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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人口对社会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增加对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是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流动人口解决了城市很多的困难，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流动人口可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人才，未来城市的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流动人口的努力，流动人口也是消费人群，对城市经济有促进作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文化发展也有好处，因为不同地区文化美食都不相同，外地人口的进入也会将文化带入城市中，促使城市文化多元化。流动人口还可以提高社会效益，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人均耕地少，如果只靠着种地百姓很难富起来，国家很难强大起来，而且农村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但是城市的劳动力是短缺的，这就形成了如今的流动大军，只有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二、流动人口对教育的好处
流动人口对教育的影响积极地，外出务工人员对流出的职业教育是有推动性的，流人地可以对本地劳动者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也可以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层次和质量。人口得流出减轻了流出地政府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由于流出人口大多为年轻人，有的未婚，有的子女会随父母流动，对于经济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可以给子女好的教育环境，流动人口可以对城市的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对教育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由于城市的学校外地人上学都要交借读费和赞助费，而对于大多是外出打工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甚至有的根本拿不出这些钱，而收费低的学校环境差，教学质量低，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还有就是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低，对子女教育不关心，最后导致失学严重的问题。
有些流动人口会将老人和子女留在家乡，而由老人照顾孩子，这样孩子是什么也不缺，但是他们缺少关爱，与其他同学交流少，性格孤僻，对于学习没有足够的动力，由于公立学校借读费和赞助费过高，但是家长为了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学习环境，认可拿出多年积攒的存款供孩子上学，但是孩子上学后得不到老师的重视，在那些私立学校由于学校基础设施差，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差，孩子不能很好的得到教育。
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地增多，有些人对把子女带到打工地，在所在地进行学习教育，但是政府的管理不完善是产生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公办学校中，教育资源和教学力量相对集中，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质量不足，政府也没有大力支持，民办学校为了减少开支获得最大利益就会加收各种费用。公办学校里的资源得不到完全释放，而私立学校没有资源可用，致使流动人口子女不能享用良好教育资源。
四、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统筹经济的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国家、政府应当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对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当地发展好了就业机会高了，当地农民就会在附近找工作，而不会去跑向外地，这样人口流动性减少，子女教育问题就不那么困难了。政府加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管理问题，处理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时出现的困难，政府应要求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多部门互相配合，真正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多层次地进行保障。
我国实行城市化建设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有效地劳动力，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很难实现城市化的发展，只有让流动人口没有后顾之忧，对社会和所在城市感恩，才能更好地对城市化建设做出贡献，社会和政府总是提倡人人平等，但是流动人口的子女也是祖国的未来，也应该有良好的教育。政府应加大力度，出台相应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实施可行有效地方法，让社会更加稳定团结。
参考文献
[1]朱景坤.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03
关键词:城乡劳动力流动；持续数据模型；婚姻不稳定
一、引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劳动力流动在发展中国家是降低贫困的有效手段(Todaro，1985)。转型的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Zhao，1999)。
据统计，中国外出打工人员增长速度很快，每年劳动力流动数量超过1亿(DeBrauw等，2002)。
这意味着2008年离婚人数是结婚人数的1/5。此外，除了2004年以外，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于非流动人口，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上同时出现了这些变化，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很少研究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具体研究目标如下:第一，分劳动力流动状况描述不同类型家庭离婚率变化趋势;第二，研究婚姻不稳定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第三探讨离婚的性别含义以及政策意义。
二、婚姻稳定性决定因素的概念模型我们应用婚姻经济学理论(Becker，1973、1974、1977;Lehrer，1996;Blau等，2006)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
(二)婚姻破裂
1·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
Becker等(1977)强调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这部分人力资本价值会随着婚姻解体而迅速下降。Chiswick等(1990)把与婚姻有关的人力资本区分为可传递人力资本和不可传递资本，前者包括房屋、汽车，以及家庭生产技术等，后者包括孩子等。尽管可传递和不可传递人力资本在婚姻破裂时都会贬值，但是前者可以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从而可传递性人力资本对再婚有正向作用，而后者由于不具有可传递性，会对再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现有婚姻的稳定。
2·不可预期事件和偏好变化
3·夫妻双方的其他个人特征
(三)劳动力流动与婚姻不稳定性
以个人为主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原有婚姻收益的期望值，提高预期收益方差。根据婚姻经济学理论，对婚姻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收益方差是影响婚姻稳定性的两项主要决定因素。在随机分析框架下，婚姻的期望收益越高，期望收益的方差越小，离婚率越低。
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婚姻的期望收益。首先，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丧失婚姻带来的规模经济，丧失共享公共产品的收益;其次，以个人为基础的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流动一方的相对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差距扩大会打破婚姻原有的“配对效应”。因为城市人口比较密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会降低再婚者的搜寻成本;居住和工作场所变化会降低再婚成本，提高原有婚姻的预期收益方差。结果，个人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风险。
在当代中国有流动人口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外出打工挣钱，女性往往留
守在家。Smock(1994)发现离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更大。在中国农村，留守女性受到的伤害可能就更大，离婚后留守妇女和儿童很可能陷入贫困。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女性愿意留守而让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这可能是因为户口限制而不能够举家搬迁;还可能因为夫妻双方很难同时在一个城市找到工作;或者是作为家庭分工、分散风险的一种模式。无论是什么原因，在家庭做出如此决定时，家庭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
三、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我们利用CHNS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把已婚女性分为两组:有流动劳动力人口家庭和无流动劳动力人口家庭，我们把夫妻双方都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家庭定义为无流动人口家庭，把至少一方在外打工家庭定义为有流动人口家庭。我们首先描述两类家庭的离婚率变化状况。其次，我们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19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在本文，我们同时运用了非参数和参数估计方法。在非参数估计中，第t年机会比率等于当年离婚数目除以之前一直未离婚家庭数目，这可以用卡普兰—迈尔(Kaplan-Meier)曲线来表示。
本文利用持续数据模型(Kiefer，1988)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我们用h(t)dt表示婚姻期内机会方程，即当事人i在t期内维持既定婚姻，而在时期(t，t+dt)内离婚的条件概率。离婚的机会方程可以写作:h(t)=h[X(t)，t]，在这里，X表示在(t，t+dt)期内影响离婚概率因素的向量。具体地说，该向量包括以下因素:第一，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家庭内有劳动力流动人口记作1，否则记为0，有无劳动力流动人口是本模型的核心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以下三类:(1)夫妻双方的个人特征，例如，初婚年龄，教育水平，年龄差异，教育差距以及夫妻双方工资收入等。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平均值以及统计性特征，不难发现，离婚率和劳动力外出打工比率都在上升，平均而言，农村女性教育水平较低，平均只有6·5年，男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大约比女性高2年多。平均来看，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在中国，大约不足6%的跨民族婚姻。
夫妻间年龄、教育年限以及民族差异被用来控制可能的正向/反向配对效应。在中国农村，平均初婚年龄为22岁，根据婚姻经济学理论，初婚年龄是婚前搜寻信息充分与否的变量。
五、研究结果
为了显示城乡劳动力流动对离婚概率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分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做卡普兰—迈尔(Kaplan-Meier)生存曲线，见图1。
图1显示在5年婚龄以内，无论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婚姻都比较稳定。在婚龄高于5年后，有流动人口家庭的条件离婚概率一直高于无流动人口家庭。在婚龄达到大约12年之后，离婚概率随着婚龄的提高而下降。
利用CHNS数据和持续数据模型，我们估计了参数模型，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Cox半参数估计(Cox，1972)，估计结果见表2。两个估计结果很相似，文中解释以参数估计结果为主。统计检验结果说明参数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持续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间劳动力流动提高了离婚率，幅度高达63·75%。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绝大多数打工者是男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预防风险的一种分工形式，还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或者因为户籍制度限制，还是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原因，打工者往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被称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然而，经济学家就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离婚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致的离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还影响社会稳定。本文试图对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离婚率达60%以上，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者面临家庭破裂的风险更大，打工者子女更容易陷入单亲家庭的困境。所以，外出打工在提高预期收入的同时，必须承受更高的离婚风险②。
本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鉴于越来越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是一种趋势，国家有必要降低家庭迁移壁垒，实现更多农民工举家搬迁至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政府可以取消户籍制度，增加城市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对家庭迁移农民工提供城市住房补贴等。
本研究只是初步结果，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受数据限制，我们还不能够检验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不稳定性的传导机制。第二，劳动力流动指标本身可能是内生的，即夫妻感情不好的家庭成员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1引言
2流动人口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从20世纪开始，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从未停止，直到现在已有近120年的历史。人口经济学指出，人类的出生、死亡以及迁移等会决定人口本身的规模是增大还是减小，也对人口的结构变化起导向作用，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人口的流动表示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而随着人类出生率和死亡率趋于稳定，人口流动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
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1978年底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还不曾达到1500万人，到199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8000万人，而到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居然已经突破1.2亿人。一方面，城市中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另一方面，这也会对城乡结构造成有力的冲击。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资源规划是以固定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会大大影响流入地的各种资源配置，从而引起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流入城市政府常常在经济建设上依赖流动人口，又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抵触心理，认为他们会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
3流动人口容易发生的公共卫生问题
健康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保障每一个社会居民的健康权，不仅是为了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目标。为了使每个国家一级地区的每一个民众都能享有基本的健康权，提高总体的健康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全球性社会目标希望“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作为主要途径。我国也做出了承诺来支持该社会目标，并且把改善农村基本卫生状况作为主要目标。随着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使农民实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权利。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日益突显：当农民作为主要的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如何来保障他们应该享有的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当前来看这还是一个管理的盲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孕产妇保健
一个地区的孕产妇的死亡率是评估该地区妇女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能充分体现国民的健康水平，于是，加强妇女产前的保健活动，对于有效降低产妇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研究分析表明，主要因为产科原因，非户籍孕产妇的死亡率比户籍孕妇高出不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3.2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管理
3.2.1HIV/AIDS
3.2.2结核病
结核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传染病第一杀手，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它严重地危害着人类地身体健康，使人们处于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流动人口中肺结核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发病率。由于流动人口一些经济、工作等特点，他们很难对结核病进行规范性地治疗，甚至有时候他们会为了就业而隐瞒病情，从而成为结核病主要的传染源。
3.2.3麻疹
我国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麻疹的传播。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很少接受计划免疫接种，而且即使接种可能也不规范，所以麻疹病例时常在流动人口中出现，并导致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地麻疹的流行。流入地对流动人口麻疹的控制已经成为麻疹控制的重点。董蒲梅等分析了郑州市2000～2001年麻疹确诊病例后得出，在2000、2001年，市区确诊病例中流动人口占57.23%。由于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儿童没有得到及时的免疫接种，极易为感染麻疹埋下隐患。
3.2.4疟疾
疟疾是一N社会性疾病，它由蚊媒传播，而且它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疟疾是我国的主要传染病之一，现在经过40多年的防治，我国许多省份已经彻底消灭了疟疾。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于疟疾流行地区，所以他们的迁移往往会导致其流入地的疟疾流行，还有许多人因为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原因而进入疟疾流行区，然后他们在感染疟疾后又进行迁移活动转而成为传染源引起下一个流入地或其原来流出地疟疾的流行。
3.3职业安全
3.4食物中毒
3.5儿童计划免疫
4我国的流动人口公共卫生管理成效
4.1与户籍居民卫生服务有所差距
4.2现有服务利用率差
4.3健康宣教不到位
在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宣传教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贯穿了卫生服务的整个过程。而在我国，宣教不到位导致的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差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流动人口是接受宣传教育的一方，需要积极地参与、主动地配合宣教，但是很多流动人口因为工作、生活以及个人素质等问题，常常不会自己主动接受教育，不能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导致健康宣教收效甚微。流动人口常流动的特点，也决定了健康教育不能连续地进行。
5关于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问题建议
5.1以医改精神统领研究工作导向
5.2研究流动人口流动性的特征
5.3研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的规律
5.4研究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
5.5进行政策研究加大对流动病患者的救助和关怀
5.6研究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与做法
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世界各国为了解决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加速的问题，都对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的管理工作作出了比较先进的研究，美国人口流动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而他们的每一个居民都享有几乎相同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权利，这是因为美国对流动人口先进的管理方式，他们主要依靠社会保障号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社会保障号管理系统己经在美国境内实现全面联网，用于为全体居民提供公共救援和医疗援助等服务。
当记者踏上这片南邻黄土高坡、北接鄂尔多斯草原的陕北土地,眼前呈现的是公路上络绎不绝的运煤挂车,相映成趣的楼群与吊车,以及建设中的科技新城。对于快速发展中的榆林而言,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故事发生。
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正在帮助榆林有效地管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为榆林市建设平安城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个系统监控2100家旅馆
郭子祥是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负责旅馆住宿治安管理的一名民警。原来,要想了解各个酒店、旅馆的旅客住宿、治安情况,郭子祥得翻查每家旅馆填报的一摞又一摞厚厚的住宿人员信息登记表,然后挨个走访旅馆,了解治安情况。
而现在,郭子祥只要打开电脑,就能实时掌握全市2100家大大小小旅馆的情况,每家宾馆的入住率、入住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照片等信息都一目了然。
能做到如此,靠的是榆林市公安局建设推广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流动人口可能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榆林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白玉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地方的经济上去了,前来旅游、务工的人员就会越来越多,给当地治安带来很大压力。在有着360万人口的榆林市,共有大大小小旅馆2100家,每天的流动人口有2~3万人,白玉功介绍说。
为了管好日益激增的流动人口,保障当地社会治安,榆林市公安局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依靠纸质传递信息和民警巡查的粗放式管理方式。于是,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榆林市于2006年开始正式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操作非常简单。系统前端是部署在各个旅馆的一套电脑设备和专用软件,以及特种扫描仪。系统供应商北京博雅英杰科技公司在公安部的标准之上,增加了无线传输、自动识别、人脸比对功能。旅客进入酒店或旅馆办理入住时,酒店或者旅馆的服务人员将旅客身份证放在特种扫描仪上,点击软件的扫描按钮,30秒内即可扫描完身份证并上传信息。通过无线网络,服务人员将旅客身份信息数据上传到公安局的后台服务器。
收集到这些数据之后,榆林市公安局后台服务器将这些数据与公安部权威的人口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比对确认。完成一次信息比对只需30秒,可以确认旅客的真实合法身份,如果旅客身份有疑,系统就会报警。
从抵制到主动应用
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价格分别为9800元、8600元和6800元,设备包括一套电脑、一台特种扫描仪和一个无线传输设备。价格差距体现在设备的配置上,价格越高电脑配置越高。
但是,旅馆是营利性组织,让旅馆业主出钱购买电脑并安装系统,却看不到由此带来的好处,开始旅馆业主们对此抵触情绪很大。因此,开始时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部署、应用过程并不顺利。从头到尾参与了此系统的推广应用的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长李希鸿对此深有感触。
“安装设备后,旅店业主还要花费人力成本去维护,还要担心使用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装”李希鸿说,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旅馆业主的心态。“即便是设备安装了,大家也不怎么用。”李希鸿补充说。后来,榆林市公安局规定,旅馆在开业前必须安装这套系统,否则工商部门不予登记。这个前置性规则,极大地推进了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力度。此外,系统从建设到应用的过程中,榆林市公安局采用的以培训为重点、以应用为核心的策略,取得了实效。
现在,系统在榆林市旅馆的安装率达到了100%。白玉功认为,除了强制要求、宣传教育等手段取得很好成效之外,系统真正发挥了作用是其中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推进,榆林市旅馆业主对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态度已经从当初的抵触、不愿安装,转变到现在的积极配合安装。旅馆业主变被动为主动,是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
白玉功介绍说,现在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已经从旅馆开始延伸到工矿企业和网吧,系统分别对工矿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进行管理。“那些业主自己就提出需求了。他们从过去对系统不理解,转变到现在主动来找我们要求安装。而我们也从过去业主不改就处罚他们的一个管理部门,慢慢转变成一个服务型部门――业主一有问题我们就及时予以解决。”白玉功不无感慨地说。
此外,据记者了解,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能应用起来,还得益于系统采用了无线传输方式,不受网络线路的限制。只要在手机信号覆盖的区域,系统就能传输信息。酒店登记的信息在30秒内就能传递到公安局后台数据库,而不像采用有线传输方式的同类系统那样,受线路覆盖率局限,导致系统安装率低。
发现并辅助抓获逃犯188人
2009年12月11日18时30分,榆林市公安局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通过数据比对显示:神木县兴泰招待所048房间入住了一名网上逃犯。接到报警后,神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立即组织警力迅速出警,在兴泰招待所048房间将涉嫌诈骗的网上逃犯陈刚抓获。这是榆林市公安局上马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后又一次见到实效果。
榆林市公安局从2006年开始正式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榆林市公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5月26日,榆林市全市旅馆所安装的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联网率达到100%,各单位共向市局数据库传递旅客信息2164961条;系统先后为刑侦等部门提供了查询386人次,发现可疑情况报警256次;通过系统发现并辅助抓获网上逃犯188人(其中包括12名故意杀人犯、14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犯、26名涉嫌经济诈骗案犯,其余为故意伤害、盗窃等案件嫌疑人员)。
白玉功说,榆林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摸清了榆林市区旅馆的数量。目前,系统在榆林旅馆业的安装率达到了100%,使用率达到90%,公安部门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达到5万条。这使得榆林市的旅馆治安环境明显好转,犯罪率下降,利用宾馆酒店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减少,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美誉度。
关于分配不均的“旧”理论认为，借助税收体系的再分配措施，削弱了激励因素并损害了经济增长。但分配不均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个简单的权衡理论复杂和多面。多种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导致难以下定论。
此外，从全球范围看，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分配不均在减轻。这可能看似违反常理，但却讲得通。全球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二战”后开始的趋同进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5%，而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持续的快速实际增长。这种全球趋势压倒了各国内部分配不均的加剧。
即便如此，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验表明，较高程度且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尤其是机会的不均等，确实会损害增长。其中一个理由是不均等状况削弱了关于增长型战略和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共识。这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冲突或不明智的政策选择。
代际流动性是机会均等的一个关键指标。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其是否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支撑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教育和医疗是否惠及所有人。比如，如果公立教育体系开始失灵，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上层的人群往往会代之以私立体系，这会对代际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
分配不均状况和增长之间还存在其他联系。较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常常导致和强化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们不愿尝试制定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而是试图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寻租优势。总体来说，这意味着对贸易和投资流不大开放，因为贸易和投资流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外部竞争。
这意味着各种不均等不应被一视同仁。基于成功权力寻租与获取资源和市场机会特权的不均等，对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以及增长型政策极为有害。在一个总体来说精英制的环境中，基于创造力、创新或独特天赋的成功通常不会被仇视，而且被认为破坏性要小得多。
高速增长有好处。在高增长环境中，由于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所以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尤其是在精英制的环境中。但在低增长环境中，快速加剧的分配不均意味着许多人的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在绝对或相对意义上减少，人们就无法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
分配不均加剧的后果可能诱使政策制定者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利用借债，有时辅之以资产泡沫来维持消费。欧洲是利用政府借债去填补私人国内和外部需求不足所导致的需求和就业缺口。鉴于后者与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有关，并由于共同货币进一步加剧，可见此应对政策并不恰当。
人们对中国债务水平的快速上升也有类似担忧。或许债务看似是应对分配不均或低速增长最省力的办法，但应对分配不均加剧的方法有好有坏，而使用杠杆是最糟糕的办法之一。
当务之急是对穷人和失业者发放收入补助，因为这些人是危机以及潜在失衡和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其次，尤其随着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使人人享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极端重要。
少数民族规模性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过程和结构，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经过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少数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人意识、权利意识等有了增强。然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区的参政主体缺失，不利于基层干部队伍选拔与建设，还对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带来冲击。
(一)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外出，无法实现有效的基层政治参与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功能弱化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负效应
过去，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封闭、交通闭塞、人口流动较少等原因，文化的变迁与传播等较为缓慢，文化传统、、仪式实践等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与较高的权威性。随着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民族地区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开放，原来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受到外界的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回归民族地区的流动少数民族是外来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的文化带到民族地区，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受此影响发生变化，促进本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10］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群体萎缩。“对于其原属群体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主体流失，群体萎缩，表现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属群体的社会文化传承主体逐步减少，文化的承继问题凸现。”［11］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市场，其传承遭遇危机。
(一)民族语言使用空间日益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
(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出现流失与断层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携带的外界文化冲击了民族传统文化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负效应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归，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局部地区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与贫富分化趋势，社会分层现象日渐显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变得不稳定，夫妻关系受到冲击。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以及、盗窃抢劫财物等违法犯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一定的压力。
(一)通婚圈扩大导致民族地区出现“娶妻难”问题
(二)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家庭稳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家庭关系稳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婚姻破裂，家庭解体。比如，“在朝鲜族流动人员家庭中，因客居异地条件差、经营上的矛盾、借贷问题、经营失败而破产等多种原因，出现一些家庭不和甚至离异的现象。”［12］至于离婚的原因则是与女性外出、长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关。“长期的夫妻分离导致了离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响和动摇家庭的根基，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22］当然也与男女差距拉大有关。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务工的丈夫进城见了世面，获得更大的现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则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导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乡的妻子导致离婚。
(三)基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某些新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关键词：乡村旅游城乡关系二元对立
一、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背景
首先，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第一，受地球环境资源总量的限制，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13亿人都过上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高消费的生活，那么全世界的能源和资源仅供中国使用都还显得不够。更重要的是，除中国之外，印度、越南以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这将对地球的环境和资源、能源构成严重的威胁。第二，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据陈锡文的估算，中国即使以最快的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去，到2035年，中国仍然有8.5亿人生活在农村，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50%左右。由此看来，这种单向的由农村往城市流动的方式仍然很难解决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农村这些无法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保障还是必须要考虑，为此，中国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即使如此，农业的产业特点决定――将种粮食作为主业的农民仍然无法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那么如何使农村人增收致富便成为整个国家（或社会）当前及未来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
二、乡村旅游的产业特征及优势
素有“朝阳产业”之称的旅游业，特别是乡村旅游业，对中国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其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
首先，乡村旅游具有“乡土不离”的产业特征，其产业的拓展，完全建基于具有地方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之上。“对于中国西部农村而言，较之于传统农业，乡村旅游克服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所固有的报酬递减率的先天制约；较之于工业生产，又克服了与工业化比肩同行的城市化所要求的漫长积累过程。”1其虽扎根乡土，但为农民提供了非农性质的工作岗位及收入途径；其虽为新兴产业，但为维持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原貌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在地方性文化之上的乡村旅游，避免了与农业和工业争夺发展资源的尴尬境地，更重要的是为自身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寻找到新的扩展空间。
最后，乡村旅游为保护乡村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文化传承创生了符合时代特性的机制和模式。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冲击，以及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中，乡村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地方性文化的传承机制也受到严重的挑战，乡村旅游是舒缓这种严峻形势的中间过渡地带。“它可以使处在世界体系‘边陲’的中国西部农村跨越式的进入‘中心’地带。原本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人们，对现代性恶的一面的发现和拒斥，也可以成为中国西部农村发展之警示，并引入操作之中，从而真正意义上拒斥现代性的负面效应。”5
参考文献：
[1]卢云辉孙兆霞转型期西部农村发展的制度支持缺失问题探析――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07（7）
北京居大不易，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已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常住人口有多少？保守估计应该已突破2000万了吧。2009年底的数据为1972万人，而上海2010年末的数据约为2300万人，以这两个数据为参照，北京人口突破2000万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所确定的目标，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应控制在1800万人，这个目标已提前10多年突破。
适量青壮年劳力的涌入对北京大有好处，但人口膨胀却又反过来带来负累，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城市本该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却有点适得其反。城市大，交通堵，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车多，排放废气多，空气混浊，阴霾天增加，城市环境急剧恶化，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幸福感开始下降。
人口膨胀还会对城市的能源、土地、水、住房、教育、医疗与就业等资源供应构成巨大压力。以北京的用水为例，因北京水资源短缺，有专家认为人口上限为1800万。另据调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调的供应量，未来自有水资源供水能力约为35.6亿至37.1亿立方米，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国际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不足部分只好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维持。
北京的人口上限是否真的就只能是1800万，这个结论有待商榷。因为城市是个开放系统，能源资源可以从系统外获得，所以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良好的规划设计可以改良交通，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加大北京用水供应。所以，一个城市人口究竟多少合适，没有哪个部门说了算，也没有专家能说了算。
真正能够说了算的是谁呢？是市场。因为市场是供需关系的反应，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存在供需关系，如果人口增多，则需求放大，需求放大而供应不足，则资源价格必然上升，资源价格升降会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成本，从而影响其去留的决策。所以，从理论上说，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中的市场价格，其本身就是“城市最优化规模”的一把标尺。
所以，市场化调节机制也被多数发达国家认同为最优的人口调节机制，而行政的调节机制往往会失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市场信息极其庞杂，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能准确与及时掌握，而在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中，来自市场的成千上万的交易则能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能最及时地做出较准确的反应。市场最容易发现剩余与短缺，并发现价格。
从公平的角度看，市场调节也通常优于行政调节。市场虽然也不能完全做到公平，但它比行政更可能保证开放、透明、公开，保证自由交易。所以从理论上说，市场调节机制是城市人口调节的最佳机制。
然而，北京目前的人口控制思路，大体上还是依赖行政手段。
比如“以房管人”，在购房方面，北京出台楼市调控15条，规定外地人购房须提供连续5年纳税或社保证明，限购以认房为标准；在租房方面，北京以“人防工程”的名义清理地下空间，这让一些经济收入较低的外地人租房更加困难。此外，北京对汽车的限购，也有类似的特点。这都说明，最近的北京房控政策，开始剥掉市场的面纱，而显露出明显的行政色彩。
再说“以业控人”。今年初，北京市提出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此项政策显然能缩减这些“低端”行业的外地从业人员。
如果说“以房管人”、“以业控人”针对的主要对象为非户籍流动人口，那么严控进京指示，则主要针对户籍人口进行调控，可算是过去“以户管人”的延续。北京的进京指标近年总体上呈现缩减趋势，按计划，2010―2020年间，北京只增加104万户籍人口，平均每年只有约10万个户籍指标增长空间。
北京的这种行政化人口调控，差不多是向过去自计划经济以来“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的旧思路靠近。这一思路，不仅实际上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国城市化中人口膨胀之所以如今“厚积薄发”，恰恰是历史欠下的旧账埋下祸根。谁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学？三甲医院北京最多？谁不知道北京的户口值钱？这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户籍制度、全国性资源过于向北京集中而“历史形成”的，如今大量人口涌入，不正是有因有果之事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市的人口控制搞了近30年，锲而不舍却“屡控屡破”，因为“以户管人”与“以证管人”是扬汤止沸，短期的策略与长期的战略目标形成背离。
人口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是罕见现象。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本来先天带着缺陷：它人为地造成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导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使得我国城市化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失控状态，一度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从法律角度说，《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所以，一个“外地人”到祖国首都寻找谋生机会，这是《劳动法》给予的权利，而北京应该提供给他各种方便，而不是歧视、刁难和处罚，这是《就业促进法》要求。勿庸置疑的是，“户口”背后的行政力量左右的人口调控，却带着公民岐视登上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让人困惑的事情。
还要澄清的是，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归结于外来人口，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比如说，流动人口可能导致犯罪率高的问题，它也不能归结于流动人口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说流动人口素质低。流动人口犯罪其实往往是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对北京市民管理失效、服务不到位，同样也会出现社会问题。
一、嘉善县农民工的新情况
嘉善县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与上海、江苏接壤，处长三角核心地区，距离虹桥机场45分钟车程，20分钟高铁即可到达上海，全县面积506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73.3万人、户籍人口38万人。嘉善是典型的发达地区，2015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5.5亿元，人均109811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7631美元），为全国的2.2倍，三次产业比重为5.5∶55.1∶39.4。
（一）虽是小城市但外来人口占比高、规模大，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体
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使嘉善已充分融入上海半小时经济圈、工作圈和生活圈，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嘉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嘉善外来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4.31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34.6万人（其中农民工25万人，占72.3%），新老居民比达到100：89。尽管嘉善是小城市，但外来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主要来自安徽、四川、河南等临近内陆人口大省，分别占嘉善外来人口的18.48%、17.16%、9.6%。这些农民工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为1.2∶72.3∶26.5，以第二产业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企业打工为主，近年来建筑业、批零业、住宿餐饮业吸纳农民工的数量也在大幅上升。
（二）外来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近几年开始减少
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不仅使嘉善在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社会治理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承载力面临较大挑战，也使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高企，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因素作用下，嘉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常住人口开始呈回落态势，外来人口也从2010年最高时的41.38万人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34.6万人，降幅22.6%。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嘉善外来人口的减少主要原因，一是嘉善对电镀、印染、造纸等过剩行业实施清理，关停淘汰喷水织机8000多台、淘汰改造工业自备锅炉100多台。二是嘉善大力推进和实施“机器换人”项目467个，直接减员2.8万多人，劳动生产率提高18.9%。同时，项目审批中对新建、扩建项目“亩均、人均、科技”等标准要求，也减少了新增产业项目数量。
（三）农村户籍吸引力提高，出现城市向农村的人口“逆流动”
嘉善一直致力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1，远低于全国。在嘉善，农村户籍意味着享有土地、直a、分红等特有权利，许多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再将户口迁出，一些城市人也开始向农村转户。对这种人口“逆流动”，嘉善也在积极探索“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进行规范，需满足四个条件方可：一是转户者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二是夫妻及子女在城区无商品住房，三是实际在农村居住的人员，四是农村宅基地上有此人名字和份额。
（四）农民工落户意愿出现分化，新生代和外来农民工意愿较高
根据嘉善县2016年3月和4月开展的“新居民”落户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在总共收回的3016份问卷中：有长期居住生活意愿占37.30%、没有占33.32%；有户口迁入意愿占17.57%、没有占54.78%；希望落户县城的占59.85%、中心镇占33.52%。而落户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子女教育（46.40%）、就业及个人发展（24.62%），入户最大困难是房价太高（30.42%）、户口放老家有好处（15.56%）、生活成本高（14.88%）、收入不稳定（14.16%）。在访谈中了解到，转户意愿高的主要是那些处于管理岗、技术岗，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收入能力的新生代外来农民工，如加强政策支持，意愿还有望提高，而本地农民工转户意愿不高。
（五）外来人口落户数量非常少，受教育资源驱动，落户地点主要在县城
嘉善县2009年制定了《嘉善县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户口迁移的有关政策，细则实施（2010年）以来，嘉善县外迁入落户13295人，相当于外来人口的3.84%，其中，县外农村迁入5649人，占42.5%。而县外农村迁入人员中，通过购房落户的2890人，通过夫妻投靠、子女随迁、子女投靠父母、年老父母投靠子女的有2759人，基本各占一半。县外迁入的农村人员主要来自安徽（26.8%）、四川（12%）、河南（8.6%）、福建（7.8%）、江西（7.2%）、江苏（7.1%）、湖北（6.5%），落户地点主要在县城的三个街道，合占80.2%，主要是因为其就学条件更好、更具吸引力。
二、嘉善县推进农民工落户面临的问题
（一）本地农民转户城镇意愿低，制约城镇化水平提升
随着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完善，嘉善本地农民大多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在一些村，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十分可观，每人每年的集体分红可达5万元，2015年，嘉善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1%，比全国低了3.8个百分点。这种“实惠”的乡城倒挂现象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普遍，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买了房，但并不想转户到城市，依然希望继续生活在农村，与国家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形成反差。
（二）外来农民工虽有落户渠道，但门槛依然较高
对于没有达到落户条件（买房、稳定工作）的，还有一个渠道是积分落户。但在分值的设置上，普通农民工很难得到高分。在500分的总分中：文化程度占60分，其中高中仅为5分；住房状况占30分，未购房为0分；专利创新占50分，农民工基本上很难拿到分；投资纳税占40分，纳税每满1万元得1分，雇佣10个人得1分；上述180分中，普通农民工一般只能得到不足10分。
（三）部分农民工具备落户（购房）能力，但政策支持不够
2016年4月，嘉善县城的房价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而更靠近上海、公共服务也不错的大姚镇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屋约需45万元，其中首付13.5万元，商业贷款按揭30年，每月需还款1672元。在大姚镇打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普遍在3500元以上，夫妻双方收入达到8万元/年的也不在少数，普遍具备家庭每月还房贷2000―4000元的能力。但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缺少金融政策上的支持，许多具备购房能力的农民工难以、或不敢购房，还没有资格办理住房按揭贷款，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也无法办理抵押贷款。
（四）率先推出“三权三抵押”，但未能助力城镇化
2014年，嘉善县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农村产权“三权三抵押”改革，推出融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三权”为一体的农村综合产权抵押产品，形成了以“三权三抵押”为核心，配套农村产权确权赋能、活权运转和交易服务三大平台的“一核心、三平台”制度体系。截至2016年3月，累计办理“三权三抵押”贷款172P，发放贷款总量超2亿元。调研中发现，嘉善的“三权三抵押”改革，主要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融资渠道，这些农民在拥有更多资产后，进城落户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增强，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制度安排的调整，并没有让城镇化得到加速，反而阻碍了城镇化推进。
（五）制度性缺位让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落户的积极性不高
调研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外来农民工，虽为嘉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压力，社会治安、城市执法等每年要额外支出5亿多元，而目前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此没有专项补助。地方政府担心一旦全面放开户口，在城市管理上支出将进一步增大，经济形势好、财政增长较快时尚能维持，地方财政不好时则会陷入困难。因此地方城市更倾向于分步骤、有选择地推进落户，通过居住证、积分落户等缓解短期内的落户压力，在积分门槛设置上倾向将所谓的“低素质非人才标准的人口”挤出去。下一步，如何采取有效政策，促进中央政府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财政性建设资金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等方面推进改革，真正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三、从嘉善看沿海地区：对农民工落户的启示与建议
（一）增强农民工管理服务供给有利于促进落户
为加强和创新居民（外来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嘉善构建了县级、镇级、村级三级新居民管理服务机构，突出抓好企业工作站和社区需求服务站建设，实现网格化管理全覆盖。例如，魏塘街道魏中村在浙江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居民管委会，并探索了“以新管新”模式，村集体提供劳动就业培训、社保、计生、人口统计等公共服务，鼓励村民自盖公寓供农民工出租使用；姚庄镇推进建设城乡一体新社区，实施生产以村为主、生活以社区为主的双重管理模式，并建设标准化的公寓住房和配套用房。通过加强对新居民的服务管理，使外来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嘉善的经验表明，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特别是对跨地区农民工群体集聚的地区，通过提供服务供给水平，保障农民工“安居乐业”，逐步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相降低农民工落户的综合成本。
（二）推进落户要与承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相协同
在嘉善，子女教育是外来农民工迁入户口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在上海工作却没有上海户口的人，为了解决小孩的读书问题，对于落户嘉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嘉善不仅需要解决自身境内的农民工，也要接受来自上海的疏解和分流。从全国来看，大都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农民工落户压力普遍较大，一方面，如果按照现行落户政策框架，仅就城市规模而言，这些中小城市无疑需全面放开户口，但地方在实际中这样做很难；另一方面，这些中小城市的落户政策应与承接周边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结合起来，有一定的政策导向，结合实际情况，渐次承接。
（四）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本地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
（二）统计范围狭窄
我国目前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统计，它以户藉为依据、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是户口与就业等各种社会待遇挂钩的结果，其统计的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镇非常住人口。我国的失业统计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进行劳动力抽样调查，而事实上，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巨大，每年光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就有数千万，如果不对这部分人口进行失业统计，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对其无法控制；而流动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区是否存在很高的失业率，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现象和社会的不安定。
第二，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见表1。
而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见表2。
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可以说是失业统计的重大缺陷。而我国乡村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失业，只不过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强，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国的失业统计就能忽视这一点。此外，我国拥有1.3亿左右的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注：1996～2000年，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分别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万人。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1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而且数量每年有所变动，这说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失业问题。我国的失业统计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表1中国历年人口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附图
表2中国历年从业人数及其构成（单位：万人，%）
第三，抽样比率太低。我国在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中，只抽取了2.5万人。以2000年城镇人口45594万人（已经剔除了不以户记的军人数250万）计算（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94、10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抽样比大约为1/18238，而美国的则为1/1600。可见这个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僵化。我国的调查失业统计的年龄界限与国际一致，但是登记失业年龄界限却很不合理，仅限定为男16～50岁，女16～45岁，上限连退休年龄都不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劳动年龄内（一般是16～65岁）的人都没有包含进去，另一方面，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们完全符合失业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被包含到失业人口中去。这必然使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失业率和实际值偏离较大。
（三）指标设计不完整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操作性问题
第一，时效性不强。我国失业人口统计资料（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情况）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业人员计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情况，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据的价值。试想，在年末一个失业一年的劳动者和一个失业一周的劳动者怎能同日而语？然而他们被等同的计入了失业人数。
目前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失业率调查的频率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是每月调查五次，英国、法国、德国是每年调查一次（这三个国家的月度失业数据为登记数）。我国显然还存在差距。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
（一）失业口径的界定
第二，放宽年龄上限。我国的失业统计年龄上限应该和国际一样，即65岁及以上者。随着我国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同时也具备这个能力。因此
，对于其他符合失业定义的人应该统计在内。
（二）具体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两套失业统计制度，同时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与民间结合。在城镇全面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而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实行失业抽样统计制度，对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则采取推测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对城镇采取住户抽样制，加大抽样比率。我国的城镇人口数量大，同时经济条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1/1600的抽样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显得太低，因此，可以考虑实行1/5000的抽样比率，同时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料的要求，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各地区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在国家样本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样本以达到在本地区也有代表性，这样能以最少的经济投入取得最满意的统计结果。
在农村，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失业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这时也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而对依附在土地上的农业失业人口，由于其隐蔽性较强，因此可以考虑按照推算隐性失业的办法来进行推算或者估计。具体方法见本小节第3点。
另外，虽然我国的失业统计数据是由官方，但这并不排斥官方与民间各种机构的合作。譬如，对失业统计理论的研究、对失业调查项目的展开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标的形式进行，这样能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信息联网（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实施，全国约有250个城市建成“百城联网工程”，约有6.5亿常住人口信息实现了网上查询。），我国的失业统计抽样调查体系将会更准确和完整。到那时，如果能实现不重复登记，那么各个城镇地区的失业率的加权平均数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率，其权数为该地区的全部失业调查人口占全国失业调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对“隐性失业”做出补充统计。我国城镇和农村都存在“隐性失业”，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城镇主要是低效劳动，农村则是边际产出为零或者负数的劳动，因此，对他们的推算或者估计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镇隐性失业人口时，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实际有效工时推算。例如，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如果有效工时是制度工时的80%～85%，那么隐性失业人数大约为对3191.1～4254.8万人。而有效工时占制度工时的比重，需要通过模型或者函数测算出来。
对于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国际对比法，即在农业产值比重相当的国家或者历史时期下，找出一般农业劳动力比重标准，然后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此标准对照，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农业隐性失业。二是抽样调查估算法，即通过对部分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得到的样本特征来推断整个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作为这项调查的单位由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部门。国家统计局曾用这一方法测算出1994年我国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为1.1亿，隐性失业率为25%。三是各种模型推算法。笔者倾向于使用抽样调查估算法，因为这可以作为以后农村失业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为下一步的失业统计改革打好基础。
第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失业统计应该有所不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完善发达地区的失业统计系统，譬如在调查频率、调查范围上首先与国际接轨；对于不同的行业，可以规定不同的就业和失业标准，可以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而且在对失业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指标，从而对该行业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种宏观指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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