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个慢变量。活在当下，你很难感受到人口的变化，但当跳脱出来，你会发现人口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
追溯到千年前，中国古代的人口增长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总的来说一直在保持波动增长，且增长速度在加快。古代史籍尽管留下了许多关于人口的记载，但与现代人口普查标准还是有一定差距。根据历史学家对于各朝代人口情况的复原，先秦的人口峰值出现在战国时期，比较低的估计是2600万，比较高的估计在4000~4500万之间。两汉时期的人口峰值在6000万以上。但是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到三国初期的混战，使人口在几十年里从6000万下降到3000万左右。之后人口又开始上升，到唐朝的人口峰值估计在6000万~9000万。宋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人口首次突破1亿。但是元代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又损失了接近5000万的人口，直到明代中后期，人口才超越了之前的峰值，估计在1.5亿左右。清代人口持续增长，乾隆年间突破2亿、3亿、道光年间突破4亿，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可能已经达到4.3亿。民国到新中国建立期间，由于战乱频发，人口增速缓慢下来，到1949年建国时统计数据为5.4亿。
图表1：明清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
图表2：中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未改变，但关键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1960年，中国人口6.6亿。政策转变初现端倪，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
1970年，中国人口8.3亿。关键词是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80年，中国人口9.87亿。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1990年，中国人口11.4亿。独生子女成为一种主流。
2000年，中国人口12.7亿。千禧一代，民工进城。
2010年，中国人口13.4亿。单独二胎，全面二胎。
2019年，中国人口14亿。鼓励生育，生育基金，二胎低于预期。
所有模糊的信号都反应了一个明确的趋势：长达数千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即将终结，人口下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即将成为历史。慢变量不容易被感知，但却容易做预测，人口也是如此。虽然精确的预测人口很难，但粗略判断人口的趋势只需要我们回归最简单的逻辑：人口增长=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中国2018年的出生人口是1523万，死亡人口993万人，所以我们的人口还在增长。但如果未来出生人口下降到死亡人口之下，人口增长的趋势就会逆转，使总人口开始负增长。而从目前的人口结构和趋势来看，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快到来。
图表3：出生人数重新回落，死亡人口有所上升
图表4：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滑
死亡人口预测：短期保持稳中有升，长期上升速度加快
死亡人口是出水口，出水的速度近十年来在加快。建国后，在战后和平、城市农村基础卫生保健得到很大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死亡率下降的很快。从1952年的17‰，迅速下降到1970年7.6‰，此后长期保持7‰以下，在2003年达到最低点6.4‰。从2004年开始死亡率小幅回升，至2018年回升到7.1‰左右，这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有一定关系。死亡人口的变动趋势可以从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两方面来看。
1.自然死亡：基数增加，长期自然死亡人数加速上升
图表5：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
2.非自然死亡：短期基本稳定，长期小幅上升
非自然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天灾人祸造成的各种意外虽然没有官方的各项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达到预期寿命的死亡人口均为非自然死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70岁以前死亡的人口（2000年平均预期寿命71岁）近380万，第六次人口普查中，75岁以前死亡的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75岁）大概在410万左右，因此可以预计非自然死亡人口长期看会有缓慢的增长。总的来说，短期死亡人口仍将比较稳定，会有小幅的上升，长期随着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预期寿命延长速度和死亡率下降速度放缓，使死亡人口上升加快。
出生人口预测：短期持续下行，长期下滑速度加快
出生人口是进水口，随着二胎政策影响的消退，预计进水的速度还会继续下滑。2018年出生人口虽然没有如预期一样跌破1500万，但也已经创下建国以来除特殊困难时期以外的新低。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甚至低于双独二胎政策放宽之前的低点11.90‰。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5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了0.61%。
1.育龄人口下降：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基数持续萎缩
育龄妇女数量见顶回落使可生育人数持续减少，是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最重要的原因。从统计口径来看，15~49岁育龄妇女人口规模于2011年达到3.8亿的高峰，然后开始下滑，2017年下降到3.5亿。从实际生育情况来看，20~34岁女性生育率最高，可视为主力育龄阶段。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5年左右达到1.74亿的峰值，到2017年下降到1.6亿。按中方案预测，到2030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下降到1.1亿。到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继续下降到1亿。届时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幅将超过35%。
图表6：育龄女性人口数量见顶回落
2.收入水平提高：养儿防老需求下降，生育机会成本上升
在农业文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养儿防老成为农民的唯一依靠，人丁兴旺的家族也会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抵御风险，因此人们倾向于多生育。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度养老成为主流。截止201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42亿人，覆盖范围较上年同期9.15亿人进一步扩大，距离全民参保计划目标更进一步，通过多生育抵御养老风险的需求在下降。因此人们会重新考虑生育决策的收益和成本，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便倾向于少生或不生育。
3.养育成本上升：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活成本逐渐攀升
养育成本也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包括怀孕、分娩费用的增加，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的攀升。我国的住院分娩率不断提高，从1996年的58.7%上升至2015年的99.7%，农村快于城市，城乡差距逐年缩小。现在几乎所有产妇都会选择医院分娩，同时也更加注重产后恢复的问题，会增加在怀孕、分娩过程中的花费。生活成本的提高也会挤压生育行为，少生优生往往成为最优决策。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很多家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养育孩子，更多父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往往会选择集中资金和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
一是房价快速攀升，居民负债率提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显著特征是涨多跌少，从2008年至今十年间全国平均房价累计涨幅超过60%，一线城市房价普遍涨了4-5倍。房贷也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从2006年到2019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2.3万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房贷收入比从17%上升到47%。，在房贷压力下，结婚购房和抚养孩子的成本迅速提升。
图表7：房贷收入比不断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大
二是教育成本攀升，抚育压力增大。公立幼儿园数量减少，私立幼儿园学费很贵。从2001年起，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导致公立幼儿园数量从1997年的18.2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4.8万所。虽然2010年出台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使公办园数量在2017年回升至9.5万所，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始终处于下降趋势，从95%一路下降到47%。许多家庭不得不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一年学费往往上万甚至是十几万不等。高昂的学前费用使许多年轻家庭望而却步。
图表8：公立幼儿园入园人数占比始终处于下降趋势
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看病难，看病贵。由于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大、人口老龄化等原因，居民患病率逐年上升，病症也越来越复杂。从2000年到2017年，总诊疗人次从21.23亿上升到81.8亿，涨幅近4倍，住院人数从1.33亿上升到2.45亿，涨幅84%。医院就诊费用也在逐年上升，2017年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257元，人均住院费用8891元，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2005年的600元上升到2017年的1777元，是消费类各项支出中增长幅度最快的。
图表9：总诊疗人次和医疗保健支出都在快速上升
四是家庭小型化加剧抚养负担。平均家庭户规模从上世纪80年代的4.41下降到2017年的3.03，独生子女一代面临着“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家庭抚养负担的加重，会使生育二孩的意愿显著下降。
4、婚姻模式变化：婚育年龄推迟，单身、离婚、丁克普遍
图表10：登记结婚的人群中24岁以下占比迅速下降
单身主义开始流行，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粗结婚率（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于2013年见顶回落，从9.9‰下降到2017年的7.7‰。粗离婚率（每1000人中离婚的数目）却在不断攀升，从2000年不到1‰，上升到2017年的3.2‰。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加，粗略统计2018年全国约有60万户丁克家庭，北京家庭占10%，上海家庭占13%，深圳家庭占12%。
图表11：结婚率于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不断攀升
未来人口判断：2027年被印度赶超，2031年达到峰值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育龄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水平从199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5，到2050年预计将下降到2.2。总和生育率高于2.1世代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撒哈拉地区（4.6）、大洋洲不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4）、北非和西亚（2.9）、中亚和南非（2.4）。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联合国数据显示，从1950年至今中国总和生育率从6.11下降到1.69（期间最低值1.61），同期美国从3.31下降到1.78，英国从2.18下降到1.75，加拿大从3.65下降到1.53，日本从2.96下降到1.37，印度从5.90下降到2.24，均不及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2015年以来由于二胎政策的放开，中国总和生育率回升比预期稍快，目前已经高于高收入国家1.67的平均水平。但仍低于美国（1.78）、英国（1.75）、澳大利亚（1.83）、法国（1.85）、新西兰（1.90）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1.74）、俄罗斯（1.82）、印度（2.24）、南非（2.5）。更低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2.06）、菲律宾（2.58）、尼日利亚（5.42）等等。
图表12：世界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及预测
部分国家为了保持生育率稳定，不得不依靠移民。在美国，生育政策交给各州决定，不尽相同，但移民政策始终是美国人口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拉美裔，能够达到2.1左右，其次是非洲裔，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白人总和生育率在1.7左右，不及美国总体水平，亚裔生育率会更低一些。新加坡在21世纪初也面临生育成本上升和女性职业家庭难以兼顾的问题，为此颁布了鼓励婚姻和生育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帮助单身人士寻找伴侣、育儿优先配屋计划、育儿现金奖励、完善产假制度等等。但是同样没有挽回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35，到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1.21，已经是全球倒数第二。政府在公开报告中指出，如果不引进新移民的话，很可能面临人口急速老龄化、劳动人口缩减等一系列问题。
图表13：联合国预计总人口约在十年后出现负增长
图表14：预测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口
图表15：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将从19%下降到9%
人口水位的下降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减弱，人口红利进入后半期，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例如倒逼创新发展，推动医疗保健事业进步，发展单身经济与婚恋行业等等。面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社会福利保障，另一方面要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使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在新的层面实现动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