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越来越晚，越来越讲究“门当户对”——在《残酷事实，可能很多人都会独守空床》里我们就提到了这一点。
在国内的婚配市场上，伴随着晚婚晚育而来的是大龄未婚男女性的数量在增多，通常表现为农村大龄“光棍”以及城市“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剩女”。
在婚姻市场上，这两类大龄未婚男女的出现基本是国内婚姻挤压、梯度择偶造成的负面结果。
其中，国内的婚姻挤压主要还是由于婚龄男女人口失衡所造成的。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男性比女性多出的3490万人中，20岁至40岁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性别比达108.9。
在适龄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就会有部分同龄组的男性婚配问题得不到解决。这部分男青年就有可能寻求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进行婚姻的缔结，循环往复，则出现了男性初婚年龄增大、部分女性初婚年龄提前等现象。
且随着人口的流动及城镇化发展，大量青年从乡镇流向城市，从中西部内陆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区域，乡镇、农村、中西部地区青年人口的减少，也增大了当地婚姻缔结的难度。
另外，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也更容易从农村走向城市。但由于婚姻壁垒的存在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一些具备“男高女低”梯度择偶思想——指男性择偶向下找，女性择偶向上找——的女性，也很难真正如愿，最后反而容易成为城市中的大龄未婚群体。
当大部分女性都走出农村，期望向上流动时，农村中遗留下的大部分男性就会失去更多的婚姻缔结机会，结果也就出现了大量高龄未婚的农村男性。
但在目前的一些调研中却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小县城也出现了许多未婚的大龄女性，县城的青年婚姻缔结难度也在增大，男性青年的初婚年龄也在推迟。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更为偏远的县域出现了大量大龄未婚女性，甚至一些东部沿海的农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与“剩女在北上广”这样的传统认知实在不同。且这些未婚的大龄女性还更多地出现在体制内，譬如一些党政机关与事业机关。
随着城镇化及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村男性也会流向县城，在县城中，男女比例失衡、经济与生活压力应该没有大城市的重，县域中的女性也具备着优秀的择偶条件，且身处熟人社会，按理说，青年男女之间的缔结难度应该会比城市的更为容易，大龄未婚现象应不显著。
但究其背后，可以发现，县域女性的较高择偶要求、区域内有效性别比的失衡、男女青年双方择偶观念的差异，都在制约着县城男女婚姻的缔结。在县城优秀男性缺失的情况下，自然就会表现出大量优秀的大龄女性未婚的现象。
二、婚姻，男女有别
所谓的有效性别比，可以理解为在个体生活的、可选择的择偶区域内，其有可能接触到的且符合择偶标准的异性数量比例。
在目前男性数量多于女性的情况下，女性为何还会出现大龄未婚现象，或许可用有效性别比失衡来进行解读。
虽然男性数量比女性多，但对女性个体而言，符合其择偶要求且能接触到的男性却是屈指可数，有效性别比的失衡带来的适婚男女数量不匹配就容易加大择偶难度，减少婚姻缔结的数量。
从县域男女的婚恋情况来看，青年男女在婚恋选择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恰恰也加重了有效性别比的失衡。
一个是男女处境不同，导致他们对婚姻缔结的处理也不一样。
在县城中，大部分女性仍会受家族关系的束缚以及周边观念的影响而选择在适婚年龄期间尽早结婚。
县城女青年一般选择比自己大一些的男青年作为结婚对象，年龄增大后容易面临找不到好的结婚对象的风险，并为此承受更大的压力。
而男青年几乎没有年龄危机，既可以选择在二十多岁结婚，也可以选择在三十多岁结婚，且几乎从20岁到30+年龄的女性都可与之为配。年龄的增长对他们没有过多影响，男性甚至还会由于年龄增长后带来成熟感而更受青睐。
故而县城男性往往不着急在适婚年龄尽早结婚，反而选择先打拼事业，加上一些县城中同等条件或略差的女性数量颇多，青年男性们也就更不着急了。
在此种处境下，女青年的焦虑与男青年的淡定形成了对比，女性想要尽快找到符合择偶条件的男性并步入婚姻的难度增大。
其次，与国内普遍存在的梯度择偶一致，在县城的女青年对男方也怀抱着更高的择偶要求与期望。理想的配偶年龄可比自己大2～5岁，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综合实力能比自己高，以此带来更多物质上的安全感。
而与县城女青年更为普遍的单向择偶要求相比，县城男青年的择偶则呈现出双向特征，可以按传统的“男高女低”的标准来选择综合条件比自己差一些的女性，也能接受比自己条件好一些的作为结婚对象。
男性更宽松的择偶条件会帮助他们扩大择偶范围，相对地，女性若追求“男高女低”，择偶范围则会缩小。
另外，男女双方在婚姻选择的认知上也不尽相同。
大部分男性在择偶过程中更为理性，选择婚姻对象时会更多地基于对方的条件、与自身在生活工作上的匹配适宜度进行考量。女性虽然也会基于这些条件，但还会将情感因素纳入到考量范围。
基于更现实的选择，一些男青年可能会为了更少的彩礼或早日成婚而放低自身的择偶条件，这一情况在女性方面则相对少一些。
这些择偶条件的差异对县城中的男女青年来说同样适用。
三、女性相对更不想结婚
在男女择偶选择差异下，县城中的女性婚配显得更困难一些。
不过，虽然女性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但随着婚恋观念的转变，县城中的女性对婚姻的看法更具备开放性，与之相比，男性则会更多地表现出遵从成家立业的传统思想，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县域男青年。
在对一些县城男青年的采访中可以发现，即使这些男青年可能会推迟结婚年龄，但仍会认为婚姻是人生中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婚姻缔结仍是他们最后的选择结果，这或许与男性身上背负的“传宗接代”的重任有所关联。
但随着县城女性对婚姻的看法逐步开放，一些女性开始不将缔结婚姻作为最后的选择结果，出现了放弃婚姻目标这类主动退缩行为。
关于婚姻的缔结与否，女青年首先会经历一个婚姻缔结目标的松动，经社会认知及环境氛围的变化与日益影响后，县城的女青年在面临符合择偶条件的优质男青年缺失的情况下，也会逐步倾向自动推迟初婚年龄甚至放弃结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传统的文化思想及男女青年在一生中会追求的目标之一。但伴随着女性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新解读与思考——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目的是什么。女性开始对传统的婚配制度提出疑问，对“女大当婚”的婚姻目标也开始松动。
随着女性婚配新思想萌芽的出现，以往“三高”“剩女”等标签对她们的影响变小，她们也不再迫于压力而选择草草结婚。
在单身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单身对女性而言不再是可耻的身份，具备经济独立、工作稳定以及消费自由、生活自在等特征的女性，反而可以称之为“胜女”而非“剩女”。
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女性的呼声与诉求在网络上能及时得到另一群女性的回应及强化，女性力量更为团结，社会舆论对女性选择的包容性也更大。若未来有更多的女性选择放弃缔结婚姻或是选择另类的结婚方式，整个社会婚配氛围也会发生变化，影响到更大的群体。
可见，无论是女性内部观念的转变、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是外部互联网媒体的发展、社会的包容性加强，都助推了女性在婚配上有别传统的选择。
总的来说，男性虽然也会对婚配有新的看法，甚至也会有别样的婚配方式，但男性尤其是县城中的男青年依然可能受传统“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等观念的束缚，表现为遵从“男大当婚”的婚配目标与选择。
而女性可能会出现有别传统的婚配选择，无论是放弃缔结婚姻或是选择同性配偶等婚配方式，这些观念与选择最终也会通过人口流动、言论与思想传播到县城更多的女青年当中，强化她们晚婚不婚的选择。
四、爱结不结，不结拉倒
谈到县城青年的婚姻缔结，在女性的择偶期望下，优质男青年的缺失加剧了有效性别比失衡，加大婚姻缔结难度。故而在县城女青年尤其是体制内女青年出现大量大龄未婚现象的背后，或许还在于县域人才的不平衡、缺失与流失问题。
如在对某中部县城的青年婚配调研中，就发现了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等机构中，女性入职比例远大于男性。
对一些县城女青年而言，留在本地体制中是不差的选择，但20世纪末国家不再包分配工作后，在城市优质的经济与生活环境“光环”下，加之父母对男女的期望与定位不同，更放心让男青年到外地闯荡，更多的男青年走出县域。
在县域中，还存在小部分外来群体。在外地县域尤其是体制内长期工作的适龄男性，易吸引到当地父母辈的青睐，而外地来的女青年由于“势单力薄”，在与其他本地女青年同等条件下很难争取到相对稀缺的男青年，这小部分的女青年婚姻缔结难度会更大。
在国内存在大量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情况下，中西部或是东部欠发达县域男女青年婚配难度反而加大了。
在目前农村存在大量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情况下，“一家有女百家求”带来的高价彩礼加重了农村男青年的家庭经济与精神负担。
而城市存在大量未婚女青年时，晚婚晚育或不育、低婚配率也不易化解国内老龄化等问题。其中，00后、10后个性更为鲜明，长期低婚配的社会环境易强化他们晚婚、不婚、不育的选择。
在男女动态博弈中，物质早已经是被相当看重的因素。从宏观上，看专家学者们大可以谈生育率、县城发展等问题，但从年轻人个人角度考虑，自己过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年轻人为自己多考虑一点，思考物质层面的因素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的年轻人线下社交能力弱化，找个好的伴侣确实更难了，即使凑合在一起生活，也有可能出现摩擦，彼此拖累，很多人是不适合结婚的，大家可以参照自身条件做个对照就明白了。
说白了，结婚与否固然重要，但怎么选择还是个人自由，没必要捧得很高，也没必要污名化，最怕的就是某些“情感导师”推销自己那一套还自以为得意。大家对这个问题平常心看待就好了。毕竟想结婚的就去结婚，想单身的就维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要后悔。
参考资料：
国家统计局：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中新网视频
欧阳静，马海鹏.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9(10):77-82.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924.009.
郑丹丹.遵从与退缩：县城青年婚恋的性别差异与变化机制——基于河北省S县城15名大龄青年的经历[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34(03):16-25.DOI:10.13277/j.cnki.jcwu.2022.03.003.
贾志科，王思嘉.城市在职青年城乡通婚意愿与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20，42(04):19-29.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20.04.002.
丁金宏.梯度模式:“婚姻剩余”的焦虑[J].探索与争鸣，2013(05):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