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钱、道德和做派》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米歇尔·拉蒙对法国和美国160位成功男性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访谈，对他们如何定义“值得尊敬的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为社会中上阶层（专业人士、经理人和商人）提供了一幅罕见而极富启发性的集体画像。
通过精彩的文化分析、比较法以及文学风格的写作，拉蒙阐明了三种“符号边界”：以诚实、正直、具有职业道德为基础的道德边界，以财富、权力、职业的成功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边界，以受教育程度、才智和高雅品位为基础的文化边界。中上阶层成员正是通过这三种“符号边界”，将自己及其所在阶层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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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工作的国民模式
前几章表明，道德边界在法国和美国同等重要，社会经济边界在美国最突出，而文化边界在法国最明显。在同一地区内的比较揭示了类似的趋势：从全体受访者在道德、文化和社会经济维度上大致的定量排名中可以看出，文化边界是法国受访者划定的最显著的边界类型，而社会经济边界在这一群体中最不显著。这同美国人的特质正好相反，道德边界和社会经济边界对美国人来说比文化边界更重要，强调不同边界类型的差异也比法国明显。如此看来，即使道德边界对这两个群体都起着次要的作用，在这两个国家，受人尊敬的标准似乎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并不悬殊。
这两个国家的边界模式体现在巴黎人、纽约人、印第安纳波利斯人、克莱蒙费朗人批评不同形式边界的方式上。事实证明，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可能反对社会经济边界，美国人则经常抵制智性主义和世界主义。此外，这些行为特征与他们在访谈中倾向于相互划界的类型是对应的。我们看到，有些法国受访者认为美国人过于物质主义，与他们自己相比智性不足，并且无疑更缺乏教养。最后，两国的国民划界模式还体现在每种边界同其他边界的关系上：定量分析表明，与美国相比，法国的文化和道德地位更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与那些在社会经济方面极其排他的法国人相比，同样非常强调社会经济地位的美国受访者中有更多的人也很看重文化地位。在前几章中相应地提到，除了拥有豪车和高档社区的房产等物质地位的象征，高雅文化消费在美国常被视为是高等社会地位的象征。此外，道德纯洁和社会经济的纯粹对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人来说关联度更高，他们经常从成功中推断诚实和道德品质，认为道德纯洁反映在社会经济的成功中。对巴黎人来说，情况则并非如此，他们倾向于认为金钱使人腐化，道德纯洁和社会经济的纯粹是不相容的。
虽然有些指标可用美国的高雅文化比法国的稍平民化一些来解释，但从纽约人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的划界方式来看，文化边界并不很突出：有文化修养的美国人似乎比其法国对照组更不可能期望自己合理地因此获得声望，因为文化平等主义和文化自由放任的原则阻碍了这种信念。相比之下，我们看到，法国受访者更多地将文化差异当作获得社会经济地位、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方法；他们经常根据文化地位信号来划定社会经济边界（例如，因为觉得工人阶级“粗俗”而嫌弃他们）；高等文化地位信号在法国职场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此外，有证据表明，美国人比法国人更可能相信文化评价标准应服从于道德标准（即“你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当将“文化中心”及其“文化中心周边地区”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了哪些差异呢？定量分析的结果大致表明，一般而言，周边地区居民比中心居民更多地划定强有力的道德边界；相比巴黎人，克莱蒙费朗人较少对道德边界表示漠不关心或反对。美国的个案也呈现出同样的差异，印第安纳波利斯人较少反对道德说教。令人惊讶的是，谈到文化边界，文化中心与文化边缘的差异不太明显：在法国，文化中心周边地区的居民有更大几率在文化维度上得分较低，而在美国，文化中心和文化中心周边地区的居民划定鲜明文化边界的可能性相同。另一方面，在划定社会经济边界上，文化中心的居民并不比文化中心周边地区的居民更严苛。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生活在文化中心的人与生活在文化中心周边地区的人在划界模式上存在着细微且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法国比在美国要显著。这也印证了美国的文化分类体系相对更大众化的观点。
真人秀《飞黄腾达》
我认识很多无法跟人建立情感联系的男人，和他们在一起，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扮演仆从，要么扮演主人。我觉得这很无趣。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更为平等的互动，感觉更像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因为在那种关系里你才真正能够承受很多事，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最有吸引力的。
总体而言，心理健康似乎在女性受访者的生活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为反映了女性文化中制度化的文化剧目，而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差异。同样，要了解划界工作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尚须进行更多的研究。
历史的国民文化剧目
本节集中讨论几个界定美国和法国社会传统国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历史主题。就美国来说，实用主义、平民主义和“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尤为重要。而说到法国，我们将讨论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理想以及贵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影响。此外还将探讨宗教在两种国民文化中的地位。有理由认为，法国和美国的文化剧目中存在的这些主题影响了我的受访者，为他们提供了可在划界工作中调动和易于使用的文化观念。同样，虽然这些主题的出现与每个国家的制度和经济历史密不可分，但对这些主题必须单独进行研究，因为正如杰弗里·亚历山大等人指出的那样，它们作为文化资源有自身的存在意义。
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的主题在美国国民文化剧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用主义的定义在此不是一种哲学，而是意味着“凡事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对教义、信条和固守抽象理论原则持怀疑态度”；平民主义在此被定义为一种草根阶层反抗有闲富裕阶层的传统。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将知识和才智追求置于实际目标之下，那么平民主义则是美化“普通人”，抵制自我放纵且往往软弱无能的精英。这两个主题通过广泛传播“高雅和书面文化是冗繁多余的礼仪细节”的观点，间接地造成了这类文化在美国的地位。如上所述，我的受访者大量采用这些观点来表达他们对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的厌恶，并划定反文化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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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科学家论述了美国人共享的社会愿景。他们提议用诸如“美国主义”和“美国公民宗教”（Americancivilreligion）等术语来指代它。这种历史愿景的组成要素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在增强的同时削弱）对人们划定社会经济边界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例如，成就和个人主义等主题间接地加强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性，使人们普遍认为个人的物质成功即使不是人类唯一重要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其他主题，例如平等主义和民主，则通过宣扬普世主义和谴责基于固有特征的社会经济排他，削弱了社会经济边界。这种平等主义传统意味着，美国下层阶级的人已经开始“相比欧洲对照组，在跨阶级人际关系中期待并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看到，美国中上阶层在反对社会经济边界或讨论道德地位时，常常利用平等主义思想。
在法国大革命的共和理想中，我们可找到“美国主义”在法国的对等物，这种理想至今依然存在。其中包括雅各宾派对平等、普世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痴迷，它否定了基于地域、社团成员资格和出身的特殊主义，从而削弱了人们根据先赋特质来划定边界的可能性。另一种从启蒙运动继承而来的理念认为，理性是政治秩序的唯一基础。虽然雅各宾主义摧毁了地方文化，通过使其更具普世性来加强国民的符号边界，但它对理性的狂热崇拜或许加强了文化边界在国民文化剧目中的核心地位，并间接地削弱了社会经济边界，尤其是金钱和竞争力作为地位信号的作用。对理性的狂热崇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建立在超越特殊利益，尤其是阶级利益预想的总体规划基础之上。因此，它广泛传播这样一个概念，即人类的知识才能与市场机制相反，应通过国家行为来对社会的组织工作负责。它将资产阶级及其他一些阶级定义为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从而强化了认为商业活动乃至更广义的竞争世界是腐败的且无价值的看法。中上阶层的男性在讨论他们对权力的模棱两可态度，以及将追求金钱描述为微不足道的目标时，正是借用了法国国民文化剧目中的这些元素。
文化边界在法国国民文化剧目中的地位也因其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而得到加强，这一传统崇尚精雅并且承托着高雅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宫廷传统一直维持着高度复杂的时装、食品、葡萄酒和香水的生产，有助于将法国定位成一个精致、优雅且浪漫的国度。早在16世纪，“上层贵族的元素……就深深地参与了（高雅文化的）传播”，并融入了欧洲的世界大都市文化。在18世纪，贵族们非常热衷的文学沙龙风靡一时。在沙龙中，文人墨客将有格调的谈话提升为一门艺术，而且往往将机智诙谐置于实质内容之上。同样，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耶稣会学校对口才和经典知识的重视，也甚于对科学和数学知识的重视。贵族在创建科学院和文学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汇集有志于影响公共事务的文化阶层，确立了法国在欧洲智性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因此，贵族传统有助于维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高雅文化、精雅和智性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存在，使得社会经济边界在法国国民文化剧目中的地位有所削弱，这类传统公开反对将营利逻辑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在美国，没有一个关键政党对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成就的文化理想和个人主义提出过如此广泛的基本批判。这一点相应地反映在我的受访者中，法国受访者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甚于美国的对照组。
在国民文化剧目的要素中，最后一个可能影响两国社会符号边界构成的是宗教。在法国的个案中，共和传统，以其强烈的反教权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基于强烈宗教意识的道德边界。在美国，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各种教派和道德主义社会运动的存在，例如废奴运动、禁酒运动和清教主义本身，事实上都使道德问题的重要性得以延续。新教传统可以同时支撑强有力的道德边界和社会经济边界。相反，法国天主教传统很难对世俗追求和精神救赎这两方面进行调和，从而阻碍了强大的社会经济边界。不过，美国的宗教多元主义传统或许增强了对文化和其他差异的容忍度（或至少是漠不关心），有助于将一般文化选择尤其是精神选择定义为属于私人领域。
在美国，没有一个关键政党对资本主义，
对社会经济成就的文化理想和个人主义提出过如此广泛的基本批判。
文化生产和传播部门的影响
国民文化剧目不仅是由一个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观构建而成，还取决于教育体系、大众媒体和其他专门从事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及团体在全社会传播的文化信息。这些机构对特定文化资源的可用性尤其有重大影响。它们通过向整个社会传播相似的文化信息、削弱地区和阶级差异、增强民族团结，并在此过程中普及国民划界模式，从而限制了近因结构因素对符号边界的影响。
教育体系。学校里对社会的描述会极大地影响该社会中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具体而言，大众教育创造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共同文化的社会假设，从而扩大了人们对社会持有的共识。同时，它还“将特定的国家历史具像化”，正如约翰·迈耶所说：
教育构建了一种共同的公民秩序，比如刻画出公认的英雄和恶棍，建立起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符号和国民合法参政的公共政治秩序……它通过科学验证了一种普遍的自然现实，通过数学验证了一种普遍的逻辑结构，并以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与世界社会紧密联系的共同文化的神话。
法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对各自公民的符号边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法国，拜行政集权（administrativecentralization）的传统所赐，教育体系通过提出高等地位文化的统一定义，促进了强大且普遍的文化边界的发展。全国普遍采用由国家和学院制定的同一套课程，它充分强调人文学科（哲学、历史和文学）。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体系则不利于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边界，因为它并不传播对高等地位文化的统一定义，相反，由于政治地方主义的悠久传统，课程均由当地学校董事会确定。这种政治结构可使某些团体就课程内容进行施压，包括是否将进化论和文史哲的经典文本纳入选择范围。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因为少数群体要求设置反映美国人口文化多样性的课程，美国的教育体系已成为争夺传统文化等级制度亦即高雅文化地位的绝佳阵地。这一运动通过质疑西方传统中定义的传统经典的价值，动摇了本已脆弱的文化边界。另一方面，它还通过将种族、族裔和性别差异进一步合法化，削弱了社会经济边界。
美国教育体系还以其他方式削弱了文化边界。例如传播一种高等地位文化的定义，它淡化历史、哲学和艺术，而倾向于支持更具市场价值（且文化层次更模糊）的技能，这与法国的教育体系形成了鲜明对照。最重要的是，美国教育体系更受经济的约束。美国学校的预算更多地依赖于地方税收，而且通常由具有商业头脑的当地精英控制，限制教育的扩张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直接影响到美国教师的工资收入和职业声望。相比之下，法国教师对自己的“客户”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因为他们的薪水和晋升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
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历来在招募和培养精英（即“大学校”的毕业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强化了重视精英文化的观点，因为这种对未来精英阶层的培养建立在颂扬法国辉煌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辉煌是由法国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的高雅文化定义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升了高雅文化的价值，熟谙它成为一种更核心的高等地位信号，并使文化边界本身在法国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第六章中，我将说明这对法国社会和文化专业人士的划界工作的影响。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RobertByeonUnsplash
知识精英。若要解释法国文化边界的力量，就不得不提到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这些人追随启蒙运动哲学家的脚步，试图去形塑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等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使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惊人的改变，他们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力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是罕见的。法国知识分子将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诸如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和米歇尔·福柯维持的社会角色制度化了。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同辈人对法国书面文化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大量的周刊和日报传播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将高地位文化商业化，即是知识分子影响法国文化剧目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使广大民众了解和接触法国知识分子文化方面，这些出版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相比美国的对照组，法国中上阶层成员更有可能将对知名学者作品的熟悉程度理解为高文化地位的信号。而美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文化剧目的影响要小得多，并且在逐渐减弱，近来面向知识界的出版物数量下降就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虽然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口在1947年至1983年间增加了208％，但一项调查样本表明，智性期刊和杂志的平均发行量仅增长了130％。
法国精英的校友关系网进一步增强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首先，顶级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常常就读于同样的精英学府（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圣路易高中、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并往往同属于“乐游巴黎”（Tout-Paris）之类的名流小圈子。自1981年社会党人掌权以来，这种情况变得更常见了。此外，知识界的某些领军人物在政治党派中也颇具影响力，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传播思想的刊物和平台，并间接地宣传了知识分子亚文化。最后，仅就巴黎知识分子的集中程度这一点来说，也有助于发展更清晰连贯且可独立生存的知识分子亚文化。
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较小还可用其他因素来解释。首先，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圈要么与大学并行存在，要么与之混为一体，以至于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变得与其他中上阶层专业人士相似，失去了自身的一些亚文化特性。事实上，随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职业主义在这一环境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技术官僚文化在学术界变得相当重要，使得文人墨客的生存处境越发艰难。此外，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文化平等主义和冲突规避的价值观也阻碍了智性主义的传播。美国缺少强大的中左翼政党来为知识分子提供论坛和受众，而且知识分子在地域上较为分散，这两点进一步导致其文化影响力的下降。在这一背景下，毫不奇怪，刘易斯·佩里（LewisPerry）在对美国三百年知识分子生活做全面回顾时总结说，美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处于历史最低谷，其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