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Goldin）学术贡献的总结，感谢李一南博士提供的帮助。——编者注
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所占份额明显不足，仅有约50%的女性在从事或积极寻求有偿工作，而男性的比例为80%。劳动参与率的这一性别差距主要取决于女性参与率的变化，而男性参与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基本保持稳定。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在南亚、中东和北非尤其突出，有些地方甚至超过50个百分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的信息，参见世界银行性别数据门户网站。）
一个世纪前，北美洲和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巨大差距。但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至以前的三倍以上，堪称这些国家在此期间发生的最显著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之一。
当然，相同的劳动参与率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因为在劳动力市场的其他许多维度上也存在性别差距。女性在参与工作的时候，获得的收入更少。例如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女性的收入平均而言比男性少13%。（*OECD（2023）.）此外，女性更多从事升职空间较小的工作，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或CEO（首席执行官）的人数比男性少很多。性别收入差距和职位晋升中的“玻璃天花板”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
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时至今日还在全球普遍存在？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距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变化？性别平等程度是否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在高收入国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已得到改进，同工同酬也受到立法的保证，为什么依然存在性别收入差距？
上述问题的答案对于实现经济繁荣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不公正对待，这不仅涉及公平问题，也会影响经济效率。如果员工的工作安排没有与他们的技能充分匹配，劳动力配置将损失效率。这种效率损失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所以，缩小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改善女性劳动力的技能配置，可望显著提升全球GDP水平。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的克劳迪娅·戈尔丁，主要表彰她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的理解。戈尔丁对女性经济史的精彩记述给劳动力市场上多个维度的性别差距提供了新颖的资料，并发现了影响长期以来与迄今尚存的性别差距的主要因素。
借助历史的镜头来理解如今的性别差距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女性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向市场。历史视角能帮助识别变革的推动因素，并启发我们思考女性的经济发展轨迹在未来会如何继续演进。这一视角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状况在多大程度上仍受到过去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障碍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又如何得到解决。
还有，鉴于处在不同时点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类似的转型过程，长期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当今各国横向差距的根源。在劳动参与率和收入水平的性别差距方面，今天的世界各国相差悬殊，一如美国在过去250年里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印度目前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就和美国1900年的相当。
然而，由于缺乏历史就业记录（尤其是关于女性的），测算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长期发展趋势殊为不易，遑论给出有力解释。此外，即便能找到此类数据，女性的信息也可能被系统性地低估。例如在美国过去的人口普查中，女性的职业经常被标示为“妻子”。要充分评估并解释女性的经济进步，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可靠地测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采用统一的经济理论框架
戈尔丁拓展了上述研究思路，并采用重要方法将它们整合起来。她创建的理论框架把教育、生育和生产率同女性的志向与身份认同演化乃至制度变迁联系起来，将女性放到研究的中心位置。于是，女性在关键约束条件之下（主要是因为需要在服务市场和服务家庭之间做出权衡）所做的选择就被纳入经济活动这一整体的考察对象。
戈尔丁采用的这套劳动力供求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变化。借助该理论，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可以通过经济基本因素来解释，女性面临的约束条件则是核心所在。
美国就业与收入性别差距的长期演变
戈尔丁的研究方法把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得出了许多经常挑战传统智慧的研究成果。例如，她推翻了过去广泛接受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正向函数的观点（Goldin，1990）。通过细致分析，利用新的数据资料，并纠正现有数据的偏差，她指出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演变轨迹其实是U形曲线。此外，劳动参与率向上变化的趋势出现得比之前数据显示的要晚。尽管有人曾经从跨国数据分析中提出过这种U形曲线的假设，但在她之前，还未曾从单个国家的发展背景中总结出来。（*受戈尔丁（1990）的启发，学者们发现其他高收入国家也存在类似的U形曲线（如MammenandPaxson，2000；Olivetti，2014）。）
戈尔丁进一步指出，这样的长期演变趋势主要是源于已婚女性的就业变化，背后包括一系列经常相互作用的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力供求的因素。女性从事有偿劳动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得到扩展，这是因为：（1）白领工作岗位增加带来的结构性变革；（2）对办公室工作和居家工作的性质产生影响的技术变革；（3）受教育水平的改变，例如中学教育的扩张等。不过，对已婚女性就业的社会偏见和公开的制度障碍（例如所谓婚姻限制规定）严重制约了机会扩展的效果。
戈尔丁的研究还有助于回答变革速度较为缓慢这一根本问题。具体而言，她从美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重要发现：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出生年龄组群体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在相同时点附近出生的女性群体的选择和机遇。在测算女性的总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她们在给定年份的资历和构成时（如教育和培训水平），我们考察的是不同年龄组的平均值。也可以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体表现既包括较年轻的新来者，也包括较年长的群体，后者的成长环境可能与前者大不一样，并度过了生儿育女的年纪。由于整个生命周期的就业机遇会受到人们年轻时所做的人力资本决策（如教育和早期从业经历）的影响，假如新的年龄组群体在年轻时做出不同的决策，就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然而，总体表现的改变却较为缓慢，甚至有时完全没有迹象，这取决于哪些年龄组群体在给定时点占据劳动力队伍的主体部分。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出现了女性受大学教育比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水平迅速提高的现象，同时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稳步提升。戈尔丁发现这背后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因素，第一个与年龄组有关，第二个涉及技术变革。
当代性别差距的决定因素
在如今的高收入国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已超过男性，专业教育的入学人数与男性接近，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日益趋近。然而，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且收敛趋势似乎已走向停滞，这是为什么？戈尔丁的若干论文考察了两方面背景：直接原因是生儿育女的父母效应（parenthoodeffect），与之有关的促进因素则是职场缺乏灵活性。
戈尔丁的研究是展示历史学与经济学联合发挥威力的绝佳范例。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今性别差距的各种决定因素。戈尔丁采用的统一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在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表现及其背后的原因。尽管她的主要研究成果属于“实证”性质，而并未探讨与政策设计有关的“规范”类型的议题，但其中仍包含许多宝贵洞见，可以给志在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归根到底，要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们必须弄清楚待解决问题的根源。
本文的结构安排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事实的认识。本节将介绍如下四个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
在戈尔丁的研究之前，人们从美国自189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了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提高的趋势（如Durand，1948；Mincer，1962；Easterlin，1968），但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收集之初就受到质疑，特别是对1940年之前开展的普查。
戈尔丁的研究强调了女性就业在历史普查数据中被低估的几个原因，包括历史上核算定义的偏差、劳动参与定义的改变，以及普查中对女性劳动者人数的低估等（Goldin，1990）。（*美国目前的劳动参与定义是在1940年人口普查中首次采用的，以个人在普查时是否从事有偿工作为标准。在1940年之前，对劳动参与的定义是基于名为“有收益工作者”（gainfulworker）这一指标，依据是对如下调查问题的回答：由个人报告在普查前的一年中是否拥有职业（Goldin，1990）。）通过修订收入估计数据，并讨论劳动参与定义改变的影响，她构建了历史上女性就业状况的新数据资料。（**在多项研究中，戈尔丁都反复细致地修订了过去对劳动参与和收入的测算数据（例如GoldinandSokoloff，1982，1984；Goldin，1986，1990）。）
戈尔丁的主要贡献之一是针对女性劳动者被低估和忽略的现象，尤其是1940年之前的时期。例如，当时的人口普查中普遍采用“妻子”的身份来登记已婚女性。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记录意味着不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是，当时登记为妻子的许多已婚女性实际从事着我们今天理解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活动。小农场主或者农场工人的妻子几乎肯定与丈夫一起在农场工作。寄宿公寓业主的妻子，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小业主的妻子，也都在自己丈夫的企业里参与工作。
戈尔丁把收入报告、日程表调查和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结合起来，表明如果对农业部门的女性劳动者低估状况加以修正，会使1890年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近7个百分点，对其他部门（尤其是寄宿公寓业主和制造业员工）的低估状况加以修正，又会提升3个百分点。这些修正大部分来自已婚白人女性，该群体修正后的劳动参与率（12.5%）几乎是官方普查数据（2.5%）的5倍。因此，1890年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与1940年的情形大致相当。对全体女性而言，这些修正使得1890年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了大约37%，从19%增加至26%。
戈尔丁（1990）提供的证据显示，低估问题在更遥远的历史上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在1890年之前的大多数人口普查中没有收集女性职业的信息。职业构成的改变——源自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工厂生产方式兴起以及与之相伴的小业主的衰落——意味着如果全面修订整个19世纪的就业序列数据，几乎肯定会使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走势。然而，工业化对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已婚女性必须把市场工作与家庭劳动两方面加以权衡，这个因素制约了她们在经济现代化时期能做的选择。而对年轻的单身女性来说，工业化在初期提供了与她们的技能形成互补的就业岗位。下文还将介绍戈尔丁的研究对这些推测的论证。
戈尔丁参与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工业革命是女性劳动参与和男女相对收入演变的一个关键节点。她与合作者利用过去未曾发掘的档案资料，构建了反映美国工业化早期阶段女性就业状况的新数据库。她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和未婚女性）受雇于制造业，而且在工业化扩张到的各个地方，劳动参与率均有所提高。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她们发现1832年有27.1%的年龄在10～29岁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在制造业（含家庭作坊）就业，这个数字在1837年提升至40%以上。由于非制造业部门同样有女性参与就业，劳动参与率应该相当高。与之相比，1900年单身女性的整体劳动参与率也只有40%（GoldinandSokoloff，1982）。
在19世纪后半叶，年轻女性和单身女性在制造业的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戈尔丁（1990）找出了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就业人数大幅增加导致许多人质疑女性的劳动权利，并呼吁采取保护性的立法，由此出现了后来的女性年龄组群体将要面临的制度障碍（有关讨论将在第3节展开）。
历史传闻类证据同样显示，除寡妇和大龄未婚女性以外，已婚女性也在从事某些“隐性市场工作”。例如有许多记述提到，妻子与丈夫一起在家庭作坊中参与工作。戈尔丁采用了一种创新方法来量化这种工作类型的规模。具体来说，她把1796年费城目录中记录的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与之前的目录做比对，以此追踪女性在丈夫过世之后的工作轨迹。该研究表明，18世纪90年代的寡妇有很高概率继承亡夫的产业和工作岗位。继承率最高的是商店和寄宿公寓的经营，但许多寡妇还从丈夫那里继承了更加不同寻常的职位，如制鞋匠、五金匠和洋铁匠等，表明生活在19世纪之初的这些女性对丈夫的职业掌握了相当多的实用知识。不过，在此类男性占据主体的职业中，受雇的女性户主所占份额逐渐减少，说明已婚女性从事“隐性市场工作”的比例在19世纪处于下降状态。
2.2已婚女性群体与年龄组效应的重要影响
虽然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的增长主要源于已婚女性的行为变化，但在这个世纪的多数时期里，大多数女性实际上在结婚时仍会停止外出工作。戈尔丁（1990）的研究表明，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因为劳动参与率提高并非源自女性在结婚时离开职场的比率的变化，而是由于她们在人生后期阶段重新进入职场的比率大幅提高。
图2显示了白人女性的生命周期选择对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例如，我们看看生于1886—1895年、1896—1905年、1906—1915年这三个相邻年龄组的已婚白人女性的情况，她们的中位数年龄分别在1940年、1950年和1960年达到50岁。这些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在1940—1960年间几乎每十年翻一番，初期仅有10%的50岁女性参加工作，到末期则接近40%。在第3节，我们还将讨论某些年龄组群体在特定时期参与率显著增加的原因及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2.3女性相对收入提升缓慢以及“工资歧视”的根源
在测算性别收入差距演化时，一个重要局限是缺乏全面的收入数据，如美国直至20世纪中叶才开始收集此类信息。戈尔丁（1990）通过汇集近两个世纪的女性与男性相对收入的数据（主要来自制造业的调查），率先为此提供了一个长期观察（参见图3）。
戈尔丁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中确认了三个关键事实。第一，性别收入差距在美国工业革命时期（1820—1850年）及白领工作岗位兴起时期（1890—1930年）均显著缩小。这两个差距缩小时期都与女性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有关，并发生在争取同工同酬的社会运动大规模兴起之前。
第二，尽管20世纪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结构和社会变革，包括女性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的大幅提升，性别收入差距的总体收敛速度却较慢。在女性相对收入提高的最初阶段过去后，制造业的性别收入差距在1880年至20世纪60年代陷入停滞（为期约80年），维持在55%左右。如果分析所有职业在1890—1980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会发现性别收入差距在1930年之前趋于缩小，但在此后直至1980年，却基本维持稳定（随商业周期有所波动）。（*平均收入由各个群体的职业分布比例加权计算得出。）
2.4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于现存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变得更大
图3和图4表明，性别收入差距在过去半个世纪有显著收缩，不过，女性的收入依然少于男性。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全职工作中位收入的平均性别差距为13%，当然各国之间还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瑞典为7%，美国达到18%。
许多研究采用了线性回归来测算人力资本与其他因素对不同时期性别差距的相对影响程度（如BlauandKahn，2000）。有的学者根据美国的数据发现，对1979年的全职员工而言，女性收入约为男性的54%，到1998年上升至77%（BlauandKahn，2006）。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释1979年的性别收入差距的25%，到1998年下降至8%。
如今，以受教育水平测算的人力资本差异对高收入国家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已变得更小。事实上如图5所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男性，而且这一优势还在逐渐扩大。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今天的美国，全体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而言同样如此，而且包括较年轻的年龄组（25～34岁）和较年长的年龄组（55～64岁）。
关于人力资本的标准测算指标（如受教育年限）已无法给如今尚存的性别收入差距提供充分解释。不过，女性与男性选择的教育类型及后续职业类型依然可能发挥关键作用。
首先，有研究指出教育类型的选择差异对于性别收入差距有直接影响（Altonji，1993）。例如，几位学者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大学的专业选择可以为有类似从业履历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数值）提供一半以上的解释（Black、Haviland、SanderandTaylor，2008）。性别差异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理工类学科中表现最明显。另有研究发现，某些经合组织国家已有超过50%的男性完成理工类学科的大学教育，女性的比例却从未超过20%。与之相比，在全体经合组织国家都有更大比例的女性比男性完成人文学科的大学教育，至于商业和法律等学科领域则没有如此系统性的性别不平衡现象。
可是，戈尔丁注意到尽管存在这样的教育和职业选择差异，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却是来自相同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而非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Goldin，2014）。也就是说，在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时候，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轨道会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相同职业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显得更加突出。具体来说，戈尔丁利用2010年的数据测算，如果把每个职业内部的性别收入均等化，相比把每个职业内部的女性与男性的人数均等化，会分别给性别收入差距带来何种变化（Goldin，2014）。结果表明，消除职业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在各个职业之间实现女性与男性人数平均分布的影响：性别收入差距大约三分之二来自“职业内部的差距”，三分之一来自“职业之间的差距”。
戈尔丁的发现得出的一个核心启示是，由于相同职业内部的性别差距正变得比不同职业之间的男女人数分布更加重要，深入探究职业内部的情形将为我们揭示现有差距背后的更深刻原因。这也是接下来第3节的主题。
在戈尔丁的研究的核心部分，我们看到家庭（配偶和子女）在塑造劳动力供给和性别收入差距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在制定劳动力供给与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时面临各种约束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责任。女性可能要在家庭中承担生育责任，但许多决策是由家庭共同做出的，例如什么时候生育第一个孩子，总共生育多少个孩子，以及谁来负责看护孩子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部分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例如能否接受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能否接受母亲把孩子交给其他人帮助看护等。随着这些习俗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改变，甚至在某些时候出现正式禁止已婚女性参与工作的法律障碍（所谓婚姻限制规定），上述问题的答案也自然有所不同。
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在年轻时对未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发生改变，包括（婚后的）人生中将有多大比例的时期从事工作，以及从参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工资回报高低等。由于对未来的预期发生改变，女性开始做出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由此显著缩小了在教育与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甚至在大学教育完成率上完全抹平了差距。
如第2节所述，戈尔丁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发现了面临相同社会习俗、制度障碍或创新的年龄组群体，这在解释性别差距的实际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此也使得劳动参与率的重大改变主要发生在新的年龄组群体进入就业年龄的时候，她们有着与过去世代不同的教育水平、态度、预期与生育决策。当各个年龄组群体根据前辈人的成功和失败来调整自己对未来的预期时，决策会相应改变。戈尔丁的年龄组群体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做出的选择，即生命周期选择，有助于解释性别收入差距。
本节将介绍戈尔丁在解释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演变中的主要贡献。
3.1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与就业和收入性别差距的演化
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包括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文秘类工作的兴起，以及更普遍的制造业扩张等，是影响女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就业状况的关键因素。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U形曲线中下降的部分通常以收入效应占据主导来解释：随着收入的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农业部门更高），让女性从事工作的压力减轻了。U形曲线中上升的部分则可以由替代效应占据主导来解释：由于工资继续提高（这次是源于服务业的扩张）以及社会更加需要智力技能（而非体力技能），导致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增长（如Mincer，1962）。
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
前文第2节强调了戈尔丁的若干新发现：（1）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之外）在19世纪早期处于较高水平；（2）19世纪上半叶以来，性别收入差距缩小；（3）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9世纪趋于下降。下面我们将介绍戈尔丁发现的有助于解释这些趋势的若干因素。
美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方兴未艾。（*美国的工业革命首先在东北部地区展开。戈尔丁等人考察了美国的早期工业化历史，发现在此之前，女性与儿童在农业部门相对于男性的生产率是工厂制度演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地区差异（北部和东北部相比南部）的核心影响因素（GoldinandSokoloff，1984）。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在北部地区较低（部分源于以牧草和小麦为主的作物种植系统，男性拥有较强的体力优势），于是，较为丰富且廉价的女性和儿童劳动力成为工业革命最初发展阶段的关键资源。）工厂的生产组织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重大影响，至少对年轻的未婚女性是如此。到1832年，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超过40%的工厂劳动力是年轻女性。在工业化推进较早的马萨诸塞州，全体年轻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在1850年受雇于制造业。由于农业部门中的女性收入比男性低很多（特别是在美国东北部地区），随着制造业的扩张，女性与男性的相对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到1850年，性别收入比率提升至50%左右，与1950年的水平已经相差不远（GoldinandSokoloff，1982）。因此，19世纪从农业向制造业（以轻工业为主）的转型能帮助解释性别收入差距最初的缩小过程。
工业发展虽然显著改变了年轻单身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却没有更多影响已婚和更年长女性的状况。在整个19世纪，对于已婚女性外出工作仍有强烈的社会偏见。因此，年轻时加入过劳动力队伍的女性几乎都会在结婚时退出。事实上，工业化、城市扩张以及随之出现的家庭和工作的逐渐分离与既有社会习俗相结合，还压缩了同时完成市场工作与承担家庭责任的可能性。因此，工业革命导致城市区域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19世纪大多数时候处于持续下降之中（Goldin，1986）。
白领工作岗位扩张的第一阶段
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在白领工作兴起时期（1890—1930年）显著缩小，但劳动参与率只有些微改变。这是为什么？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女性劳动力队伍主要由受教育较少的未婚者构成，她们主要在轻工业（如制鞋、服装、水果蔬菜罐头加工业等）和家政服务业工作。这些岗位没有多少资质要求和晋升机会，往往实行计件工资制。缺乏职业发展前景无法给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有效激励。
不过在这段时期，我们也看到变革种子已被播下。首先，技术创新（如打字机、收银机和速记机等）改变了文秘工作的性质，使其在20世纪之初带有了日常和机械的性质（Rotella，1981）。同时，企业规模扩大以及对支持经营管理的办公室文员的需求出现增加，导致在1870—1930年间文秘岗位在雇员中的占比从1%提升至10%。
其次，人们所说的高中教育运动从1910年左右起步，使高中教育普及率得以快速提升（Goldin，1998；GoldinandKatz，2008）。图7显示，15～18岁的孩子在高中注册的占比从1910年的19%快速提升至1940年的73%。（*美国女性的教育水平提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整个20世纪，年轻美国女性的高中毕业率均高于男性，这个现象可以由中学教育回报的性别差距提供部分解释。如果没有高中毕业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前景会很糟糕。而没有高中毕业证的男性依然能够获得收入尚可（但体力要求较高）的制造业岗位。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扩展了文秘工作的规模，并使其从男性主导（1890年占比达85%）变成女性主导（Goldin，1984）。与制造业岗位相比，文秘工作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对缺席劳动力市场的惩罚不算严重，对女性比较有吸引力（Goldin，1984）。（*由于生产率随着工作经验而提高，制造业工作岗位又经常采用计件方式（文秘岗位采用薪酬制），所以在制造业中，缺席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工资惩罚更严重。）此外，由于文秘岗位的收入高于其他大多数部门，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可见，办公室的“女性化”是源于大量制造业和家政服务业的岗位转化为白领职业岗位，而非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显著提升。本文第2节提到，尽管文秘类的更高收入岗位增多，女性劳动参与率在1890—1930年间却仅有轻微改变，这是什么原因所致？
戈尔丁分析了两种类型的婚姻限制（Goldin，1988，1990）。“雇佣限制”是指禁止聘用已婚女性，但允许企业留任已经在职、后来结婚的女性。“留任限制”则更为苛刻，要求解雇结婚的女性员工。婚姻限制的做法在大萧条后达到巅峰，对于教师和文秘等岗位尤其普遍。1942年，美国有87%的学区实施雇佣限制，70%实施留任限制。婚姻限制规定在大企业中更为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企业调查发现，有35%～40%的女性所服务的企业不会招聘已婚女性。因此，歧视性法规限制了女性从文秘类工作岗位的增长中可能获得的收益。
白领工作岗位扩张的第二阶段
本文第2节提到，主要在已婚女性推动下，女性就业率呈现长期上升趋势，但性别收入差距在1930—1980年间却基本保持稳定，这是为什么？
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还受到二战时期男性军事动员的影响。戈尔丁等人的研究指出，这个时期对于完成了（至少）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持续影响，在美国男性军事动员率较高的州，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幅也更高（GoldinandOlivetti，2013）。（*不过，美国军事动员年轻男性入伍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的就业没有什么影响，原因在于她们在战争时期开始从事的是制造业工作，后来则被退伍男性取代。）
3.2无声的革命
从1970年以来，女性的教育选择发生了惊人改变，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均超过男性，专业教育项目的入学人数也大幅攀升。从1980年前后起，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增加促进了性别收入差距的大幅减小（参见前文图3）。女性劳动参与率同样在持续提升，但速度比之前更慢。
预期的改变
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些预期可能包括婚姻、生育和就业等方面的概率和时机。预期是如何形成的？它们部分来自观察上一代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同时社会习俗和预期也会代代相传。然而，由于教育投资是在年轻时发生的，年轻一代人不能观察到上一代人的全部表现。他们形成的关于未来的预期或许不够准确，可能导致次优的教育选择。
戈尔丁利用美国全国长期跟踪调查（NationalLongitudinalSurvey）的数据发现，20～21岁的女性预期自己在35岁会参与工作的比例从1967年（即出生于1947—1948年的群体）的35%提升至1979年（即出生于1958—1959年的群体）的80%（Goldin，2005，2006）。前一部分群体的预期接近其母亲的实际就业率（近30%），但她们自己在35岁时的实际就业率则接近65%。（*更确切地说，有大约65%生于1951—1954年的已婚女性在35岁时参与工作（Goldin，2005）。）反之，后一部分群体的预期则与全国长期跟踪调查中反映的该群体实际就业率（75%）接近得多。
随着对未来职业前景的预期得到更新，高中时期的女生为进入大学做了更多的投资，这体现在她们的考试成绩、选择数学和科学课程的人数等方面（Goldin、KatzandKuziemko，2006）。随着大学教育的回报在1980年左右开始提升，女性尤其重视利用这一机遇，或许还因为大学入学准备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KatzandMurphy，1992；GoldinandKatz，2008）。（**大学教育的回报从1980年左右开始提高，但在此之前的1915—1950年，大学毕业的工资溢价有过较长的下降时期（GoldinandMargo，1992；GoldinandKatz，2008），该溢价水平在1950—1970年间有所提高，但在70年代再度下降。）戈尔丁把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这段时期总结为“无声的革命”阶段（Goldin，2006）。这场革命的特征之一是年轻女性的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图8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出生的年龄组群体开始，女性的大学毕业率已经超过男性。特征之二是女性的职业选择开始出现变化，专业教育项目的参与人数大幅增加（见图9），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在提高。更多的教育、不同的职业选择、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共同促进了性别收入差距的收缩（Goldin，1990；Olivetti，2006；GoldinandMitchell，2017）。
避孕药的引进和普及
避孕药让女性可以控制生育时机。戈尔丁等人的研究指出，避孕药的普及对女性来说具有转折作用，是“无声的革命”的重要催化剂（GoldinandKatz，2002）。避孕药增强了投资于教育的激励，扩大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劳动力的供给。
为什么避孕药的普及有如此深刻的影响？戈尔丁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避孕药的普及如何降低了等待结婚的成本（如节欲），并鼓励女性加大对职业发展的投资（GoldinandKatz，2000，2002）。避孕药的引入提升了女性控制生育的能力，让昂贵的“职业生涯”教育投资对更大比例的群体变得物有所值。这一理论框架预测，避孕药的引入会提高初次生育的年龄、结婚年龄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投资。
3.3父母效应：性别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的原因
尽管女性相比男性有更高的教育水平、类似的专业教育项目入学率，劳动参与率性别差距也在缩小，但今天依然存在似乎难以缩小的性别收入差距。例如，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的收敛趋势事实上已经停滞（见图4）。对此该如何解释？
与玛丽安娜·伯纳德（MarianneBertrand）和劳伦斯·卡茨合作，克劳迪娅·戈尔丁发现养育子女是女性与男性收入分化的关键节点。事实上父母效应对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落在母亲身上，而父亲的收入甚至可能增长。
父母效应（*我们这里采用了“父母效应”的说法，而非其他人常用的“子女惩罚”“母亲惩罚”等。这种效应能够被解释为一种惩罚，取决于背后的作用机制。）
本文第2节指出，戈尔丁发现当前的性别收入差距大部分来自相同职业内部而非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Goldin，2014）。因此，特定职业内部发生的情形可能给这一差距的根源提供关键佐证。
所以，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劳动力供给和职业中断方面会出现性别差距。答案在于孩子。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包括就业概率、工作履历和工作时长等）主要来自有小孩需要看护的女性，且这种现象不是由于对已婚和有子女的女性类型的负选择。
为深入分析养育孩子带来的影响，戈尔丁及合作者分析了个人的就业与收入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数年的变化（Bertrandetal.，2010），针对女性和男性分别做了类似于事件研究的测算，以评估生育子女对不同性别带来的影响，即父母效应。女性的就业、收入和工作时长在生育之后立刻减少，并在之后数年里持续减少。但男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并未恶化，甚至收入还在增加。
补偿性差异与职场灵活性对父母效应的解释
近期的后续研究还考察了职场灵活性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了支持职场灵活性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证据（AzmatandFerrer，2017），但在其他研究中并不显著（Cook、Diamond、Hall、ListandOyer，2021）。有学者利用挪威的注册数据发现，从事非线性工资结构的职业（MBA毕业生和律师），相比从事线性工资结构的职业（理工科毕业生与医疗职业），对母亲有更大的收入惩罚（Bütikofer、JensenandSalvanes，2018）。还有学者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某些医药专业对每周工作小时数实施封顶，从而鼓励了女性加入，但对男性没有影响（Wasserman，2023）。
戈尔丁与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清晰地指出，现存性别收入差距中的很大部分与养育子女有关，但具体的作用机制仍存在争议。戈尔丁提出职场灵活性是一个影响因素，然而其他解释也不能排除。例如，对性别刻板印象的传统观念可能导致女性在做职业、休假、子女养育的决策时，有意识避免因为偏离正统行为而带来的声誉损失（如Bertrand，2020）。
与美国的情形类似，戈尔丁用经济的结构性变革来解释图10中U形曲线的下降部分，此时，生产场所从家庭农场转向工厂、企业和其他雇佣劳动地点。随着这些结构性变革的推进，女性获得了在家庭之外的雇佣劳动的机会，而不只是为自己的家庭劳作。不过，正如戈尔丁对美国的分析所示，女性能否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些机会还取决于对待已婚女性外出工作的社会习俗和偏见。有大量证据表明，这样的社会习俗如今仍广泛存在（Goldin，1995），并且随着丈夫（以及全家）的收入增加而形成的收入效应，还可能进一步压缩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水平。
随着发展的推进，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将发挥关键作用，这同样类似于美国在白领工作岗位兴起时出现的U形曲线上升趋势。然而，社会习俗乃至性别歧视法规会继续影响女性就业率提升的程度和速度。（*例如，贬低允许妻子外出工作的丈夫这种社会习俗可能自我强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就业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改变较为缓慢。）
更近期的研究利用高收入国家的可比数据，确认了众多工业化国家存在U形女性劳动力供给趋势。有学者利用若干发达经济体在1890—2005年间多数时期的连续统计数据，确认各国内部存在U形的女性劳动力供给函数关系（Olivetti，2014），图11展示了其中的主要发现。与戈尔丁（1990）揭示的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上升阶段类似，图11中主要反映的是后工业化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进入扩张的时期，即曲线的上升部分。还有研究显示，这一模式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外延边际的变化，也适用于集约边际即工时长度的变化（Ngai、OlivettiandPetrongolo，2022）。
总之，这里介绍的研究结果表明，从美国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戈尔丁在测算和解释美国历史上200多年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几乎都属于实证性质。也就是说，她的绝大多数研究没有给出规范性的政策建议。（*戈尔丁在某些研究中对具体政策做了评估，例如，GoldinandRouse（2000）以及GoldinandKatz（2002）等。）在大部分工作中，戈尔丁采用统一的供求关系理论框架来解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表现及其背后的原因。
在戈尔丁的开创性贡献的基础上，沿着多条线索发展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她在如下领域给学者们带来了重要启发：（1）收集历史记录，开展美国之外的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研究；（2）寻找自然实验，以深入理解性别差距，包括歧视现象的根源；（3）分析父母效应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4）探索职场结构和灵活性对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的影响；（5）针对父母效应等现象，探讨性别刻板印象等不同解释或补充性解释。此外，深入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如何以及为何随经济发展而演变，还启发了关于各种类型的政策干预如何影响性别差距的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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