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年来共享经济的概念变得越来越火，虽然现实中的许多模式引发了争议和讨论，但还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所体现，这反映了政府对引导新经济模式发展的决心。
一、宏观微观的双向历史认知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共享经济发展中的过渡模式，现实中的共享单车、网络约车、共享酒店等，都出现了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服务安全性与门槛尚需提升、消费者权益与信息保护问题、资本主导引致的无序扩张、与传统产业的冲突频现等。但是，新型经济模式的根本生命力，在于其对产业分工、就业、发展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也是进一步优化共享经济发展的着眼点。
从根本上看，由于缺乏有效约束与引导，当前资本主导下的共享经济模式，逐渐有演化为“新型中介模式”的趋势，而如何回归新经济的生命力，还要把握平台经济的内在特质。换言之，共享模式的出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无法普遍以“人人”的形式进行交易，同样也离不开某种“平台”的保障，但是我们可以致力于避免这种“平台”，成为新型的“垄断者”。
在实践中，共享经济也延续了平台企业的特征，即实现某种程度或类型的网络外部性。平台企业通过一系列策略规则的设定，同时可向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买卖双方，都提供进一步的服务支持，从而使得双方在该平台上能够达成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平台”描述的是一种现实或者虚拟的空间，该空间能够促使或保障多方客户顺畅地完成交易活动。当然，如果平台企业缺乏有效的制度与规则约束，也可能在平台运行中出现损害消费者或商户的行为。
二、探索“共享型”平台经济的原则和目标
现有的共享经济模式，许多主导者的平台特征逐渐弱化，难以做到平等保障多方参与主体的利益。由此，一是共享经济需要重新彰显平台经济内在特质；二是需要在制度引导下，不断推动模式创新，走向新型的“共享型”平台经济。
首先，所谓“共享型平台经济”，应把握几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生态性。生态体系，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其中各类参与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生态体系的概念经常被拿来使用，指的是某种能够实现“各方共赢”的格局，而非排斥的、恶性的、你死我活的市场状况。具体到平台模式中，则是应能有效支撑新商业生态的发展，各类企业在平台中频繁互动、充分有序竞争、推动创新持续涌现。
二是开放性。按照平台经济的理论基础，参与平台模式的主体越多，能够产生的正外部性就越大，最后各方获益就越多。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经济模式，依托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与生产要素，可以逐渐改变集中式、封闭式的大企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不同主体能够在开放条件下探索全新的交易条件与场景。
一是带来新的资源配置模式。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配置则是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加以比较，做出的分配选择。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时代，资源配置一直就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市场难点。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原有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采集、处理、交换都受到深远影响，社会组织结合也日新月异，众多领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共享型平台经济应该实现的目标，就是改变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不仅能够提升剩余资源的再分配效率，而且能够抑制资源价格的膨胀。
三是迎来新的产业发展模式。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市场运行存在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价格搜寻成本、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等。而企业的存在之所以能够替代市场，就在于企业能够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可以看到，信息化冲击可能会打破原有的企业边界，使得企业内部组织架构逐渐“外包化”，进而改变整个产业与分工结构。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与企业扩张，不一定是无法改变的趋势，同时小而美、智能便捷、生态友好的分工模式，逐渐成为市场主流。由此，共享型平台经济不能只是“破坏”原有分工模式，而且要创新更加有效的产业发展模式。
四是创造新的消费与就业模式。目前，对于各国来说，人口老龄化、就业压力一直困扰着现代化进程。伴随产业结构的快速迭代，一些传统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弱化，而许多新兴产业则越来越远离劳动密集型特征。在此背景下，共享型平台经济就被赋予了增加就业的更多职责。通过在全新的交易场景中拓展就业，增加个人收入，也能够间接增加居民消费，最终改善社会福利水平。
五是共享型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制度规则的新探索。新经济之所以被称为“新”，就是与其之前的模式存在差异，也难以简单适用原有经济领域的制度规则。在许多共享经济模式中，都有可能触及制度模糊地带，或者与传统产业出现摩擦和冲突，也可能被资本与投机者所利用，反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相应的制度规则完善，大概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在法律法规层面，要适应共享型平台经济模式的特点，完善和优化原有规则，并且研究和制定新的规则，从而为共享型平台经济的发展确定底线原则和各方利益的基本保障。二是在平台层面，逐渐通过市场磨合、行业自律等，形成有效的市场游戏规则，努力实现各方共赢，而非恶性竞争。三是进行充分的政策讨论与论证，明确新模式下平台的责任边界，既避免政府公共责任与平台责任的混淆，也防止平台刻意扭曲游戏规则，损害弱势参与者的利益。四是将真正的共享型平台经济模式与打着“平台”旗号的、传统中介模式的升级有效地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