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所共有的社会现象,表现在出生率不断下降、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低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等方面。近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尤为严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2017年,日本国内出生的婴儿仅为94.1万人,是自1989年该统计实施以来的最低值,日本人口在这一年中自然减员40.3万人。受少子化影响,一些学校学生人数锐减,不少学校因生源难以确保被迫关停,或与其他学校合并,公立高中减少了15%。同时,少子化与老龄化携手而至,截至2017年9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高达3514万,占总人口的27.7%,高居全球第一位。少子化与老龄化相互拖累,恶性循环,其带来的危害已成为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碍,以至于安倍晋三首相将少子老龄化称为“国难”。
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结束了第二次婴儿潮,总和生育率降至2.05,之后开始持续走低。198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称为“1.57冲击”,为日本社会敲了人口危机的警钟。也就是在这一年,少子化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被广泛认知,日本政府也开始出台少子化对策。
少子化最直接的影响是日本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农业、建筑和护理领域,人手不足现象十分明显。劳动力减少制约了日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限制了社会消费能力的延续。同时,少子化也关系到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少子化态势如不能有效控制,将给日本的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竞争以及科学技术人才等诸多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不禁会问,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对婚姻持不积极态度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口的增长
适龄青年晚婚、晚育、不结婚是日本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上升,2015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31.3岁,女性29.4岁。晚婚直接造成了晚育,2011年女性初次生育年龄平均30.1岁。一些夫妻因为结婚太晚,干脆不要孩子,更加剧了少子化现象。
当今日本,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对婚姻持不积极态度,单身年轻人增多,使得结婚对数持续走低,2017年的结婚对数为60.7万对,比上一年减少了1.4万对。同时,日本年轻人对恋爱也不积极。据日本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对3200名25岁至34岁未婚者的网上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经历过考虑结婚的恋爱时,有51.1%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答案。有30.9%的男性受访者和25.9%的女性受访者选择“绝对不想结婚”“已经放弃结婚念头”。另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显示,18至34岁之间的日本女性中有39%是处女,该年龄段的男性中有36%是处男。该年龄段的被调查女性中有一半没有男朋友。由此可见,不结婚、不恋爱的日本年轻人并非少数。
婚恋适龄期结不了婚,很容易导致终身未婚。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终身未婚率比率迅速上升。2015年男女终身未婚的比例分别为23%和14%。或许,日本人的终身未婚比率还将进一步上升。由此可见,对婚姻持不积极态度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口的增长。
日本年轻人晚婚、晚育和不结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是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婚恋观和生育观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低迷,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传统家族制度、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日趋动摇,社会保障制度捉襟见肘,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日本社会的这一系列变化再加上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影响,日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生育观等观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生育观也发生着变化。传宗接代的目的已经过时,充实家庭生活、体验为人父母的乐趣、维系爱情、巩固发展婚姻关系等成为生育子女的新意义。同时,生育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上,日本女性有充分的话语权。
调查表明,大多数日本单身男女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想结婚而结不了婚。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独身者的调查)(2015年)显示,日本人对于结婚的意识,18岁到34岁的男女受访者选择“会考虑结婚”的比例分别为85.7%和89.3%。当问及25-34岁未婚者中独身的理由时,男女选择最多的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分别占45.3%和51.2%。一些年轻人结不了婚与他们不擅长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异性交往能力欠缺有关,这批人被称之为“恋爱弱者”。还有一些人即便是通过相亲与异性相识,但往往缺乏主动,婚姻的成功率较低。另外,日本社会对于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等私生活领域有着宽容的氛围,家长也比较尊重子女的选择,很少干涉子女的生活。
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平等观念在日本的普及,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婚恋观、生育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女性就业率不断提高,男女工资差别逐渐缩小,日本女性在经济与精神上越来越独立,人生道路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女性在职业、婚恋方面有了较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认同“结婚是女性永远的就业”等传统观念:有的在结婚、生子后继续就业,兼顾事业和生活;有的选择了生孩子后在家从事育儿和家务劳动、待最小一个孩子上学后再出去工作的“M”型模式。除此之外,因没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而选择独身、在夫妻感情破裂后毅然选择离婚、为实现自身价值到海外发展无限期推迟结婚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多……结婚生子已不再是日本女性的唯一选项。
二是雇佣环境恶化,非正规就业者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出于节约用工成本等方面考虑,逐渐采用了小时工、合同工、“契约社员”、“派遣社员”等非正规就业的制度,使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较快。目前,25—3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有近三成从事钟点工、派遣工等工作。处于结婚和生产适龄期的15—34岁的年轻人中,非正规就业人数在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由255万人上升到了521万人,增加了一倍。特别是那些完成育儿任务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女性,大多数从事的是派遣工、合同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工作。
经济上不安定不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数目。高物价、高房费、高教育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轻夫妇“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据统计,日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约1400万—2000万日元,养育子女的费用之高让年轻夫妇望而却步。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第14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婚龄在五年内的夫妇理想的子女为2.30人,但实际拥有子女为2.08人。该调查还列举了不能拥有理想子女数目的原因,其中选择最多的为“育儿、教育上花费太大”,尤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最。经济上的考量造成了实际生育孩子数目与理想生育孩子数目之间存在差异。
三是育儿与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尚不完善。随着家庭模式的变迁,三代同堂大家庭减少,核心家庭增多。一方面是祖父母一代参与育儿情况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工作与育儿兼顾的社会环境尚不十分完善,保育园数量不足,育儿成本高。不少儿童到了入托年龄却进不了保育园,出现“入托难”现象,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峻。因此,双职工家庭在工作与育儿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双职工家庭的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担育儿和家务,往往身心俱疲。
少子化态势能否得到有效遏制
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降至8808万。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的少子化将长期存在,人口减少趋势很难得到根本遏制。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日本政府鼓励生育政策与构建“让女性闪烁光彩”社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政府希望提高女性就业率,弥补越来越不足的劳动力,努力开发潜在女性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又希望女性多生孩子。一般来说,女性的广泛就业导致晚婚和不婚现象的增加,加剧少子化程度。生孩子必然会影响到就业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因为结婚、生子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其次,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据日本有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将接近30%,女性将接近20%。
另外,不少年轻人对于日本的未来普遍存在不安,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担心能否很好地养育好子女。这种不安的心态源于日本社会种种令民众没有安全感的现实。例如:劳动力减少令日本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和人口流失导致地方发展日渐凋敝;年金、医疗等制度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令人们对养老心怀不安;非正规雇佣人数增加让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安全感;现代社会的“无缘化”又进一步消解了人与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纽带”联系,等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正在失去归属感,感到闭塞,心怀不安。
因此,针对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现象,仅仅靠鼓励生育似乎很难奏效。我国目前也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较快的态势,已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研究日本少子化的现状及成因,可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