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慧思认为，当下中国年轻人更加明确地拒绝婚姻，而他们的父母对此也持更加接受的态度。
界面新闻记者|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黄月
以上统计数据印证了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Davis）的观察。她2017年结束了在上海的田野调查，直到2023年秋季重返中国，时隔六年她注意到，令中国城市年轻人向往婚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戴慧思的研究经历伴随着中国婚姻法的变化：2003年起，人们不再需要得到雇主许可即可离婚；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布，规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离婚财产分割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亲原则，防止子女的短暂婚姻可能带走父母一半的积蓄，损害出资父母的利益——于是，当下的《婚姻法》似乎同时呈现出家庭主义（血亲利益优先）和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私人财产保护优先）这两个面向。
2014年，她注意到了婚前协议特别是“忠诚协议”的出现——结婚双方约定，如果一方在婚姻中不忠，就要支付对方一定金额的赔偿——这是一个仅在中国出现的独特现象。戴慧思认为，1949年后，为提升女性地位，新中国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婚姻财产所有权（无论该财产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然而至2010年代，婚姻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私有化，于是人们发展出一套新的应对策略，即将婚姻看作一段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以合约确认义务、约束行为。
2019年，戴慧思在合著论文《家庭重新登场：中国婚配市场中的代际影响》（ReinstatingtheFamily:IntergenerationalInfluenceonAssortativeMatinginChina）中，通过调研出生于1980-1989年的上海年轻人发现，这一代的中国城市年轻人比1950年代的同龄人更有可能依赖父母来确认结婚对象。
她观察到，截至2018年，结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被普遍认为是成人的必要步骤，但“性革命”已经发生——婚姻与性解绑，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婚前同居已被普遍接受。但生育行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婚姻内部，这与上野千鹤子提及的日本社会的情况相同。上野千鹤子认为，浪漫爱的意识形态，即爱情、性与婚内生育的“三位一体”，在日本社会已然消解。
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变化。戴慧思认为就业情况或许不会影响年轻人投身亲密关系，但几乎肯定会影响年轻人的婚姻决策。与此同时，性别失衡加剧，年轻女性在职场面临更多歧视，在求职面试、薪资差距和升职中面临更多障碍。
她还指出，新冠疫情或许也对年轻人的婚姻决策造成了心理影响。另外，离婚冷静期等提高离婚门槛的法律措施，或许也让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关系望而却步。
在长达45年的田野调查中，戴慧思注意到，当国家收回对普通人生育、家庭财产和性行为事无巨细的干预，人们不再会因为出轨而被送去劳改、能够以个人欲望为原则在公共领域行动——这在其他社会或许会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在中国具有巨大的个人解放意义。在她看来，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国家将再次试图干预私人生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相信很多事事关个人选择，“私人领域比人们预期得更加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