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广，文化多元主义的不断兴起，世界霸权体系的去中心化和政治分裂的碎片化，多民族国家出现了诸如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和多元身份认同等多样化认同形式，导致多民族国家面临严峻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缘于异质文化的互斥、民族认同的强化、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国家构建的滞后等因素。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构建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信息和移民在世界各国的不断流动，导致本来就“十分少见”[1]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进一步消失或隐退。显然，当今世界更多的是由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多族群、多种族的结构特性，全球化燃起了“对新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认同及政治自主的主张的坚持”[2]106，随即可能带来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强化趋势，导致国家的去政治化或“黎巴嫩化”，弱化社会的集体(整体)认同，国家认同必然面临一系列的危机。为此，本文尝试着考察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主要原因。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多样性表现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其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认同、多元价值认同、多元政治认同、多元身份认同等方面。
在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往往掌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少数民族或许被忽视、歧视，甚至被控制、压制，往往被边陲化、边缘化。如此，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主体民族往往视本民族的文化为正统、权威，并强行灌输给其他民族，致使少数民族文化被钳制、限定，很难真正繁荣昌盛、茁壮成长。伴随经济全球化过程，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国家逐渐采取更多宽容、更加民主的文化发展策略，各少数民族也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地方文化逐渐兴盛起来。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果主流文化长期被一主体民族所支配、垄断，少数民族文化就会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求生存机会，在狭缝中谋取发展的空间。当主体民族所掌握的文化资源权利开始向少数民族倾斜时，少数民族会抓住这一发展的契机，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开发潜在的文化宝库，将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的认同过程。一旦民族文化繁荣，势必出现多元文化认同的发展迹象，必然导致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多元文化认同的理论根基在于多元文化主义，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极端表现是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它认为每个社会或文化得用它自己的术语进行理解”[2]104。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认同，都以本民族文化为荣，自然容易产生轻视或蔑视他族文化的心态，彼此之间的激荡和冲撞在所难免，甚至出现某一民族坚持十分狭隘的观点而死守住民族文化的门槛，不愿吸收他者的优秀文化来进一步发扬和光大自身的文化。为此，多元文化认同的同时，势必削弱主流文化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动摇主流文化所极力倡导和弘扬的理想信仰、世界观和人生观，自然危及到国家的政治权威，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如目前法兰西民族正遭遇到多元文化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致使法国国家认同危机四伏[5]。
全球化复兴了民族文化，促使人们的文化认同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多元文化认同的生成，导致人们的价值认同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也势在必行。文化是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一定文化的底蕴和根基深深影响着持有某种价值观的主体的思维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必然与文化的精髓保持一致，既定的价值观总是体现主流文化的宗旨。今天，中国人所奉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是共产党人所秉持的价值原则之一，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维护整体利益、渴望“大一统”的思想。可见，价值观与文化具有共生的一面。同时，价值观与文化还有着冲突的一面。当西方文化渗入东方时，东西文化(文明)碰撞最激烈的表现就在于价值观的不同，如个人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立即呈现出来一样。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渐推广，人们很快接纳个人主义并在社会生活中去践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体主义不再是唯一坚守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理念渐渐侵蚀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灵魂。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上和体现在诸如利益观、消费观、婚恋观、择业观等现实生活方面尤为突出。[6]
显然，多元价值认同，既可促进人们吸收不同价值观所具有的合理内核，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又会带来对主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严峻挑战。因为多元价值认同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总是一意孤行地坚守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践行自己的价值理念，从不承认有什么价值是核心，唯独注意到价值静止的一面，看不到价值动态的另一面。那么，这种固执的自我价值认同与国家所主导的价值认同相悖时，就可能无视或放弃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危及国家认同，分解国家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多元政治认同是直接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逐步加强，强劲的政治攻势与挟裹在法治、民主、人权里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既明目张胆地大力鼓吹，又潜移默化地缓慢渗透。当强势的西方政治文化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扎根后，对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想无不产生侵蚀作用。尽管先前的认同是主要认同，是曾经发自内心的认同，而眼前的新认同，是次要认同，是驱赶时髦的认同，却很吸引人、很有魅力。这样，将致使我们已经坚持的政治认同开始动摇并可能被新的认同所替代或置换，从而构成了对国家认同的危机。
多元身份认同，或身份的多样化，显然是从不同视角定位的结果，像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的提法，以及欧洲身份、大陆身份的指称的兴起。为此，“身份认同需要同时确定边界”[14]。就某一特性的身份来说，一个人也可能经历不同含义的身份变迁。譬如，对于中国香港人的身份变迁曾经历了“旧中国人”语义下“香港同胞”、“香港侨胞”、“英属香港华人”(简称“香港华人”)，到“新中国人”称谓下的“香港人”的历程[15]。
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平权、民主的新理念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教意识的复兴，不仅加剧了人们选择多重身份或者重新确定身份的可能性，而且反映到身份的多元认同上后也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特性的某种变化。其严重结果就是“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现象”[16]12。譬如土耳其国家，为了实现加入欧洲联盟的夙愿，从20世纪20年代的凯末尔时起就打造欧洲身份认同[17]。自然，对于土耳其国人来说，既要肩负起土耳其人、穆斯林民族的身份，又要在“世俗化”、“现代化”、“西方化”的锤炼下归入符合欧洲的标准和规范，认同欧洲并被欧洲认同。除此之外，像日本、伊朗、中国、叙利亚、巴西、加拿大、丹麦、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德国等都面临着国家身份的困境[16]12。
多元身份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危机主要体现在：其一，受市场经济趋利性影响，人们更可能追逐有利可求的身份，在身份的包装下不顾国家利益，而趋于重利轻义或见利忘义。其二，容易导致跨境民族的思想游弋不定，缺乏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其三，在世界公民观念或超国家身份思想的影响下，或当民族国家公民定义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时，容易导致已经拥有他国国籍的少数民族有随时脱离该国的危险。其四，激发起一些种族、教派要求政治权力、自治或独立的运动[16]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