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您专门做过相亲角方面的研究，现在公众都像到动物园看奇怪动物一样看待相亲角，对这个您怎么看？相亲角是怎么发展来的？
孙沛东：相亲角是指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众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免费相亲场所。我将其称为“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新型的择偶模式。简言之，它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内地，民众不再惮于言商言利，而是将对物质的追求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同时市场力量也直接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最为私人化的情感世界。
相亲角是怎么来的？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是2004年9月在北京的龙潭公园。而在1980年代，北京龙潭公园就曾经聚集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相亲角的父母曾在上世纪70-80年代回乡大潮中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城市，成为“大龄青年”的他们也曾在公园中聚集，为自己寻找配偶，这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子女长大成人进入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由“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公园相亲这种解决办法具有实际操作性层面的路径依赖。
南都：人们为“相亲鄙视链”现象而震惊，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在您的研究著作里也很细致地讲述到。如今媒体报道出来后，还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您觉得这背后有什么社会原因？为什么大家会被如此触动到？
孙沛东：在今日之中国大陆，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在蔓延。当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环节都遭遇到莫大风险之时，我们很焦虑。
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蚁族、裸婚族、权力和金钱的代际传递……从90年代中期到如今，人们的财富差距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入“错”行业，没赶上好机遇，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老百姓不假思索地怀疑权力和财富，同时又热衷于追逐权力和财富。我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中，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不断地饮鸩止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我的书名“谁来娶我的女儿？”正是这些公园相亲角多数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
孙沛东：相亲角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的择偶标准表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进一步降低，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转型期社会层次壁垒已经强化和社会结构业已固化。婚配模式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通过婚配模式的变迁，透视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相亲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十分明显的以社会层次内婚为目标的择偶偏好。
从相亲角的“白发相亲”者所处的社会层次来看，我们断然看不到权贵和巨富，这里也没有赤贫阶层的身影，有的大致是两类人：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另一种就是普通市民。因为这个婚姻市场的准入门槛较高，城市贫民和农村人被彻底排斥在外。从相亲角的社会分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群体固化的现实。
简言之，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不管是以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来都出现了同质婚的回潮。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面对转型过程中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人们为确保自身和子女的生活水准，在择偶过程中会谨慎地考察对方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婚姻和新时期生活形态
南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很无趣也很残酷，婚姻向来就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一种交换，和爱情关系不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女性独立程度的提升，这种经济关系得到改变的情况下，未来婚姻是不是会破除这种利益的交换关系？
孙沛东：在相亲角中，待嫁的女青年远多于待婚男青年。这些待嫁女青年被称为“剩女”，主要可分成三类：主动不婚、排斥婚姻和恨嫁型。遇不到对的人，“不婚族”主动选择“剩下”，对未来生活有明确预知。目前的单身生活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不快乐，这也是女性独立人格的体现。恨嫁者希望快点找到另一半，却往往难以从上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中走出来，凡是遇到的男性都不自觉地和原先那位做比较。排斥婚姻的人则会认为，从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正在减少。
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爱生活、会生活的“剩女”的出现是件好事。随着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婚”“剩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它是女性追求自我的必然现象。一个内心真正强大，不被周遭言论左右的未婚女性，应该被宽容自由的社会所接受，用不着给予什么怜悯，因为感情这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孙沛东：通过“白发相亲”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转型：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转型。上个世纪5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对家庭生活有着复杂的间接影响，其中，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婚姻是官方赞成的一个家庭变化，由此，青年人自主选择配偶的能力被提高了。
1978年以后引入的市场化改革，在我看来，由此可能导致家庭的资本主义转型，或者“市场化转型”。首先，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使住房成本变成了普通城市家庭开支的最大项。普通白领单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基本无法支付购买婚房所需。一般城市家庭必须拿出两代人的积蓄才能达成这一目标。房子变成了高悬在待婚男女及其父母头上的“地上河”，压力和焦虑无时不刻积聚在他们的内心。国家推行的这种住房制度的市场化客观上将城市个人和家庭推向了市场，这种外在压力与他们内心压力的合力，使得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逻辑也呈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因此，相亲角的择偶实践中展现出市场化逻辑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也使家族或私营企业变得更加普遍，增加了家庭积累财产的可能性；此外，对于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家庭财产的继承不是困难的事情。因此，城市居民，尤其是收入与房价等生活支出相比不高的普通白领必然彻底地依附于家庭，“白发相亲”之所以行得通，客观上得益于这种依附关系。
南都：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审视相亲的家长，更多的焦点放在了他们的子女以及看起来有些奇葩的条件。那我们现在认真看看这个群体，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特征？那些年轻人看起来很奇葩的条件，为什么会为这些家长所看重呢？
孙沛东：从我在相亲角做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年龄介于50-70岁之间，绝大部分是本地人。总体而言，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部分人曾经上山下乡、经历过“文革”。
“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多数人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只有四成不到的人教育程度较低；六成以上是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平均每个本地家庭占有住房一套半。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可看做城市的中产阶层。
在相亲角，知青一代父母如此看重子女的婚姻候选人的学历、工作和收入，与其自身经历有关。他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社会生活被耽误，并遭遇了经济转型的困窘，因此，他们对生活有着特殊的恐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代人被赤裸裸地推向市场，下乡回城拼不了学历，铁饭碗被打破被迫下岗，人生的挫折教训逼着他们要求子女的生活一定是———好学历、好工作、好对象。
在相亲角里，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则无人问津。在父母之间与子女择偶有关的谈话中，隐含着一个又一个“探底”的企图。就连已经处于中产阶级的父母也希望通过相亲角上升到更高阶层，这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焦虑及横向与同龄人比较后的不安全感。
南都：从功能角度看，相亲角似乎成功率并不高，一些父母几乎多年长期天天在公园帮忙相亲，这反而成为老年人社交的一个方式了。
孙沛东：成功率低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相亲角本身的性质；父母和子女对它的预期和定位；父母在相亲角的择偶策略和步骤。相亲角是一个融合着各种欲望、讲求实力、市场力量作用其间的婚姻市场，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在相亲角，实力才是硬道理，而它又包括子女的硬实力与父母的软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理性，完全市场化。父母间有关择偶的谈话涉及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交易行为，他们已然能熟练地运用市场化的语言。
尽管相亲角成功率较低，能够真正配对成功并步入婚姻的子女寥寥无几，但是他们的父母仍旧对此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