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关于「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上了几次热搜，被摘出来的词条是「八成大学生想生两娃」。当然，这是对研究内容的一种曲解。
他们收回的这些数据，或许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年轻人的真实想法——
年轻人依然期待婚姻和生育，但比起上一代，他们更在乎婚育给自己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他们也感受到婚育的巨大阻力；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想法也有明显分层。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比如明显的女孩偏好，70%的大学生认为，如果自己只要一个孩子，他们希望是女孩；再比如，只有6%的大学生接受非婚生育，在他们的认知中，婚姻与生育的绑定关系依然紧密。
文｜林松果
编辑｜金匝
调查，从生育率的困惑开始
人物：这次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源起是怎样的？
李婷：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困惑。如果我们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即便是2020年的七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到了45-49岁还未结婚的中国女性，也只有4%，而和我们类似的东亚国家，韩国女性的数据是9.8%，日本女性的数据更高一些，是17%，我们整个未婚率还是很低，不孕率大概也就7%，所以会感觉中国还是一个普婚普育的国家。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是另一回事——年轻人极度恐婚恐育，这些年，整体生育率又在大幅度下降。
人物：类似的调查有很多，我们要怎么去确认它是否真正有代表性？
李婷：我们的调查为什么聚焦在大学生，也是从技术层面来考虑，数据要有代表性才有意义。一般的年轻人抽样很困难，他们分散，不固定，流动性极大，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抽样框。大学生相对好一点，都隶属于学校，有一定的界限和边界，可以相对有效地去做一个抽样设计。加上现在大专学历及以上的年轻人，已经超过总体年轻人的一半，所以我们觉得大学生应该还是能代表年轻人的状态。
做调查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研究设计，是不是能够在全中国真正代表大学生群体。其实你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很多针对青年的调查，大部分就是在网上po个问卷，可以收几万份，但代表性是非常成问题的。什么人来填，有相当大的选择性，可能来填的都是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比较激进的，这就会让结果呈现一定的偏差。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规范的抽样框，抽30所学校，地域、层级、类型都不同，有东、中、西部，有双一流，也有大专和民办高校。我们研究了每个学校的规模，大概的性别比，专业分布和人数，针对每个学校又做了一套抽样方案，再由学校来定点发送到对应的专业和班级。这样的话，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能看到各个层级、各个地区、不同性质的学校的情况。
从事后的数据样本来看，整个抽样结果还是比较稳健，达到了我们预想的代表性。
人物：从整个调查结果来看，有哪些是你们意料之中的，又有哪些是意料之外的？
李婷：总体不算特别意外。如果说有一点意外，是大学生的结婚意愿和理想子女数，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高。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跟别的网络调查相比，我们这个结果太高了，我们能感受到，很多都是在一线城市，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的婚育意愿特别低，但实际上从全国来看好像没有想象中悲观。
谈数据，不是女孩偏好，而是二男回避
人物：有个数据我比较惊讶，在理想子女数为1的群体中，70%的人选择了只要一个女儿。
李婷：这个稍微出乎我们的预料。其实在城市，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女孩偏好，但是我们也没想到在农村也这样。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调查群体是大学生，那些有很强的男孩偏好的人群还没有触及到。我觉得，与其说是女孩偏好，我们更多会说「二男回避」，不是不喜欢男孩，而是避免生两个男孩。
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转向——如果你看数据，会发现家里如果头胎是男孩，很可能就不会再生了，如果是女孩，就很有可能生二胎。原来我们会说，这是男孩偏好，好多家庭都是姐弟组合，现在呢，华中科技大学的石人炳老师他们调查发现，情况还是一样，老大要是男孩，生二胎可能性就下降了，但大家的理由调转了——头胎生了男孩，会非常担心老二也是男孩，但是如果头胎是女儿，大家都会说，哎呀，你老二随便生，生儿生女都不怕。所以现在所谓的「姐弟组合」，这种现象的内在根源已经变化了。
人物：很多人看到姐弟组合，下意识觉得家里在追着要一个男孩，可能也不全是这样？
李婷：其实是为了避免二男，这也体现了现在婚育成本进一步推高。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教育制度下面，女孩在养育方面还是很有优势。你看有很多段子，说所有的育儿专家，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专家，是因为他们生的是女儿，如果生了一个儿子的话，所有经验都没用了（笑）。现在大家都说要精细化养育，你就会发现，养育女儿会容易很多，儿子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
李婷：男性和女性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我们调查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婚姻和生育，还是有期待，但是这种期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ta们觉得，为什么要谈恋爱，是想找一个人互相支持，共同进步，为什么生孩子，也是想体验和孩子一起成长。ta们更强调婚姻和生育给自己带来的精神价值、情绪价值，这是我们论文想强调的一个转向。
女性就更复杂了，她们其实是在追求自身的发展，现在女性的成就越来越大，尤其是到了今天，女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男大学生，她们对自己的期许，和传统家庭中对她们的定位，有很大的冲突，这是她们感受到的阻力；同时，女性也在追求一个更平等的关系，但是男性和女性在看待这个问题上是很不一样的。
人物：关于女性的困境，戴锦华老师也有过相似的表达，她说中国80后、90后这一代女性，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长大的，父母对她们的要求，不是望女成凤，而是望女成龙。
李婷：对，所以我们就在讲，这一代女性，独生子女多，特别城市家庭的女儿，父母都觉得养儿养女都一样，而且从现在的教育模式来看，女孩更早熟，自制力更强，从大学录取率到研究生录取率，女性都展现出了优势，所以她们对自己也有很好的期许。
李婷：我们在调查里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理想家庭中有几个孩子，80%的大学生选择了两个，这比我们想象中乐观；另一个是意愿子女数，你打算生几个孩子，只有40%的大学生选择了两个，平均的意愿子女数是1.36个。
可能在大家潜意识中，还是对所谓「子女双全」有追求，实际上不光是中国，在国外的很多调查中，大家的理想子女数也是两个左右。从社会更替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果一家生2.1个孩子，那么社会会是一个平稳更替的状态。
说回这个数据，我们在设计问卷的时候，也有学者建议说，这些大学生都没结婚，有的甚至都没对象，你就问他们要生两个孩子，这有意义吗？但其实我们设计的时候，不是在看「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的绝对值，这个数字，甚至人的生育意愿，其实是所有观念中最易变的。但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数字的差异，看到年轻人到底感到了多大的阻力，这样看待这个数据会更有意义（统计数据显示，非农户口、「双一流」高校、女大学生群体，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显著超过了对等的其他类别大学生，说明这一群体感知到的生育阻力较大）。
东亚的无限责任制，东亚的生育塌陷
人物：在今天，我们常常会提起日韩岌岌可危的人口出生率，作为一个人口学家，您会觉得日本和韩国是他山之石吗？
李婷：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层面还是挺相似的，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在走日韩的一些路。韩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0.78，为什么这么低，就在于他们的不婚率比我们高，而且现在还在提升。如果中国的不婚率一直降低，我们的生育率也会降低。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结婚率和生育率这么低？
第一个层次，最表面就是大家不想生，不敢生，结婚和生育的成本太多，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太大，可能会拖累自己的生活，也要面对双方家庭的很多矛盾。
再往下一个层次，我们是要问，这一代年轻人和过去为什么不一样了？首先是因为社会变了，我们的生命历程去标准化了，以前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要工作、结婚、生子，没人会问为什么我要结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现在社会时钟变了，受教育程度不断拉长，而且大家参差不齐，比如现在要读完研究生才能找到工作，工作了，再奋斗几年，一下就到30岁了，婚姻准备期就不断拉长。
今天的社会，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或者说，虽然主流思想还是应该结婚生子，但社会可以容忍个体的不同选择。社会的公共服务，比如养老等等，也让独自生活成为可能，年轻人不需要一个家庭来维持生存了。
人物：美国的社会学家切林说过，婚姻不是基石，而是顶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可以看见，婚姻好像成了勇敢者的游戏，是奢侈品，大家期待的婚姻，是那种强强联合的婚姻。
李婷：现在婚育的成本在不断提高，个人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因为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在增加的，所以在西方社会，高收入的人，虽然结婚晚，但是结婚率总体更高，且更稳定，更不容易离婚——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好的婚姻，是成功的标志，可以维系财富，增加财富，培养更好的子代。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ta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也有期许，找一个对象，不是期待ta能让你实现阶层跃升，但至少不要拖累自己现在的生活品质。现在大部分的结婚困境，就是大家要求伴侣，既要有精神上的沟通和支持，还要有物质基础。如果只有一个目标，那相对简单，但如果要达成多项目标，婚姻市场上的摩擦和难度就会更大了。
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在国外，婚姻逐渐变成一种「顶石婚」——男性想达到女性的择偶标准，成本越来越高，不断拉长自己的工作和财务积累年限，才能吸引到自己满意的女性，所以婚姻就变成「顶石」，变成成功的标志。
人物：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在一些地区，结婚和生育依然是强关联的，比如东亚？
李婷：东亚生育率低，相当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婚育绑定。因为各种原因，大家不结婚或者无法结婚，但社会整体又不太容忍未婚生育，所以生育率就没有这部分的补偿。但像北欧冰岛这些地区，有50%的生育是在婚外发生，不结婚就生孩子，是很正常的。这中间有极大的文化差异，东亚的婚育绑定，使得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生育洼地。
即便是现在，我们绝大部分人依然认为，生孩子应该是在婚内，婚外生育不被社会主流接受。你看我们做大学生婚育观的调查，问大家对婚外生育的接受程度，大家对不婚、丁克的接受程度都要更高，婚外生育、闪婚和婚内出轨，这些是并列最低的。我们也研究过女性的婚外生育，你会看到这种新闻下面，反对的意见都大于支持的意见，我记得反对意见的第一条，说这「意味着包二奶合法化」，这是我们学者想不到的答案。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婚外生育接受很低，一是以前长期的污名化，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东亚社会对子女的无限责任。大家生孩子，会想到如果孩子没有爸爸，会被污名化，孩子的性格会不会受影响，一些想离婚的妈妈也会担心，离了婚，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性格。这背后都是一以贯之的无限责任。
人物：「无限责任」，可不可以再展开说说？
这种密集型育儿，跟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很接近——我们是对下一代高度负责的文化。不管是以前为了传宗接代，还是现在为了对孩子的美好未来负责，使得我们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会更加谨慎。你看国外一些国家，生孩子不会考虑孩子能不能养活，会不会有好的教育，他们是有限责任，我们是无限责任，整个东亚文化中，我们都会思考这些问题。
人口问题，本质上其实是人的发展问题
人物：低迷的婚育意愿，只是社会现实问题的缩影，而不是症结。如果要缓解这种情况，就要看公共政策能有多少作为。在公共政策层面，你觉得还有哪些空白？
李婷：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专家提意见，大家能做的、能推的，也在使劲推，但我觉得，婚育率的变化是环环相扣的。
在理想情况下，一个社会最终要促进人的发展——国家经济发展了，保障了年轻人的就业，年轻人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也包括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发展，比如大力发展托育，这些又让年轻人更多地解放，有更多选择，促使他们在工作上更投入，这就会进入一个正向循环。但如果它是一个负向循环，年轻人工作就业不行，婚育意愿就低，更加无欲望，更加低迷，这样经济也会更低迷，这就是一个负向反馈的过程。
人物：在大学里，你也会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什么样的面貌？
李婷：现在的社会氛围，在大学以前，大家还是谈到「恋爱」就色变，是压制的，但是一到大学，都会催着你赶快找对象，甚至大学毕业之后，就应该马上结婚定下来，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异性交往，不知道怎么处理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近异性，怎么开始一段恋爱，要么就会出现极端的冲突。
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从不同阶段，小学、中学，都要教孩子怎么去和异性交往，（父母）不如用正常的方式去引导，更加容忍和开放。而且情感教育和挫折教育，都很重要，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我觉得也会是最长效的。
人物：包括今年夏天出现的很多新闻，我们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厌童情绪。
李婷：是，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一个婚育友好的社会。所谓婚育友好，有非常多的面。一个社会能不能容忍儿童，它的环境和空间的设计，能不能更加有效，不会让大家觉得儿童很烦、很吵、很乱，也能够让家长觉得舒适和安全，这其实是整个社会和文化中全方位的设计。
李婷：会有一些，但现在这个阶段，大部分政策还没开始多久，要看到效果还为时尚早，无法评估。总的来说，这种政策一开始可能会有效果，但可持续性如何，可能会有一个阈值，能被激励的已经被激励了，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就砸不动了。其实在国外也是相似的情况，砸钱对中低阶层的人有效，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来说，他们会觉得这就像是，买一辆车，送你一个鼠标。
人物：人口结构是另一个大家比较忧心的问题。你之前也讲过，比起出生率，其实人口结构更需要担忧，你最关切的是什么？
李婷：其实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很多结果——第一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可持续，工作的人更少了，需要支出的养老金和医保却增加了。简单来说，就是更少的人供养更多的人，那么社会资源就要供养，而不是投入到生产和发展；一些人也会提到创新，比如梁建章老讲，社会老龄化，大家就会趋于保守。包括消费规模下降、消费结构的改变……这些都会对我们不利。
但我可能是一个偏乐观主义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但社会的技术、形态和结构都会不断迭代，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就像现在AI大范围使用，可能很多劳动力最后都被AI替代了，但乐观来说，是不是也意味着，人口少一点，区别也不大？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想象。
人物：作为一个人口学家，你会看到非常宏观的政策，也会看到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的爆炸与衰亡。那站在现在这个节点，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李婷：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总是在迷雾的十字路口。举两个例子。
在人口学上有一个很知名的理论就是「马尔萨斯陷阱」。这个理论说的是，在农业社会，为什么人口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增长。今年丰收了，大家就多生孩子，但是当人繁殖的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这个系统肯定会崩溃，就会出现战争、瘟疫或者饥荒，人又降下去了。但实际上，在19世纪初，这个理论被提出来的时候，西方社会一只脚已经踏出了这个陷阱——工业革命开始了，人口很快开始大幅增长，人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另一个案例是，二战后，因为技术发展、公共卫生的改善，中国、印度、非洲、拉美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都涨得很快。这时候，一些人口学家就有「人口悲观论」，觉得人太多了，地球无法承受，希望控制人口。197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议题就是希望中国和印度开始计划生育。但其实当时，连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的生育率已经在下降了。在一孩政策实施之前，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二点几，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生育水平。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站在迷雾之中，可能不知道，在你担忧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解决方案已经出现了，但你可能又摇摆到一种新的困境中去，所以，与其用过去的经验，来绝对化地看未来发展，还不如做好当下该做的事情，边走边看。