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连着两个节日，26岁的小顾都被妈妈催婚了：“你怎么还不谈恋爱？跟你同龄的人都恋爱结婚了，有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还不紧不慢的。别挑来挑去，最后只能挑别人剩下的。”小顾过节的好心情一落千丈，跟妈妈争吵起来：“非要把我说得那么不堪吗？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没谈恋爱。想什么时候恋爱和结婚是我的自由，不要再催我了！”
这样的催婚在许多家庭不断上演，成为两代人冲突的一大主题。这也反映出随着时代变迁，青年的婚恋态度已发生较大变化。出生于1995—2009年间的青年，作为“互联网世代”，他们的婚恋观是怎样的？面对婚姻，他们在忧虑什么？
1、恋意愿成青年婚恋观一大特征
“结婚这件事，父母比我更急，老催我，催得我都从家里搬出来了。”
“我还没享受够单身生活，想先把工作搞好，再买套自己的房子，结婚的事之后再说。”
“我不想将就，但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挺难的。”
“我还没有正经谈过一个对象，影视剧和社交媒体对我的择偶观影响比较大。”
…………
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价值观。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结婚年龄的推迟、青年的低婚恋意愿（不想恋爱/结婚，不确定会不会恋爱/结婚）已成为全社会的隐忧。
调研中，对“你将来会谈恋爱吗”的问题，12.8%的青年选择“不谈恋爱”，26.3%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对于“你将来会结婚吗”，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即有34%的青年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此外，有近三成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
调研发现，作为未来10年结婚的主力军，“Z世代”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婚姻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20～29岁处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69.2%，将比2013年下降8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女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婚姻犹疑态度。而在对恋爱态度的调查中，并未发现这种性别差异。这说明在婚姻这件事上，女性的态度更加谨慎。
经济发达地区青年选择“不会结婚”的比例占14.4%，比小城市青年高出7.7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越发达，主动选择单身的人越多。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结婚率最低的省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低婚恋意愿的青年人群还可能继续增加。
2、婚恋意愿青年，他们在想什么
被现实障碍所困的“忧婚族”。一位受访青年说：“在大城市，年轻人只有两类，有房的和无房的。无房的人怎么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呢？”这句自嘲，代表了一部分“忧婚族”的心理。这些青年因现实中较高的婚育成本而感到忧虑和无助，进入婚姻的意愿无形中受到抑制。中国人一向追求安居乐业，婚房成为当下一些人眼中结婚的标配，房产压力成为青年选择婚姻时的一大障碍。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一项针对北京青年的调查显示：在有恋爱对象而未婚的青年中，双方均无房产的比例为64.62%。本次调研显示，在影响结婚意愿的原因中，青年选择“结婚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46%。另外，选择“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占56.2%，位列影响结婚意愿的第二位。对生育养育成本的忧虑，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结婚？要考虑彩礼、酒席、房、车、孩子，这八个字就把我难倒了。”网友戏谑的发言道出了这些“忧婚族”的忧虑。
把婚姻标签化的“恐婚族”。网友小周说：“爸妈问我，为什么不想恋爱结婚？我说害怕啊，害怕恋爱会分手，婚姻会失败，生孩子受罪，婆媳关系难处理，教育孩子太累……”以小周为代表的“恐婚族”，对婚姻有较多负面认知和预期偏差，充满恐惧和焦虑。他们“谈婚色变”，有些人甚至没有勇气恋爱。调研显示，在影响结婚意愿的原因中，青年选择“不相信婚姻”的占30.5%，其中女性占73.4%，女性“恐婚”者比男性更多。这些青年对婚姻的负面认知有些是来自本人或父母亲友糟糕的婚恋经验，也有些来自大众传媒对婚姻恶性事件的报道。例如，一位受访者谈道：“我无法想象结婚后的自己，像爸爸妈妈那样吗？吵吵嚷嚷，相互嫌弃怨恨着过一辈子？”还有人说：“看看网上多少杀妻骗保案，多少离婚杀人案吧，这些新闻看多了哪敢结婚啊！”
3、什么让年轻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
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个体主义最大的表征是期望“为自己而活”。“Z世代”青年深受个体主义影响，他们注重自我的情感认知、心理体验、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不仅个性鲜明，而且自我意识凸显，独立性更强。在个体主义价值观导向下，这些青年在婚恋中的独立意识更强，注重自我感受及自主选择。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影响到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就不愿意接受和选择婚姻。
基于互联网碎片化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互联网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特征，导致深度思维能力弱化，鉴别信息能力下降，容易形成对事物的知觉偏差和刻板印象。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成长起来的“Z世代”青年，其对于婚恋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网络。他们零散化和非系统的婚恋知识、碎片化思维一旦与生活中的负面经验、大众传媒中的负面报道耦合，就会形成对婚恋的非理性、灾难化思维，进而出现“恐婚”现象。
基于“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匹配存在过高期待。择偶匹配难是青年“不确定”是否结婚的首要原因，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对合意配偶的过高期待是青年婚恋意愿低的内在主观因素。很多青年对择偶持有理想主义的态度，而当预期与现实出现落差时，就会哀叹：“找到合适的太难了！”他们既注重“门当户对”，也注重“内在匹配”；既要求物质基础，也要求三观契合；既要求“颜值担当”，又盼望“有趣的心灵”。这种“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造成了他们对伴侣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从而可能错失最佳恋爱结婚时机。
基于“母职惩罚”，部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拒与犹疑。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女性同样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然而，以家庭为主的子女照料模式和不够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女性不得不直面由于“母职文化”和职业歧视而造成的“母职惩罚”。“母职惩罚”即女性因为母亲角色而遭遇的求职、工作评价、薪资、晋升机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调研发现，女性不想结婚的首要原因为“不想生孩子”（占比为68.83%），对生育的犹疑成为女性不婚的客观障碍。另外，随着主体性不断彰显，许多女性青年逐渐突破传统性别文化的藩篱，重新界定性别角色的时代意蕴，以保持单身来表现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母亲角色”的抗拒。
4、何让年轻人“能恋”“想婚”“敢婚”
提升个人婚恋素养，使“未恋”的人“能恋”。对于“懒婚族”来说，不仅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更要从心理上真正“断乳”，走出舒适圈，才能为寻求亲密关系腾挪出心理上的空间，从而激活进入恋爱和婚姻的动力。同时，积极开拓人际交往圈子，丰富业余生活，主动学习与异性沟通的技能技巧。对于“恐婚族”来说，要理性看待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婚恋经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失败经验，改变对婚姻“糟糕至极”的思维和认知，消除恐惧心理。对于“忧婚族”来说，要设置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择偶标准，不跟风、不攀比，摆平心态，立足现实，重视婚姻对双方精神滋养的价值，如重视双方价值观的契合、兴趣和性格相投等标准，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构建“婚恋友好型”的环境，让“想结”的“能结”。一是由宣传部门组织推动媒体、文艺社团、文化公司等打造积极向上的婚恋家庭文化精品，组织进行最美家庭、最美夫妻等评选活动，将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图景具象化，唤起青年基于婚姻家庭幸福的积极情感体验。另外，在全社会大力提倡文明简约的“新婚俗”，让恋爱婚姻摆脱功利化色彩和不良习俗的裹挟，让全社会以“缔结婚姻=经济索取”为耻，让青年摆脱“没房的人没资格谈恋爱”的内外压力，重归“两人携手，白手起家”的美好图景。
二是发挥群团组织的优势，整合民政部门、市场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平台资源，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的大数据平台，探索开发具备信息收集、科学匹配等多功能的移动互联交友平台，打造一批成本低、可及性强、信任度高的公益婚恋服务品牌，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婚恋服务。
三是政府要加强以“婚恋友好”为宗旨的制度设计，制定针对适婚青年的公共性租房和购房优惠政策；企事业单位要严格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反对职场过度加班文化，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和休闲空间；单位工会、共青团组织可积极组织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丰富青年的休闲文化生活。
以生育配套政策和服务为保障，让“怕生”的“敢结”。一是提供“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安”的普惠托育服务。建议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政策支持清单，采取托幼一体、社会机构举办、用人单位自办、社区嵌入等方式，构建多元化、多层面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系统化培养托育从业人员，为托育服务提供优质人才支撑。政府和行业协会做好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有关部门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的资质认定与备案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质量监管与评估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三是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塑造科学理性的养育教育观。通过宣传教育、家长课堂等途径，积极宣传新型人才观和新型家庭教育理念，反对过度精细化、攀比型教养和教育，杜绝教育中的“抢跑”现象，降低养育成本和教育焦虑。
（作者：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琚晓燕、姜振华、李燕平）
原标题：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青年婚恋意愿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