙、道观及祠堂的现象；有些地方新建了大量庙宇，不仅建筑面积大，且设施齐全、装饰华丽，有些地方为发展旅游业，兴建的寺庙、佛像更是难以计数。二是各类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宗教活动的内容也相当繁杂，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诵经、烧香等佛事活动，至于佛诞、菩萨诞等重大节日则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此外，宗教书刊越来越多，表现宗教内容的文艺作品日益增加；新闻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相当可观，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日益浓厚。总之，宗教对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3.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有出现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总体上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围绕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形成了若干热点，某些老问题被重新提出，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旗号鼓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有的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突出表现为以下13个方面。
一是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的方向改。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第二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则是金融的自由化。[27]吴敬琏认为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28]
二是歪曲恩格斯思想，宣扬“放弃共产主义”。一些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要通过和平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他曾说“到20世纪下半叶欧美将进入社会主义”，今天太平洋那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一些人移民国外是投奔“社会主义”。
三是宣扬“苏马非马”，否定列宁主义。一些学者提出“要澄清苏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完全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29]
四是宣扬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偶然的，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有学者提出，中国人并不是自己主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顺道进来的，“然后中国人被动地去接受它”。[30]
五是歪曲邓小平理论，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美国那样”。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就是现代中产阶级化”。“邓小平去美国等地看了……共同富裕变成那样就是社会主义”。[31]
六是把新一届党中央的治国方略误读为“新权威主义”、“政左经右”。有学者提出，“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习近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是“新加坡模式”，是新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32]
七是宣扬共产党是全民党，也代表资本。有学者提出现在与革命时期不一样，共产党是执政党，应代表“全体公民”和有钱人。“不能把人群分成阶级，自称代表一个或几个阶级”。混淆了党性和代表性问题。[33]
八是否定中国模式，为新自由主义张目。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进步是建立在西方发展的基础上的，中国必须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改革要搞自由市场经济，政治改革要搞宪政民主。[34]
九是误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些学者提出，市场在一切场合都应该起决定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就是市场化，市场化同样使用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市场化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35]
十是否定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基础。有学者提出，从历史看是先有共产党执政再有国企，国企不是共产党执政基础。共产党是由于发展了民营企业，才提高了执政合法性；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36]
十二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叫法治，法律就是最大，必须是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有比法律更高的东西，就别说自己是“法治国家”。“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法治，怎么还有人怕它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呢？很是莫名其妙”。
十三是否定党对政法系统的领导，主张“各级法院、检察院不再设立党组，内部也不再设立机关党委或业务部门党支部等政党组织，终结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法官、检察官原来是党员的，应该冻结组织活动，终止与党的组织联系；原来不是党员的，在任法官、检察官期间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38]
这些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模糊了人们的视野，导致人们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和一些干部、群众信仰危机的加深。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现时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在这种多元化格局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泛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
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对星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他们或受传染于社会环境，或由于从众心理，或出于个人好奇，举止行为往往自觉不自觉带有宗教符号，如佩戴十字架装饰，参加圣诞节活动等等；这几乎成为一些大学生所谓追求时尚的表现。
二、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化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巨大风险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个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途径。
（一）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转型期形成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后经历代儒家的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成为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撑。“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规定了古代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特殊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对这些传统文化我们要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掀起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转型期的实际情况看，迫切需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主要因为：一是我国人口众多，需要核心价值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二是多元价值差异共存，需要核心价值来规范、引领和主导。三是价值缺失和偏离，社会需要培育、强化核心价值观和纠偏。
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能否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人心向背和国家长治久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方向和目标；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团结凝聚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1.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含义和内容
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是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价值”有两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体现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二是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
“价值观”，一是“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二是“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即对个人或别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的观点”。某一事物的价值，以及关于该事物的价值观，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能够体现事物本质属性的价值与价值观，可以称之为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的主体是人，包括个人以及集体化了的人——阶级阶层等等，人类实践的一切对象则构成价值观的客体。在阶级社会，不同的个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阶级的价值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每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因此，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奉行“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和谐。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而是否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反对把少数人的利益置于多数人利益之上，更是否认损人利己的行为。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国家集体利益至上，党员干部应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反对个人主义和见利忘义。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同样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即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和集体主义。准确理解这一点，要求我们的各种政策措施，包括价值观建设，都要为人的发展服务，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所处历史方位不同。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的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首先要实现13亿中国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必须认真解决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政治上的独立与解放，但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差距过大，仍旧是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要在中国的基本国情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确保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又要建立服务于这个核心价值的价值观念。
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述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应当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和一切组织，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针对性、规范性和约束性。如果只对部分人、部分组织起作用，不能称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任何只针对部分人的价值、章程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如学会、协会），而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必须是适合所有公民的。二是这些概念应当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不能有高有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有三个层面，每一个层面的四个词都是同一个层次，都很整齐，讲的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又深刻把握了这一层面的实质和核心。三是在对外交往中能够准确地翻译成外文而没有歧义。这一点在传播中国文化、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等方面至关重要。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三个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什么关系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理念的统一体，直接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规定性，贯穿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三个倡导”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最大公约数的表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导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7]（P28）“三个倡导”明确了国家发展目标，彰显了社会核心理念，确立了公民基本遵循，符合党和国家一贯倡导的思想、理念、精神，涵盖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能好，这一层面的价值目标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富强即民富国强，是国家强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这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狭义讲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广义讲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它不是整齐划一、均等，而是有规则的统一；现阶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状态。这里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和界限的。自由既是个人对自觉、自愿、自主的意志与行为的向往和追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尊重自由、追求自由、保护自由，让个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完善的现实诉求。
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现在我们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实现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就业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体现了平等。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社会有四大公正保障体系：一是行政公正，就是政府机关和一切具备承担行政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应当提供公正。二是舆论公正，报纸、刊物、电视、广播及新兴传媒，都应当提供公正的舆论；尤其是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对一些矛盾纠纷的评价，应当给予公正的报道和评价。三是仲裁公正，是比舆论公正要强、但比司法公正要弱的一种公正，专门由仲裁机构来提供。四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最后和最高的公正，是纠正一切不公正行为的最高裁判。公正的依据，一是道德，二是惯例，三是法律。一个社会具备了公正，这个社会从投资来讲就是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从生存来讲就是好的生存环境，从成才来讲就是好的成长环境。
法治就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法治首先是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一切权力都应该在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框架下运行。因此，法治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对于公民来说就是知法守法，这几个方面要结合起来。其中，尤其要注意程序合法，这是任何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包含了对国家、对职业、对事情、对他人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只有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积极培育、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使核心价值观被普遍认同接受，被普遍追求实践，普遍体现在个人言行和人际关系上，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风尚。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当前，我国处在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用65年走过了西方百余年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时空高度压缩，弯道超车，西方百余年间发生的问题也集中出现，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这些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代表着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交锋激烈，竞相争夺话语权、主导权和合法性，并试图影响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只有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批判和抵制腐朽文化，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下多种社会思潮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巩固我国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现阶段，各种思想观念非常活跃，其中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但也有少数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思想混杂其中，它们妄图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动摇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才能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
一要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统一思想，必然天下大乱，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没有是非标准，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核心的一点就是戈尔巴乔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而瓦解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
二要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思想观念多样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本原则，在尊重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现实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在包容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现实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2.坚定道路自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凝聚民族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这一共同理想信念，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和令人信服的必然性，是有效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结果。
（1）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提高，全体社会成员都过着幸福美满生活的一种美好社会状态。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离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理想和期待还有很大差距。有的人因为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差距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丧失了信仰。
我们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不少人十年间财富已经翻了一番。只要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目标。我们和国情相近的印度比就可以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印度1947年独立，我们1949年建立新中国。当时印度人均GDP57美元，我们人均只有27美元，印度是我们的两倍。到201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9万多亿美元，印度不到2万亿美元，不足我国的1/4；人均GDP我国达到6300美元，印度不到2000美元，不足我国的1/3。
（2）正确看待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坚定理想信念。我们承认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要认识到这种差距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我们承认这种差距，但我们也在努力缩小它，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存在这种差距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用6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百余年走过的路。既要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腐朽落后的一面，要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美国具有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固有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美国正在失去发展的活力。目前美国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却有1/6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1/7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必然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不满和社会对抗。[48]
二是社会关系的异化，产生了一系列家庭、伦理问题，人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美国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说，“近来的统计显示：大约1400万美国人在使用违禁药品，其中有1000万人使用大麻，超过600万人使用过兴奋类药物”。[49]（P424）美国现在有1/3的婴儿是非法出生的，婚姻平均只能维持7.2年，弗罗里达州1/2的婚姻会以离婚告终。此外同性恋、非婚同居在美国成为时尚。这些在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是无法解决的。
3.学习宣传党史国史，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新风正气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牺牲了上千万优秀儿女，许多人连姓名都没留下。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爱国主义。有的人试图妖魔化毛泽东和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醒。自觉做到三个决不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决不能动摇。
一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事关党、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偌大中国的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都小，可到了197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对GDP的占比增加了30%。这个工业化的速度，比产业革命时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都快。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也从东亚病夫时代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50]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其历史功绩铭记史册、不容磨灭。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
二要大力宣传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的事迹，抑恶扬善，弘扬正气。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了大批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和模范人物。他们代表了历史进步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应该大力宣传，决不能恶搞；一些人亵渎英烈的行为绝不能允许，一个民族忘记了为其献身的英烈就是没有良心。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应该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要反映好人民心声”。“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51]可近年来，在一些人眼中文艺不叫文艺，叫什么“娱乐圈”，一些作品不是表现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人民由历史主人变成了历史配角；一些电影大片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更有一些作品格调低下、无病呻吟，充满了铜臭气；不是歌颂伟大时代和先进人物，而是对时代精神充满嘲讽和挖苦。
4.强化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渗透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的各个要素之中，细化为各行各业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1）教育引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大众化，努力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电台、报纸、刊物、书籍，宣传栏、墙报；小说、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曲艺节目以及各种数字化新媒体，都应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核心价值观。同时，要区分层次、突出重点。
党员干部的言行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学校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建设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要把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之中，体现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界知名人士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对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践行核心价值观贡献智慧和力量。
（2）强化机制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一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治理的各个层面、各项治理的具体实践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把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政策、制度，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利益导向和体制机制。各级各类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二是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核心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
三是要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联动机制。要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个行业、社会各方面要结合各自职能，把核心价值观建设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制订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
（3）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再好的价值观只能是空中楼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落实上下功夫。
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充分发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各行业还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符合行业特点和需要的核心价值观。如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司法界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廉洁、为民”；公安部门提出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奉献”等。总之，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搭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形成有利于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我国当前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国各行业、阶层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53]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重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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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刘昀献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项目批号：11&ZD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昀献（1956-），河南汝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研究基地专家、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