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数据采取10年普查一次的方式，2010年开展了第六次人口普查，2020年开展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两次人口普查年度的间隔年份，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推算发布人口总量数据，抽样比例是千分之一。现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近三年的人口数据谈谈个人看法。
2020年以来全国主要人口数据
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411778724人。
2020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1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2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52‰；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0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5‰。
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2020年以来人口数据的主要特点
从2011年11月起，中国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近年的实践分析，预期的生育高峰没有到来，反而出现了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的结果，并出现了老龄化持续加剧的状况。
1.总和生育率低
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按当前的生育水平度过育龄期（一般指15岁至49岁），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1.5警戒水平，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就是能维持人口数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1.5，则是跌破警戒线，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面放开两孩后，我国综合生育率在2017年达到峰值1.58，此后三年连续回落，到2020年跌至1.30，处于较低水平（见下图1）。
图12010年以来历年全国总和生育率
从1992年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至今已近30年。
2.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比2021年出生人口1202万减少246万人，下降20.5%,比2012年峰值大幅下降51.5%，从2016年以来已经“六连降”（见表1、图2、图3、图4）。
图22000年以来历年全国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对比
图32000年以来历年全国自然增加人口
图42000年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3.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17.95%，15—59岁人口占比为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0%。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见下图5）。
图52010年、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情况
低生育率原因简析
我国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连年走低，是由生育政策、经济、社会等多重原因形成的，十分复杂，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结婚难、成本高
我国现在适婚男女空间分布存在错配现象，城市“女多”、农村“男多”，带来城市农村都存在结婚难；房子问题成为婚龄男女所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房子成为开始一段婚姻、组建一个家庭的“必需品”，当然房子也成为“养娃”的必需品，因为几乎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家庭就要开始“拼”学区房了。
2.养育成本高
根据网络上公布的一组“养娃调查数据”，按照现在物价水平，从孕育一个新生命的怀孕阶段一直到供养子女到大学毕业为止，平均每个家庭需要支出的“养娃成本”高达63.5万元左右。另外，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生活成本自然也因地区差异的不同而不同，特别是一些一线城市，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甚至高达200多万元。年轻人不敢生孩子，因为怕生了“养不起”。
3.入托就学就业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而优质教育资源又过于集中于城市，导致农村地区学生逐渐向城市转移，加上城市已有的存量学生，城市的入托就学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同时，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社会阶层渐渐固化，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专业能力不过硬以及没有家庭背景的，就业愈发困难。
4.生育观念变化较大
目前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受新思想的影响，生育观念也有所变化，特别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数认同“如果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不结婚也挺好”，婚姻上不愿将就，带来生育推迟或低生育率。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注重追求个人生活、个人事业等，担忧小孩会影响未来生活事业而不愿生育，生育已经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5.生殖健康问题日益严峻
近些年来，环境污染加重，水体、空气、食品等污染时有发生，加上熬夜、药物、烟酒等不良生活习惯，还有快节奏、高强度的社会工作压力，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生殖能力，遭遇生育问题的人数逐年攀升。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20多万例次，成为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
6.新冠肺炎疫情迟滞了生育计划
2020至2022年连续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较大。疫情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得部分年轻人选择推迟婚期或者生育计划。
低生育率的影响简析
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复杂的，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教育资源布局均会发生重大影响，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1.人口负增长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少85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总人口。出生人口数量少，死亡人口数量多，导致新增人口或自然增长率为负值，总人口见顶回落，人口负增长时代比原来预测2027年前后提前5年。
2.人口老龄化
202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8亿，占总人口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亿，占14.9%，进入中度老龄化。203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3.人口红利逐渐失去
40年来，我国发展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重要推动因素就是庞大的人口数量，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的总量却越来越少，人口红利逐渐丧失。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5—59岁人口的比重比2010年下降6.79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下降幅度较大。
4.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一是中国未富先老，养老保险保持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可支付月数约14个月。但由于各地养老保障负担差异较大、一些地方基金压力大，个别省份已经“穿底”。
二是养老保险的赡养比偏高。改革开放之初，劳动保险法下的退休制度是37个人工作，一个人退休。而到了2019年，养老保险的赡养比为3∶1。
三是政府医保支出压力大。由于老年人占比增大，老年人就医看病的支出增加，必然带来医疗保险支出的增加，对政府财政形成较大压力。
应对之策
面对上述人口形势的新变化，必须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综合施策，既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出促进生育养育的政策措施，又要未雨绸缪，应对人口形势带来的新变化。
1.采取一些具体政策促进生育
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鼓励育龄妇女早生多生；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缩短为两年，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保持一致；取消省级公务员必须具有两年工作经历方可报考的限制，可以间接促进早婚早育。
2.降低幼儿养育教育成本
完善生育配套措施，出台更细致的家庭生育友好政策，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托幼服务，降低教育成本，免去一个家庭生育三胎的后顾之忧。
3.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4.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现在我国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发达国家如英国将在2030年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至68岁，美国、德国和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日本、韩国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结构和预期寿命都发生巨大变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93岁。
“小步慢走、弹性实施、强化激励”是中央对延迟退休改革的最新定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中提到，延迟退休将会坚持统一规定同自愿选择相结合，小幅逐步调整，以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要按照养老金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进行测算，守住保障低收入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安全养老这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