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陈衡哲；女性观；新主妇；现代性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重组，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疲软的就业市场使愈来愈多的职业女性回归家庭，成为“新主妇”。何谓“新主妇”？如何区别于“旧主妇”？称呼变化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衡哲的女性观可谓别树一帜，她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考察，提出“双重人格”论。这一论述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超越了时代，与当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颇多相似。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衡哲意识到“双重人格”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女性独身问题，即今天所说的“剩女”问题。
首先，“双重人格”论的出发点是两性之间的“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差异和个性差异基础上的平等，因为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只有相对的平等。陈衡哲指出：“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把女子男性化。乃是女子们要求得到一个发展个性与天才的机会，一个与男子平等的机会。”①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00页。在陈衡哲看来，男女平等不应局限在政治口号上，而应切实改变因传统习俗、社会偏见等因素造成的性别不平等。假如一个女子有学机械的天赋，人们不应因为工程是传统的男子职业而反对她去学；同样，假如一个女子的天赋在治家育儿方面，也不必因为拥护女权而反对她去做贤妻良母。可见，陈衡哲眼中的“男女平等”，是考虑了双重人格“差异”因素的平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展每位女性的天禀。
第三，陈衡哲意识到了“双重人格论”包含的内在矛盾冲突，即“女子的双重人格争霸问题”，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当女子的个性和她的女性身份发生冲突时，一部分知识女性会选择“独身”，也就如当代中国的“剩女”问题。陈衡哲最初通过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讨论了这一社会问题。小说围绕着女哲学家洛绮思的“独身”选择展开。洛绮思获得博士学位后，准备和她所敬仰的哲学家瓦德结婚，但因担心婚姻会妨碍日后的事业，洛绮思取消了订婚，瓦德只能另结连理。若干年后，洛绮思事业有成，著作等身，却感到难以名状的怅然。最终，她意识到：那是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自己现实生活的缺憾所致。
如果说洛绮思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剩女”形象，小说只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答。那时的作者因生育而放弃职业不久，对此深感无奈。而在10年后发表的《妇女问题根本谈》中，陈衡哲更深入地思考了婚姻与职业的冲突问题，她指出二者不一定必然发生冲突，但需要用无限的忍耐与智慧来避免冲突发生⑦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13-214页。。陈衡哲反对希特勒的“妇女回家”说和好莱坞式的传统婚恋观，指出一条以妇女的天赋和兴趣为主导，兼顾“双重人格”的妇女发展道路。其实这也正是当代解决“剩女”问题的途径。身为高知的“剩女”们并非恨嫁，只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择偶条件确实千差万别。但按照“双重人格论”，“剩女”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来确定人生道路。因为无论是职业精英，还是家庭主妇，只有与天赋相匹配的选择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
陈衡哲首先肯定家庭服务是一种职业，强调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陈衡哲根据当时社会多数女子未就业的现状指出，女子嫁人，正如男子择业，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①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7页。今天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女性通过结婚，不仅可以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生存需要，而且可以满足爱和尊重、社会交往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也就解释了婚姻对于两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社会效果的原因。此外，陈衡哲指出，家庭服务非但不比任何职业卑贱，相反，是一种“可敬的职业”，是“家庭的事业”。②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假使一个女子在结婚之后，能把她的心思才力，都放在她的家庭里去，把整理家务，教育子女，作为她的终身事业，那么，……她对于社会的贡献虽比不上那少数超类拔萃的男子及女子，但至少总抵得过那大多数平庸无奇的男子对于社会的贡献。”③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
第三，陈衡哲认为母亲是“文化的基础”⑧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3页。，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陈衡哲通过小说《一只扣针的故事》，赞颂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母爱。西克夫人的丈夫去世后，从前的恋人向她求婚，西克夫人虽然爱他，但出于母爱与责任感，她拒绝了这桩婚姻，只留下一只扣针作为纪念。西克夫人不仅将子女培育成才，而且将母爱慷慨地给予各国青年，承担起教育青年的责任。陈衡哲在母职和情爱的较量中，塑造了一个彻底的慈母形象。这样的母亲不仅能够教育子女，而且能够感化、带动身边的一批民众，成为传播爱和文化的基石。
陈衡哲不仅倡导“母职说”，而且身体力行，为人母后的陈衡哲将主要精力放在治家和子女教育方面。她和丈夫任鸿隽育有二女一子。长女任以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创立该校东亚系。次女以书，瓦沙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儿子以安，是哈佛大学博士，地质学家。子女们事业有成，是对陈衡哲“母职说”的最好诠释。
初看起来，陈衡哲的“贤母良妻”思想与梁启超等维新派“贤妻良母”的主张十分相近，但二者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梁启超是从“保种强国”目的出发呼吁“兴女学”、“倡母教”，认为女学可以使妇女“内之以拓心胸，外之以助生计”，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②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43页。而陈衡哲是从女性主体的自觉意识出发谈“母职教育”，前提不是维新派所说的民智未开发状态，而是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后，对女性责任的自觉承担。此外，陈衡哲并不赞同维新派将女子简单地视为“分利之人”。因为家庭服务也是一种职业，即使女子不直接做生利的事业，也不能算是社会上的一个分利之人。③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显然，陈衡哲的“母职”思想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的自愿选择，代表了知识女性对人生道路的理性选择。
困扰现代知识女性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寻找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点，这是所有已婚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脸书（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提出的建议是女性不应固守陈规，而应积极地“向前一步”。①［美］谢丽尔·桑德伯格：《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颜筝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但“一步”有多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在哪里？
如果要从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陈衡哲算起，那么，在近百年的历史里中国妇女是否找到了解决的出路？对于陈衡哲当年的人生选择，今人不无感慨。陈平原写道：“生儿育女的责任不想放弃，埋头著述的功业于是难以兼及。读书至此，不禁为‘新教育’起步阶段女教授处境之艰难深为扼腕。”②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书城》2008年第4期。相比于早期职业妇女因生育而辞职的无奈之举，今天的妇女可谓“幸运”，有《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职业妇女的孕期权益进行保障。但“新主妇”的大量涌现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劳动分工变化，在不少家庭里正在形成新的家庭分工。
今天，我们重提陈衡哲的“双重人格论”和“母职说”，就是为了在历史的参照下重新审视现代女性的主体定位，希望“新主妇们”在“为女”、“为人”两个维度上更好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不仅涉及现代女性个人道路的选择，而且涉及下一代的成长与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
作者简介：黄华，女，河南新乡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