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不应该主导产业发展、市场经济背景下“有形手”和“无形手”关系如何平衡？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就针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双方围绕政府是否应该施行产业政策等问题各抒己见。
此次公开辩论，两人的观点并无多少新意，林毅夫主张“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形成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赶超；而张维迎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两人和而不同的背后是不同经济学派的主张。
笔者认为，现实经济活动并不像经济学派那样泾渭分明，往往是多种经济学派的混合体，产业政策当然不是一废了之，在实践中应将林毅夫、张维迎所说产业政策的利弊进行扬弃，尤其是将“政府直接干预型”转向“强化市场型”，让“有为”政府借力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从而实现中国产业的健康持续增长。
产业政策无论从理论基础和实践来看，都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像张维迎说的那样，是一场“豪赌”，都是失败而无成功的例子，必除之后快。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产业政策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产业政策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工业化较早的英法等西欧国家，还是后进的德国、美国，产业政策都在这些国家经济腾飞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之为“东亚奇迹”，也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时至今日，产业政策并不是消失了。即便是在奉行高度自由经济的美国，经济领域仍然有大量的产业政策。近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产业政策，以保持产业领先地位。今年7月，美国政府首次以白宫的名义发布了最新的电动汽车产业政策。今天的日本、德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是俯拾即是。
当然，张维迎所列举产业政策的种种弊病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政府是否有能力挑选出最应该发展的产业；政府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问题；以及寻租腐败问题”等，都正中我国产业政策的弊病。例如在汽车、钢铁等重要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限制了民营经济参与竞争，对全行业效率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过于使用财政补贴、税收优化、低价供地等手段，导致了部分新兴产业过度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等。
实际上，产业政策可以分成“政府干预”和“强化市场机制”两种选择模式，并由此分成“强化市场型产业政策”和“政府直接干预型”两种不同的类型。甚至可以说，张维迎更多是质疑“政府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而非“强化市场型产业政策”。
日本被誉为产业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但实际上，日本产业的发展虽然处于政府的压力之下，但基本上是遵循市场机制才得以发展的。产业政策只是从侧面支援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对于实施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美国更是“强化市场型产业政策”的典范。美国产业政策都是通过立法，以财政、税收、信贷为间接工具来调控经济，且独立于产业政策，更多是作为市场缺陷的一种补救性措施。同时，美国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围绕技术研发而进行的。
我国产业政策由于直接干预市场、替代市场与限制竞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直接干预无效论”的情况。但是，我国产业政策并不是简单的“废除”，而是从干预市场和限制竞争的“政府直接干预型”，转向“强化市场型”，例如放宽微观管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康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这才是这次公开辩论赛的真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