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及兴趣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性别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家庭政策、农村贫困。
目录/contents
当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日益常态化（代序）
吴小英
第一部分非常态婚姻家庭类型及其实践
成为“家庭主妇”的高学历移民女性
——基于在日中日跨国婚姻女性的访谈
赛汉卓娜著项江南译赛汉卓娜校
姻缘与利益：中越边境的跨国婚姻实践
——以广西宁明县N屯为例
胡静凝
进阶的主妇：凝视视角下的“独立女性”
——基于某化妆美甲培训机构的田野调查
王宏燕
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
纪芳
成家：“不娶不嫁”婚姻关系下的家庭继替
——基于丽江坝区的案例分析
和文毓刘爱玉
第二部分非常态亲密关系及其实践
未婚同居:当代都市流动青年的亲密关系实践
赵璐
“我的钱”还是“我们的钱”？
——转型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的经济实践分析
于志强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肖索未
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社交媒体中介下的亲密关系
田林楠
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董晨宇丁依然叶蓁
第三部分非常态生育观及其生育实践
“无后为大”：现代青年丁克家庭的成因、压力与对策
齐鑫
未婚怀孕：意外还是计划之内
——流动青年同居者的怀孕意愿与经历研究
张亮
“羞耻感”的语言学超越:基于未婚妈妈的个案研究
高碧叶
女人当家？——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
高晓君魏伟
内容摘要
当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日益常态化
（代序）
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学中家庭研究领域的繁盛几乎可以用“火爆”来形容，堪比20世纪80年代国内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的家庭社会学——这一现象既出乎意料，也仿佛在情理之中，用现在网络流行的说法，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许我们可以简略地将之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即市场需求（家庭问题丛生待解）+政府重视（治理工具和角色呼唤）+学科契机（社会学本土化的号角）。然而如果回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当时婚姻家庭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关切点，是因为它标志着从阶级斗争回归人性、从社会政治化向社会生活化的转向。也就是说，家庭在那个时代意味着普通人从公共生活返回私人生活、通向更具烟火气的幸福之路的价值取向。而回观近十年来人们对家庭及其研究的这波热潮，来自坊间和学界的关切点却异口同声指向“家庭究竟怎么了”的感叹、困惑甚至无奈。无论是抱着一种积极寻求“拯救之道”的思路，还是摆出接纳并拥抱家庭“新世界”的“躺平”姿态，它们都在提示我们，当今的家庭已绝非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所受困扰和批判的家庭，亦远非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民众或学者所想象和期望的家庭。
家庭的“常态”与“非常态”
在确定本辑专题的题目时，我曾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家庭类型的表述上纠结良久，也跟圈内一些同行朋友讨论过。最早曾想用“非主流”或“另类”来归纳本书中选择的家庭形态及其模式，因为它们或者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新出现及一定范围内新近流行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形式（比如同居、丁克、单身妈妈、两头婚、网络亲密关系等），或者是自古就有但一度中断、如今再现江湖而被赋予新的含义的婚姻家庭模式（比如全职主妇家庭、包养关系等）。这些家庭和亲密关系形式与当今占主流地位的婚姻家庭类型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处在相对少数或者由少及多的过渡阶段，更重要的是在婚恋、家庭和生育的观念上往往超出了传统的预设。抛开隐藏的对错立场、避免以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主流—另类”的二分法来定义它们，是我最终决定放弃前述词汇、选用更加中性的“常态—非常态”之说来加以界定和表述的主要原因。毕竟，常态与否更像一个在宏观分布意义上的观察和判断，也更接近日常的叙事方式，尽管这套说辞也并不能完美地免于价值指向。
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家庭的常态与非常态，并不能仅仅视家庭的结构和形态而论，还得考察家庭成员之间、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模式呈现怎样的传统及翻新。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类型，也就是在婚姻、家庭或亲密关系的外在形态上首先呈现与众不同的非常态面貌，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相对小众化或处于过渡状态的家庭和亲密关系类型所表现的功能、模式的探索和分析，恰恰赋予了它们更加富有深意的内涵与重新阐释的可能：在丰富多样的外在结构和关系形态下，是否隐藏着一些恒久未变的家庭内核？所谓非常态家庭或亲密关系的出现，真的寓示着未来家庭的衰落甚至终结吗？
家庭的终结抑或“单一家庭”意识形态的终结？
因此与其对非常态家庭的存在讳莫如深或视若洪水猛兽，不如审视一下家庭的多元化实践不断涌现背后的观念变动——正在走向终结的或许只是“单一家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非婚姻家庭本身。女性主义曾将这种“单一正统”的家庭意识形态概括为三个假设：一是将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看作女性正常、自然的生活方式；二是宣称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满足妇女的天性，并且认为她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三是责怪那些无法对这种生活方式感到满足的女性个体（帕美拉阿伯特等，2022：202-203）。也就是说，这种家庭意识形态预设了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唯一自然、合理的家庭形式，能有效满足个体和社会的需求。然而女性婚后的家庭生活经验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些不一致打破了女性对于婚姻生活的浪漫想象，也加剧了人们对于家庭角色规范和责任的无限绑定的恐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年青一代中流行的“恐婚恐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带有前卫色彩的情绪表达，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脱困策略，这在韩国学者张庆燮那里被描述为“规避风险的个体化”（Chang，2013）。
上述研究表明，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情感、伦理等不同关系面向并非总是保持一致，而是呈现出彼此分离与交错并存的取向。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观或伦理张力，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家庭功能上的凝聚力；反之，家庭共同体内部灵活多样的结构形态与功能性互助，同样并不会减弱彼此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冲突或观念距离。因此在本书提及的各类非常态家庭与亲密关系外衣下，究竟保留或激活了多少常态的家庭传统，又有多少新观念和关系形态假以传统的名义被重塑？无论如何，这意味着那种理想化的“单一家庭”意识形态正走下神坛，迎接充满烟火气的多元家庭实践。
寻找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
吉登斯曾将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多元化变迁称为亲密关系的转型，认为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纯粹关系”的理念，而婚姻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徘徊在自由与安全之间，人类最终希望的无非“努力把我们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愈益看重的个人自由，与同他人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的需要相协调”（吉登斯，2009：197-202），而这就需要在亲密关系中通过协商达到一种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点。本书中所呈现的许多亲密关系类型都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尝试，比如同居、丁克、网络亲密关系等。
同居现象在伴侣关系中的普遍化和去污名化，算得上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亲密关系变革的首要体现，尽管不同阶层、性别和代际之间还存在差异。例如无论对都市还是农村流动青年来说，工具主义的物质和情感功能需求与个体主义的爱欲满足，是他们选择同居不假思索的共同理由之一；而因婚姻传统规范的压力被迫选择不婚或等婚的过渡状态，以及同居过程中以“未婚夫妻”模式进行“拟家庭化”的资源共享与分工规划，则表明家庭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些看似开放的亲密关系选择背后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璐，2018；于志强，2021；张亮，2021）。这一点在流动青年的未婚怀孕以及处置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张亮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年的同居怀孕固然有意外的成分，但同时计划内的怀孕也在不断增长，成为结婚的必要前奏。一种关于“同居、怀孕和婚姻的联合决策模式”正在流动青年群体中形成，尽管打破了组建家庭的传统先婚后育顺序，但由婚姻来组织生育行为的社会规范并未被动摇（张亮，2021），同时女性被视为生育工具的核心定位并没有松动，因而这种模式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同居女性的风险。
与此相类似，丁克家庭可以视为两性之间建立更加纯粹的亲密关系的一种尝试，因为它主动消解了素来为女性主义所诟病的女性因生育和母职导致的在经济社会各方面遭遇的不公与惩罚。丁克作为一种自愿不育的理念能在有着儒家传统生育文化的中国社会落地发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尽管目前丁克人群只占极低的比例，但本书中齐鑫（2022）的研究提示我们，至少在年青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白领阶层中间，这非但不是大逆不道或不可接受，反而被视为富有责任心的理性选择，因为它是部分年轻人基于个体自由、育儿困境、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在“丁克不需要理由、生孩子才需要理由”的铿锵陈述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生活在这个时代所难以逃遁的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与拉扯。
（节选自本书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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