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福利机构，能够解决父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
目前，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这给家长特别是母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又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应付开支。这样的矛盾，增加了育龄家庭的生育焦虑。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整体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来自政府的高度重视，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三方面的任务举措：一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落实产假政策；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但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的漫长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暂时性巨大的缺口。根据教育部2020年“学前教育分年龄幼儿数(总计)”公告统计的教育机构数据，所有3岁（不含）以下幼儿入园人数加总在园人数为79.6万人。
表1：2020年全国3岁以下幼儿在园/班数（按办学机构）
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按照这一数字换算，入托人数还不到231万，供给缺口非常巨大。
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是2.03个，即200多万个托位数；而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到2025年，希望实现平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万个左右，两者还有400万个左右托位的差距。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不同城市的托位数差距较大。如山东济南，已有769所托育机构，提供托位3.6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3.91个，位居全国前列；根据浙江省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10月底，全省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959家，总托位数15.95万个，每千人拥有托位数约2.47个。
但还有很多城市低于目前的平均托位数。2021年7月，根据山东青岛当地媒体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青岛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438个，可提供托位14208个，每千人托位数仅1.41个。2021年7月，根据郑州市政务公开的信息，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0家，共设托位数17120个。按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郑州的千人托育位仅为1.36个。
1.2学前教育的经济投入
表2:0-5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上述发生在学前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大部分需要由家庭自行承担，显然会加剧工薪家庭的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所以如果要提升生育意愿，就需要政府提高在该领域的经济投入，帮助分担对于0-5岁幼儿的经济投入。
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平均花费在0-5岁（即6岁以下）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平均为0.7%，其中冰岛、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占比最高，超过1%，以上数据均明显高于中国。一些OECD国家，花费在0-2岁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的0.5%及以上，例如，2017年的数据显示，政府用于0-2岁小孩的财政开支占GDP比例，法国和挪威均为0.6%，而生育率较高的瑞典，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
图1:部分国家花费在0-5岁幼儿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2017年OECD数据
1.3幼儿园入学率和未来入园人数预测
图2:2015-2021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和在园幼儿数
中国目前在学前教育阶段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缺口，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进一步演变到供给过量。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今后2-3年内跌破一千万。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3-5岁儿童的人口数量也对应下降，下图中橙色的折线展示了2019年到2029年出生的儿童数量，即未来十年幼儿园入园人数的预测，可以看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因此，幼儿园现有的供给可以基本满足未来入园儿童的需求，甚至可能出现过剩的现象。托儿所的严重短缺和幼儿园的相对饱和，反映出现有幼托服务体系的结构失衡。
图3:未来十年中国幼儿园入园人数预测
1.4入托率国际比较
相比中国不到6%的幼儿入托率，荷兰、法国、挪威等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均超过50%，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与这些数据相比，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足见幼托服务的严重不足。
图4:部分国家0-2岁婴幼儿入托率（%）
1.5托幼服务和生育率的关系
如果社会能够提供高质且廉价的幼托服务，则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不必被长期束缚在幼儿身边，从而得以延续之前对于个人事业的追求。而当生育对于职场生涯的阻碍被明显消减之后，自然会打消年轻父母对于生育更多子女的顾虑，从而带动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提升。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所提供的幼托服务严重不足，就需要家庭自行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现实中为此付出牺牲的往往是女性，导致生育和婴幼儿照护对女性就业和经济收入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现象被视为一种“母职惩罚”。显而易见，劳动参与的减少和职业生涯的中断，对女性长远的工资水平、职位晋升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发展托幼服务，帮助女性看护3岁以下婴幼儿，不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所以幼托服务更充分的国家，往往也是生育意愿比较高的国家。放眼世界，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两个国家。完善的托幼服务，则是这两个国家维持较高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5:部分国家0-2岁入托率和生育率的关系
2、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
2.1基础数据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2万所，招生3488.02万人，在校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4%。
2021全国小学招生1782.58万人，在校生1.08亿人，毕业生1718.0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6%。从2000至2021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最多的年份是2002年，达到1952.8万人；最少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1637.8万人。
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1705.44万人，在校生5018.44万人，毕业生1587.15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5%。从2000至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达到2295.57万，最少的是2015年，只有1411万。
图6:2015-2021年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和巩固率
2.2经济投入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5.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0.91%。具体到各个阶段，其中2020年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为4203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04亿元；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为24295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515亿元；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为8428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698亿元；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13999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535亿元。
按此计算，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投入共32723亿，如果按照80.91%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则是26505亿元；GDP总额是101万亿元，因此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如果与OECD国家对应指标进行比较，会发现该比例处于中下水平，落后于挪威、以色列、比利时等占比超过4%的国家。
下图展示了不同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的数字是根据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GDP计算得出，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OECD数据库。
图7:部分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比例
2.3小学入学率和未来入学人数预测
根据教育部数据，下图展示了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量和净入学率的变化，2020年有1亿左右的小学在校生，年净入学率稳定在99.9%以上。
图8: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和净入学率
结合育娲人口研究对未来出生人口的预测，下图展示了未来十年小学入学人数的预测数据，即2016年到2026年出生的儿童，从需求角度可以看出，未来十年小学的入学人数呈现快速下降的状态。
图9:未来十年小学入学人数预测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programmeforinternationalstudentassessment，简称PISA）是由OECD发起的教育评估监测项目，主要面向全世界15周岁的学生，自2000年起每3年举办一次，测试主要是考察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PISA参与成员主要是OECD成员国，也吸收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加，每三年进行一次，根据测评年份命名。经过近20年的发展，PISA参与国家和地区由2000年的43个扩大到2018年的79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日本、韩国、泰国等部分亚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部分南美洲国家等），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基础教育第三方评价项目。
为跟踪、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以国际视角看待中国教育，学习、借鉴先进教育评估手段，2018年教育部组织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一个整体参加PISA2018。经OECD统一抽样，中国四省市361所学校的12058名学生代表四省市在校生参加了测试，361名学校负责人和17634名教师完成了在线问卷调查，学校参与率为100%，学生参与率为99%，教师问卷调查参与率为98%，所有测试数据均由OECD审核、发布。
2019年12月OECD公布了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测试结果。在共有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约60万学生参与的测试中，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参测国家和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下图展示了3项科目平均分排名前30的国家及其分数情况。
图10:2018年PISA测试平均成绩排名前三十国家/地区
3、高中教育和考试制度
3.1基础数据
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4163.0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5万人，占比59.92%；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663.4万人，比上年增加86.9万人，增长5.5%，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0%。根据“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间的教育公报数据，下图展示了近5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到，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还不到60%，基本保持了普高和职高动态相当的水平。
近年来，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把职业教育又一次提到了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中考就要进行“普职分流”，而且是按照1：1的比例，那么会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被分流，基本上与高中无缘。这让原本就压力很大的家长，多了另一层的焦虑，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话，很可能就要去职业高中，与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渐行渐远。
图13:2016-2020年中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持续变化，2011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3万人，2014年至2017年四年间高考人数稳定在940万人左右。2019年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31万人，此后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上涨。有人会说，那么大学生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指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则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3.8%，刚刚进入普及化阶段。而且这一数字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同样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进行比较，相对于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落后差距则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近年来已经出现显著提高，但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图14: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3.2独特的考试制度
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独特的考试制度，承受着巨大的考试压力。中国的高中生，在高中教育阶段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学习取得较高的高考分数，进而得以进入心仪的大学。因此在分析高中教育的问题时，“高考指挥棒”必定是重中之重。
中国国内的高考，只看总分作为统一录取标准，这种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的。中国高考过去普遍运用“3+X”的模式进行考核，必修课为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另外选修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进行考试、分档等。近年来，很多省份在尝试新高考改革，即“3+1+2”模式。具体是指，“3”即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1”和“2”为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1”是从物理或历史科目中选择1门；“2”是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择2门。当然，所有科目满分仍为750分。大多数大学在高考结束后，将根据考生成绩，在国家和各省教育招生机构的统一部署下，安排招生和录取，即“统考+统招”。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高考制度往往具有更多的灵活度，不同大学不同专业会有更灵活和广泛的录取要求。除了参考统考成绩，部分会规定平时成绩的占比，会突出专业方面的成就，或者更高阶的大学水平课程的成绩。总之,依然要根据综合申请材料进行判定，而不是只看文理分科的总分。
以日本为例，“共通考试”由6个教科（国语、历史地理、公民、数学、理科、外国语）的30个科目组成。考生们根据目标大学的要求选择报考科目。即使是文理分科，但是很多国立大学对学生的共通考试，依然要求文科、理科内容都要考，拿到统考的成绩以后，再到目标学校去参加相应学科的第二次考试，此时的考试才更侧重文理或者专业的不同。
俄罗斯的高考科目通常是“2+X”，包括俄语、数学、外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新增汉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社会知识、信息学。考生平均考3-4门科目，不打算继续深造的高中生只需参加俄语和数学考试。希望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还需要增加外语以及与所报考专业有关的科目考试，高校凭借统考成绩录取考生。
德国各州会分别安排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为了方便在全国进行比较，不同的考试卷会根据一致的记分方式折合成可比较的分数，但是各个大学和专业对相应分数的要求也各有不同。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全国统考，各州会分别安排招生录取，但基本将高中毕业考试的分数转化为可比的ATAR分值，表达该生成绩在所有人中的名次。不同的州可以各自确定平时成绩和最终学校考试成绩的比例，以判断是否录取。
在比利时，高中毕业的学生基本都可以上大学，但是实行宽进严出的原则，在大学里通过考试等不同方法会做进一步的淘汰。瑞典、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相对统一的考试，学生也是根据大学的不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不过对于美国学生来说，SAT等标准化考试也是大多数学校的基本要求。
本文梳理的大学入学统考，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性大学，未将职业院校的细节考虑进来。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国家，即使有统一的考试，各个大学、院系在招生上都有一定的灵活度，除了看统考分数、高中成绩外，还有一些会根据面试情况来判断。所以我们列出的录取方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情况，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往往情况也各不相同。
3.3高中学习
考试制度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中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方面的差异。
2008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曾联合日本、韩国、美国等研究所开展了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的比较研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象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1-3年级的在校生。中国被试1506人，取自北京、黑龙江、陕西、湖北、浙江的20所中学，日本是来自青森等10个县的1210名高中生，韩国是来自六个道的1143名高中生，美国是来自十一个州的1003名学生。
报告显示，从购买校服到大学学费，各国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费用上花费都不少。全球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阶段）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大陆教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养育压力几乎是最重之一。
调查对象中，几乎三分之二（63%）的父母为孩子在补课机构交过学费。中国大陆93%的父母给孩子报过辅导班，这一比例位于第一。比例同样很高的还有印度尼西亚(91%)、中国香港(88%)和埃及（88%）。
图16:为孩子在辅导机构支付过学费的家长比例（国家/地区）
4、启示
4.1大力兴建托儿所
中国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如果找不到托儿所，养育幼儿的负担将主要落到年轻父母的身上，或者牵连其上一辈老人无奈地参与其中，又或是被迫承受愈加高昂的保姆费用。目前政府方面已出台包括《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如果希望真正改变上述局面，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设定更多的量化标准。建议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4.2取消中考
中考的评价过早，容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农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过早分层不利于这些晚熟群体充分发挥潜力。有些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兴趣和经历放在学习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尤其是男生成熟得更晚些，可能一时沉迷游戏，但是后来却有可能赶上来。还有弱势群体的孩子更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富裕家庭会把更多的资源来刷题或者提前学习。或许弱势群体的孩子天分和后劲并不差，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起跑慢了，被过早的分流了。
有人说，需要中考分流是因为有很多学生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但是有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应该通过以后的资格考试来鉴别，而不是在中学阶段强行分离。欧亚发达国家中就读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一半。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就读高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学生就读大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有大学文凭。中国中学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几次全球的PISA测评时，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学生的水平。这个测试的结果并不令人奇怪，中国中考数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大学录取考试SAT的数学考题。中国的中学生转校到美国的中学以后，理科学习成绩的排名往往要远远好于在中国学校的排名。所以自然状态下，中国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够有资格进入大学，而不是现在的百分之五十。
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
4.3缩短中小学学制
4.4教育改革和贫富差距
要想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消除教育不平等应当是重要举措之一。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教育不平等主要是城乡差距。乡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源流失和留守儿童问题。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平时缺少父母的陪伴，可能对成长不利。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有城市户籍制度和高房价的问题造成的。我们将在有关中国房地产和人口中分析中国的城市化策略，简言之，应该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家立业。
总的来说，大城市可以给所有在职工作者的孩子提供充足的学位。总的来说，小学，中学和大学未来都是供大于求的。原因是从2017年开始新出生人口开始迅速下降，估计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2017年的60%。以现有的教育设施而言，即使未来所有的适龄人口都100%的上小学、中学和大学，仍然供大于求。所以完全有能力不设任何户籍限制，让所有孩子都可以随父母的工作地点就近入学，这有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中西部乡镇的中学甚至小学都面临生源不够和关闭的风险。中国的城市化将继续进行，未来可能绝大部分的中学生将在包括县城的城市就学，相当一部分的小学生也将在县城就学。生源不足的乡镇小学将继续靠大量的政府补贴来维持下去。缩短中小学学制，有利于这些地方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
另外一个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办法，是避免过早分层。农村的孩子由于家长没有能力和精力进行辅导，可能起步比较慢，但是不代表没有后劲。所以要尽量把分层筛选延后，例如本章建议的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普及大学教育等建议，都将有助于让勤奋和聪明的农村孩子发挥出后劲，不至于过早被筛掉。
总结：
参考文献
[1]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
[2]教育部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
[3]OECDfamilydatabase:
[4]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