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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各种流派杂然纷呈，相互交织；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或者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文学伦理学等，它们或多或少对我国的文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比如某些“后主义”，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须引起注意。
“后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或谓“终结”）。而这说穿了只不过是冷战一方的淡出（或终结）而已，客观上则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后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1982）或《第三次浪潮》（1984）。此外，贝尔早在1960年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80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冷战时期乃至60年代的内部矛盾（如在越南战争、代沟、学潮等问题上对抗）和70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
奇怪的是这些带有“未来学”色彩的理论虽然早在80年代就已登陆我国，且颇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未来学”（即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位作指导，立足现实、背靠历史，并在有关学科的微观研究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更为宏观的战略研究）。再者，上述美国学者虽然不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但基本方法却是唯物主义的，其主要思想观点也基本建立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诉求上。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总之，西方社会的发展及贝尔等人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风行创造了条件。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们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当时日本正沾沾自喜地发展传真机。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他从认知的多元性切入，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并由此阐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无中心、无主潮特征，从而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就西方文化而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或文化主潮（用我们的话说是主旋律）。而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恰恰是多元并存，在利奥塔看来，无所谓谁主谁次、谁中心谁边缘。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德里达、雅克·拉康、福柯和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等几乎同时对以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认知方式发起了解构攻势。于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是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的，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于是，解构、消解、模糊、不确定这样一些概念开始大行其道，从而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从而导致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相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意识消解作用。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1）认为真理是可以认识的；（2）认为现实是可以表现的，并致力于探索各种形式。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1）真理是不存在或不确定的；（2）认识是破碎的，即碎片化的、不断变化的、难以捉摸的。由于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其主要倾向上，比如它们大都是虚无的、极端的和否定性的，并且普遍具有非中心化、反正统性，和强调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古罗马时期，尤其是在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善恶观确立之后，西方取得了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作家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一直要到人文主义的兴起才开始凸显出来。是谓“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甚至开始出现了主题先行、观念大于情节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席勒的观念化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推崇情节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莎士比亚化”。但主题先行的倾向愈演愈烈，许多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几乎成了观念的演示。情节被当作冬扇夏炉而束之高阁。于是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传声筒及作家个性的表演场。因此，观念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文学主观空间恰好呈现令人困惑的悖论式发展态势。一方面，文学（包括作家）的客观空间愈来愈大（从歌之蹈之的狭小区域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但其主观空间却愈来愈小。比如文学（尤其是人物）的视野从广阔的外在世界逐步萎缩到了内心深处。也就是说，荷马时代的海陆空间逐步变成了卡夫卡式的心理城堡。而今，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又迅速取代了这个心理城堡，从而使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在自话自说，从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象。表面上人言啧啧，但实际呢？谁也听不见谁的真实心声。犹如身处高分贝噪音之中，无论你如何扯着嗓门喊叫，也无法使别人听到。这就是说，一方面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愈来愈冷漠。生活愈来愈依附于物质，而非他者。竞争取代了互助。这在农牧社会即前工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文学中，“小我”取代了“大我”。
当然，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就拿貌似简单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老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竟也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悖论一样。比如，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常常自相矛盾，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体现。文学的灵魂工程恰似空中楼阁，每每把现实和未来构筑在虚设的过去。问题是：既有今日，何言过去？用鲁迅的话说是“人心很古”。科学的前进方式好比西绪福斯神话，总是胜利意味着失败，结果意味着开始，没完没了。问题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总是导致“自然界的报复”[※注]；胜利愈大，报复愈烈。
世界就是这么矛盾和莫衷一是。同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所在2002年6月27日被正式撤销被一些人说成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跨国狂欢时代：不同声部、不同色彩聚集在一起，不分主次，不分你我，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也是如此吗？老的、新的，土的、洋的，杂然纷呈。尤其是近年兴起的网络文学和博客写作，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眩。由此，与英国最具盛名的布克奖（Booker）并列，又出现了博克奖（Bloger），以奖掖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
其次，代表本土利益的第三世界作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跨国公司时代的狂欢当中。那些所谓的后殖民作家，虽然生长在前殖民地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养成和价值判断未必有悖于西方前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像近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奈保尔和南非作家库切，与其说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叛逆者。沃尔科特甚至热衷于谈论多元文化，说那些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是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注]
可见，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并不意味着平等。它仅仅是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以反对西方制度或西方文化传统为初衷的），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而这种可能的麻痹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虽然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不只是在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却明显具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已经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多元性和发散态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多元性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论。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这就回到了哲学的千古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不过哲学的这个根本问题原本是指向集体经验的，而今却愈来愈局限于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当代文学或文化景象的小小一斑。与此同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高扬主旋律、孜孜拥抱现实主义传统的还大有人在。历尽解构，从认知到方法的重构也愈来愈为学界所期待。再说生活是最现实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取得的业绩和利润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虚幻。比尔·盖茨们才不管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呢，尽管这些理论如何违背初衷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帮了他们的忙：消解传统认知（包括经典）及其蕴含的民族性与区域或民族价值与审美认同。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传统殖民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业已完成资本的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的帝国主义正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即所谓“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实施渗透和掠夺。因此，前面的这些理论大都朝着有利于跨国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模糊意识形态，消解民族性。这些思潮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东欧产生了影响：导致了文化思想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新思维，等等。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虚拟文化又对上述“后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与90年代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多少包含着贝尔等人对于世界发展态势的估量。像“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等，只有在资本完成了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并实行国际垄断的情况下才可能提出。
于是，在目下愈演愈烈、势不可当的“全球化”进程中，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在“去精英化”的大众消费时代，在人类从自然繁衍向克隆实验、从自然需求向制造需求转化的时代，文学及所有人文工作者任重道远：是听之顺之、随波逐流呢，还是厚古薄今地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对此早有回答。马克思深谙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却并不因此而放弃站在代表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这应该是人文学者的一个起码的共识，也是经典重构、学术重构、价值重构的基本前提。
然而，后主义的喧嚷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众声喧哗的自慰式狂欢。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模糊蒙蔽了不少人的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重新梳理有关流派思潮、观点方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如是，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大量综合性成果。就数量而言，这些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确实也到了难以尽述的地步。值得一提的有袁可嘉先生发表于80年代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隆溪的《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宁的《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程正民、童庆炳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傅其林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
限于篇幅，本著只能展示其中一部分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的中国接受与批评。
一叙事学在中国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或将西方的理论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注]学者们将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普安迪在北大的学术演讲集《中国叙事学》（1994）和旅英学者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1）在国内出版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开始推出“新叙事理论译丛”，所翻译的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修辞性叙事学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多种跨学科叙事学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注]）（1999），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以及费伦和拉宾诺维兹合编的全面反映叙事学研究新进展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2005）。[※注]这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后经典叙事学起了较大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后经典叙事学的翻译、研究和应用，逐渐形成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势态。不少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与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形式审美研究仍然很受重视。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批评实践，我国的叙事学研究都在拓展广度和深度，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叙事学方面的课程。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忽略叙事形式的“内容批评”来说，叙事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批评理论在这一方面的扩展、深化和更新也会对我国的叙事作品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接受美学的中国接受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接受美学在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崛起并迅速在欧美产生影响之时，中国正处在社会政治风云动荡的岁月，大批判运动所造成的“反文化”高压，窒息了任何正常的理论活动。直至新时期到来，正处于鼎盛期的接受美学也趁我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潮进入了中国学术界视野。
随着接受美学的介绍翻译，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汤伟民《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学术研究》1985年第3期），程伟礼《谈谈接受美学及其哲学基础》（《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朱立元《文学研究新思路——简评尧斯的接受美学纲领》（《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易丹《接受美学：作品本体的毁灭》（《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蚁布思、伍晓明《接受理论的发展：真实读者的解放》（《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金元浦、周宁《文学阅读：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伊瑟尔审美反应理论述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等论文，都从各个角度对接受美学作了探讨。
1989年，朱立元的《接受美学》收入“新学科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专著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为出发点，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诸方法，批判、整合了西方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重新作了深入阐发。专著指出，接受美学在将接受主体纳入本体论范畴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把创作主体从本体论的思考范围中驱逐出去。针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朱立元进而阐述了作者、作品、读者，“文学：三环节交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以及文学存在方式对“社会交流活动”的依存关系。[※注]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本体论”、“作品论”、“认识论”、“创作论”、“价值论”、“效果论”、“批评观”、“历史观”等多个视角重新对接受美学做出理论概括、阐述和引申、发展，力图建构自己的接受美学新体系，从中也显示出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这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使得该专著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发明。如在“文学的召唤性”问题上，朱立元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经验，对伊瑟尔的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英加登的文学作品的层次结构理论做出了重要修正。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召唤性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从语言学到心理学的各个结构层次上，最终体现在这些层次结合成的整体结构上。”[※注]并特别强调了意象意境层的重要性。“文学作品的意象意境是由作者转化为语言，又由读者予以重建再创的，其空白与不确定就存在于这整个创建与再创建的过程中，其召唤性因而也就内在地镶嵌在作品的这一层次上了。”[※注]在“审美经验期待视界”问题上，朱立元则提出“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文学能力”等几个层次和要素，来克服姚斯和卡勒理论中的片面性。对西方接受美学有所忽略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批评价值尺度等问题，朱立元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同时，还提出了“总体文学史”的构想，力求以此勾勒和展示民族审美经验和观念的演进过程。
从总体上看，朱立元《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建立在认识论上，[※注]它吸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观点，抛弃了那种机械、被动的认识方式，转而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认识论的理论范式跟西方接受美学，乃至跟中国古代论文、古典美学的内在精神是否翕合无间，却仍然值得讨论。金元浦则从另一方向上展开自己的探索。他努力寻找西方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关联，意图为自己的理论设立一个新的立足点。
继出版《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读者反应理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7年版）之后，龙协涛又在《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出版了《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如果说，金元浦致力于接受反应理论的中西互证，那么，龙协涛则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基础上，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中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博采并融合中西方文论，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阅读学”。龙协涛的核心观点是：“文学解读是以心接心，即读者用心灵观照作家观照过的社会人生。前一个‘心’和后一个‘心’都是流动的、隐蔽的、莫测高深的，而两个‘心’的碰撞、组合、交融更是变幻奇妙，气象万千。”[※注]作者的“阅读学”就是深入探讨两个“心”究竟是如何相互碰撞、组合、交融，力图解开这个“变幻奇妙，气象万千”的文学阅读接受的奥秘的。
西方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经历了中西文论相互比较发明到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程。钱锺书完成于1983年的《谈艺录》（补订本）就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无达诂”与西方接受美学相互比较阐释。此后，随着接受美学的译介，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视野来重新审视、阐释、整理中国古代文论，很快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86年至1987年，叶嘉莹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随笔”，其中，《从现象学到境界说》、《作为评词标准之境界说》、《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类型的诠释》、《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篇运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做了探讨。1988年撰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又以西方解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对王国维词论做了别开生面的阐发。其后，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由岳麓书社于1990年出版并引起很大反响。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是较早出版的阐述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美学思想的专著。该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梳理、挖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接受美学思想，认为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作者—作品—读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徐应佩《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讨论了鉴赏接受理论与实践，阐述了民族审美思维及规律。蒋成瑀《读解学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从作者、文本、读者、语言四个环节，分别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阅读鉴赏理论与西方解释学、形式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相互对照、发明。
在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取得较为明显进展的是樊宝英、辛刚国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樊宝英、辛刚国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泛接受美学”，作者、作品、读者是三位一体的，文论中往往创作论、作品论和鉴赏接受论相互融合。鉴于此，他们没有将文学接受与作品、创作硬性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阐述，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中阐发其中的接受美学思想，这就使论述更为切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该专著分别从“读者意识流变论”、“作品所隐含的审美空间论”、“作家具有的读者意识论”、“接受过程论”、“读者审美修养的建构论”五个方面探讨古代文论的接受美学意蕴，初步建构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框架。
在《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中，邓新华将“接受诗学”与“鉴赏学”做了区分甄别，他认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命题和原理并非来自纯粹的文学鉴赏活动，而是来自一些准审美鉴赏甚至非审美鉴赏的活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古代接受诗学包含了鉴赏、批评、释义，甚至还与创作发生某些关联，是鉴赏学所不能涵盖的。在厘清了接受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后，作者分别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展开阐述：上篇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时期主要的接受理论做出剔抉爬梳，描绘了一条从早熟、异化，到自觉、深化、拓展的发展演变线路；下篇抓住接受过程中的“玩味”、“品评”、“释义”三个主要环节，对文学接受方式集中作了深入的阐释。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受到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体系的制约，而是从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出发，在梳理古代接受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以实现“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的目标。正如童庆炳所说：“这部著作以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现代学术的视野，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史流变和各种观点作了梳理和阐释，把中国早已存在的接受诗学思想做了充分而深刻的研讨，从而把它系统化、逻辑化。”[※注]
西方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最为深刻有力，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是在接受史方面。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诗话、诗论、评点、笺注等涉及文学读解接受的资料，不少学者就是通过梳理、阐释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古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的。钱锺书《谈艺录》对“陶渊明诗显晦”的阐述，程千帆对《春江花月夜》被理解和误解经历的分析，罗宗强对“李杜优劣论”的评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接受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研究既构成西方接受美学思想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扎根的基础，又给予后人以重要启示。
对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单个作家或作品接受史的个案研究；其二是从文学整体视野作宏观接受史研究。
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运思缜密之作。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为庄子论，中篇为屈原论，下篇为庄骚传播接受论。该专著深入分析了汉武帝后《庄子》传播接受走向低落和魏晋时期随玄学演进而地位提升、巩固的原因，细致辨析了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阐述了刘勰对屈原的态度和中唐诗人对屈原的超越，既揭示出庄骚内涵的丰富性和后人对庄骚接受理解的多面性，又反照出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在作者已有的李商隐研究丰富成果基础上的又一力作。该专著分别从李商隐诗的历代接受、李商隐诗阐释史、李商隐诗对前代的接受和对后世的影响三部分展开论述，文献资料齐备翔实，分析论述透彻精辟。阐述李商隐诗接受史，从同时代人直至20世纪90年代，贯穿一千一百余年；梳理诗歌阐释史又不得不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纷歧阐释；影响史研究则将李商隐置于对前代的接受和对后世的影响的长链上，既映衬出李商隐诗“感伤诗美范型”的独特性及价值，又从接受史角度揭示了诗歌发展轨迹。
相对于个案研究，对文学接受史做宏观研究需要更多知识积累，研究难度更大，成果也较少。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绩的专著。作者首先阐述了文学接受史的三个层面，认为：效果史即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审美效应，它是接受史研究的基础；阐释史是效果史考察的深化，也是接受史的核心；影响史则是“受到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的影响启发，形成文学系列的历代作品史”。[※注]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从经典诗歌作品阐释史和创作影响史两个层面展开探索，不仅深入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历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接受史的梳理、探析，揭示了经典生成的规律。同时，作者提出文学接受史“三层面”说，以及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对后续创作影响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接受理论。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它首开中国文学接受史整体研究之先例。该专著不仅以恢宏的视野描述了中国文学接受史历程，而且突出强调了接受形态随时代变化的特征，并相应地从历史文化情境、民间传播和接受、文集编撰和应用、典范确立和更替、科举活动和《文选》流播、社会文化心理、商业出版传播、娱乐传播、学术文化思潮以及宗教思想影响，等等，多视角作出论述。譬如阐释唐代文学接受时，既细致分析了科举活动与文学接受的关系，又剖析了晚唐人“尚奇、尚怪、尚艳”的接受心态。梳理清代三大学术文化思潮对文学接受的影响时，则归纳出“实学思潮与经世致用的文学接受准则”，“乾嘉汉学与培养学殖的文学接受要旨”，“经今文学与文学接受的功利主义倾向”等接受范式特点。
在戏曲接受史方面，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开山之作。专著系统梳理了自宋至清末近千年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深入探讨了其中的规律。内容不仅涉及剧作家、演员、观众、批评家、戏班主人和出版商等多个层面，还涉及各种声腔剧种的传播与交流，多种演剧形态和场所的交叉与竞争，多种传播方式的共存与兴替，拓展了中国戏曲史研究。此前，作者还完成了《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此外，从宏观视野研究文学接受史的还有王卫平《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专题研究如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伯海等《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胡连胜《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专题研究有：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福建师范大学，2002）、杨金梅《宋词接受史研究》（浙江大学，2003）、张彩霞《宋代词话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侯长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复旦大学，2007）、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2007）等。
接受史研究为文学史撰写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成为传统文学创作史、作品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并在更为广阔生动的层面上展示出民族审美风尚。同时，具体的研究实践又为接受美学总结出新的接受史理论范式，丰富和发展了接受美学。
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接受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高中甫就撰写了《歌德在中国1976后的接受情况》。之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歌德接受史（177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注]这是一部较早出现的系统论述外国作家接受史的著作。正如该专著作者所说：“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中，有不少伟大的作家，但如果说，其接受史内容最为丰富多彩，最为错综复杂，对他的评价充满了矛盾和对立，在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史上最具有意义，在历史的运动中最具有现实感，那我认为德国诗人歌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了。”[※注]该专著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其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文学接受现象来论述分析的。它以纵向为主，以横向为参考，紧紧抓住不同时期对歌德的不同评价这一线索，梳理了种种纷纭观点，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1994年，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收入乐黛云、周文柏主编的“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专著分别在两个层次进行阐述：其一是1915—1925年中国翻译界、批评界对外国文学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其二是1925—1932年中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该专著研究了中西方的共同想象和共同心理，从中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交流，又在何种程度上使文学接受被扭曲和变形的。
与跨文化接受密切联系的是运用接受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翻译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周方珠、卢志安《英汉互译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晓霏《登场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随着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它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渗透到教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可以说，在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接受美学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专著如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成杰《裸眼读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夏中义、方克强主编《大学新语文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曹明海主编《语文教学解释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章柏青、张卫《电影观众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陈默《电视文化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会林主编《影视受众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锦云《表演心理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臧海群、张晨阳《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已经覆盖了教育、文化、艺术等诸领域。至于论文的涉及领域则更为广泛。
纵观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它经历了从介绍翻译、消化吸收到应用、拓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接受美学经受了中国学者的选择、改造和发展，并渗透、融合于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既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又基本实现了接受美学的“中国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是跨文化传播是文化获得自身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经验，才有可能使本土的传统理论重新焕发生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大胆吸收了西方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找到了实现学术方法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开拓出新的生长点。特别是文学史研究这一领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接受美学视野中得到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集注”、“集说”、“汇评”传统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学术方法的现代建构。
二是任何外来思想的传播都必须与本土经验相吻合，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检验，并显示其有效性。接受美学之所以很快在中国扎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与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思想存在契合之处，因此，才能迅速实现视界融合并开花结果。而中国古代文献中大量的诗话、诗论、评点、笺注等涉及文学读解接受的资料，以及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恰恰使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文学接受史研究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文学接受形态和接受史撰写模式，反过来又丰富了西方接受美学关于文学接受史的构想。
三是如何吸收西方接受美学思想，如何选择、接受或疏离，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要受到中国研究者的接受视野的制约。凡是得到广泛重视，激发研究热情的理论观点，往往总是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譬如接受美学中的“空白”和“召唤结构”，它与老庄哲学中的“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有着相似的理论旨趣，这不仅引起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也因此获得创造性阐释。接受美学对接受史或效果史的强调，为打破形式主义文论的封闭结构，引进社会历史研究及文学价值、功能研究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在西方接受美学中原先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理论观点，由于跟中国学者重视社会历史评判的倾向和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相吻合，因此得到较为深入的阐发、充实，并在接受理论和接受史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对于外来思想既要穷源溯流，澄清理论实质，又不能囿于理论本身，要结合本土经验大胆批判、改造、发展，破除迷信，敢于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接受美学理论体系，由此构成中西文论、中西文化思想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总而言之，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性对话，走向世界的过程。
三精神分析学在中国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批评（psychoanalyticcriticism）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影响，恐怕是任何其他学派都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在20世纪世界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同时也更因为这一学派有着众多的实践者，也就是说，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有着一大批批评家自觉地运用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或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对文学史上的一些老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或对一些当代文学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从而不仅使文学批评的方法趋于多元，同时也丰富了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本身。再者，精神分析学批评与其他批评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还在于，当传统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处于衰落状态时，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异军突起，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和重新阐述而使得这一处于危机的批评理论又产生了勃勃生机。时至今日，尽管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五花八门，文化研究的崛起又再度恢复了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文化批评传统，但精神分析学批评仍在理论批评界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精神分析学批评的评介性描述，一般所使用的概念不外乎这样两个：弗洛伊德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前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局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文学思想，而是包括他的弟子们的观点在内的、“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一种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后者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并且不断地与其他理论有着结合的趋势，因而至今精神分析学批评仍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景观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注]
精神分析学批评的崛起首先应归功于其创始人弗洛伊德。美国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曾这样描绘弗洛伊德与文学的关系：弗洛伊德影响文学，但弗洛伊德首先受到文学的影响。确实，弗洛伊德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包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歌德的作品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在这些古典文学名著的熏陶和影响下，他自觉地对文学进行了接受，并逐渐通过欣赏、归纳和概括等方式，零零散散地提出了一些闪烁着文学理论思想的见解，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仍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有着不可低估的启迪和指导意义。他的这些文学观点概括起来大致表现在这六个方面：（1）作为文学创作动因的力比多说；（2）用来概括文学创作活动和过程的无意识或自由联想说；（3）塑造人物形象的“升华说”；（4）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主题的“俄狄浦斯情结说”；（5）作为文学的“游戏说”之翻版的文学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6）文学艺术家与精神病症状，等等。对于弗洛伊德的文学批评理论在实用批评领域里的具体表现特征，我们可以概括为两大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种（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式阅读。20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都十分注重阅读，精神分析学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体现于精神分析式阅读的特征主要在于象征的无所不在。尽管其他批评流派也不忽视文学作品中象征手法的使用以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但在传统的精神分析式阅读过程中，批评家发现的象征往往与性有关。按照弗洛伊德式的阅读方法和策略，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许多此类象征物。但这样的阅读有两个很大的弱点，既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诸功能，同时这种任意地将一些物体与性相联系的做法本身就缺乏一个中介物——语言。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审美功能必须通过语言的中介才能实现，因为语言是文学存在的方式，是作品赖以生存的外壳，此外，语言本身的结构还起到充当作品的肌质（texture）之作用。
2.把情结的概念引进文学批评的话语。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批评还有几分科学性的话，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情结的应用上：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这种方法如使用得当，倒是对于探寻作家的生活道路与创作主题之关系具有一定的效果。
3.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梦的结构。弗洛伊德的《释梦》一般被公认为人类精神思想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对梦的形成和分析的步骤均作了阐述，其中大量涉及一些文学作品。这些文学批评观点对批评家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梦幻或梦的碎片以及意识流小说都有着明显的效应，只是这方面在实用批评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少于前两个方面。但若是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它的批评前景必定会无限广阔。目前在西方学术理论界，不少后现代批评家将其与德勒兹（GileDeleuze）的精神分裂式批评理论和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梦的理论的反拨。
在比较弗洛伊德的文学思想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重大影响时，我们不难发现，体现在后者中的影响更为深刻，而且有着更为多元的发展方向，因而直至今日，精神分析学批评仍在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那里盛行不衰。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如我们所见，20世纪的西方主要作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必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文本）中，有的一眼便可看出，而更多的则隐晦含蓄，需要经过批评家的仔细阅读和分析才能看出。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客观存在必然迫使批评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知识，因为作家创作水平的高超必然对批评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批评家要想准确地、中肯地分析评价一部作品，就必须首先掌握批评的武器，并对自己批评的对象有着足够的了解，这样才能把作品中的深层含义挖掘出来。
第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还体现在传记作品的刷新上。传统的文学批评也十分重视作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有时其重视的程度甚至使批评家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分析，因而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新批评派等形式主义批评家们的挑战，而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则向传记作家们敲响了警钟，不要为了琐碎的表面“真实的”材料而忽视了被写人物的心理真实，即内心中意识的、潜意识的甚至无意识的以及梦中的活动。总之，与传统的传记式批评所不同的是，精神分析学批评更加注重对人物的深层心理分析。
应该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是很不全面的，在很大程度上分别通过英文和日文两个途径，很少有弗洛伊德的著作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而且在对其研究和运用上也显然存在着误解和滥用的趋势，以致不少普通读者和批评家误以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核心就是泛性论，弗氏所鼓吹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以性欲为中心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的影响是消极的，其中的一点积极的因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就在于撕破了资产阶级假道学的外衣，还原了人所共有的带有动物属性的本质特性。但尽管如此，也有少数几位学者型理论家在评介和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力求相对完整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风靡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学术理论思潮以及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可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由于这些学者生在旧中国，但其学术生涯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因而我们也应当全方位地评价他们的贡献，这里仅简略涉及几位重要学者的观点。
首先应提及的一位是翻译家董秋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学说的所有方面时，敢于实事求是地对评价弗氏的理论，既不全盘否定其合理因素，也从辩证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他主张让广大读者阅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性著述，以便于对之有着较为全面的、辩证的了解。他在1940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R.奥兹本（R.Osborn）的一本研究专著，题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FreudandMarx：ADialecticalStudy，1937），并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对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局限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但令人遗憾的是，像董秋斯这样以严肃的态度来译介精神分析学的学者和批评家实在是太少了。
现当代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锺书生前博览群书，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十分熟悉，不仅和夫人杨绛曾翻译过弗洛伊德的《释梦》节选，他本人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等论文中引证并涉及弗洛伊德的理论。此外，还分别在初版于40年代和再版于80年代的《谈艺录》中数次引征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著作，在1979年推出的巨著《管锥编》中多次引征弗洛伊德的好几部主要著作，包括《精神分析学引论》、《精神分析学引论新编》、《图腾与禁忌》、《释梦》等。从钱锺书引文的上下文来看，他对精神分析学并无任何嘲讽之词，只是告诫国内学者和批评家，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并非一家独秀，切莫把精神分析学当作当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批评理论来盲目套用。他的这些点到即止的评介对我们在一个广阔的中西比较文化背景下来认识精神分析学批评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美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朱光潜，自然对艺术经验有着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对艺术形式美的注重因而也是颇为自然的。他的这段批判性言辞显然是从美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的极为严厉的批判，其中虽不乏偏激之处，但对于当时以及现在那些热衷于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中一味图解或套用精神分析学说的作家批评家，或许敲响了警钟。作为一位擅长辩证法的哲学家，朱光潜往往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的批判颇为有力，颇能击中要害，即使在今天也对我们有着一定的教益。尽管朱光潜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性的，但在他的批判性阐释著作里，实际上已经为精神分析学在新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的传播、推广乃至批评性应用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左”的文艺路线统治时期，朱光潜不仅不敢坚持正确的东西，而且还违心地不断检讨，甚至在公开场合都不敢承认自己曾经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对之有着精深的研究。这对一个历尽磨难却仍不失其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悲哀的。
总之，对精神分析学的深入研究现在刚刚开始，随着弗洛伊德文集的直接从德文译出，同时随着中国学者的不断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对这一重要批评理论的研究将取得新的成果。
在上文中，我们仅评述了自20世纪初直到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翻译界、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介绍和引进，从这些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精神分析学作为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最具有冲击力的一种理论思潮和文学批评界具有最广泛和持久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几乎所有的主要作家、批评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这无疑也说明中国文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和艺术感觉是十分敏锐的，他们对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把握和介绍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尽管极少有人直接运用德文和法文原文资料去研究和评述这两位思想家的批评理论，特别是对后者的潜在批评价值以及其与当代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甚至修正主义批评观念的内在联系了解得就更少了，这自然为后来的研究者的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可以填补的空白。
随着大量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相继翻译介绍过来，更多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实践性著述也相继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著述整部译介出版的并不多，更多的则是散发在杂志上或收入论文集中，从而给了渴望西域新风的中国批评家以新的武器。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这个武器，或者指向传统的文学文本，对之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剖，试图发掘出某些文本内在的深层意义；而更多的批评家则在探讨精神分析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之影响的基础上致力于对某些精神分析学的“变体”文本进行直接的精神分析式阅读，这样便使得历史上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些无法解决的老问题有了新的解答；也有的人考虑到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干脆把分析的解剖刀直指当代文本，从而为浮躁和缺乏深度意识的当代批评界带来一股理论的新风，等等。应该坦率地指出，这些批评实践中大多数由于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理解有误或片面而流于浅薄，但也有少数确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对精神分析学的主要理论观点把握准确，对所分析的文本的选取也适当，因而其实践中的成功就是自然的。在这方面，仅举几个例子用以证明。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的登陆，并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基本处于守势，除了极少数学者和批评家仍试图把自己始自80年代的批评实践继续下去外，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热点已转向“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但仍有少数比较扎实的批评实践成果问世，并已从对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一般性评介转到了对具体文学文本的阐释和分析。在这方面，蓝棣之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就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于1998年问世的专题研究文集《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就从所谓“症候式”的视角（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中的变态心理症状）对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鲁迅、茅盾、沈从文、柔石、曹禺、丁玲、巴金、老舍、钱锺书等，作品中的显/隐二元对立结构进行分析和解构，从而点出了以往的批评家所未见的文本的隐含意义。通过这种自觉的理论批评实践，该书试图对现代经典进行重构的尝试初见了成效。正如周英雄先生在为该书撰写的“序”所指出的，作者的用意“可能是希望点出前人所未见之盲点，敦促本书读者对现代文学经典重新诠释，重新体认，并描绘中国现代心灵的图像”。[※注]
总之，作为一种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精神分析学在新中国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几起几伏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或文本阅读的模式，其潜在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但是其广阔的批评前景却是无限的，对此，将有待于未来的学者和批评家的更有深度的研究和实践。
四文学伦理学在中国
（一）文学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出现回归热潮，并开始从文学伦理学研究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转向。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文学伦理学研究表明，文学伦理学不仅从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的挤压中摆脱出来，实现了文学批评的伦理回归，而且重新在文学批评领域崭露头角，形成了新的批评热潮。
从我国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著述来看，同其他西方批评理论如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等在我国的传播相比，除了对布斯有较多的研究和介绍外，明显缺少对伦理批评系统、全面的研究和介绍。如前面提到的除了布斯而外的其他伦理学批评家的代表性著作，目前我国基本上都没有译介。尽管如此，由于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即使有限的研究和介绍也会产生强大的推动。从2005年开始，伦理学批评在中国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名称开始形成一股强劲潮流，这有力地说明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既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三）文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勃兴
2005年初，《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一组专题论文，共六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从总体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起源、方法、内涵、思想基础、适用范围、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挪威奥斯陆大学克努特教授以易卜生的戏剧为例，不仅讨论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且就文学伦理学发表了自己的重要意见。王宁把生态批评同文学伦理学批评结合在一起，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其他批评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刘建军以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为基础，用比较的和多学科的观点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了进一步阐释。邹建军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讨论了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这些论文企图说明，要实现文学伦理道德价值的回归，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这一组论文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尽管它在文学研究方面产生的作用刚开始显现，它的巨大学术潜力还有待我们不断发掘，但是它的社会和学术价值已经不容置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测，文学伦理学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被介绍引入中国，形成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翻译介绍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进行考察，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如20世纪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二是注重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批评方法强调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如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末我国文学研究中主要的批评方法之一。三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尽管上述批评用于文学研究也展开对文学与政治、道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批判，但最后都还是回到了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
五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Criticism）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伴随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建立女性价值系统为目标的一种批评潮流。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在女权运动的实践中，女性们意识到局部利益的得失（诸如女性获得“教育权”、“参政权”及“婚姻自由”、“性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等权利）并不能改变女性在整个男权中心社会中严重缺席的现状，便逐渐摆脱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狭隘，自觉地将斗争的策略由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权运动调整到女性主义批评上来。它并不局限于对女性受歧视现象的针砭或对女人特殊性的强调，而是努力厘清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对西方知识传统和男权文化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将一种新的视角——性别视角——带入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强调从历来被父权制文化排斥在一边的女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传统和批评标准，注重“性别意识”及文化建构，努力挖掘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批判性别歧视话语，描述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两性角色的独特视阈。女性主义批评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潮流之一，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门“显学”。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外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其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80年代初期至中期）：介绍引进和崭露头角。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产生与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境差异。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原本建立在社会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但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引介并不是为了指导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实际上是包含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妇女解放目标的实现。但是不得不承认，当前社会生活中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妇女的困境与问题也并未终结。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引介，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人道主义思潮、人的觉醒直接推动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不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思考的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总的来看，在8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各种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和得到热烈追捧不同，女权主义理论在国内的译介处于“波澜不兴”的状态，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主要译介工作多是由一些熟谙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动态的研究者、翻译者承担。他们在译介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同时，“捎带”把女性主义理论一并译介过来。其内容大多只涉及女性主义批评的早期成果，以及国人更容易接受的英美学派理论；而且多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阐发研究得不够。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有《“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谭大立，《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李小江，《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女人与小说”杂谈三篇》（黄梅，《读书》1987年第6、8、10期）、《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黎慧，《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女权主义”批评一瞥》（朱虹，《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和《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王逢振，《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等。此外，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以“女性主义”命名的文学研究专著。
第二个时期（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大量译介和渐成热潮。国内真正具有一定规模地引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特别是1986年以后，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FeministLiter-aryTheory）进行了大量译介。这一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桑竹影、南珊翻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书在我国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给正处于思想解放大环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和考察世界的方法和视角，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更有学者认为《第二性》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正式出场。至此，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自觉的阶段。
从女权到女性，这种改变不仅是措辞上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轨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将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阶段，要求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第二阶段是以性别差异反抗男性秩序，颂扬女性本质；第三阶段则是消解作为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元对立，在理论建设方面主张开放性地接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同样，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将Feminism理解为“女权主义”，在批评实践方面侧重描摹女性在历史、文化传统中被压抑被歧视的地位，倡导男女平权，批判男权秩序和文化传统。90年代，改用“女性主义”的提法则表明，中国文学批评界更为注重在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理论背景下探讨女性本质，建立女性文学传统。
第三个时期（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理性反思和自我建构。20世纪80年代末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次浪潮，199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次浪潮。这一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向了繁荣。
与此相对应，国内知识界也掀起了整理、出版女性文化与文学丛书的热潮，如王绯与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蒙主编的“红罂粟丛书”、陈晓明主编的“风头正健才女书”、陈骏涛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钱满素等主编的“蓝袜子丛书”等，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学科。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学者走向共识，即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为思想资源，以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为生存土壤，以女性主义写作为实践基础，以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为独立前提，解构传统文化范式，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走向成熟，日益成为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问题。首先，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建设仍显滞后，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及其女性文学的特殊性的强调，以及重复解读针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抗议性书写的文本，从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性别意识与种族、阶级、文化、时代的复杂纠缠关系等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女性生存与写作的困境提供有力的理论援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加强对本土思想资源的研究和利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在西方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生成的。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盲目迷信西方理论预设，丧失本土意识，缺乏分析、批判地搬用移植，将会造成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本土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殖民地”格局。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只有坚守本土，发展自身的特色，才会避免走入批评误区。
最后，需要克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贵族化”倾向。孙绍先曾经指出，今天相当一部分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还是没有走出小的知识圈子，显得多少有些与中国民众文化现状，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文化真实相疏离。的确，中国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业。他们接受“女性主义”更多是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进行学术研究，而并非将其作为实践的手段或者信仰。因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颠覆性”在中国同人身上显得有些矫情。[※注]这样的后果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往往不为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始终只能停留在书本上。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需要真诚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贴近最广大、最普通的两性生存境遇，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变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经历了从被拒斥到接受，再到本土化、学科化的曲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从边缘转移到了中心。
总的来说，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也是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与展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显现和提升，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女作家都是以自觉的女性主义眼光来思考和写作的。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显著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化传统和性别规范。性别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切入，大大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乃至语言文字学等的研究空间。女性主义已成为参与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建构的重要力量。
六后殖民理论在中国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历史缘起
此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和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向纵深发展。前者表现为研究更趋深入和辩证，正读和创造性的阅读逐渐代替误读，原典的翻译和多方面的介绍也随之展开。后者表现为以后殖民理论审视中国的文化现实，借助后殖民理论开拓学术新领域。
（二）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问题拓展
2.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论的反思。中国曾经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殖民地经历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创伤记忆。百年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追求现代重返中心的过程，富国强兵、民主科学、民族独立、超英赶美、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等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词，从而文化建设中的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文化领域长久论争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借助后殖民主义审视百年来中西文学关系问题又进入讨论的视阈。从后殖民理论视角看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失语症”的提出。“失语症”牵涉的问题众多，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20世纪的文论建设，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的转型，如何看待中西文论在思维方式和阐释限度上的差异，如何认识文学理论与本土经验、借鉴西方与阐释中国、传统文论与中国当代审美体验的关系问题。
3.翻译的文化转向。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均论述过翻译问题。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之前，主导翻译理论的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倾向科学主义，强调翻译的工具理性，翻译中的政治性和人文性被忽视。后殖民翻译理论是后殖民问题域之一，它从性别、族居、阶级、民族主义、殖民话语与权力反抗等问题出发，赋予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新的面貌。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语言并不是对等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活动必然牵涉到文化政治和历史因素，因此，翻译实践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其背后是文化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在西方文化殖民东方的背景下，翻译的策略必须重新选择，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目标等问题必须重新认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肩负着文化解殖并塑造民族文化的重任。
截至2009年，检索文献资料，目前中国学界对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的研究性论文近二十篇，基本上是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平面介绍。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对当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具有深厚的文化学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建构及其现代性的追求使对外来文化吸收的自觉更趋强烈。因此，回顾与反思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百年来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就是一个重要课题。比如，我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五四”以后大量翻译西学，1949年后大量翻译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80年代后又着力引进西方前沿理论，这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一过程中翻译的功与过值得思考。具体到学科建设而言，就是重思西方学术概念的翻译和变异对中国当代学术话语的影响。比如，严复、鲁迅、林纾等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应重新评估；对于文史哲学科而言，封建、唯心、唯物、形象思维、物质、意识形态、历史规律、社会存在、本体论等西方人文学科元概念的翻译对原作的变形及其对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乃至思维方式的影响就应该做实证性研究。
5.西方经典文学的重读。目前，从后殖民视角重新审视西方近现代经典文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有：论者通过对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展现了莎士比亚人文精神的另一面；通过对《鲁滨孙漂流记》和《鲁滨孙漂流续记》的阅读，分析出笛福笔下典型的东方主义他者形象；对赛珍珠文本的细读，发现其思想的复杂性，即反帝国主义内容和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的并存。
（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历程有如下特点，一是中国对后殖民理论的引进以及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产生具有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这一点使其打上了民族主义烙印。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后殖民理论的态度趋向理性化并富有建设性。强调东西方对话，反对偏狭的民族主义成为共识。后殖民理论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主进程的推进，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警惕等积极意义逐渐被学界认肯。三是中国后殖民批评问题域向多方面拓展。学界从本土经验出发，参与、重构后殖民理论，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学术空间。作为一种批评视角，后殖民为中国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如下。
一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深化。首先是后殖民经典文本的翻译介绍。现有的翻译比较粗糙，后殖民主要理论家如斯皮瓦克、巴巴、法浓、查特吉等人以及印度、非洲等地的后殖民研究者的著作的翻译工作有待进行。其次是后殖民代表人物的研究。目前我国对萨义德研究的论文比较多，但系统性的专著还没有出现。后殖民其他代表人物还在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对其跟踪研究是为必要。最后是后殖民理论思想关联的展开，如后殖民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但其理论主旨差异甚大，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后殖民理论的贡献和限度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是后殖民理论的其他问题如地域、教育、语言等还需展开。在美国学者芒吉尔编著的《当代后殖民理论读本》中，后殖民理论所关涉的人种学、区域政治、教育等问题被单列出来，这些问题还没有进入我国后殖民研究的视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后殖民知识分子问题。萨义德受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他的知识分子观与后现代思潮的知识分子观差距很大，他仍然坚持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中国这个后现代、现代、传统杂糅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职责必须重新定位。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对于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文化现实看，后殖民理论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对经济结构重视不够。由于把视点放在文化上，后殖民理论回避了全球化时代的现实问题；后殖民理论倡导的多元化价值观契合了资本集团的需要，其文化混杂的理论主张掩盖了新的不平等和奴役。二是文化相对主义抹杀了文化进化的可能。后殖民理论忽视了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在价值论上的可对比性，从而延误了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可能为第三世界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权所利用。三是对文明冲突的解决没有提出有效方案。四是反霸权策略缺乏实绩。五是后殖民强调差异，可能导致冷战的对抗思维被延续。六是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可能被跨国资本主义消解，在中国则可能被各种分裂的政治势力所利用。
七生态批评在中国
（一）基本数据分析和统计
1.历年发表的研究文献
2.文献影响力分析：单篇文献引用情况统计
3.基金项目论文比例
4.重要学术会议统计
5.被引半衰期
由表2可见，最接近50%的引用累计百分比是在2003年达到的55.29%，距统计的2006年为四年，由此可计算出该刊的被引半衰期为：
被引半衰期是测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一般来说，中文文献老化期六年，外语五年，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批评老化期短，信息更新快，此领域发展迅猛。
（二）现状分析
1.发展速度迅猛
2.科研立项逐年增多
数据表明，我国生态批评的一批理论阵地已经形成，其特点是：生态批评研究纳入学科建设（苏州大学、汉江大学）；高等院校、文化研究所联合科研传媒，扩大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当代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等著名学刊成为生态批评与传介的重要平台。
此外，尽管基金项目论文比例微乎其微（参见图2），但是，科研课题增多，从2003年之后，各类课题项目与日俱增。课题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形成了研究生态文学的很多优秀梯队组织。
3.领域不断拓宽
4.内容趋于多元
截至2009年，在已发表的一千五百五十二篇文献中，研究的内容多元化，涉及国内外理论评介与综述、个案文本分析、生态批评史研究、生态与美学、中西比较研究、理论构建与裨补等。
（1）国内外理论评介与综述。中国生态批评始源于从国外学界的引入与传介。没有国外理论的评介与分析就没有中国的生态批评。三十年间，学界对国外理论的引入与阐释一直未曾中断，不断与国外理论接轨和衔接，不断吸纳最新、最全面的理论。
此外，国内生态文学综述性论文也大量生成，如覃新菊的《我国生态文艺学研究述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杨剑龙、周旭峰的《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生态文学与跨学科研究
其一，生态文艺学和美学研究。
其二，女性生态文学批评。
2008—2009年8月发表生态文学论文七百篇，其中有关女性生态主义的九十七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3.6%。有对生态女性主义概念介绍，探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其批评方法与批评原理的，如韦清琦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8期）、罗婷和谢鹏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求索》2004年第4期）、陈凤珍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史永红的《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消费导刊》2008年第5期）；也有将该理论运用于批评实践的，如梁昕的《爱丽斯·沃克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解读〈父亲的微笑之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还有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策略的探讨的，如陈茂林的《双重解构：论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江汉论坛》2007年第5期）等等。内容涉猎丰富而广泛。
其三，生态文学伦理以及文学价值的探讨。
2008—2009年，生态文学伦理批评大有崛起之势。2009年上半年全国二百八十篇生态批评中伦理研究占十一篇。吴景明的《生态文学的伦理文化诉求》（《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温越的《生态批评：生态伦理的想象性建构》（《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探讨生态文学价值体系中基本的生态伦理要素，剖析生态文学的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梳理伦理价值的哲学基础。林小平的《论我国生态文学的传统生态伦理资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剖析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的浓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和文明批判精神、美好的生态理想设计、一定的生态预警思想，论述了传统伦理智慧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繁荣的生态伦理理论资源意义。
其一，从宏观角度、从整个学科角度对生态文学与批评的比较研究。比如，胡志红《生态批评与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西方生态批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新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朴宰雨《论韩国生态文学的概况与特点——兼谈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生态文学的比较视野》（《新学术》2007年第4期）。
其二，从文本角度，具体比较当代中西生态文学主题、叙述等差异。应用美国比较文学批评的“平行”比较方法，通过当代中西文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书写，具体从主题、伦理、审美风格、叙事手法、意象隐喻等进行比较。多通过将当代中国生态作品与西方典型生态作家作品（如美国雷切尔·卡森、加拿大阿特伍德、俄罗斯阿斯塔菲耶夫，等等）相比较，发掘中西的可比较点，并针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的不足（虽然生态文学创作已有所成就，但多仅停留在对生态破坏的揭露展示，缺乏对于生态问题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提出文化批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多元文化视野中民众生态与心态的书写方式——〈美国梦寻〉与〈北京人〉回眸》（王晖，《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李萌羽，《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生态视角下中国古代山水诗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之比较》（李青，《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王彦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
（三）当前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趋势
综观这三十年，美国与西方影响下的我国生态批评致力于对起源于西方的生态文学/批评进行全面辩证的研究；同时，我国学者也意识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思想的重要性，并尝试在中西方比较、探索本土文化的资源性意义、扩大生态批评内涵与外延方面积极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阈。
1.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入
21世纪，在全球语境下，当代中西文学与文论的对话成为可能，西方生态文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比较视阈的开拓。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生态文学批评是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的危机与转机（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生态批评的理论增长点之一是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2.探索本土文化对生态文学理论（批评）的资源性意义
3.“大生态批评”态势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文学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逐渐进入视阈，国内“生态批评”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和局限于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深层关系问题，“生态文学批评”超越单一“人”与“自然”的批评范畴，超越通过切实的生态问题和文学文本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超越了仅将他学科、他文学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文化诗学”阐释，进而转向更深入、更多元层面的探讨，新鲜的批评现象日现。目前比较突出的案例是“文艺生态学”的生成和“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的提出。
八比较文学及其理论在中国
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而只是做简略的学科概括，其实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国际间的文学理论关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共创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间文学理论问题。它与一般意义上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在今日中国，文艺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需要从跨文化的视野去研究，至少是基于这样一些重要理由：首先是近代以来，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由历史造成的现代性落差；其次是自先秦孔孟和老庄以来，我们所拥有的，具有原创性话语特征的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资源亟待精神延续；最后是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和策略。存在落差，拥有资源，具有追赶和超越的强烈愿望，面对所谓“西方”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就不得不借鉴、参照、比较和游走于中西古今之间，以图通过所谓跨文化和比较性的对话，去发现自身，更新自身，以图实现中国文艺研究在21世纪的现代突围。这种学科选择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艺研究的现代性超越和世界性融入的大趋势。
但是，问题在于，处于当时中西文化语境不平等，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发展落差较大，语言和学术意义的世界地位失衡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些理论逻辑和学术见解贯彻到底？以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力量和学术身份，试图将中国的诗学理论推向世界，并得到普遍性认可的努力，有时候往往会遭遇西方理论话语世界不屑地转过身去的背影，这也许正是在出现了80年代的台港比较诗学理论研究高潮之后，海外和台港的比较诗学研究又一度沉寂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内地比较诗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机遇，是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而出现的。三十年间，因为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和资源土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很快成长为世界比较诗学学科研究的重要一翼。
回首历史的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8）：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
这一时期的开始，无疑是以1979年中华书局一举推出钱锺书四巨册的《管锥编》作为标志的。该书承继了作者《谈艺录》以来的研究风格，却进一步打破了更多语言、文化和学科界限，以更加广博的知识面和跨文化涉猎展开视野。作者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种经典为对象，旁涉中英德法多种语言，千余种中外著述的材料，旁征博引，探幽索微，针对中国学术和文论话语的表达和存在特点，力求从中探讨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艺现象和规律性问题，并且将它们置于国际学术文化的语境和材料中加以现代性的处理和确认，一举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打造起一座跨文化学术和文论比较研究的丰碑。
诚然，钱氏的学问是不能以一个什么比较文学家或者比较诗学家去加以概括的，但是，他在文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跨文化研究理路，却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开出了示范性的路径之一。正如在和张隆溪的谈话中，钱锺书先生就曾经指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注]
继钱锺书之后，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积累也陆续问世，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来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蒋孔阳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以及杨周翰的《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在这些著述中，普遍都具有明显的比较诗学研究特点。例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与此前所谓“龙学”著作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引入了西方文论的观念作为参照对象；而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过程中，中西方的对话总是在他的闲庭信步过程中碰出火花；至于杨周翰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首任会长，他的著述更多了一份学院派比较研究的学科严谨，在他的笔下，许多17世纪英国作家的知识结构中，关于中国的叙述和传说，竟然不断成为其创作想象力的重要基础，而当弥尔顿乘着想象的中国加帆车在“失乐园”中疾驰的时候，中国这个被想象改造过的东方帝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方人世界意识和美感诗学的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88—1998）：体系化学科建构的努力。
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学术的普遍复兴性建设。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大好时光，作为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5年秋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成立。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曾经在1988年于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开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意义，他说：“我们学会近期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秋季成立。中国人在历经数载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能力的有希望的征兆之一。”[※注]
在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进展迅速。新起的国内一代学者，明显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启发和借鉴：“五四”以来前辈学者的经验和成就；海外华人学界的学科知识和成果；国内文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理论和方法热潮。由此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比较诗学研究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意义，于是在这一领域急起直追。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末，比较诗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界的研究声誉日隆，每三年一届的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诗学专题讨论的参与者众多，成果也不断丰富。这些成果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与前一时期都有新的开掘。有的注重研究具有历史影响关系的中西文论关系史梳理；有的注重对中西诗学之间某些概念、范畴的比较研究；有的则尝试展开中西诗学宏观层面的总体把握，如认为西方诗学偏重于模仿、再现、写实、求“真”，而中国诗学则偏重于物感、表现、抒情、求“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早期倾向于异同罗列和差异区分，这一时期则普遍转向于将诗学问题纳入现象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来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很快便出现了把微观的概念比较和宏观的文化探求结合起来的著述，也出现了试图系统清理中西文论和美学体系关系的专著。
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比较诗学著述的学科化、体系化尝试目标非常明确，研究者往往具有自觉的比较诗学方法论意识；在研究视阈方面，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学术向度和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的横向比较和价值钩沉，也还有从文学阐释学和价值本体角度去展开的学术追问，均试图进一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这一时期比较诗学学科化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就是，“比较诗学”作为一门研究生课程，开始出现在国内的研究生教育讲坛，在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较大的发展。譬如，最先被批准的比较文学博士点，其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以比较诗学为主，例如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首先确定的培养方向就是比较诗学方向；而暨南大学的博士点则是认定为比较文艺学方向；至于四川大学的博士点则选择了以古典为主的比较文论的方向。因此，从根本上讲，它们的基本研究方向实际上都是“比较诗学”，而且研究的重点普遍都是放到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只不过由于各自的专业强项不同，而各自的表述和侧重点不太一样罢了。
这一时期以来，由于队伍的壮大，参与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以及教学培养中的师承关系等等，国内的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开始分化集结，出现一些各具特色的重点研究群体。
以暨南大学为中心的华南的学者群体，一度更注意从哲学、宗教、语言和美学等层面去追问和辨析诗学的问题，尤其注意佛教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现象学意义上的传统诗学理论还原、基本诗学概念的生成性追问等。除此而外，国内也还有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致力于比较诗学的课题研究，有的侧重对于中西比较诗学海外资料的整理；有的着重对跨文化的理论交往和对话理论的探讨；有的发掘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对于跨文化诗学交流的意义；更有的从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的多种角度，试探重新建构和叙写中国的文论话语；等等。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界对于文论的比较研究有越来越重视的趋势。1995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外国文学所两个研究所和一批重点高校发起，成立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并在济南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意味着在原有的比较文学队伍之外，一大批国内文艺研究的精兵强将，从学科意义的认同上进一步开始致力于中外文艺理论的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把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的项目放到了比较诗学领域，开始对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文论和诗学关系按照国别和文化地域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一套国别性的比较诗学丛书也有望在几年后问世。
第三阶段（1998—2009）：学科研究的渐次成熟和文化身份觉醒。
走进21世纪，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正方兴未艾，渐入佳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日益加快。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所有这些，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比较诗学的研究，亦即中外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坚实地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它已经不再是比较文学界一家的重要学科分支，而是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研究界的共识。
这一时期国内比较诗学各研究群体的研究呈现出了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趋势，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学术突破，则是从近几年开始，中国比较诗学界结合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开始理性地反思自身的学术文化身份、问题意识确立和方法学的结构问题。
作为比较文学学科重要的理论研究层面，既有的学科史清理已经证明，比较诗学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实践范畴，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晚了好几十年光阴。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应该有理由和有学术资源为它的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形成展开主动的提问，既有的研究实践也应该生长了一些新鲜的知识内容，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使得我们在学科理念上一味以欧美为标尺，将他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将他者的范式当成自己的范式，将他者的标准视为自己学科的标准。于是，我们的危机意识往往不是来自自身研究，而是来自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动向，来自国际年会和美国学界的学科阶段性报告，甚至是国际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的风向。而一旦西方学界反思性地宣布“学科之死”，本土中国学界常常就会陷入学术上的危机境地。
总之，文艺研究的跨文化向度和国际化特征，无疑是21世纪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而比较诗学的内在理论逻辑正是要求超越单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看待和处理文艺命题，因此，它与世界文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种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普遍国际化的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而未来的中国文论现代性命题和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设目标，也都将期待在古今中外文化间不断的比较、对话、沟通和共创的过程中去逐步推进。因此，尽管人们可以对比较诗学作为学科研究的理解不同，命名不同，说法不同，进入和研讨的方向也不尽相同，然而，总体的目标都是试图从跨文化的路径去深入文艺问题的内层，从不同角度去逼近问题的实质。就此而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重要分支的比较诗学，此前曾经为推进中国的文艺研究现代化进程有过自己的贡献，而在未来的岁月中，它仍将注定会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九巴赫金的中国之旅
（一）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覆盖面
1.文献译介上多语种的投入
多种巴赫金评传（三种）的翻译，[※注]其承担者，有懂俄语的译者，也有懂英语的译者。
多部国外学者论巴赫金的著作的中译（三种），[※注]则是由从事法语语言文学与日语语言文学的译者来完成的。
2.学术交流上多学科的互动
从1978年到2009年，以巴赫金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从为期一天的单边的小型研讨会，[※注]到为期两天的双边的中型研讨会，[※注]再到为期三天的多边的大型研讨会，[※注]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但均以巴赫金的理论学说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乃是名副其实的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汉语言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英语文学等不同学科，从事文艺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历史学不同专业的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着巴赫金的理论遗产，来探讨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艺术学理论、美学理论、哲学理论、文化学理论，话题涉及文史哲等多种人文学科。多语种多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在巴赫金研究这一平台上实践着生动有效的互识互动。
3.学术成果的大面积覆盖
1978—2009年，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博士学位论文（十五部），覆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十余所堪称中国人文学科重镇的外文系、中文系、哲学系的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专业。涉及俄语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汉语言文学，已然是多语种多学科的研究论域，生动地印证着巴赫金研究的多语种性、跨学科性。[※注]
中文系尤其是“文艺学”专业，表现出对巴赫金理论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必修课多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作为精读文本逐章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将巴赫金文论列入文艺学专业博士论文课程，要求研究生以巴赫金学说为论题写学位课程论文，并辑成“巴赫金的文学思想”专辑。
主要是在外文系与中文系教授的悉心培育下，以巴赫金理论学说为专题来完成其学术训练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一部接一部地生产。以巴赫金学说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更是众多。
与此同时，一些出自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带有不同学术背景，或在高校执教，或在研究所治学，但均钟情于巴赫金理论学说的一些学者的“自选题”专著，也在不断面世：截至2009年，每一年都能读到我国学者的巴赫金研究的新著（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至少有八部）。[※注]
（二）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有效结合的可操作性
1.复调理论的解读与运用
我国学者对复调小说的解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起点：其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起点，其重心在于考量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陀氏小说艺术的关系；其二，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起点，其重心在于阐发复调理论所负载的思想价值；其三，以复调小说为起点，探讨小说艺术的新类型。历时地梳理，我国学者对复调理论的解读，经历了这三个不同起点的转移。共时地考察，以这三个起点而展开的探讨，也是复调理论在中国旅行的三种形态。
复调理论的多种解读之所以发生，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复调理论本身有丰厚的内涵。实际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还不仅仅是一种小说体裁理论，而具有多重意指。
有学者将“复调说”置于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整个体系之内加以考量，指出巴赫金笔下的“复调”既指文学体裁也指艺术思维，既指哲学理念也指人文精神。在文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小说结构上的一种特征，因此而有“复调型长篇小说”；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此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而有“复调性关系”；在文化理论中，“复调”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或者说“和而不同”的一种理念，因此而有“复调性意识”（周启超《复调》，《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可见，我国学者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解读在不断深化，阐发视野不断在扩大。在这种阐发中，有误读，也有过度阐释，有误解，也有误差。譬如，把复调简单理解为多重结构、多重情节，未抓住复调的核心是多元价值观、多重独立思想的平等共存，多声部争鸣，因而离巴赫金的复调性内涵相去甚远，而走向将巴赫金的“复调”“泛化”或“技术化”。然而，围绕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这些探索，无疑激活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大大开拓了思维空间。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也推动了研究思路的拓展。严家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些当代批评家在巴金的《寒夜》、卞之琳的新诗、钱锺书的《围城》读出复调艺术，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承志的《金牧场》、高行健的剧作、舒婷的诗歌里听出“复调和声”。
2.对话理论的阐说与运用
3.狂欢化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提出的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学说。这一学说内容庞杂，涵盖面广。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展开，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至世纪之交，则形成了一个高潮。至少出现了四部专著，它们都是在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专著。
除了这些专著之外，以单篇论文来谈用狂欢化理论解读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难以计数。
（三）富有弹性的参与性，富有潜能的生产力
巴赫金的理论学说之富有弹性的参与性与极富有潜能的生产力，不仅体现为我国学者对复调理论、对话理论与狂欢化理论已有相当深度的阐发与相当广泛的运用，也体现于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的对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的开采上，对巴赫金学说的“语境考量”上。
1.话语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些学者在论述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时，实际上还是在论述其“言谈理论/表述理论”。
之所以发生这些不同的理解，是由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本身需要跨学科的理解。巴赫金辨析的“话语”处于众多学科的边缘上，不独属哪一门却贯通语言学、文学学等人文科学及文化等多个领域。纵观巴赫金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以话语始以话语终，紧紧扣住“话语理论”这一核心，进入巴赫金在文学学与语言学、诗学与美学、伦理学与哲学诸多学科的理论建树之内在机理的探究，是巴赫金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大标志。[※注]
2.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研究
巴赫金的理论学说是在十分丰富而复杂的语境中产生的，是在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与符号学，与阐释学，与历史诗学，与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文论等多种思潮流派的对话与潜对话中产生的。巴赫金研究的深化，必然推动学者们进入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梳理；这一语境梳理，经常是以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的方式来展开的。诸如巴赫金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与克里斯蒂娃，与巴尔特，与雅各布森，与洛特曼；或者，巴赫金与钟敬文，与朱光潜，与冯梦龙，都已经是我国学者探讨的话题。限于篇幅，这里且略举一二。
这些语境梳理，既在深化我们对巴赫金理论学说本身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理论思考的空间，更是在佐证巴赫金理论学说之跨学科的辐射力。
3.巴赫金理论学说的方法论价值
巴赫金本人具体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实践，也具有其方法论价值。我国学者对巴赫金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积极的反思。这一反思可分为两种类型：从巴赫金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切入的具体反思，对巴赫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加以整体反思。
巴赫金理论学说对于当代中国学术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于其积极的“参与性”理念与自觉的“外位性”立场。巴赫金以其理论学说在召唤我们对生活要葆有一种有责任心的“参与性”：参与生活，参与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与建构，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巴赫金也以其理论学说在提示我们对现实要葆有一种自觉的外位性：高扬主体性、尊重差异性、守持超越性、追求对话性，这又是一种高远的出世精神。
巴赫金理论学说的独创性与深刻性、开放性与可操作性，已经引来多种多样十分丰富的话题。巴赫金理论思想内在的对话性、互文性、跨学科性，正在引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文学者驻足其中，领略其思想艺术的无穷魅力。2007年成立的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已经启动多卷本“巴赫金研究”丛书，[※注]其旨趣在于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四十年来俄罗斯学界、欧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精品展开一次系统的译介，对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力作进行一次集中的汇集，以期为我们在巴赫金研究上的“接着说”、“对着说”、“有新说”，提供新的参照，开拓新的空间。
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学说的阐发与运用，正可谓方兴未艾。
十巴尔特的中国之旅
（一）历程
与此同时，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率先出版了巴尔特Elémentsdesémiologie一书的中译本，书名为《符号学美学》，由董学文与王葵转译自英文版。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巴尔特著作的中译本。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译本正文前有一篇长达三十多页的“译者前言”，译者在其中对整个文艺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西方现代文艺符号学的基本思想特征；在分析了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独到之处后，还顺带介绍了他的其他几部重要著作的内容。如果说《符号学美学》引领中国知识界认识了符号学家巴尔特，那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次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则致力于“使我国读者了解巴尔特其人及其文学思想的一个概貌”，通过对其“几种代表性作品”的译介“把巴尔特这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以及符号学家的面貌展现出来”。[※注]《文选》译者李幼蒸多年从事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研究，素以译文的忠实准确著称，其撰写的“译者前言”对巴尔特整个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学术生涯中展现出来的各个不同立面进行了深邃而独到的剖析，代表了当时国内巴特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选》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编撰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一种。该“丛书”另设有“新知文库”，收录各类介绍性译著，以与“学术文库”相互参照，互为补充。对应于《文选》，我们可以在“新知文库”中找到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尔所著《罗兰·巴尔特》一书。该书凡十章，每章介绍巴尔特的一种文化身份，这种多立面的介绍显然十分契合李幼蒸编译《文选》的目的。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巴尔特的传记性著作，《罗兰·巴尔特》在与《文选》的配合下有力地推动了巴尔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二）印迹
真正的幽灵是罗兰·巴特，他对当前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怎样
估价都不会过分的。[※注]
——李洁非
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一书的中译本在1989年以后，影响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注]
——吴晓东
随着各种译介文本的问世，一个多立面的罗兰·巴尔特最终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巴尔特“是一个具有多重面目的大师，用一副或两副面孔来指称他，总显不合适”。[※注]当然，这种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更主要的还是归功于中国学者在本土语境下对其文论思想的理解（研究）与接受（运用）。下文中，我们就通过一些反映这一理解与接受过程特点及存在问题的突出环节，折射巴尔特文论思想“中国之旅”的印迹。
1.“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由于长期与文学批评实践脱节，随着国内学术热点的变换和研究的深入，《导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有学者试图结合《导论》本身的缺陷来分析这一“淡出”的原因：
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应能返回到实践之中，指导实践。可惜我们只看到他（巴尔特——引者注）在分析三大层次时零零星星地举了一些例子，却丝毫没有见到他这种理论系统地应用于实践的影子。这不得不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是在为理论而理论，为结构而结构。[※注]
2.《符号学原理》与“符号学家”巴尔特
3.“后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与“作者死亡论”
4.“零度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学
按我们的理解，李幼蒸所说的这种“启示性意义”，首先在于《零度》一书所倡导的文学写作理念带给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冲击。如王岳川所言，“在传统的话语中，写作是经天纬地的‘不朽盛事’，是人为寻求真理而获得的一种话语特权……而巴特却将‘写作’的本质和内涵加以根本性扭曲，使其不再是对真理的直接砥砺，不再是对不朽盛事的先行见到，而是一种现世的书写实践，一种非意向性的世俗行动，甚至是一种无所驻心的中性的‘白色写作’”。[※注]这种“无所驻心的中性的‘白色写作’”以其对传统文学写作观的颠覆契合了当时国内文学创作力求摆脱占主导地位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创作原则并追求艺术创新和形式变革的意愿。有意使自身创作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一批“先锋”作家很快便根据自身对“零度写作”的理解身体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余华。余华是最早尝试“零度写作”的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如《世事如烟》、《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均通过一种冷峻的笔调不动声色地展示暴力、血腥和死亡，作者的主体性被刻意遮蔽，读者很难于作品的文字层面觉察到作者对人物的情感倾向，作品因此而打下了“零度写作”的烙印。
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则表现为“新写实小说”体现出强烈的“零度风格”。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作有如下描述：“（新写实小说）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为达到这一效果，新写实小说在创作方式上有意瓦解了文学的典型性，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注]所谓“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也就是“叙事方式在主体性方面显得比较冷漠暗淡，即所谓‘消解激情’的写作……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注]“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如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均借助于这种“零度情感”来凸显生活的“凡俗性”，再现“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通过取消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进而消解作品中所有可能牵涉意识形态的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零度写作”概念在中文语境下也确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林秀琴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一书中评述“零度写作”这一概念时说道：“在今天的文学现实中，我们不无随意地用零度写作来定义那些采用了外部聚焦，行为主义式的叙事规范，新写实小说就时常不乏贬义地被冠以零度写作的头衔。我们还时常把90年代被称作先锋写作，或那些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写作，或一些表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虚无态度的写作，也称为零度写作了。零度写作竟然变成类似于游戏的写作方式了。”[※注]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零度写作”概念的使用面的确过于宽泛，其中难免有滥竽充数之属。那些并不符合“零度写作”理论要旨的作品，也往往将“零度写作”当成护身符和挡箭牌，以应对批评界的质疑，进而导致了后者对于“零度写作”的反感。
十一韦勒克的中国之旅
（一）新中国语境与韦勒克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
1949—2009年六十年间中国文论发生了多次话语转型，韦勒克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受到中国文论发展过程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初始引介时期：1949—1979
在初始译介期，中国文学界对韦勒克的了解相当粗浅，其理论对中国文论与批评基本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2.影响扩张时期：1979—1989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西方文学与文论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韦勒克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被大量译介，并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提及韦勒克和新批评的中文文献日渐增加。其中，杨周翰的《新批评派的启示》（《国外文学》1981年第1期），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张隆溪的《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读书》1983年第7期），伍蠡甫、程介未的《现代西方文论简评》（《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等对中国学界理解和领会新批评和韦勒克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3.深入译介时期：1990—2009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专业主义的历史时期，韦勒克的著作继续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不断出版，中国韦勒克研究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在研究方面，本阶段出现了三篇专题研究韦勒克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两篇略作修改后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另有硕士学位论文六篇，这标志着韦勒克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拓展与深化。这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对理论的拯救——韦勒克文学理论思想论纲》（陈菱，1998）、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韦勒克诗学研究》（支宇，2002）、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胡燕春，2006）。本时期韦勒克文论成为硕士研究生选题对象，主要有《文学批评的批评》（支宇，四川大学，1996）、《论韦勒克的文学内部研究》（王娟，新疆大学，2004）、《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的文艺学及批评学意义》（张海燕，广西师范大学，2004）、《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李阳，东北师范大学，2005）、《韦勒克文学批评史观研究》（张存锋，山东师范大学，2005）和《韦勒克“内部研究”论重估》（余燕萍，河北师范大学，2008）。随着研究的深化，以韦勒克为论述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该往更加细腻的专题研究方向发展。
至2009年，韦勒克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基本已经译为中文，中国学者继续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
（二）中国学界韦勒克研究的主要范式、成就与不足
1.韦勒克文学理论体系研究
韦勒克在20世纪世界文论界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为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是对英美新批评派文学观念最重要的系统论述，也是韦勒克个人多年学术素养的理论结晶。中国学者高度评价韦勒克的文论体系，并全面、深入地剖析其理论特征与内部结构。
另外，还有学者在其著作或教材中对韦勒克进行了专门论述。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多次论述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和作品层次论。盛宁的《20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美国文论史的背景下论述了韦勒克文论的独特价值。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韦勒克的批评方法论进行了专门论述。杨冬的《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第六章“20世纪后期的文学理论”中设专节讨论韦勒克。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对韦勒克进行过简要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韦勒克比较文学观研究
韦勒克是世界文学界一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从他的文学理论出发，韦勒克提出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比较文学观点，在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韦勒克文学史观与批评史研究
西方文论史上，韦勒克的文学史观和批评史独具特色，中国学界对此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韦勒克文学史观与批评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单篇论文主要有：杨冬的《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述评》（《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金琼的《视域·方法·批评个性——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研究札记》（《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胡燕春的《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当下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韦勒克批评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杜珊珊的《试论韦勒克文学批评观的现实意义》（《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姜辉的《知识考古学视阈中的韦勒克批评——以〈批评的概念〉为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
著作方面，除支宇的《文学批评的批评》和胡燕春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雷纳·韦勒克》两部专著外，中国学者还在一些著作中对韦勒克文学史观或批评史观进行专门论述。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葛红兵的《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对韦勒克的文学史观有深入阐释。杨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韦勒克批评史观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中国学者其他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受到了韦勒克文学史论观的影响。比如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在绪论中对韦勒克多有引证。
与韦勒克文学理论体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相比，韦勒克文学史和批评史研究相对薄弱，这还有待中国学者们继续拓展。
4.中国韦勒克研究的主要不足
根据上述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学界的韦勒克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不足之处仍然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研究程度尚不够深入与开阔。就韦勒克文论整体研究而言，中国学者的深度与广阔度还有待继续拓展。在20世纪西方文论多元话语中，韦勒克文论独具特色，既具有优点又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盲点。中国学者现有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侧重于准确地理解韦勒克文论的基本框架与特征。即使这样，现有研究成果仍然还不够深入和细腻。作为韦勒克文论的逻辑起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论究竟在其理论体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韦勒克文学结构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是什么？韦勒克作品层次论如何界定作品的诸层次？韦勒克文论与批评史写作的关系如何？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论述与研究。在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上，虽然中国学者们也试图将其放置到西方文论与批评发展史中进行审视，以期揭示出韦勒克的独创性贡献，但是韦勒克文论与其他文论流派关系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单薄。比如，在韦勒克文论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现象学文论的同与异问题上，汉语学界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即使是韦勒克与英美新批评派其他理论家在文学审美特征和研究方法等的关联以及韦勒克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等许多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未得到充分展开。
第三，研究视野尚不够独特和深刻。与西方学界相比，中国学者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研究特色和学术深度。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应该站在中国诗学传统的理论地基之上，以独特的中国文化身份参与韦勒克研究，从而取得西方学者无可比拟的理论眼光和成果。此外，中国学者研究韦勒克文论还是为了深化自身对文学这一文化形态和艺术门类的认识。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资源，韦勒克文论应该最终在研究过程中变成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有机养料和组成部分。在韦勒克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交往对话与理论融汇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尚显得非常单薄。
（三）韦勒克对新中国文论与批评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新时期的话语变异
1.“文学研究向内转”：韦勒克与新时期中国文艺学
1949年以后，中国文论与批评的主导形态是社会历史批评。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文论发生了一个从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即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向注重文学的“内部”因素（即作家心理、情感、语言和形式因素）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韦勒克文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2.审美主义话语：韦勒克与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形态
韦勒克文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符号结构”，具有“审美性”、“虚构性”和“想象性”多种特质。新时期中国文论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文学从政治宣传工具中剥离出来，恢复其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性属性。韦勒克文学本质论对审美、虚构和想象的强调和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使它对中国当代文论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3.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韦勒克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4.文艺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研究的纳入：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变异
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是韦勒克提出的一对重要理论范畴。受韦勒克影响，中国新时期文论大力倡导文学的“内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使韦勒克文论在语义内涵上发生了比较大的话语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二，从读者方面看，中国新时期文论中的“内部研究”在语义内涵上还包括接受美学对读者阅读经验研究，而韦勒克的论述则不包括这一内容。中国学者普遍将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兴起当作文学研究从“外部规律”进入“内部规律”的一个重要证据，刘再复在描述新时期文学研究“由外到内”的趋向时就把接受美学视为一个重要标志。刘再复一边批评传统文艺学，一边高度赞赏接受美学。他说：“以往的文学观念，往往把读者接受文学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过程，而接受美学则把接受过程看成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再创造的过程，这样，读者就参与了创造，就包含了本身的价值，而不是被动的文本的接受者。”[※注]韦勒克则认为读者经验并不能真正影响作品本体，他的“内部研究”与接受美学大异其趣。
5.走向“人类学的本体论美学”：韦勒克文学作品层次论的话语变异
受现象学家英伽登的影响，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的构成分为四个基本层次，即语音层面、意义单元、世界层面和形而上学层面。这一层次论对20世纪中国美学与文论影响很大，许多文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著作都予以采用，举例而言，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彭吉象主编的《艺术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一川主编的《新编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都是如此。其中，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艺术作品构成论是西方文学作品层次论在中国发生话语变异的很有代表性的个案。
（一）外国文论在中国
下面我们根据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其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并探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外国文论译介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国文论乃至整个学界的影响、意义和价值。
1.1949—1976：苏俄文论独领风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外国文论译介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以苏联文论为主，包括列宁、斯大林和高尔基的著作、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讲话等。与此同时，对欧美古典文论虽也有所译介，但也是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车、杜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为主要译介对象。
与新文艺出版社推出“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的同时，北京的文艺翻译出版社也译介了不少苏联文论，如《苏联文学艺术工作的任务》（法捷耶夫等著，蔡时济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西蒙诺夫等著，郑伯华等译）、《论苏联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斯珂莫洛霍夫等著，许铁马译），从而为积极译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推波助澜。
当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为译介苏联文论连续推出两个“译丛”、翻译出版了上百部小册子、干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1958）以及《日丹诺夫论文学》（1959）等苏联文论，并且推出了“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1958）、《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论》（1960）等著作（文集）。这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写的，但似乎没有持续下去。而且，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正了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之后，还着力重温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的言论，暴露了中国文坛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上的保守性，其观点已经与“解冻”后的苏联同行渐行渐远。
此外，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写的长篇巨著《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等译）196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苏联艺术科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1962年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中国学界翻译和研究苏联文论的热情是极为高涨的，苏联文论的译介构成了中国文化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中介，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而对西方古典文论的译介就要少得多，至于对西方当代文论的译介那就更少了。
顺便一提，随着别、车、杜著述在中国的译介，还出现了一批中国学者的相应研究论著，它们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评价和阐释别、车、杜的文艺思想，明显带有50年代中国的时代色彩。如1958年，刘宁《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一文在介绍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时，称赞别林斯基“正确阐明了艺术与政治之间辩证的统一关系”，“坚持和捍卫了文学的人民性原则”。汝信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是当时颇有分量的一篇论文。该文从美的定义、艺术美与自然美、悲剧理论、艺术的社会意义四个方面，分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展示了车氏对黑格尔美学的超越以及他不如黑格尔深刻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还批判了苏联学者拔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做法，明确提出车氏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但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美学的最高成就”。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系统的文艺学论著，所以别、车、杜的著作在当时中国文坛几乎被奉作“准马列”著作，并成为当时文艺论战时进攻的矛和自卫的盾。[※注]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别、车、杜所处的“中心”地位也仅仅是相对于西方的理论家而言的，他们仅仅是作为马列主义文论的补充而显示其价值的。换句话说，只有在论述某些问题而马列又没有著作可供引用时，人们才想到别、车、杜，套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艺术的作用的说法，就是“代用品”。在50年代中国的报刊上，讨论最多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研究别、车、杜文艺思想的学术论文总共不过二十来篇。当然，翻译最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文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言论。
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多家出版单位也都出版过西方古典文论的单行本。流传较广的有：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鲍山葵《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H.帕克《美学原理》（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等等。此外，当代西方学者的论著也有所介绍，如亨利·阿杰尔的《电影美学概述》（徐崇业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2.1977—1989：西方文论渐成热点
这个时期，中国学界一方面仍继续在译介苏联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但另一方面，西方文论渐渐成为当时外国文论译介的真正重点，至于西方的现当代文论则更是成了众所瞩目的译介热点。
其实，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并非是自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共计五十种。主要是西方古典文论，但也收入了古印度、日本的文艺理论著述，涵盖面还是比较广阔的。其中《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留波夫、锡德尼、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等人的论文，都曾经译为中文发表过，此时只是重版。其中一些新的译著则更引人注目，如维柯的《新科学》（朱光潜译）、波德莱尔《论文学》、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和《汉堡剧评选》、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叔本华《美学论文选》、尼采《悲剧的诞生》等，都给刚刚摆脱“文革”思想桎梏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风。维柯关于诗性思维的阐述、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评、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都颇有影响，尼采的超人哲学和酒神精神，更是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选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为当时对外国文论的译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1980年，该社又出版《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册），1988年出版《“新批评”文集》（赵毅衡选编），在在都是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著述。1981—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分册出版了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总共六卷。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组织编辑一套“美学译文丛书”（李泽厚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三家分别出版，选题相当新颖，主要是西方现代美学，包括弗洛伊德、萨特、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苏珊·朗格、罗兰·巴尔特等人的著作，以及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的著述，十年之间不下数十种。虽然这套丛书的翻译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在当时对于缓解中国学界的“美学饥渴”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自1983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陆续推出一套“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包括：《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1984）、《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1984）、《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译，1985）、《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1984）、《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斯托洛维奇著，凌继尧、金亚娜译，1985）、《文学原理》（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译，1985）、《艺术形态学》（莫·卡冈著，凌继尧、金亚娜译，1986）、《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弗里德里克·J.霍夫曼著，王宁等译，1987）、《俄国文艺学史》（尼古拉耶夫等著，刘保端译，1987）、《20世纪文学理论》（佛克马、易布斯著，林书武译，1988）、《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1988）、《解释的有效性》（赫施著，王才勇译，1991）、《文学序说》（桑原武夫著，孙歌译，1991）、《东方的美学》（今道友信著，蒋寅译，1991）。
3.1990—2009：外国文论译介全面繁荣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译介西方文论的热情持续不断，许多优秀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都被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在逐步消化西方文论的方法和概念，日益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和研究，形成了翻译和研究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
譬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从90年代初开始推出、至今仍继续在出版的“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在国内学界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套丛书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以下著作：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1990）、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1991）、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1992）、居斯塔夫·朗松《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1992）、《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1996）等，都是“内部研究”的名著。顺便一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也属于该套丛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选题达十种，包括：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1992）、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王道乾译，1992）、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1993）、《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1994）、《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刘宗次译，1995）、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1997）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97），后者包括《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1997）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两部著作。差不多也都是形式研究或“内部研究”的名作。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著述主要有：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1998）、卢纳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郭家申译，1998）、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译，1999）、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2001）、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宇译，2002）、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段映虹译，2002）、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2003）、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2006）、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2006）、贝内代托·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黄文捷译，2009）、A.J.格雷马斯《符号学与社会科学》（徐伟民译，2009）等。
9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论（和美学）论著数量众多，不可能一一尽述。流传甚广的还有：《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夫海纳著，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看·听·读》（列维-施特劳斯著，顾嘉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互文性研究》（蒂菲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显义与晦义》（罗兰·巴尔特著，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汉斯·罗伯特·姚斯著，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彼得·斯丛狄著，王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特里·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先锋派散论：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理查德·墨菲著，朱进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此外，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涌入，与先期到场的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一起，也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文艺界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
（二）外国文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我国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至90年代初和21世纪前后。
20世纪50年代以引进苏联文学理论教材为主，如阿伯拉莫维奇等的《文艺理论教学大纲》（曲秉诚、蒋锡金译，沈阳东北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以群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査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杨成寅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两位苏联来华执教的专家的讲稿——毕达可夫1954年春至1955年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的《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柯尔尊1956年至1957年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授的《文艺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也先后被翻译整理出版。
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外文系普遍开设西方文论课程，而美学二级学科又横跨中文、哲学两个一级学科门类，西方美学史常常是研究生课程之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个人编写的外国文学理论教材或外国美学史教材数量增多，大部分为中文系教师编著，少数为哲学系、外文系教师编著，如杨恩寰《西方美学思想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庆璋《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鹤龄《西方美学简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邹英《西方古典美学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宁和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李醒尘《西方美学简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著述偏于宏观把握，多数带有介绍、评述性质，不太追求个性色彩。
本期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国际化色彩增强。21世纪以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从英文原著编选的由戴炜栋主编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丛书按照国际通行规范编写，其中朱刚编《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姚乃强编《西方经典文论选读》是与外国文学理论有关的两部。二是个性化色彩增强。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抓住20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批判理论转向两个转向来梳理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的脉络。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将西方文论“知识型”的演变概括为五次“转向”：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论转向，认为这五次“转向”支配着文论“范式”即具体的文论流派或思潮的转换。在写作上略古详今，以论现史，突出个案，教学优先。三是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与国内文学理论研究互动性增强。王晓路编选的《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和前面提到的陶东风翻译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为读本一为专书，说明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者明显地在借助外来资源呼应国内文化研究的语境，给国内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理论支持。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
1.视西方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西方主义
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整个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评价中国革命：“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注]可见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根本对立的，其文化也必然相互为敌。毛泽东同志还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合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注]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学者必须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对西方的文学进行批判，必须“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注]他的这些话给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定了一个基调。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坚持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把西方文学看作敌对文化是新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之一，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第五，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批评许多西方作家，认为他们没有采取通俗的形式，不能为人民说话，背叛了人民大众。毛泽东曾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语言必须接近民众。”[※注]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不采用通俗的艺术形式，结果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现代主义文学尤其如此。
以上五点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占主流地位。如果背叛了这种思想，就要遭到批评。50年代中期，由于思想界稍微有点自由化，毛泽东便发动了“反右”的运动。他在重要文献《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提到，“右派”的全称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虽然他要反的主要是国内的“右派”，但国内的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类似的，都属于批判的对象。在“反右”之后，西方文学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毛泽东在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从此之后，通向西方文学的大门彻底关闭了十年。
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邓小平同志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左”路线。他曾提出，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大大缓和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但这不意味着敌对已经结束。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失去了合理的分寸。邓小平在1983年掀起了一个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注]他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当然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因此终止。开放为国家引进了很多有意义的思想，但也带来了不少颠覆性的观点。邓小平对这一运动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仍然是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1992年他又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淡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被列为敌对势力的不仅仅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曾经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从历史渊源上看，苏联的文学和西欧发达国家的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广义上都属于西方文学，因此有关研究当可列入西方主义的范围。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呈明显的逐年递减的趋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60年代上半期，国家曾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大量当代苏联的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同时作为“黄皮书”出版的还有欧美的“颓废文学”，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都是反面教材。当年的苏联老大哥的文学变成了无法容忍的修正主义文学，与西方的颓废文学属于同一种类。
现在看来，过去的文学研究有过不少过“左”的行为。但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前辈采取这样的措施，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的确有着独到的地方。但如果把这种方法绝对化、简单化，并不假思索地滥用，那当然是有害的。
总的来看，视西方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观点曾经是最为重要的，后来渐渐地有所淡化，文学慢慢地和政治有所分离。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真的消失，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甚至有时会凸显出来。
2.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西方主义
第一，原先被学界看作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突然以富强发达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促使不少人开始怀疑原来的观点，甚至走向了反面。有些极端分子断言：“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以各种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注]以这样的观点看，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化阶段，无法和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提并论。
第二，原先西方文学中被人们看作有害的个性张扬和个人奋斗到了80年代成为最让人羡慕的西方元素。极端的人物甚至这样想：“希腊神话的这些内容，与无限制地崇拜力量、不择手段地追求力量的古希腊航海民族的世界观，极为合拍”；[※注]“海上生活抛弃了陆上生活中人际关系上的拘束，有利于充分发展独立不羁的个性”。[※注]而重集体主义的中国却受到极大的批评：“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注]这种观点大概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压抑的矫枉过正。
第三，原先我们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后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发达国家面前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人把原来的观点反了过来，并且声称：“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默默地予以接受的先驱。”[※注]他们认为，中国向来是以专制为特点的，就是在当代，还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第四，原先我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最为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有权力对任何一种问题加以批判，但开放之后，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个优势。极端人物甚至说：“航海通商和跨海殖民的生活，也易于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注]他还指出了中国人的缺点：“内陆民族在固守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也许比航海民族更坚决；但它们的文化体系本身，却易于定式、凝固、僵化。”[※注]这就是说，我们的思维能力和方法论都有一定的问题。
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官方的引导下，把乌托邦建立于苏联文学之上，但又在官方的领导下，把苏联文学看作修正主义文学，属于堕落颓废的文学。西欧及北美诸国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基本上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晚期，属于没落的社会，其文学是堕落的。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极致，根本没有人敢看这种有害的东西。但物极必反，80年代开放了之后，西方的形象几乎翻转了过来，许多人把原先最有害的东西当作最好的东西。当然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在90年代遭到了不少批评。
3.带有普世性质的西方主义
普世主义者往往夸大某些观点的适用范围，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文所讨论的乌托邦也有普世主义的特点，把西方文化看作人类的理想文化，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当然，普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乌托邦主义与情感和想象联系更密切，普世主义主要以理性和思辨为基础。
普世主义者认为，从共时的角度来说，同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只能来自西方文化。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当然是自然科学。如果把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往往就产生普世主义。历史学家柏林曾说：“我认为，所有这些见解在某一论点上，都是具有柏拉图式的理想：第一，有如在科学研究中，一切真正问题只能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所有其他的答案必然是错误。第二，一定有一条通向发现这些真理的可靠道路。第三，找到的答案，必然互相相容，构成一单独整体，因为一个真理不可能与另一个相冲突——我们先天地知道这一点。”[※注]可见普世主义与现代科学相联系。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最先把现代科学发展了起来，同时也最早将现代方法，特别是比较合乎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文领域的研究，使西方文化更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提出了很多对整个世界都有借鉴意义的道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充分现代化的中国学术界把经过现代性洗礼的西方文化看作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并且将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用于中国学术研究，使普世主义流行了起来。
普世主义的典型的表述就是中国的某某领域比西方落后了若干年。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也比西方要落后一大步。”[※注]另一位学者解释说：“如所周知，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中西译论的研究相差并不太大，基本上都停留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畴，也即主要关心的是翻译的方法……但进入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为西方的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突破……正好差了二十年以后，也即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翻译研究者才接触到了这些理论……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我国的翻译研究受西方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而对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并没有及时引起注意。”[※注]他的这些解释在于说明真理的一元性、发展道路的线性和一致性，所谓的“停留”表明了线性发展中的先进和落后。
普世主义的优点在于能够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且试图在短期内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富强。虽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也给中国文化和学术带来了不少问题。
第一，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独断的一元论。普世主义虽然有着合乎科学的一面，但事物是极度复杂的，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度量，就是自然现象也无法一概而论。古人曾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注]大自然都充满变化，何况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呢？社会非常复杂，文学具有多样性，难以把所有的现象纳入一个标准，更不可能按照相同的模式发展。就是在西方国家，批评普世主义的学者也很多，如柏林、哈耶克、普波等都坚决反对普世主义。但遗憾的是国内的学者在使用西方的理论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保持一种学术的警惕性。
第四，拔高了别人的优点，贬低了本国文学的价值。普世主义者把从外国语境中演绎出来的理论当作唯一正确的标准，实际上是让外国文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结果必然导致西方中心主义，使中外文学的关系表现为他强我弱的关系。西方的理论往往是从他们文化的最优秀部分中抽取出来的，而西方文化的优点有时可能正是我们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拿自己的弱项来与别人的强项作比较，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普世主义的这种比较常常把中国文学的缺点和优点一起抹杀。张旭东曾这样批评普世主义者：“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注]普世主义者在推广西方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文学推向了边缘。
第五，经常以别人的理论为出发点，不容易做出特别富有独创性的研究。以西方理论作基础进行研究，不管运用得多好，操作得多么巧妙，往往没有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人那么富有独创性，其知名度也要逊色不少。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面前往往只是忙于向他们学习，不能有效地批判他们的缺点，失去了平等的对话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不出顶尖的研究。季羡林曾这样批评东方国家的文学理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注]曹顺庆甚至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注]在他看来，中国文论已经得了“失语症”。
第六，普世主义的历史观使本国的学术总是处在被动追赶的落后状态。奥斯本（Osborne）曾这样描述普世主义：“共时比较的结果被历时地安排，以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某些人的现在描述为另一些人的将来，产生发展的层次，这样就可以定义‘进步’。”[※注]他是从否定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但甘阳等西化派却充分肯定把中西之争变为古今之争的意义。带着这样的历史观来发展中国，只能导致一种迟到感。哪怕西方最近一秒钟创造出来的东西也被你学到了，仍然无法摆脱这种迟到的感觉。季羡林曾说：“可是我们中国就在后边跟，老赶，是老也赶不上，我们这里提倡的，人家那里已经下台了，人家那里上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时，人家那里下台了。”[※注]这种迟到感是普世主义造成的必然后果。
第七，以西方的东西作标准，容易使国人产生一种焦虑感，甚至造成人格分裂。神学家汤朴曾说：“当我们一出娘胎睁开双眼，就看到世界在我们周围展开……我是我所看见的世界的中心……对于我们的精神灵性视觉来说，在开始的情形也是一样……我们的价值标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个人以他所处的位置作为他自己世界的中心。”[※注]所有的人在观看世界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片面的，虽说无法获得真正客观全面的真理，却符合一般的常理，因为人不可能真正摆脱这个视角。普世主义者突然宣布，我们原先的视角是错的，西方人的视角才是对的，并要求我们尽量进入他们的视角。这种行为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自我超越，但我们毕竟无法跳出自己的皮肤，不能完全西方化，结果常常导致一种身份的焦虑感，把自己变为四不像。
普世性质的西方主义和乌托邦式的西方主义有着不少共同点。乌托邦主义有着普世的一面；坚持普世性的西方主义，往往把西方的思想理想化，也有不少乌托邦式的内容；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乌托邦主义和情感与想象联系更为密切，普世主义更加侧重于理性和思辨。两者在中国的命运也比较类似，都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比较流行。
4.将西方看作文化帝国的西方主义
普世主义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问题，还与经济、政治、军事等相联系，不少批评者还超越了学术层面，视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张旭东曾说：“事实上，参与‘全球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被动者角度，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一种新的国际化；但从主动者的角度看，它却总是服从于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总带有现实的、具体的、政治性的考虑。”[※注]可见文化领域的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问题，也是西方人有意识地经营的结果。亨廷顿非常肯定地说：“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注]可见我们津津乐道的普世主义背后隐藏着阴险的用意，不少西方人企图借用科学、现代性等名义击垮非西方文化。
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在于夸大西方文化的优点，夸大西方文化的普适性。历史学家兰克曾说：“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注]另一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说：“欧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维地称为‘大人’，在中东被称为‘先生’，在非洲被称为‘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恩主’。”[※注]直到21世纪，还有人这样美化西方：“有些人憎恨美国仅仅是因为它如此强大。另外一些人憎恨美国政府，正如人们憎恨自以为是的父亲一样，讨厌美国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食品，或者保护他们。”[※注]这种不合适的赞美，虽然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无知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和利益、政治等联系在一起，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第二种态度为盲目抵制甚至仇恨西方文学。萨义德曾说：“首先，人们发现要想心平气和并且毫无畏惧地接受下面这一观点是困难的：人类现实是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任何诸如稳定本质之类的东西都会不断地受到威胁。爱国主义、极端惧外的民族主义以及彻头彻尾且令人讨厌的民族沙文主义是面对这一威胁时所做出的普遍反应。”[※注]一方面，一般的民众在文化困惑面前，常常受到这种不良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利用这种情绪。所以敌对情感的“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注]萨义德所说的极端敌对情感，在伊斯兰教国家较为明显。在中国也有，但中国人是比较温和的，不是太激烈。
在抵制外国文学或者寻求对话的时候，人们容易走入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一误区。萨义德说：“‘原教旨’是一个非历史性的范畴，被其虔诚信徒完全接受，不会受到他们的批判性细察并因而可以超越于这种批判性细察之外。”[※注]也就是说，一些人死死地坚持本民族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特性，并且不加批判地夸大这些特性的当代价值，不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以为只有这样才有对话的本钱，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些国学大师，虽然写了很多有分量的著作，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赞扬有着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5.西方主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体上看，将西方看作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西方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属于主流，到了“文革”期间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有所淡化。把西方文学看作乌托邦和普世价值的思潮在5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盛行。把西方当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在90年代之后影响力比较大。中国人研究文学的西方主义远远不止以上探讨的四种形式，还有一些流派等待着人们去研究。不同流派的观点很不一样，都有一定的见地和偏颇，体现了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我们应当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大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大同，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基本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