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2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
3社会营销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体措施
3.2有针对性的宣传有时候，心理服务的潜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服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还可能拒绝帮助，这使得心理健康服务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社会营销理念下的宣传不仅包括告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存在以及获得途径，更应该告诉学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务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基于现状和需求调查结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据亚群体的特点制定宣传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询服务的宣传而言，有些学生并不了解咨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心理障碍，这时要重点宣传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判别，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学生对咨询有基本了解，但因为对咨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选择不求助，这时强调咨询的专业性和咨询效果是宣传的重点。有些学生本身已经有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对这样的学生可以通过建构积极的求助网络，强调平等人文的咨询关系，尝试提高他们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们对咨询风险的预期，来促进专业求助行为。
贫穷是他人定义的如何定义
在这届年会上，肖庆平先生和冯引如博士向大会提交了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国犯罪学研究三十年的变化和发展》，通过考察中国大陆主要犯罪学刊物以及法学、社会学刊物近三十年刊载的犯罪学论文的论题、
在年会上，冯引如博士受邀主持了以“亚洲犯罪学的未来II”为主题的分会场讨论。
主持项目。曾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科协重大调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两项)、教育部专项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基金项目、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合作项目、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二十余项。
学术交流。2006年11月于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年会；2008年获“中国心理学会荆其诚基金”奖励和资助，赴德国柏林参加第29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担任人力资源实践分会场主席并宣读论文；2008年7月赴法国巴黎参加中法青年心理学家国际交流活动。
社会服务。先后为湖北省妇联、武汉团市委、深圳城管局、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建筑设计院、凯迪集团、红桃K集团、武汉科技学院、三峡商报社等数十家企事业单位从事过员工测评、培训、讲座及管理咨询。
在世界各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与国际体育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既可以为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对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1.1.2成呆输出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a·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loy、klau、hiaus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issabulletin)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南民族大学的总体部署，全面推进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实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总目标，我校社会学教研室组织专家完成了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现将成果与经验总结如下。
一、大类培养，夯实基础
大类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考虑到我校拥有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为了使学生夯实专业基础，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提高毕业后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采取了大类统一招生、低年级统一培养、高年级专业分流的做法，新生进校后按社会学大类培养，专业选择在第二学年由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兴趣、知识结构和能力特长自主确定。在专业分流的过程中，学生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期望和能力特长填报专业方向，学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学生的个人志愿。
根据《中南民族大学关于制定2013版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的文件精神，社会学专业课程设置分为通识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必修、选修）、专业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和实践教学平台（必修、选修）。大类培养的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开设了9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和8门学科基础选修课。课程设置的基本导向是要求社会学类人才的基础理论厚实、知识口径宽广，具有较强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能够体现对学生全面素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为了突出学科基础课程的重要性，《社会学概论》由多名教师以讲座形式共同授课，介绍本学科专业的发展历史和学术前沿。
二、广泛借鉴，融入主流
为了保证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权威性，修订工作广泛发动全体教师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最新成果，充分听取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代表的反馈意见。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广泛借鉴和参考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波士顿大学城市学院、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等10多所高校的培养方案。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增补和新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政策评估”类、“社会治理”类、“综合能力”类、“学科前沿”类、“民族特色”类7大类20多门课程。
培养方案的修订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动态；要求掌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熟练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此，根据2012年9月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的新要求，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概论》10门课程全部纳入培养方案。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2]。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就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形势而言，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教育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解决，还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来解决，用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理论来解决。为此，必须积极顺应社会潮流，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必须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我国国情。为此，依据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项目评估与管理》、《社会政策》、《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等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选修课程。与此同时，还开设了《社会学前沿讲座》、《社会博弈论》等学科前沿性课程。
四、立足院情，体现特色
为了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针，积极配合学校“建设特色鲜明、人民更加满意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总体目标，必须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考虑到学院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培养方案的修订中，先后开设了《民俗学》、《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等“民族特色”类专业选修课，供高年级学生选修。
五、强化技能，突出应用
在2005版和2009版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和“人文”类课程的学时学分占了较大比重，存在“理论课时偏重，实践课时偏少，技能训练不足”的弊端。为了强化技能训练，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新版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和“综合能力”类的课程，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数据分析》、《开源软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技术与操作练习》、《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信息检索与利用》等课程群。
六、循序渐进，遵循规律
根据教学环节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的要求，课程设置采取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方式，将所有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共四个课程平台。每个平台包括若干模块，模块下又包括若干课程。课程按性质分必修和选修两类。考虑到学科知识体系的纵向结构关系，按照“循序渐进”的课程设计模式，基本采用当前大学普遍采用的“二二分段”组织模式，即大学低年级教学通识教育课程，在高年级设置专业教育课程。
七、结语
综上所述，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教务处和学院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广泛发动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全面优化整合课程资源，合理设计课程模块，形成了较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相信，新版培养方案符合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和现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有助于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
参考文献：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studies）”专业。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和核心，关系到我国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整体水平。只有充分了解现有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通过有效途径来弥补现有培养机制的不足。本文从广东海洋大学社会学专业的2015届、2014届两个年级的实地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入手，以期寻求粤西高校优化教育改革、提高就业能力的途径。
一、基本数据分析
选取的样本情况：选取社会学两个年级，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其中2015届共65人，回收有效问卷43份，占66.15%;2014届共71人，回收有效问卷66份，占92.96%。问卷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对就业能力的了解程度、对自身的就业能力的评估和对学院的培养体系的评估三大部分。下面就从这三部分来分析基本数据。
（一）对就业能力的情况了解
“就业能力”一词作为专业术语，不仅是衡量在校大学生的就业优势所在，也体现在获取工作后的满意程度以及企业对其能力的肯定程度等方面。在被调查的同学中，分别有25.58%（2015届）和24.24%（2014届）的被调查者“从来没有听说过”就业能力一词;有41.86%（2015届）和42.42%（2014届）的被调查者“只是听说过”;有32.56%（2015届）和33.33%（2014届）的被调查者“了解一些”;没有调查者“很了解”。
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将其组成要素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基础性能力、专业性能力、差异性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在对“就业能力”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中，被调查者对于“基础性能力”和“专业性能力”的认同度非常高，都在90%以上;对于“差异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认同度略低，处于80%的水平。
（二）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评估
在提及“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和“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的时候，两届的被调查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提及就业能力的获取渠道，被调查者都认同“学校专业培养机制”“个人的努力和兴趣”与“社会的磨炼”三种因素的结合。相比之下，2015届更看重“社会的磨炼”对于能力的培养。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学校专业培养机制”是获取能力的非重要渠道。
（三）对本专业现有的培养体系的评估
对于现有的专业培养模式的整体评价，2015届学生中74.42%认为“有一定的帮助”、18.60%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2014届的有4.55%认为“有决定性的帮助”、68.18%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16.67%的认为“几乎没有帮助”。
涉及缺失哪些具体能力的培养，2015届认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决策能力”（55.81%）、“工作经验积累”（48.84%）、“文字表达能力”（48.84%）、“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39.53%）和“思考解决问题能力”（39.53%）;2014届认为的前五名是“专业知识实践能力”（46.97%）、“思考解决问题能力”（45.45%）、“分析判断能力”（42.42%）、“工作经验积累”（36.36%）和“决策能力”（34.85%）。两届的被调查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专业知识实践能力”“思考解决问题能力”“工作经验积累”“决策能力”四个选项上有着一致性。
对于整体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两届的被调查者都将“培养个性化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课程少”和“理论课较多，实践动手机会少”作为第一和第二选项。
在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的通识性课程方面，被调查者将注意点集中在了就业形势较好的“经济类”和“管理类”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习之上。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大学生对于就业能力的认知欠缺
就业能力是衡量专业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标准，一直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和单纯的就业率不同，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挂钩，侧重的是大学生培养的整体方向和趋势。被调查者对于“就业能力”一词的陌生现状表明，专业大学生自身都没有意识到在大学中应该怎么主动培养自身全面发展的能力。
专业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一方面在短期内难以从高中的紧张的填鸭式教育中适应相对轻松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深受社会风气影响而滋生的普遍浮躁冒进的情绪，使得许多专业大学生很难对自身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以来改进，并在培养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二）专业大学生自身就业能力的欠缺
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被调查者认为“自身具备的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统一认为“只具备了一些”就业能力，就是专业大学生自身就业能力缺失的明证。
在“专业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问题中，被调查者的选项较为接近（“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思考解决问题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等等入选），证明专业大学生对这些能力的重视程度，可以为专业培养模式的改进提供很好的借鉴。
（三）现存专业培养模式的不足显而易见
对于社会学专业的培养模式的评价，被调查者认为缺失的能力正是以“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为首那些受到重视的能力。由此可见，现存的培养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专业培养模式原本应该是培养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但是实际上成为“社会的磨炼”和“个人的兴趣和努力”之后的非重要因素（见下图）。
三、解决对策
（一）加强专业大学生对于就业能力的认知力
就业能力大致分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第一是基础性能力，比如人际交往能力、口才能力、适应能力等，不是课堂上老师能够传授的，需要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提高和增值。第二是专业性能力，是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的体现。第三是差异性能力，倡导的是个性化能力、创新能力等的培养，这是同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比如领悟能力、理解能力等）是分不开的。第四是社会适应能力，不仅包括毕业生对自身未来职业的期望与准备，也包括社会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要求。
就业能力的内容，不全是能在课堂上传授的，所以从专业大学生入学开始，就要系统地为大学生提供关于就业能力培养的观念，使大学生有的放矢地增强自身的能力。基础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需要大学生积极主动利用各种条件，在日常的大学生活中得以提升。
（二）为不同的年级量身定做特色的就业能力培养方案
大一刚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适应的心理，一方面要适应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的过渡、适应远离家乡独自住校的生活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新的相对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调整。这一时期，大学生的重心多在各种社团活动等课外活动，这就要求专业培养计划能够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来增强基础性能力，有选择性地参加社团和集体活动，增强人际交往、口才、为人处世等能力，不仅能较好地完成从高中向大学的过渡时期，而且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助推力。
大二学年，大学生进入了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的阶段。学生对大学学习的迷惘、对课外活动的重新反思、对自己未来的迷惘……这一时期需要专业大学生的自我重新定位、建立明确的学习目标。大二学年是通过专业课程和知识对大学生进行塑造的重要时期，是充分培养专业兴趣的关键阶段，专业大学生的分化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专业培养计划需要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到量身定做的高效的学习方法，将高中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参考文献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