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道德完备，天地鬼神，皆来听命。道德苟有一丝一毫之可议，魑魅魍魉，于我皆有发言权。时势不艰难，人人皆善思而善处矣，安用吾辈为？时势愈历愈难，所以试吾手腕之愈伸愈大。自种之花，香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护之愈惨淡。”1919年，在芜湖的一场告别宴上，正有一人慷慨激昂，大声演讲，此人正是在安徽芜湖为五四运动摇旗呐喊的热血海归高语罕。
高语罕，安徽寿县人，从日本早稻田学成归来，积极参与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结识陈独秀，此后一生追随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去世，高语罕独自料理后事，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物。
高语罕
早年间，高语罕曾经是上海亭子间的作家，卖文为生，也常年为《新青年》撰稿。后回安徽担任芜湖省立五中学监，实施新式教育，创办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高语罕热心平民教育，倡议并创办了招收贫苦子弟、纱厂女工和人力车夫的工读学校和平民夜校。此后，又创办两间商业夜校，专门吸收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入学。
五四运动爆发，高语罕在芜湖奋力疾呼，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的学生骨干四处游走，号召芜湖商界和工界全体罢市、罢工，高语罕随即被解聘。
在饯行宴上，高语罕以上面一段韩衍的话赠予送行者，再赴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高语罕赴京，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成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畅销书作家——
1922年上半年，高语罕再次来到上海，受陈独秀之邀在平民女校担任教员，他上课极为认真负责，语言生动，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极具影响力。据王一知回忆，最常来平民女校上课的，除了住在隔壁的李达，还有一人就是高语罕了。
高语罕如此认真，当然是有道理的，毕竟他的妹妹也在这里上学嘛。那么高语罕在平民女校的上课效果怎么样呢？这似乎无从得知了。因为平民女校学生的回忆，未有这方面的记录。但我们或许可以另外三件事上，找到有力的论据。
一个是高语罕在芜湖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任教时，亲自编写讲义，涉及社会政治、哲学伦理、社交经商、恋爱婚姻等诸方面内容，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讲义后来编纂成《白话书信》于1921年出版，闻名一时，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齐名，在当时的最畅销书籍中排列前三名，放在今天，那必须认证为土豪作家，微博大V了。
另外一个有力的论据，高语罕后来担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并教授政治学概论，他讲课逻辑严密，语言又生动，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浦四杰”，也就是被蒋介石痛恨的所谓“黄埔四凶”。
眼底战场应有我，那堪憔悴作诗人——
或许还应该列出一个有诗意的论据来，高语罕极擅旧体诗。如他1926年离开广州黄埔军校登上轮船前，曾占诗一首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颇见唐诗风骨。
1927年，高语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前开过三次会议，第三次称为“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由高语罕与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五人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上的一只小划子里举行，确定了叶挺和贺龙率部队奔赴南昌的行动计划，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如期举行。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抗日战争时期，高语罕眼见着日军铁蹄肆虐，家国破败，感慨万千，写下众多旧体诗，有一首云：“苍茫倚剑独哀吟，偶泻天灵自吐吞。眼底战场应有我，那堪憔悴作诗人”，抒写了报国无门的苦闷，沉郁而又悲壮，有一种杜诗的风范。
高语罕传
陈望道：“能给作文法开辟新纪元”
王会悟在《入平民女校上课一星期之感想》一文中写道：“作文教员陈望道先生。他的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们作文法，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他的讲解亦非常透彻。”钱希均则回忆说：陈望道完全打破了一般国粹先生搞咬文嚼字的八股教法，提倡作文首先重意义，要写反封建、反官僚的内容。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915年赴日留学，四年后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要论当时知识界的活跃程度，北京、上海、长沙、杭州四地独领一时风骚。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教师，受校长经亨颐支持，大张旗鼓革新国文教育，提倡白话文，倡导自由平等思想，将一师变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他们四人因此被称为一师的“四大金刚”。
陈望道翻译的书
一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发动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军警包围一师，甚至殴伤学生，引起全杭州师生公愤。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北大学生会来电鼓励一师：百折不挠，誓为后盾……“一师风潮”震动神州。陈望道重作文之意义，可谓其来有自。
找一个清静的所在——
民国日报
《觉悟》副刊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市分水塘村，在陈家新居不远处的老宅“安营扎寨”，将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权当书桌，一日三餐和茶水由母亲送来，陈望道专心致志译书，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这寂静的小村庄里，燃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谷雨时节，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著。
陈望道故居
《共产党宣言》出版——
陈独秀还在北京时，就和李大钊一起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两人感慨万千，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陈道望还在翻译期间，陈独秀两次派俞秀松前往义乌，将翻译好的文稿拿回上海，交给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将其与英文版对照校阅，又将校阅后的文稿交俞秀松送回义乌，再把新的译稿拿回上海。
陈独秀
陈望道
陈独秀拿到最终的译稿时，迫不及待读起来，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一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陈独秀读到最后，大声吟诵：“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不禁拍案叫绝。
他当即拍板，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陈望道译著，并为此成立了一家秘密的“又新”印刷所，含“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于8月将《共产党宣言》付梓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也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结果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虽然如此，一经问世，很快便告售罄，9月，勘误后的第二版迅速印刷出版，此后无数次再版。
陈望道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译著，随即将之赠送给自己素所景仰的同乡鲁迅先生。鲁迅仔细阅读一遍，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毛泽东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拥趸，1936年7月，他对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的心中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本书之首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毫无疑问，陈望道的这本译著，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底座。
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从来重视教育和思想的启迪，在上海开展的工作很多都还是启蒙性质的，以启发和培养工人和平民的阶级觉悟。1921年春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策划了一张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选自《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到处分发，免费送出一万多张贺年片，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从上海这个国际交通要塞开始，四处燎原。
乐见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
陈望道后来担任中共上海地委书记，不久提出了辞呈。他是知识分子，学问颇深，内心深处偏重于宣传教育，而忽视开展实际活动。据说平民女校购置机器，用以生产，陈望道却不赞成。或者，那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宿命吧，或者他们的使命早早就注定了——那就是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光发热——也或者，光做到启迪民智就可以光耀史册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成为永远不可抹去的一笔。
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
茅盾和胞弟沈泽民的英文课
为人生而艺术——
茅盾
这年夏天，茅盾受陈独秀之邀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并向《共产党》和《新青年》提供宣传马列主义和苏联的论著和译文，并以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作掩护，成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员。
年轻人的自傲、不羁受了损伤——
对于平民女校，茅盾回忆认为不算是正规的学校，而是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课程方面主要是有关社会科学常识，学生除了文化课，还有劳动，如学缝纫机等。茅盾说，我曾在那里教过英文，学生不感兴趣，以后就不去了。丁玲早就读过他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对于他的英文课是很期待的，在课堂上，茅盾很会讲故事，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只是也从来不询问学生的功课。
关于茅盾在平民女校教英文，还有一个插曲。那时的上海，群贤毕至，大咖云集，特别是哈同路民厚南里和民厚北里，周围大都是花园洋房，交通便捷，名人群聚。大画家徐悲鸿曾住于此，严复来沪治哮喘，也租住在民厚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曾在此地居住。后来，田汉等人住进民厚北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三鼎足”住民厚南里，他们唱读，读诗，议诗，解诗，其乐融融……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20年5月租住民厚南里29号，其旧居至今仍蜗居于高楼大厦之间。
一天，丁玲和王剑虹等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拜访郭沫若，那是她最崇拜的文学家，她早在湖南时就已读过《女神》。据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记载，一行人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兴致勃勃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郭沫若居住的民厚里。结果，这次短短的会面却让丁玲大失所望。
郭沫若
郭沫若的《女神》
刚一见面，稍作寒暄，郭沫若忽然笑起来，问道：“你们大约是来找郁达夫的吧？”
郁达夫大约半年前出版小说《沉沦》，以大胆的自身故事为蓝本，描写留日学生的“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在当时文坛投下一颗震撼弹。而末尾那一段痛彻肺腑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未尝不是当时诸多年轻人的心声，因此感染了无数的读者。
郁达夫
丁玲和王剑虹连忙“齐声解释：也是来看望你的。还说，我们很喜欢读《女神》。郭沫若便问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们简单地讲了一点。他又问谁教我们英文，我们答道：是沈雁冰。”郭沫若大笑起来：“哈，沈雁冰教英文……”
丁玲和同学都不安地看着郭沫若，不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大笑，那样看不起沈雁冰。丁玲惶惑地连连解释说：“沈先生还是比较负责的，我们的英文读本是《PoorPeople》。”郭沫若继续笑道：“那是翻译本，翻译本是比较浅的。”
丁玲和同学自傲、不羁的心情，受了损伤，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天之骄子的面前，又不敢有所表示。“于是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他告辞出来了。当我们在民厚里外边马路上等电车的时候，确实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丧。”这或许也为日后丁玲和王剑虹早早离开平民女校埋下了伏笔。
五月的麦子一片金黄——
和茅盾一起教授英文的，还有他的胞弟沈泽民。王会悟回忆说：“英文教员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三先生。泽民先生教我们读本，雁冰先生教我们文法……”
沈泽民
五四时期，17岁的沈泽民就与胞兄茅盾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宣传新文化，倡导白话文。沈泽民喜欢新诗，有一首《五月》极接地气：“五月的麦子在垄里黄了/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天气好/下田忙/雨水不调匀/望着天空怅惆/收割固然是快乐/还租粮却是苦恼/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
初级班的钱希均回忆：“高级班的英文老师沈泽民，专教读本，注重翻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耶夫斯基的《穷人》英译本。”钱希均记得，沈泽民和张秋人经常把她们带出课堂，到公园、野外去，看着实际的东西边教边学。从那以后，钱希均再没有学过英语，但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说几句当年学的英语单词和简单会话。
在这里，她们接触到了世界文学最杰出的一部分，陀思耶夫斯基和莫泊桑笔下人物的命运极大地震撼着她们，在这里，她们的眼界是开阔地向着世界的，眼前的麦子一片金黄……
邵力子授课“有天上人间之别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五四”以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从报刊开始席卷古老的中华大地，其重镇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此外还有报业四大副刊，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邵力子任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上海的《时事新报》
邵力子，字仲辉，浙江绍兴人，他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一句中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与邵飘萍一起被誉为“浙江二邵”，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报人。
邵力子
《觉悟》副刊——
这天，邵力子正在报馆值班，从电报上得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立即编排有关“五四”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报道。结束了报馆的工作，来不及回家，迅速赶到复旦大学，找到几位教员，集合全校同学，赶快行动起来，支援五四运动！
复旦大学学生会立即组织罢课，联合其它高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半隐身”的中共党员——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后，最初的工作只是翻译和著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绍介得特别多，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后来在中共早期党员的主力军中，留日学生也占了半壁江山，他们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周恩来等先驱。
李达
李汉俊
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会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有不少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工人和青年组织起来的时机已然成熟。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已落后于时代，应该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的组织。当时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一种赞成建立严密的组织，一种不愿参加组织生活。据邵力子回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经过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后来，为筹备一大的召开，邵力子和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中共成立后，全国党员只有50多人，邵力子成为特殊的“半隐身”的中共党员，平时他还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于各种场合。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去《民国日报》上班，还经常受邀去上海各间学校作演讲，同时他还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协助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天上人间之别——
邵力子一生极为重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为妇女争人权，当初成婚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女方开放缠足；二是要她进校读书。”
邵力子认为教育是“为真正的人民谋普遍的幸福”，他后来资助家乡兴办的明强小学、运川小学、棠阴小学，入学的几乎全部是贫苦家庭的子女。作为笔力雄健的报人，邵力子到平民女校教语文，上课别开生面，经常引导学生阅读《民国日报》或《觉悟》副刊，希望学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他注重引导学生熟读深思，培育学生自学思考能力，然后深入浅出、释疑解惑，把每一堂课都变得津津有味。
陈独秀和李达：女校创建者的分歧
在平民女校，陈独秀讲授社会学，李达讲授代数，这似乎预示着，两个曾经执灯夜谈、一心致力于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战友，开始书写各自的人生轨迹。
另据钱希均回忆，有时李达也来上语文课，他的教课方法通俗易懂，趣味横生。
陈独秀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于当年9月从广州返回上海。他怀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在广州积极宣传新教育思想，旨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促成了广东省立一中男女同校。他在广州还指出，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是一致的，提高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作为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旗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由陈独秀来给平民女校上社会学，可谓不二之选。
有人唱起了国际歌——
鸦片战争以来，一批又一批民族先锋救亡图存的各种尝试相继失败了，主要就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更是难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出路，关键在于以往的探索并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特点出发，没有找到革命的主要矛盾所在。于是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情协力之自然趋势。”要改造旧社会，实非一人之力可为。
要完成社会进步之使命，只有建立革命团体，才能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才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无疑地，这个革命团体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1920年就对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急迫，陈独秀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同时，对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他“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这就是共产党发起小组的主要成员，后来也大都成为在平民女校任教的教员。据王会悟回忆，陈独秀先生在平民女校“讲得非常明了。”
中国的列宁，或草莽英雄？——
当时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到他这里，工作繁忙。一次，陈独秀来到李达住处，看到郑州铁路工人运动的一个报告，信中谈到工作困难问题，陈独秀刚看到开头就气得大骂，一下子把个茶碗拿起摔碎，李达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陈独秀把信看完，又自觉得适才的动作过火了。
李达和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李达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为这事，陈独秀又和李达争吵起来，他对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湖南人素来倔强，李达既有学者秉性直率的气质，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见的傲劲，他倔强地说道：“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私下里，李达称陈独秀为草莽英雄，他多次对王会悟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其时陈独秀威望极高，被党内称为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熟读古文，文笔雄健，极受社会和青年人崇拜。然而他有时作风急躁，每逢党内辩论的时候，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据王会悟回忆，陈独秀性喜“独断专行”，此后不久李达因不满陈独秀，退出了党的组织。解放后，重新入党时，李达检讨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除了不满陈独秀的作风之外，还因为他当时患有肺病，“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也“不愿意做国民党员”，只想“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等。
靠在窗前哭泣——
1922年秋天，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举家回到长沙。平民女校的经济学教员李希贤，教育学教员范寿康，理化教员周昌寿先生，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与李达交好。李达离开后，三位教员也不来上课了，这无疑直接地导致平民女校陷于窘境。
李达在长沙任教于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与毛泽东一家住在长沙清水塘。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
1927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此时，李达虽已脱党，但仍是国民党的追捕对象，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忍痛抛下妻儿，只身一人逃离长沙，回到偏远的老家永州，后又辗转逃到武汉等地。王会悟带着孩子留在长沙，人生地疏，整天不敢出门。夜深人静时，当孩子们睡着之后，她独自靠在窗前哭泣，盼望丈夫平安回来，却几个月杳无音讯。直到年底，一家人才悄悄逃到上海。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经常搬迁，三个子女也都改从王会悟的王姓。
向警予：“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向警予
丁玲又一次见到了“九姨”向警予，此时，向警予从法国回来只有几个月，在二大上，她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由于李达返回湖南，向警予与蔡和森一起接过了平民女校的担子。此时，蔡和森是中央委员，第二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向导》。
在丁玲看来，向警予始终是那个风风火火、好胜心极强的九姨。丁玲还记得九姨和母亲在常德读书时结拜为姐妹的誓言：“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如有违约，人神共弃！”
振奋女子志气——
丁玲也知道，九姨是在周南女校读书的时候，把原来的名字向俊贤改成向警予的，她从小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人物，“警予”就是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一心救国。8岁时，向警予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她擅长体操，在学校甚或全县学生比赛运动中，文武双全的向警予常常都是第一名，她自早到晚就想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伟人”。
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向警予怀着“振奋女子志气”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在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溆浦小学堂，开男女合校之先锋，并自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这所小学堂以“新知识，新风尚，新思想”而受青睐，很快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八个班300多人。
丁玲的母亲和向警予结拜时，她还不到七岁，称向警予为九姨。在回忆录，丁玲这样写道：“向警予与我母亲等七个人结拜为姊妹，她们是以救国、以教育为己任的好朋友。我同这几位阿姨都很熟。我知道，在我母亲的心目中，是最推崇向警予的。我小的时候，母亲是我的榜样，是我最崇敬的人，除母亲之外，再一个就是向警予。她那时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少年老成，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一个革命家。我很少看到她有一般年轻女孩子们常有的活泼、娇媚、柔弱等女性的特征；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泼辣。我觉得她总是温文尔雅，严肃大方。我很小就把她当做最可尊敬的人。那时，我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的师范班，我在幼儿园。母亲放假回家了，没人来接我，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的时候，向警予就会来把我找着。有时，我母亲回来晚了，常常到向警予的宿舍里找到我，我总是已经睡得甜甜的了。我后来到桃源的时候，与向警予教过的一些学生相遇，我至今还能记得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就是从向警予的身边来的。后来，她的两个侄女到长沙念书，我还特意跑到第一女子学校去看她们。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向警予的影响下生活、长大的。”
“毛蔡”之风浴、雨浴、雪浴——
向警予和丁玲讲着自己的事，讲着她们的同乡——岳麓山下的两个怪人——“蔡和森、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一师同学时，皆是文史哲学霸，蔡和森对毛泽东“坐定如山，意坚如铁”极为钦佩，而蔡和森的特立独行也极对毛泽东的脾气，两人惺惺相惜，成为知交，被同学们称为“毛蔡”。
蔡和森
在生活上，两人不修边幅，行事怪异，一时又被目为“怪人”——毛泽东鼓动蔡和森在冬天一起去游湘江，并搞起了一种“风浴、雨浴、雪浴”，每当刮风天、雨天、雪天时脱掉衣服，在户外暴走。每到周六，两人爬上岳麓山，夜宿山头，山上蚊子多，两人通常被咬得满身包回到学校。
世上的千里马固然脾气古怪，但偏有伯乐就喜欢这古里古怪的个性，从中看出非凡的气魄来。他们的老师杨昌济对两人期许极高，曾在写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介绍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那一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创办新民学会，向警予率先加入。
此时杨昌济正在北大任教，写来一封信告诉他们，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正在筹办赴法勤工俭学项目，看来是他们不可错过的一条出路。蔡和森率先进京，拜访蔡元培，了解勤工俭学细节。不久，毛泽东、萧子升等人也来到了北京，准备赴法。
向警予、蔡畅、陶毅在家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开设法文班，以作呼应，不久拓展成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首创者。
蔡和森返回湖南后，动员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一同出国，葛健豪起初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去了就回不来了，经蔡和森劝说，葛健豪顿生巾帼豪气，慨然应允。葛健豪年轻时结识秋瑾，胸中自然别有丘壑，被女儿蔡畅认为“真是一个可惊世的女子”。
向警予当时在溆浦办女学，被一位军官看中，想娶她作二房，她才来到长沙，住在同学蔡畅家，蔡畅邀她一起出行，一心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向警予兴高采烈答应了。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1919年，年底，上海杨浦八埭头码头，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30余人乘上客轮，远涉重洋，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特地赶来为挚友送行。报界将向警予、蔡畅赴法一事，称之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
茫茫的大海上，海天一色，无际无涯，人类便只觉得自身的渺小了。而理想坚定者，在这渺小中，胸襟却更为开阔。“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半个多月的海上旅程，日出日落，将大海染成一片绚烂的红色，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心也慢慢地在理想的天地中交织在一起，他们渴望着为身后遥远的祖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竖年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在法国小城蒙达尼举行了婚礼，他们将结婚称作“结盟”，并将恋爱时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向上同盟》，以作见证。
法国作为老牌帝国，报业发达，蔡和森很快就从报上获悉在莫斯科召开了万国共产党会议，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旗帜鲜明地提出建党主张：“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又以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和对时局的远见卓识，写道：“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封信写于8月，蔡和森久等回信不至，于9月16日又给毛泽东寄去一封6000多字的长信，表示应该“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复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中共一大召开之际，在遥远的法兰西，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等一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忆称：“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一道红色的刻度——
向警予又和丁玲讲起自己从法国回到广东时的情景，一进码头，就被一群人围着看，还在背后指指点点。“你猜我怎么对待的？”向警予笑着问丁玲。
丁玲思忖，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赶快离开那地方。
可是向警予却说：“我停了下来，跟他们宣传妇女是跟男子一样的，男女应平等，妇女要解放。”
丁玲心里想，为什么她当时没感到害羞或生气呢？为什么她想到要向人群宣传呢？为什么她想的或做的和我不一样呢？为什么她所拥有的天下是那么宽广？
丁玲骨子里有文人的傲骨，深受了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娜拉那句话：“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看过以后，就深深地刻在自己的骨子里，再也不能忘。而九姨一生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而奋斗，极为同情劳动妇女，九姨肩上担着的是对天下人的责任。她曾撰文指出：“劳动妇女除了比我们穷苦以外，究竟是我们的一体。我们的运动——女权运动，不专为的是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
有时丁玲去找向警予，看到他们的住处简直不像住着有人，冷冷清清的。从来没听到他们谈话声或说笑声，进门一看，他们常常都在读书。向警予一些很平常、很简单的事，在丁玲看来都觉得了不起，以为她是天下女性里面最了不起的一个。
二大以后，向警予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主编《妇女周报》，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号召平民女校的学生，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可惜，不久蔡和森、向警予随党北上，学校停办了。
杨绣丽，本名杨秀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上海诗人》杂志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作品十几部。作品曾获第15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奖、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诗歌比赛一等奖、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