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文化习俗的不同，也孕育了各地婚介企业不同的生存状态。
临沂空降前三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成都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婚介企业数量第一的位置。
从人口规模来看，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十年间，成都人口增加了582万人口，达到了2093.78万，成为中国第4个“2000万大城”。较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较大的婚介市场，但成都“独占鳌头”，显然还有其他原因。
不仅如此，相比于其他人口大城，成都较为“年轻”。据“七普数据”，成都总人口的近一半为青年群体。随着城市吸引力提升，成都青年人口规模还在持续增长，在校大学生人数位居全国第4，这也成都成为了全国毕业生首选城市第4名。
值得一提的是，与2021年“十大婚介城市”相比，各市排名基本无差，只在原本的基数上有少许调整，如成都在一年内新增37家婚介公司，排名第二的南京则减少了32家婚介公司。
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山东省临沂，该市以493家婚介公司的数量，从原本的十名开外空降至全国第三。根据天眼查数据，临沂企业名中带有“婚介”二字，一年内新增并存续的企业有109家。
婚介公司在一年内激增也与当地较大的婚介市场有关。
首先，临沂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婚介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虽听来低调，临沂却是全国当前17座千万人口大市之一。作为山东人口第一大市，临沂以1101.95万常住人口的总量超过了省会济南和计划单列市青岛。
且与成都外来人口众多不同，临沂市的人口增长以内生性为主，即人口增长主要来自新生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临沂人口出生率为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0‰。
同时，临沂近几年的结婚率和离婚率都较高。2021年，全市办理结婚登记5.04万对，离婚1.49万对；2020年结婚5.52万对，离婚2.11万对。
家住临沂临沭县，今年71岁的陈大爷去年底在亲戚好友的鼓励下注册了一家婚介服务中心。陈大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原本是种地的，现在年纪大了，孙子也带大了，看很多人有介绍对象的需求，就搞了一个婚介所，做做信息传递的工作。主要还是帮认识的人介绍，大多数（客户）是离婚的，男的更多一点。”
江苏两年锐减千家
“我们这边女客户比较多，因为年轻男性外出工作的比较多。我们是线下会员制，会费在3000元左右。我认为婚介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介绍对象也不是很困难，生意还可以，赚的也还行，我感觉能做一辈子。”石家庄一家婚介服务公司的老板尹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一趋势与江苏婚姻登记数据较为一致。江苏省民政厅在今年情人节发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当地每年的结婚登记量逐年下降。2021年，江苏民政部门共办理结婚登记46.69万对，登记总数较2020年下降5.16%，较2017年少了20.8万对。
六成婚介企业为个体工商户
红娘难当，鹊桥人稀。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则则“征婚启事”登上报刊，引发传统婚介所的热潮，到如今线上相亲兴起，部分婚介所“阶梯会员制”的玩法甚至引发了信任危机。“媒婆”这一古老的行业再次站上分岔口。
正如江苏消保委所述，良莠不齐、“套路多”一直是婚介行业长期被诟病的问题。
曾在南京一家婚介所交了近万元会费的小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自己对婚介服务十分不满。“没付钱的时候出来总监、红娘等一堆人，各种推荐，夸自家服务好，讲述以前成功的案例，跟我说你这么漂亮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对象）。但等我付了钱之后就找不到客服，介绍的几个条件都不好，还对我说要求不要太高。总之就是体验很不好。”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称，有婚介机构存在“收割单身青年口袋”的情况，收取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会员费，再雇佣婚托等进行虚假营销或诈骗。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婚介机构不属民政范围，也无专门的监管办法，只能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由工商部门进行监管。
在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年轻人婚恋意愿呈下降趋势的当下，婚介市场期待着新模式。在业内人士、某脱单小程序创始人黄宗树看来，婚介行业，如果要有更大的发展，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帮助单身群体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脱单。“如果哪个婚介平台能解决这个痛点，肯定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